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张宝贵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01出版)
出版日期:2001-1
ISBN:9787202028025
作者:张宝贵
页数:226页
章节摘录
书摘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其全部思想中，杜威教育学说的介绍与应用相对而言最为完整、准确，最少分歧，在实践中成效也是最大的，但误解也不是没有。比如蒋梦麟在介绍杜威的伦理学时，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蒋梦麟的讲法就有欠妥的地方。他把“知”放在前，“行”放在后，只有相对的正确性。因为在杜威的哲学中，“行”是本体的基本范畴，而“知”不过是一种工具。可见蒋梦麟对杜威的整体把握还不够，所以他的话难免片面。后来胡适在讲杜威的教育哲学时，准确地矫正了这些误解，说明“这种行为，自始至终，只是一件贯串的活动，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知也是外，行也是内；动机也是活动，做出来的结果也是活动。”所以活动是根本性的。而陶行知后来“行是知之始”的提法，以至于更名为陶行知，道理也是如此。 之所以出现类似的问题，接受者主观的原因当然是有的，但杜威本人则要负主要的责任。因为他在强调教育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忽视了知识教育的独立作用。不镰，抽象知识最后应该服务于生活，但传授时保持自己相对的“抽象”也属正当、必要，这是分工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与标志。杜威看不过传统教育的种种负面作用，这当然很好，但如果走到极端就未免矫枉过正了，人们理解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即便到了自己学术思想的成熟期，杜威也没有彻底克服这种偏见，所以60年代美国人看到苏联卫星上天，就把自己国家教育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杜威，倒也并非全无是处。 无论如何，杜威在中国掀起的教育改造风潮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他所推行的民主教育、实业教育，对中国的文化普及、新文化运动的纵深发展都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即使是在今天，我们所实行的教育改革在某些基本方面，也并未离开杜威当时的思路。 这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归于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就是建立在杜威教育哲学之上的。这样说并不过分，只要考虑一下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考虑一下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人熟悉的那些“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字眼，就会有一定的体会。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杜威那本《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中国各大学教育院系通用的教材；各师范学校附属学校也均纷纷效仿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做法，改称实验学校，进行教育实验；1920年杜威在清华大学讲演期间，他特意致函给负责人约翰·克鲁斯，提议把清华大学改为四年制的大学，并选派一些可造之才到美国留学，此提议很快被采纳；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还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上出自杜威的教育原理，比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1922年中国实行的学制改革，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也都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贯彻。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杜威的夫人奇普曼和两位女公子当时也为中国的教育改造出了不少力。尤其是奇普曼，她在中国协助杜成积极推行教育中的男女平等主义，杜威在南京讲授教育哲学时，她也做了讲演，其间女子第一次被允许参加她和杜威的讲习班，其贡献的确值得纪念，所以当时她就被授予了金陵女子学院名誉院长的称号。1929年中国学生代表团出访纽约，还特意到杜威家看望了奇普曼，并授予了她家一枚勋章，后者成了奇普曼全家珍贵的纪念品，当然也代表了杜威对中国教育改造运动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双星荟萃 在中国的文化交流史上，能为华夏民族留下深刻记忆的国外人物并不多见，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漫长封建社会顽固的闭关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尽管种种惨痛的记忆永生难忘，中国还是主动请来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并留下了较为良好的印象，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屈指算来，其中有来自印度的著名诗人泰戈尔，来自美国的杜威，1922年访华的美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杜威的同事克伯屈，来自英国的思想家罗素等。不管是迫于压力还是出于自愿，当时中国人把国外这些著名人物请进来的动机还是明显的，那就是睁开眼睛之后，发现外面别有洞天，人家有很多东西都比自己强，于是只好放下架子，想向人家学点灵光的东西。 接下来的事实改变了中国，一些青年学子纷纷涌向国外，涌向美国、日本、英国、法兰西等发达国家。虽说里面也不乏镀金想法的人，但大部分人的确都抱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大部分人受到重用，并很快在国内折腾出了不小的名堂，新文化运动就是突出的表现。这些留学生凭着已经取得的地位和在国外的一些关系，反过来又请来了国外那些著名的学者，或访游，或讲演，在国人和社会当中激起了阵阵波澜。大大小小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竞相吐艳，各种西方思潮连同文学作品也随之蜂拥而入，康德、尼采、培根、达尔文、叔本华等等西方著名思想家成篇累牍地介绍进来，知识分子至少在表面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光，一些像胡适之流的著名学者甚至还赢得了地方军阀的敬意。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交流热潮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难怪多年之后胡适在哈佛大学的讲坛上不无得意地宣称：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尚不论胡适的话是否言过其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场运动中他们请来的人物确是重量级的，因为在当时世界的哲学乃至思想界，杜威是数一数二的，而罗素的地位也与前者不相上下。能把他们请过来为中国说说话，也的确值得骄傲。 罗素是在1920年来华的，晚杜威一年有余。中国学术团体请罗素来华讲学的念头也是由来已久，请到杜威之后他们就开始筹划此事。在得到罗素的允诺后，为了使国人有所准备，他们还请杜威专门介绍一下罗素的思想。于是在1919年年末，杜威在北京特意做了“当代三大哲学家”的演讲，包括美国的詹姆士、法国的柏格森，再有一个就是罗素。 作为世界思想界的两大巨擘，杜威和罗素两人并不陌生，早在1914年的时候，他们就在美国首次碰面。那年4月，哈佛大学著名的形而上学俱乐部举办年会，筹办者同时邀请了这两个人参加。由于二人相互间慕名已久，初次见面也就显得格外亲热，22日欢迎宴会上还特意坐到了一起，进行了密切的交谈。次日宣读论文后，杜威还参加了对罗素论文的讨论会。