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寻思录
出版日期:2015-7
ISBN:9787304070455
作者:林贤治
页数:417页
内容概要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沉思与反抗》；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革命何为
一 词源学 .......... 5
二 本体论 .......... 21
第二章 千年契约：政府与人民
一 蓝图乌托邦 .......... 47
二 人民主体 .......... 62
三 权力的僭妄 .......... 76
四 革命发生学 .......... 90
第三章 革命过程
一 匮乏的人群 .......... 121
二 革命者及其组织 .......... 151
三 知识分子与思想传播 .......... 196
四 暴力 .......... 231
五 民族。国家。世界气候 .......... 272
六 流产或新生 .......... 313
第四章 革命：戏剧仍在继续
一 元革命与再革命 .......... 349
二 当代世界与革命 .......... 368
作者简介
《革命寻思录》是一部长篇随笔，革命构成它的主题。近代以来，革命以它特有的震撼力改写了世界历史，它不但改变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版图，也改变了广大人们对社会前途和自身价值的看法。二百多年来，革命家、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对革命作过各种不同的叙述与阐释。作者涵泳其中，结合法国、美国、俄国三大革命个案，介绍了相关的理论观点，并根据某种内在逻辑进行整合；对革命的一般性特征，革命与知识分子、精英与大众、组织与权力、意识形态，社会动员，暴力，社会运动与改革、主权与宪政等诸多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讨。最后，批判了西方学者所谓“历史的终结”的流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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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出版对话录《告别革命》，声称要从此告别一切革命，而代之以改革。言论一出，很快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争议也一直持续至今。2013年，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邀请荣剑、秦晖、朱学勤等学者再议“告别革命”，提出了不少质疑意见。2014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与格瓦拉的老战友德布雷再次就革命问题进行通信讨论，并集结为《两面之词》出版，也基本延续了“告别革命”的思路，认为革命的神话是现代迷信之一。今年8月，林贤治推出《革命寻思录》，在书中梳理了国内外众多有关革命的史料、理论和思考，在为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的同时，也是试图系统性地驳斥“告别革命”论。诚如阿伦特所言，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而新世纪围绕“革命”产生的反复争议，则成了国内一张最敏锐的观念弹床，它把暴力、平庸之恶、意识形态、传统、现代性、全球化等或时髦、或古老的概念都一并抛到了高处，供人辨认，也供人辩论。倾听“告别革命”的这诸多回声，争辩似乎不但不会终结，还将被一直带入未来的深处。▽与其恐惧暴力，不如揭开暴力的机制上世纪90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最张目的一个理由是革命过于暴力，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惨重，后遗症也太大，于是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的方式来完成社会转型。针对革命暴力说，秦晖曾将之视为一种靠不住的假设，他指出“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林贤治则指出无条件地反对暴力实际上无济于事，暴力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即使考察“告别革命”的学者们赞同的英国改良，它也不是一段“和谐一致”的历史，而是一段“富于戏剧性的、五光十色的、而且常常是暴力的历史”，因此相比一味恐惧暴力，更重要的是揭开暴力机制的复杂性。