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乃敵國也》章节试读

《民國乃敵國也》的笔记-一点杂感 - 一点杂感

在这里主要介绍第六章的“身体终结与记忆的开始：以王国维之死为例”和第七章“王道乐土：情感的抵制和参与‘满洲国’”这两章。
王国维在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关于王国维之死，一直都存在着“殉清”和“为传统文化殉身”，也就是从政治和文化上去解读王国维自杀之谜。政治上，罗振玉为首的的清遗民尽力去塑造“殉清”说，以此来彰显传统道德“忠君”的道德制高点。因为世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明显感觉到在清朝瓦解的时刻，为大清殉节的人数少之又少，与宋代时候听闻崖山之败，宋之百姓跳海自杀者不可胜数不可同日而语。清代这种情况基本没有，有也是大部分在战乱军事紧急的时候，或自尽或遇害的。像王国维这样自杀的人鲜有听闻。因此对于王国维的自杀，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主要就是罗振玉的“殉清”说和陈寅恪的“文化托命”。
罗振玉和王国维关系非同一般，既是姻亲，学问上又亦师亦友。王氏自沉之后，包括撰写王国维生平之事，都是罗振玉亲自办理的。但是，在本书中也记录了罗振玉和王国维不和的传闻，甚至有罗振玉“逼债说”，这种说法很可能是郑孝胥提出的。而罗振玉和郑孝胥在当时溥仪“小朝廷”里有冲突，冲突就在于是否应该投靠日本人。而当时王国维是反对郑孝胥的。这样的话，王国维之死，就有了一种以死进谏的悲壮。再经过罗振玉的不停呼吁，溥仪甚至给了王国维“忠悫”的谥号，这也算是在清遗民中所罕见的礼遇。
还有就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文化托命”说，这是与罗振玉不同的提法。“去道德政治化”是最后对王国维历史定位的结果。陈氏认为，王国维的死因和世俗“逼债荣辱”其实无关，不如说是自我对文化托付使命感，而文化遭到冲击后带来的后果。当然陈寅恪的说法未尝没有受到他父亲陈三立等清遗民的影响。但是以陈氏后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不难看出，陈氏的文化使命感越来越占主导。并且越往后，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价越来越与政治道德无关，更加凸显文化上的意义。
从一开始当时人们对王氏之死更多的是道德政治上的渲染，到最后的以文化角度去分析王国维的自沉。我们作为后来人，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去更加贴切的最大限度去再现当时的历史图景。清遗民对王国维之死的解读，是希望重新塑造“忠烈”的道德形象，这也是可以去理解的。而陈寅恪的“去道德政治化”解读，也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和思考的。中国的政治和学术，在传统上是不可分离的。清遗民的解读是希望政治和学术能够继续结合，以达到“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士人理想。但是在20世纪初，随着外来思想的传入，尤其是学术独立的观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信服，道德政治上的吸引力在下降，或许这就是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士”的理想似乎即将终结。这样，延续几千年来的“臣民”观念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么在“王朝中兴”和民族大义的前面，清遗民是如何参与伪满洲国的建立，就值得我们去分析。
能够持续14年之久的伪满洲国，究竟是什么原因支撑着它？而且还有一些中国人甘愿冒着汉奸的骂名去维持这个政权？都是一些贪图荣华富贵的人？还是都被日本人逼着去做伪官职？或许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但是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去考虑。
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总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敌人。这种恐惧在中国更加特殊。因为毗邻着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在东北地区，苏联一直想染指，但当时的日本在这一地区已经确立了生命线，因此，苏联的扩展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并且因为中东路事件的影响，中国国内普遍对苏联有敌意，因此日本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国内有些人尤其是清遗民认为这是“借师复国”，因此与日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一时期大量留学生从日本学成归国，不论怎么样，对日本都容易产生好感，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骄傲，是唯一没有被列强所侵略的。并且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断宣传“赤化”的危害，也使得很多国人相信，“赤化”是中国的最大危险，也客观上为伪满洲国的建立，减少了阻力，因为这样一来，中国与苏联之间有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且将日本拉进来，有利于对苏联的震慑。
