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书评

丝绸之路与中国梦

作者：孙泉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丝绸之路”并不会感到陌生。早在2000年前，始于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成为了中亚、南亚、非洲、欧洲等地区间经济交流、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据悉，古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有4000多公里。通过这条漫漫长路往来贸易的货物，以中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得名。可以说，“丝绸之路”从第一天起，就成为了东西方文明和经济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对促进各国之间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丝绸之路》一书是刘迎胜关于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和科学考察的成果。无论是草原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元素无处不在，中国始终是丝路的主角，中国古代文献的记录是最为丰富的，成于中国知名学者的著作也最具参考价值。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相互吸引的产物，从古至今，丝绸之路一直衔接着“中国梦”与“世界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老的丝绸之路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中华文明必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丝绸之路这个以和平、繁荣为内涵的历史概念与中国未来全球化发展的关系，中国在丝绸之路中占有什么位置，都可以在刘迎胜教授的新书《丝绸之路》中找到答案。《丝绸之路》分为两篇，上篇为“草原丝绸之路”，下篇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作者刘迎胜多年进行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和丝绸之路实地考察的最终成果。作者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对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具体线路，沿路民族、文化、名城以及相关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等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尤其对丝绸之路在中国与海外交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做了深刻的阐述。全书以时间为经，以文明交流为纬，系统阐述了两条丝绸之路的发端、发展过程，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文明类型及其相互交流的历史状况，展示了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宏阔历史场景，分析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全书史料丰富，视野广阔，分析客观，是学界公认的研究丝绸之路的权威之作。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着眼世界大局，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创造性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即刻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响应。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文化的吸引。丝绸之路这个以和平、繁荣为内涵的历史概念与中国未来全球化发展的关系，中国在丝绸之路中占有什么位置，都可以在刘迎胜教授的新书《丝绸之路》中找到答案。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西方大国武力崛起的“铁血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破除“国强必霸”的陈旧历史逻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关键阶段，我们面临的压力和阻力前所未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作出的重大决策。推动实施这一决策，必将对中国和平发展发挥重要战略支撑作用。亚洲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具活力和最富潜力的地区，也是当前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个焦点。面对周边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安全态势，我国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指明了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建设“一带一路”，有助于相关各国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各国关系协调与和谐，使沿线国家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同时，对保障我国战略安全、拓展战略空间、稳定能源供应、保障经济安全，突破遏制我国的战略包围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中国和平发展，既需要与各国经贸合作的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促进。习近平同志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强调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交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建设“一带一路”，需要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促进不同文明共同发展。这将有力推动形成“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当代文明交流盛况，为中国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一带一路”将中国梦与世界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相关国家人民筑梦的战略纽带。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关国家近年来纷纷提出针对这一区域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俄印等国的“南北走廊计划”、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世界主要国家针对这一区域的贸易自由化战略或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创造了机遇。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建设“一带一路”，能够充分发挥上合组织、东盟“10+1”、中阿合作论坛等现有机制作用，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这既能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条件，又能向相关国家和地区辐射“中国红利”，实现战略机遇的对接、交汇。