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变

出版日期:2015-5
ISBN:9787516161713
作者:陈辉

内容概要

陈辉(1964- ),男,浙江大学理学硕士、文学博士。曾游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印州瓦尔布莱索大学,泛学日本语言文学、工商管理、科学技术史等,现主要从事历史语言学和中韩关系史研究。论有:“中日美三国语言的文化比较”、“麦都思《朝鲜伟国字汇》钩沉”、“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等语言学及中韩关系史论文30余篇,著或编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等专著和论文集。现任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中国专门史、世界史和中国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书籍目录

目    录
概 要
引 论 官话研究存在三大可能性误导
上篇
第一章 泰西、海东文献所见洪武韵以及官话语音
第一节 从朝鲜谚解汉语韵书看15世纪洪武韵之“正音”地位的动摇
第二节 从崔世珍、金尼阁著作看16、17世纪洪武韵“正音”地位的名存实亡
第三节 从日本文献看明清更替后洪武韵的不再被尊以及“正音”概念的迁化
第四节 传统华夷观与洪武韵以及明清官话的关系
第二章 东西洋士人所记19世纪汉语官话之嬗变
第一节 新教传教士所认知的汉语官话
第二节 西方外交通商官员开始重视北京官话
第三节 清政府定京音为国语标准
第三章 官话管窥三则
第一节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第二节 《老乞大谚解》和《无罪获胜》比较研究
第三节 徽班何以进京成国剧
下篇
第一章 朝鲜与汉语官话
第一节 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与时俱变
第二节 “训民正音”与《洪武正韵译训》
第三节 崔世珍与《四声通解》
第四节 《音韵阐微》的影子——《华东正音通释韵考》
第二章 传教士与汉语官话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汉字的解析与认知
第二节 《西儒耳目资》与“三韵”兑考的基础
第三节 《无罪获胜》语言学探微
附录:《无罪获胜》汉字罗马字注音索引
第四节 《汉英韵府》所见官话
第三章 日本汉学家所认知的汉语官话
第一节 唐音学与冈岛璞及其唐话教材
第二节 文雄与《磨光韵镜》、《三音正讹》
第三节 《亚细亚言语集》等汉语教材所见北京官话
余言
一、明清两代究竟有没有过官话标准?
二、官话在明清两代的实际使用状况如何?
三、如何理解“正音”、“官话”、“读书音”和“口语音”之间的关系?
四、为什么泰西、海东文献对官话的记录描写比中国人自己的更加具体丰富?
五、泰西、海东文献所记录官话语音是否各有侧重?
主要参考著作
感谢的话——代后记

