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人口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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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人口过剩:中国传统人口行为的产权经济分析》内容简介：理性假设前提下，中国传统社会中节育手段与人口过剩的同时存在是一种矛盾现象，这种矛盾现象同时存在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将产权界定引入人口行为分析，可以为此矛盾现象的解释提供一种方法。产权包括人们对财产的权利和人身的权利，其界定从来就是不完全的。界定不完全的产权会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意味着自‘由取用，为了获得进入公共领域的产权需要花费资源。和生产活动一样，投入产权“猎取”活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而且在争夺公共领域产权的活动中，劳动力资源的比例更大，作用更为明显。这样，社会在生产活动之外有了额外的劳动力需求。当第三方组织（政府）的产权界定效率过于低下时，这种劳动力需求和社会生产活动劳动力需求相比会很大，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导致人口过剩——相对于生产活动的最佳人口均衡值的过剩。投入到争夺公共领域产权的资源属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有内生与外生之分，由产权界定引发的人口过剩也就通过两个相应的机制形成。换个角度讲，产权的界定是由人们争夺、保护的努力程度以及第三方组织（政府）的效率决定的。由于产权界定具有规模经济，当政府的产权界定效率降低，更多的产权由个人以武力或其他方式进行界定时，必然会因丧失规模经济而导致产权界定活动中投入的劳动力资源大大增加，从而在社会人口体系中出现过剩人口。所以，产权界定的不完全滋生了人口过剩，而第三方组织（政府）的产权界定效率越低，人口过剩的情况越严重。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性质使其产权界定体系不同于以司法体系为核心的现代产权界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中，专制帝国大共同体、地缘性的村落共同体与血缘性的宗族共同体一直被学术界视为主要的社会控制系统。然而，在统治技术低下的限制条件下，大共同体（即专制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在征收税赋之外，将主要精力放在打击和压制各种共同体的活动上，目的在于防止替代者争夺其统治位置，而对于提供公正产品、解决百姓之间的产权纠纷没有兴趣。而处于打压之下的村落共同体和宗族共同体也基本上丧失了控制成员的能力。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界定效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官僚体系的腐败更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宗族共同体的活动在整体上处于很低的水平，但在此基础上，其地区分布却呈现出“南盛北衰”的非均衡特征。这种“南盛北衰”的特征既体现在宗族组织的数量上，也体现在宗族对其成员的控制力度上。宗族活动水平的地区分布差异，导致了产权界定效率在社会总体水平很低的基础上，南方高于北方，尤以东南为最高。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较为经济的婚内生育控制技术，包括药物、针灸以及其他中医手段。另一方面，尽管溺婴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社会现象，但是其仍然是一种控制人口的手段。第三个方面，在东方文化传统背景中，房事控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节制生育的手段之一。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拥有婚内控制生育的手段和能力，加上溺婴。积极的人口控制是可能的。所以，尽管人口控制可行，但在产权界定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不得不生育更多的子女，使家庭规模超过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最优值。这种微观上的理性决策形成了宏观上人口行为的非理性过剩现象：频繁的战争、饥荒、瘟疫等“现实性抑制”、不断的大规模移民；而与宗族活动不平均区域分布引起的产权界定效率“南盛北衰”相适应的是，南方家庭规模小于北方，南方人口增长率小于北方，明代更是出现了“南减北增”的人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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