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加快形成国际经济新格局，进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新形势下，中国积极倡导正确义利观，政治上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实际举措，既维护和实现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兼顾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这样的主张与行动，顺应天下人心，彰显人间正道，赢得广泛认同，搭建起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的桥梁，谱写新的追梦华章。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相互吸引的产物，从古至今，丝绸之路一直衔接着“中国梦”与“世界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老的丝绸之路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中华文明必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春风已度玉门关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王之涣描述边塞雄伟壮阔、荒凉寂寞的景象。玉门恰是丝绸之路无法回避的一个地理坐标，位于甘肃境内，在唐朝已属塞外，西域的玉石恰从这里可进入国门，因此凉州府的边防关卡被称为玉门关。丝绸之路从字面上看是一个地理概念，丝绸、茶器、香料等大宗商品运输于此，乃至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彼此融通，形成人类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繁荣之势，而读罢《丝绸之路》，愈发觉得仔细观察各个地理坐标上烙下的痕迹，比如民族大迁徙、昭武九姓、私家海图秘本，这些地理文化线索启迪读者调整以往局限的历史印象，重塑对丝绸之路时代欧亚格局的认识。以往，我们的认识停留在“唐三彩”、“郑和下西洋”、“张骞出塞”，倾向于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繁荣文化对外输出的产物，而作者刘迎胜以发生在昔日中亚草原、欧亚板块各个国家、民族历史进程的深刻变化提示我们，丝绸之路跨越中亚草原、海上联结欧亚板块，不仅走向西域、直抵昆仑，也不是一场试验或冒险，相反，它比我们想象的更长远，或者说更深远，一方面沟通了彼时因地理隔离显得神秘而遥远的东西方文明（我国早期神话中的“西王母”即源于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使得贸易、经济、科技、文化多方面的合作超越了地缘界限，“共赢”的内涵在极大的区域内得到了实践。与其说中国是慷慨的“丝绸”输出国，倒不如说中国作为草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分享了更多“丝绸红利”——中外钱币涌入、番货溢于中国、航海技术进步、海外作物引进、欧学东渐与汉学西传。作者对这些红利都给予富有趣味的描述与介绍，使得读者能够知道原来美味的“馕”的真名叫做“胡饼”，《曹冲称象》的故事来源于印度佛教故事，郑和使用的“牵星航海图”可以依据海平面与星系的相对距离定位，唐朝传入我国的多种西域宗教中的摩陀教即为“明教”……这些因“丝绸”而穿越疆域、穿越时间的地理文化标签留存至今，在刘迎胜亲历的三次（草原、海上、阿勒泰/游牧）丝绸之路科考长路中被逐一考证，以“物语”的形式帮助我们还原历史上那一次次精彩的跋涉。当一个历史事件与个人生活史产生真切的联系时，我们往往更愿意更多地关注、审视和思考这个事件，《丝绸之路》作者将这些动人的细节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用意也许恰恰在此。他并不直述克服地理屏障、气候条件、宗教文化差异的艰难，仅仅将法显西去取经等故事说与你听，留给读者足够的空间去得出结论。我们窥见，两千余年前，依靠行走和航海技术互联东西的丝绸之路就如此深刻地改变了当时世界和中国的面貌，那么在物联、互联更加便利的今天，“一带一路”将如何改变世界、中国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倘若不久后的未来，更多的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同事来到你的身边工作，你能否像唐朝、汉朝人民一样包容与接纳他们，更主动地去了解其民族习惯和文化？当你的购物车里装满了印度的纱丽、伊朗的手工编织鼠标垫、蒙古国的小酒壶，你在感受到丝路贸易着实改善你的生活品质的同时，是否会用实际行动为“一带一路”点赞？在吉尔吉斯斯坦旅游的你想张口向当地人问路，准备好的英文已在口边，却先看到对方一个真诚地笑容和一句地道的“你好”，你是否会从心底生出一种温暖，并且更愿意逛逛这个国家？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个人生活都会或多或少的与丝路产生新的联系，这其中肯定免不了困惑和迷茫，但适应和接受也许会带来难以复制的体验。“一带一路”的春风已吹来，我是期待着的。

作为历史、神话与现实政治的丝绸之路

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金陵读书2015年开春后第一场沙龙，很高兴迎来诸位的光临。今晚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与中华再崛起的地缘战略”。这个题目是我拟的，之所以要将丝绸之路与当下中国的地缘战略联系在一起讲，是因为当下学术界、思想界对于丝绸之路相关话题的热议，很大程度上是现实政治政策导向的结果。正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下半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所谓的“一路一带”的设想，才使得“丝绸之路”这个已经许久不被人提起的历史概念，重新成为公众和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之一。那么，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作为历史的丝绸之路、作为神话的丝绸之路，和作为现实政治策略的丝绸之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这是我在今天的分享中要重点探讨的话题。今天要讨论的《丝绸之路》一书出自我们南京本地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而熟悉历史社科类书籍的书友们也不难发现，我讲稿的这个题目，同样是受最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历史三调》一书思路的影响。在这里，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一直致力于人文社科精品图书出版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致敬和感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只是一篇读书会讲稿，所以很多论断只是根据我的阅读积累和直观体验而来，缺乏详细的数据和第一手材料的支撑。如果有谬误和不准确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丝绸之路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跟中华鼎盛期的中西方文化商贸交流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草原丝绸之路鼎盛状态的汉唐时期，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状态的宋明时期，中华帝国在那两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代的种种历史典籍上，从来没有用“丝绸之路”这个词来形容过上述中西文化商贸交流通道。“丝绸之路”这一名词的最早出现，源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的命名。他用这样一个名词，来称呼“从公园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也就是说，作为跟中华鼎盛紧密相连的丝绸之路，其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之前也一直被外国人所垄断，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法国学者玛扎海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论著，曾经长期是该领域最为权威的著作。