《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章节试读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的笔记-第229页

卡尔.波拉尼及其门生和忠实追随者对这批见证表示怀疑。他们勉勉强强作了一番研究，便提出一种解释，几乎是一种理论：经济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次集合体”，它受社会生活的包围和约束，只是很晚才摆脱这种束缚。按照波拉尼的说法，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充分扩张，才能产生“伟大的转变”，“自动调节”的市场才发挥其真正的威力，制服在这以前始终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因素。……总之，必须在贸易（交换）和市场（自由调节价格的市场）之间作出区分，市场的出现在上个世纪是头等重要的社会大变化。
可惜的是：全部理论要求作出的区分竟建立在几份杂乱的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在一场关于十九世纪“大变革”的讨论中谈论“波特拉奇”或“库拉”（而不提及十七和十八世纪十分多样的商业组织），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这同在谈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的婚姻规则时使用列维-施特劳斯关于亲缘关系的解释一样不伦不类。
其实，波拉尼没有作任何努力去研究历史那具体而多样的实在，并以这一实在为出发点。只字不提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或者威廉.阿贝尔，或者关于价格史的许多经典论著。为了解决所谓“重商主义”时代的市场问题，他总共只写了二十行字。今天的人类学家不幸已使我们习惯于他们对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惟其无知，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容易了。
布罗代尔对波兰尼的批评很犀利。另外人类学家作为一个群体躺着中枪了，不知是否有点儿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