作者简介

概   要
现代汉语有普通话,明清时代则有官话,亦曰正音。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曾经有许多现当代语言学家错误地以为,北京从元朝开始除明初有一段以南京为都外,一直都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首都,所以,明清官话一直是以北方音系为标准音的。如:罗常培认为“从元朝到现在六百多年间的普通音,都以北方音作标准,大体上没有什么变迁”;王力认为“至少是六百年来,全国都承认北京的语音是‘正音’”。然而,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学界以鲁国尧等为代表的学者突破传统音韵学的方法,用“文史语言学”等新的学术手段,研究并提出了“明代官话之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假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有人坚持认为明代官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有人通过传统音韵学的方法分析比对了明代相关韵书音系,认为其与南京音相近,从而唱和鲁国尧的观点;有人认为,官话并没有标准,韵书反映的只是读书音,而非现实通行的官话语音;有人将官话分为北方系官话和南方系官话,前者以北京音为标准,后者以南京音为标准等等。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近年,鲁国尧在大力提倡通过文史资料研究汉语语言史的同时,本着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的严谨态度,将观点退宿到了“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而何九盈也是通过对文史资料的梳理述论的方法,提出了明代乃至清代,有南京官话、中原官话、北京官话等等“蓝青官话”,论地位北京官话、南京官话最为重要,每一种官话各有各的基础方言这样的观点。
古人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学习和分析既有官话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笔者惊奇地获知:至今发现的最早使用“官话”一词并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文献不在中国,而是在海东之国的朝鲜(韩国与北朝鲜曾经共有的历史朝代);最初明确“官话”即是“正音”的是来自泰西也即欧洲的耶稣会士;最早直接断言明代官话正音以南京音为则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首先预测北京音将成为官话标准音的是19世纪初之英国来华传教士;而最早系统性地将北京官话作为朝廷官方语言编出教科书的是来自英国的外交官。于是,笔者通过挖掘这些欧美来华传教士、朝日等国汉学家有关明清官话的文献遗存,辅以传统音韵学的方法分析他们的汉语音韵学著作之声韵母结构体系,对整个明清两代官话正音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揭示出了较为清晰的明清官话正音的发展轨迹。这可以说就是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与成果亮点。因为这样的研究,既可以宏观性地综合相关历史文献对于明清官话性状的明确叙述,又可以微观性地分析出不同韵书对于明清官话音系的反映;既可以获悉官话使用者之间因立场和用途的不同而对官话产生的认知差异,又可以通过欧美、朝、日数种汉语韵学文献互证同一时期汉语官话的发展状况,从而弥补了单纯历史文献综述的泛泛而谈之缺陷,更避免了传统音韵学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结论的风险。例如,单纯用方言比对推测古音的办法,有人得出结论说《西儒耳目资》反映的是山西音,有人说是北京音,有人说是南京音,又有人说是杂糅了南北音系的读书音等,众说纷纭;又例如,有人用对音法研究琉球官话教材,得出结论说它们反映的是北京官话,而有人则说是南京官话,同一个文本,研究结论却是大相径庭。而笔者则是文史语言学、传统音韵学并举,欧美、朝、日诸方文献互证,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笔者研究认为,明清两代的正音与官话是深受皇帝以及士大夫们的华夷观、京师所在地以及南、北两京制度、南北经济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所左右的。
朱元璋立明之初,为彰显自己是真正的“中华”天子,恢复汉人唐宋旧制,通过敕文诏谕,一方面,谴责传统的中原地区已经受百有余年胡俗之害,包括语言在内,需要恢复中国之旧;另一方面,对于“中原”之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认为他的老家凤阳和南京等地才是真正“道里之均”的天下之中心,而河洛地区实际上偏处西北,以往被称为“中原”,只不过是秦汉唐宋历代皇帝美称其肇基立都之地而已。洪武八年(1375)之前,朱元璋欲立都凤阳,造为“中都”,所以,宋濂等文臣迎合皇帝的凤阳口音,美其名曰“壹以中原雅音为定”,颁布了《洪武正韵》,作为正音官韵,以实现同文之治。该书序言中,为否定以往传统韵书,指责沈约是汉语韵学失正的罪魁祸首,曰:“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然而,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改变了主意,下诏定南京为京师,并在翌年下旨修订《洪武正韵》,将其从七十六韵改为八十韵本,使其稍稍回归到了夹杂着吴音的“江左之音”。随着南京京师地位的稳固和对南京话的熟悉,以及最终放弃迁都传统中原地区的计划,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不便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否决以凤阳音为基础方言的《洪武正韵》,而重新肯定“江左之音”的传统韵书音为正音标准,只好又下诏定孙吾与所编韵书为《韵会定正》,而这本韵书实质上“本宋儒黄公绍《古今韵会》,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韵归一”。朱元璋此举,使得官话正音标准又回到了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洪武正韵》则失去了正韵的实际功能,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摆设,只在正字规范上贯穿整个明朝发生着效用。其后,虽然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及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定北京为京师,但仍然保留了南京的“留都”地位,六部、都察院、国子监等配置与北京等同,且官员年资往往高于北京六部。京师与留都的引领作用,先是使南京音成为官话的语音规范,后又有北音逐渐影响官话,使北京的官话向元代的通语回归,分离出北京官话。明朝有两个京都的政治格局为官话通行南京音和北京音两种官音样板提供了政治基础。南京官话因与“诗韵”相合,南京又是明太祖肇基立国之地,在经济文化上胜于北京,所以,南京官话音被奉为“正音”,北京官话音则往往被称为“时音”或“俗音”,南京官话高于北京官话。如此,一个被尊而不遵、敬而不守的正音理论摆设《洪武正韵》以及南京官话、北京官话两个官话样板并存成为有明一代所谓官话正音的实态。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因是“夷夏之辩”中的胡族,所以,在文化、语言上因袭明代汉制,没立即颁布皇朝官韵,不过,其统治阶级的地位,还是促使官话尤其是北京官话愈加受旗人汉语等北方音系影响,产生了诸如硬腭鼻声母、微母基本消失等变化。待等康熙、雍正相继敕纂《康熙字典》、《音韵阐微》这两部正音标准字、韵书,特别是雍正六年(1728)上谕广东、福建籍贯的官员必须掌握官话正音后,正音也算是有了官方标准。然而,由于此两部字书和韵书,原本音系古今相杂,加之音像传媒手段缺失,在清人实际语言生活中,各地的官话多少都受方音影响,是并不标准的“蓝青官话”,内中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成了“南音”和“北音”的代表,其中“南音”因保留了“入声”而最接近正音,依然是通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官话样板。其间,徽班因使用韵书音而受到皇帝和士大夫的欢迎,进京华丽转身为京剧,也成了正音普及的有效手段,京剧在福建、广东等地甚至因此变成了“正音”的代名词。两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方的国家概念与外交思想传入中国,传统华夷观得以改变,原本被轻视的北京官话逐渐成为宫廷官场的时髦语音。1904年,京音官话终于被写进《奏定学堂章程》,堂而皇之地被确定为清朝的官话标准,成为每个读书人所应学习掌握的国语国音。
《千字文》有曰:“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是故,所谓“读书音”、“官话音”、“正音”理论上应该是同一事物,它们只不过因人、因事、因地和因时而生成了概念所指的变异。正如利玛窦所言:“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读书人以“读书音”读书识字,长大后用于官场,用于他乡。
对于以上官话发展脉络的梳理,笔者在充分综合利用涉及中、日、韩、英、法、德、葡、西、拉丁等诸多文献史料的同时,选取各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代表性地分析了朝鲜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解》、《华东正音通释韵考》、来华传教士的《西儒耳目资》、《无罪获胜》、《汉英韵府》以及日本汉学家的《唐译便览》、《三音正讹》、《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等外国人编纂的汉语韵书所反映的官话音系,这些韵书因带有拼音文字的谚文注音、罗马字注音和片假名注音,直观性地保留了各个时间节点官话的声韵母和声调特征,为我们了解每个时段的官话样态提供了传统音韵学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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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这本书主要列举了明清时期日本、朝鲜,以及西儒对于官话的认识,以及官话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析比较。国内研究的人不多,可谓创新之一。同时发掘了国内史料中为人忽视的成份,可谓耳目一新。美中不足的是在个别论证并不十分充分时便得出其结论,可以讨论更清楚些。不过无伤大雅,仍为上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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