就连2013年火爆一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丝绸之路》，也是出自美国知名旅行家比尔•波特之手。 刘迎胜先生去年8月份出版的这本《丝绸之路》，或许正是填补国内该领域研究空白的扛鼎之作。全书以时间为经，以文明交流为纬，全面系统阐述了两条丝绸之路的发端、发展过程，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文明类型及其相互交流的历史状况，展示了数千年来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宏大历史场景，分析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跟斯文•赫定和玛扎海里的论著相比，刘先生的《丝绸之路》可谓毫不逊色，甚至还更胜一筹。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刘先生的这本书创造出不亚于斯文•赫定和玛扎海里论著的学术价值，但是刘版《丝绸之路》里的概念、架构和分析框架，完全来自之前这些国外研究者的论著。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刘先生都不是最早的提出者。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丝绸之路与中华再崛起的关系，却不无尴尬地发现，这个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的东方文化概念，完全出自西方学术界的议程设定。从一百多年前李希霍芬的偶然命名，到这样的概念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方略之一，再到国内大规模展开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和研究，丝绸之路在中国的演化、传播和发展历程，刚好可以给萨义德的著名论著《东方主义》，提供一个完美的注脚。“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是在西方世界开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初现端倪之际。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李希霍芬选择了“丝绸”这一中西商贸交流史中最重要的商品作为通道的命名。按照这一命名的原本含义，丝绸之路的第一使命似乎应该是商贸交流。然而遗憾的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一书洋洋洒洒五十多万言，历数两条丝绸之路上各个国家的历史变迁，却几乎丝毫看不到对中西商贸交流的具体研究与分析。两千年以来，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跟西方交易了多大数量的商品？这些商品创造了多高的价值，带来了多少货币流量？商品的内在构成发生过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在《丝绸之路》一书里几乎找不到答案。当然，我们不能将此视为刘版《丝绸之路》一书的失败，因为在中国的诸多历史典籍中，或许都无法找到对上述数据与统计内容的记载。对于丝绸之路商贸数据的缺失，显然不能简单用黄仁宇式“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论断加以解释。因为同样一个国度，对于人口数、耕地数量、官吏数量，历朝历代都有着详细的记载。那么对于此，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以商贸交流作为第一要务的通道。无论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标志性事件的张骞出使西域，还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标志性事件的“郑和下西洋”，其政治、文化和军事意义，都要优先于经济意义。前者的直接出发点，源自匈奴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汉朝在西域寻求军事同盟；后者的直接出发点，则源自明成祖朱棣夺位成功后，借海外出行宣扬国威，进而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这两点，在刘迎胜的《丝绸之路》一书里很少被提及，却是研究丝绸之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丝绸之路”，一定要打破仅以商贸交流通道视之的神话。对于丝绸之路上奔波不息的小商贩个体而言，他们行走于丝绸之路的第一目的，或许的确是赚钱；但是对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丝绸之路更多承载着传播天朝文明与国威至远方的象征性意义，这也正是两条丝绸之路都与中华鼎盛期紧密相连的根本原因。同样没有出现在刘迎胜《丝绸之路》一书中的，是对于丝绸之路商业性之外诸多恶果的批判。对于西汉张骞开拓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不能只看到其对于汉朝缓解匈奴高压、向西寻求战略同盟的军事政治意义，同样应该看到：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汉武帝、以及汉代随后的几任帝王，陆续发动了对于西域各国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当时的西域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虽然有上述积极意义，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帝王开疆拓土的伟业雄心。在随后的历史中，无论是成吉思汗的西征，还是清代康熙、乾隆等帝王针对西域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丝绸之路都是其进攻的重要通道。因此丝绸之路从来就不只是一条和平的商贸文化交流通道，也是战争、侵略与征服的重要通道。而对于由“郑和下西洋”引向顶峰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很长时间承担的从来都是不对等的贸易交流。这具体表现为，郑和出访西洋各国，赠予或者以低价出售给当地人民以大量珍贵的中国商品，而从当地收获的商品数量和价值，远远不能与我们送出的商品相提并论。这样的商贸交流，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平等的贸易方式，而是天朝的羁縻和朝贡体系，在海外交流中的变相应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明成祖朱棣去世之后，下西洋行动才会在“劳民伤财，于国无益”的声讨中宣告终止。今天，我们再站在政治战略高度谈论“丝绸之路”，上述经验教训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首先，今天的商贸交流应该是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在市场经济逻辑下展开的交流，那种只为扬国威，而完全舍弃本国经济利益的交流方式完全不可取。其次，对于“一路一带”国际战略的开展，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应该是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层面，全方面跟上述路段国家开展合作，施加中国的影响力。最后，中国再崛起之后的地缘政治战略，也完全没有必要被传统“一路一带”的地域概念所束缚住手脚；除了“一路一带”上的国家之外，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等金砖国家、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西方欧美发达国家，都应该成为我们开拓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可选择地域；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全世界意义层面的复兴，而不能仅限于对当年朝贡体系所涉及的国家恢复影响力。2015年2月26日晚作于竹林斋（本文是本人为2015年3月4日晚金陵读书“《丝绸之路》与中华再崛起的地缘战略”沙龙所做的主讲讲稿，首发于本人的微信公号：蓑翁论书，微信号：wengonbooks，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