在这一揭示过程中，林贤治提请我们注意“暴力压迫”和“暴力反抗”的区分，并进一步提出了暴力合法性的问题。正如韦伯所说，“国家是唯一能合法地使用暴力的组织”，以致在国家架构下使用暴力的权利只会属于主权者。而一旦在专制政体中，这种合法性暴力经常会有被强化和滥用的倾向，从而形成暴政和恐怖。因此，在林贤治看来，反抗者的暴力合法性无法通过国家来授予，而是根源于人民的“原始主权”，当人民的意志受到阻遏之后才被迫使用。理解起来，或许有点类于集体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当然，确立“暴力的合法性”并不能消除暴力本身巨大的破坏性，因为反抗者的暴力运转起来也可能像火烧连营一样失去控制，从而沦为血腥的杀戮。对此，林贤治一方面认为“在有必要使用暴力时，只须考虑如何准确地命中目标即可。余下的事情不妨重温蒲鲁东的一句话：‘意外事物的丰富性，远胜于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他又引用了德里达的解释：“在创建精神病院时，就应考虑什么时候将它关闭，所有的革命精神都包含在这句话之中。”在阿伦特那里，林贤治或许还找到了更清晰的暴力使用法则：革命的暴力只能使用一次，手段也不能凌驾于目标之上，不然就会陷入一个循环往复的暴力怪圈之中，不可逆转！林贤治对德里达和阿伦特的引用，让我想起了海涅的那则寓言：在拉普兰，航海者为了购买航行所需的顺风去到巫师那里，巫师给了他们一块打了三个结的布帕。到了海上，人们打开第一个结，空气就开始流动并吹起恰到好处的顺风；打开第二个结，空气将剧烈颤抖，掀起的波浪将使得船只颠簸难行；如果人们连第三个结也打开了，海上就会刮起漫天的暴风，咆哮着连船带人一起卷入大海。拉普兰人在买风时，自然也担心在远洋会因为醉酒而在迷糊状态中打开那个最危险的结。为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风险，他们会跟巫师讲明，他的布帕只需要一个结就好了。然而，事与愿违，巫师出售的风是一揽子买卖，航海者必须为这三种风一起付钱。在此意义上，革命的暴力有其重要性，也随带风险，重要的是使用者的自制。对告别革命者而言，革命暴力的重要性是可以被替代的，因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林贤治认为“告别革命”论借此派生了一种“自然进入”的理论，这种理论表明“在无需任何社会运动和舆论压力的情况下，统治者可以实现自我调节，所以革命纯属多余”。而事实上，林贤治强调来自上层的革命，最多只能称作“次革命”，并不值得信任，因为“由于现行政府当权派已为自己的利益所规定，因此，不是出于胁迫，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革命群众是否可以信任？“革命（Revolution）”一词源自天文学，拉丁文意为“绕转”，指的是行星围绕某一中心不断做圆周运动。在政治学上，革命不但因此有了“复辟”之义，还附带了“动乱”、“灾难”等消极暗示，似乎所有革命都将在原地打转，并吞噬自己的子女。在《两面之词》中，李泽厚的学生赵汀阳和法国的德布雷都重申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赵汀阳将革命之所以陷入循环的原因归之为不变的人性，认为“在革命的激情过去之后，卑微的人性又使一切很快恢复原样，各种问题没有改变……卑微的人性一直都在拖革命的后腿”。对人性的失望直接导致了赵汀阳对群体的怀疑，德布雷则进一步将群体塑造成一种新世纪的压迫，“19世纪的硬核和中心主题曾是经济上人剥削人的问题；20世纪则是政治上人压迫人的问题；而21世纪无疑需要思考群体对个人的心理强加，或者集体思想对个人智慧的压力”。换言之，在赵汀阳和德布雷看来，群体是不可靠的，政治行为以及群众运动充满了愚蠢冲动、信仰和盲目激情。革命也因此像是人类命运的一种冒险，可骰子却被“乌合之众”所把握。其实，在词源学上，不仅“革命”不那么光彩，群众也是如此。据埃克哈特•瑟默曼的说法，“群众”一词源自希伯来语“matza”，意即一个可随意揉搓的面团。面对群众在各种压力下的附从性，林贤治给出的答案是，革命本身会成为对群众的教育，从而实现从“群众”到“人民”的过渡——人民被视为终极价值和善良意志的总和。在林贤治看来，“群众不能只看作个人的简单相加，对群众性格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平常的社会生活的观察之上。处于运动中的群众和非运动时期的群众是不一样的，或者堕落，或者升华。在这里，不可小觑斗争运动对于人本身的改造的力量。革命是一项集体事业而非个人事业，它可以给个人奇迹般地制造出新的动机。易于促使群众达到暂时停止追求个人利益的地步。被称为‘庸众’的身上有一些新质产生出来，自私变得甘于牺牲，卑琐变得勇猛自信，冷漠变得热情参与，涣散变得集中专注，而悲观绝望则变得天真快乐，对未来充满憧憬”。