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中国历来被看作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总是拒绝多于吸纳，中国的落后，也一直被与这个民族性自然挂起钩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误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心理并不完全表现为保守和封闭，而一直也是开放的，像周穆王西巡会王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白马东来”把印度佛教输入到中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朋友，谋求与世界的交流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特别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直接刺激下，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开始了让西学东渐的艰难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人面前展现的就是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自此以后，可以说中国文化、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与外来的刺激分不开。特别是发端于1917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种交流变成一种常规，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的切磋。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大胆拿来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接待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基于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把中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样式，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而是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范畴的新文化。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化和文学运动，如果不以外国文化文学作为参照系，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基本品格。 要了解就需要先介绍。国外的思想学术著作车载斗量地被翻译过来，国外出现的任何新思想、学术思潮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被介绍过来，很多当时在国内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怀崇敬之情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在西方历史上或现时的思想家中寻找自己的偶像，直接拜师学艺或自认为私淑弟子，如徐志摩私淑罗素，胡适私淑杜威，他们还创造种种条件，让自己的老师来到中国进行游历和演讲，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思想家，而中国国内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借此大肆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如出过什么“杜威五大演讲”“罗素月刊”，而且陪同他们在中国各处游览，演讲，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在中西文化的这种生动的交流活动中，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即“西化派”和“传统派”，后者也称“东方文化派”。“西化派”的主要代表是胡适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但以什么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将来的新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心目中，实际上也是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图景就是西方文化图景。陈独秀1918年就断然宣布：“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而胡适则更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很明白地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金盘西化的。”(《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与此相对，以梁启超、辜鸿铭、渠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受罗素、泰戈尔的影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这两种力量一直在进行着争论，在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来到中国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着争论，而这些外国思想家的到来只是加剧或重新引发这样的争论而已，争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而五四以来的中国东西文化之争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化之争，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国人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
书籍目录
杜威在华经历 （张宝贵）
杜威小传
远东之行
风云际会
杜威眼中的新文化运动
思想改造的设想
教育改造的设计师
双星荟萃
难舍深情
杜威在华讲演精华 （杜 威）
平民主义的教育
学问的新问题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大学与舆论
思想的派别
伦理演讲纪略（第十一次）
伦理学讲演纪略（第十二次）
伦理学讲演纪略 （第十三次）
教育与实业
教育与实业（续）
南游心影
南游心影（续）
南游心影（续）
自动的研究
习惯与思想
习惯与思想（续）
中国文化界对杜威的评论
实验主义与新教育 （陶行知）
杜威之伦理学 （蒋梦麟）
杜威之论理学 (刘经庶)
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胡 适)
杜威的教育哲学 (胡 适)
实验主义 (胡 适)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 适)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哲学的改造 (胡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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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要论20世纪美国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名人，杜威大概是首屈一指了。他选择五四时期最有利的时机来华讲学，使他的实验主义（许多人习惯上称之为实用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产生了信奉其思想和学术的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伯苓等一批有作力、有号召力的名家。
作者简介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知识界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在那幕由知识分子主演的历史大剧中，有一段饶有兴味的插曲，这便是世界文学大师杜威被中国知识界极其隆重地迎在中国游历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