而针对革命的循环无效说，林贤治则引用了亨廷顿的“完整革命”论，指出革命除了推翻统治阶级和旧制度的系列爆炸性行动之外，还应包括另一个阶段，即新政治秩序的创立与制度化。而衡量一场革命的成功程度如何，则应看其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因此，在处理中国历史时，林贤治不得不对“革命”和“叛乱”做出区分，他认为革命是西方的产物，革命与自由的结合赋予了它现代性。而中国两千年来一治一乱的王朝更替，其实不是革命，而是叛乱，因为“他们唯在争夺一顶王冠，没有能力去建造新的乌托邦，其实连这样的乌托邦也没有”。在这里，林贤治显然借鉴了阿伦特的区分：叛乱的目的是解放，而革命的目的则是以自由立国。她提醒说，要懂得避开“历史学家的陷阱”，即看重叛乱和解放这一最初的暴力阶段，而轻视革命构建的第二阶段。而赵汀阳对这一区分的看法恰恰相反，根据《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革命概念指的是“顺天”的革命，而现代则开创了“故意的革命”，这种革命强迫现实服从理想，因此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欲望或梦想。▽理想主义的弊端在把暴力的未来交给蒲鲁东的格言，以及让革命本身承担对民众的教育，林贤治在这里确实显出了其理想主义的一面，甚至还不乏一些天真的乐观。比如他相信阿克顿说的：“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宁愿他的国家贫穷、弱小，无足轻重但自由，而不要强大、繁荣和奴役。即使当阿尔卑斯山的小国公民，其影响不出狭隘的边界，也胜于当其阴影笼罩了半个亚洲和半个欧洲的专制大国的臣民。”就像写作者总在想象他的理想读者，林贤治似乎也在他的脑中塞满了革命的理想公民，而完全忽略了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文化心理和族群历史上的差异。接着这一逻辑，我们还不难发现，林贤治在讨论革命和革命者的时候，似乎预设了一个均质的、统一的世界背景，这片背景除了偶尔会划出“宪政国家”和“自然国家”的界线外，基本都是一致的，就连“宪政国家”，有时也只是作为一面照镜在遥远的彼岸显现。另一方面，在与“告别革命”的辩论中，为了使“革命”不再遭受指责，林贤治潜意识中把为“革命的合理性”辩护变成了为“革命的完美”辩护。为此，他对革命的内涵和外延，都做了很多“净化”处理。比如，为了表明革命的进步性，他认为“如果社会不曾发生变化，所有斗争，都不能算作革命”。又比如，他为了反驳革命的循环论，对中国传统的反抗和革命进行一刀切。这样的截然划分也出现在对加缪的判断上，加缪主张的反抗被认为是只及于近距离的、可见的目标，如地主、老板、监工、警察、官员等等，却不触及无形的制度。因此，“反抗是接受既定制度的权威性，最激烈的反抗恐怕就是推翻政府，但当另一个政府取而代之时，却不过是换了一块招牌。”加缪也因此被视作“仅是一位忧郁的诗人”。在这一转变中，林贤治的目标似乎换成了寻找“完美的革命”以及“完美的革命者”，而在抬高革命的同时，势必也导致了其余斗争的污名化。背后隐藏的信念是，他期望完美的革命能一举解决所有的问题。正如加缪所说的，在这个意义上，只可能有一次革命，它将是最后的革命，但是永远不会来临。它成了柏拉图式理念般高高在上的设计，因与现实土壤之间无法突破的隔阂，而只能在现实表面不断打滑。这是一种观念的圈套，为了达至道义领域上的无懈可击，而为观念本身加上过多的条件设定。在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而个体越来越弱小的今天，这必然导致革命辩护者成了无能为力的说理者，而行动和行动者也被强行拉入观念危机，陷于道德难题的争辩泥沼，并在时时审视中变得疑虑重重，泥步不前，最终导致行动在无休止的争辩中被层层过滤，消解成无。到最后，或许我们就只是褒奖了一个词汇而已。时至今日，观念的过度发达，已经很难再有坚实的确定性提供给我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接受观念与它的对立面共存。在阅读《革命寻思录》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过程，虽然一开始作者还试图给出一个自洽的系统，但越到后来，可能也因为过多的观点引用和资料罗列，观点和思维上的模糊、混乱，甚至矛盾开始不时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而成了本书的一个优点，书的内部构成另一轮辩论，它学会容纳对方的观点。▽变动中的现代性如果说，对“完美革命”的寻求可看作是应付“告别革命”时产生的观念陷阱，那么林贤治对革命现代性的迷恋则多少有些视野上的局限。林贤治认为，革命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现代性。而这个现代性是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普适观念构成的。但正如德里克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中写到的，孔子被从博物馆中请出来，革命却要被放进博物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革命已经过时，当然也不是出于告别革命者们的呼吁，而是来自原有文明的复活。林贤治强调革命的现代性，其实是把中国纳入西方世界的标准。但现在由于现代性越来越显著的负面性，西方作为现代化标准和经验唯一提供者的身份已受到了质疑，并开始接受不同国家的修正。这些修正同时也在构成新的现代性的可能参考。东亚“四小龙”，如今的特色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让它们自信地宣称自身所依赖的“儒家”传统不是“落后”的，而是成功的，这种主张得到了欧美“啦啦队”的响应和支持。林贤治对此并非没有察觉，他在《革命寻思录》中已经发现当下的革命无法再用原先的经典革命模式去框定，但他并未认识到这背后正是现代性本身在发生变化。就中国而言，以前的革命其实与反殖民密切相关，而反殖民即意味着要向西方现代性看齐，从而建立民族国家。列文森就将19世纪的中国变革描述为“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中国一词开始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原有的传统很快被视为落后的因素，而被丢进历史垃圾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自身现代性负面因素的显现，这些原来被视作糟粕的传统突然变成了可供他人仿效的现代性力量，中国模式也被越来越多人视作现代性的新样板。现代性的变化直接扭转了革命的方向，它变得更具有差异性和复杂性。它的目标也不再是为了实现自由和民主这么简单，文化、宗教、经济、资源等越来越多复古的因素重新又开始成为革命的缘由。林贤治所认定的从“自然国家”向“宪政国家”的不可逆的大气候，也变得面目可疑，在看不清的迷雾中不再具有完整的说服力。林贤治一度相信全球贸易体系的推进蕴生着革命的可能性，并促进自然国家的解体。然而，经济的现代化并不会包治百病。在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中，恰恰是发展，而不是自由、民主，成了最大的普适性。计算的冷酷开始和激情的火焰靠得越来越近，并侵蚀革命的观念和原则。人们不再由理想走上街头，而因为利益走上街头。这使我想起海涅笔下的那名银行家：“我的手如果放进右边的裤袋里，由于我的钱放在那里，当我的手碰到冷冰冰的金属时就不由得颤抖起来，我担心我的财产，这样我就感到我是一个王朝分子；反之，倘若我的手放进空空如也的左边裤袋时，那么一切担心会完全消失，于是我就有滋有味地吹起马赛曲的曲调并且投票赞成共和国！”所以，顾城也说：“利益性质的反抗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到了可以瓜分利益的时候，反抗差不多就沦为同流合污了。”此外，一种用钱买快乐的享乐主义把很多反抗事件，乃至革命本身拖至娱乐化的泥沼。各种“占领”开始变成嘉年华式的娱乐，人们装扮成各种各样的电影和动画角色上街。商品经济把暴力揉碎，用娱乐延缓，或挤压进消极的释放，要么成为弱者的武器，要么成为积压的戾气。人群的骚乱中充满了胆怯的退却、突然的进攻、故意的做作和无理的抓挠。就连娱乐下的民主，也把公民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在商品社会这个枯燥乏味的万花筒中，谭嗣同那样从牺牲中获得生命庄严感和使命感的基础在今天越来越被抽空了。换言之，林贤治指望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但不会催生革命，而是在娱乐的离心力中把革命甩得更远。原载于腾讯文化，请勿转载！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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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读了3分钟便觉得满目庸俗的书，谁来还我42！！！ -
高中时候读林贤治，因为他认识了不少人～嘿嘿，这本书是亲爱的若兰老师送的呢 -
所有统治都建立在屈服的民众的同意之上，推翻它根本无须承受什么风险，一个显而易见的手段，就是由民众收回他们的同意。简单不服从，暴君就会一无所有。如果人们等待自由需要一直等到他们在奴役下变得博学和优秀，那么他们可能真的要永远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