此时，站在清遗民的角度上考虑，因为国民政府前四次“剿共”战争的失利（1931——1933），一部分清遗民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例如郑孝胥，“此人不仅不做民国之官，连民国年号也一并不用，所以当他与土肥原等人勾结之时，他显然认为自己是在‘复国’” 。因为清遗民认为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是现实情况让他们不得不做的选择，也是他们完成光复清室的梦想。但是，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如何处理民族大义和朝廷的矛盾呢？
要建立满洲国，同时意味着要与中国对立，并且不得不受到日本的武力支配。那么当时清遗民就必须得做出选择。在本书中，林志宏将遗民的态度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认为这是恢复清室的大好时机，必须抓住；第二种是应该谨慎对待，不应该受到日本的控制；第三种则是坚决反对，认为满洲国的建立，会让人对皇室产生怀疑，不符合国民的期望。最后结果是伪满洲国的建立。而支持建立满洲国的这一批清遗民也尽可能的去维护自己的“主权”。对于这种情况，林志宏用鲁迅的话来说明，“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时）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清遗民想的是“以日制华”，但日本的打算确是为自己谋利，这样也就昭示了清遗民想通过建立满洲国来实现自己的“忠君”也好，“复国”也罢，只能是以失败而谢幕。
以伪满洲国第一人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为例，现在人们对他的行为依然不齿。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为何郑孝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然支持建立伪满洲国，并且出任要职。郑孝胥的诗学造诣很高，但是政治上却让后人备受诟病。林志宏先生通过分析郑孝胥的日记，认为郑氏对共产主义极为厌恶，以下面这句话为例，“俄行共产制，举国皆为盗贼，至人相食。今犹欲倡世界革命，奇哉！” 说明郑氏是对俄国赤化革命是有偏见的。另外郑氏对朱谦之（1899—1972）《到大同之路》里把大同比附王道，小康比附霸道的观点极为不赞同。但这也是郑氏开始关注传统思想里能够支持他建立满洲国的证据，到之后确立了一种后世让很多学者研究的思想—王道思想。
伪满洲国的国家口号是“建立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这与后来抗日战争中日本大力吹嘘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与相同之点。郑孝胥认为，王道是东方民族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西方侵略的思想武器。因为自从“黄祸说”兴起之后，西方总是以此为借口，对亚洲东方国家施加种种压力，郑孝胥对此当然也耿耿于怀，因此对西方有较深的成见。另外，就是王道思想也是郑孝胥希望能够处理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社会危机。他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挫折和困难就是因为没有一种合适的思想来使人们遵循，而只有王道，也就是帝制才能解决这一切。最后，王道思想也是试图解决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思想是传统的，但却要解决现代的问题。在这里，郑孝胥认为，传统可以解决现代化中所面临的困境。这其实又涉及到了文化上的所面临的挑战。不过，因为，郑氏在政治实践中选择投靠日本，这些种种的原因，就值得让人去怀疑和思考。我们应该注意，即使满洲国是傀儡，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即如果满洲国真的是一无是处，那它如何存在14年呢？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的去设想一下：满洲国在统治期间，它还是有一定的法理基础和统治实力，如果腐朽不堪，要不就是日本人直接取而代之，要不就是治下百姓将其推翻。那么，当时满洲国的宣传机器在宣传方面，就一定有自己的一套宣传策略。在黄东所著的《塑造新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里，认为文化建构的效果是“大势失败小局有得” 。因为无论承认与否，这个政权存在了14年，文化建构的效果是客观存在的。还有就是中国残留的天下观念也一定减轻了伪宣传机构的阻力，使得一部分民众深信不疑。但是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这个政权是日本人的武力扶持起来的，而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要占领整个中国，因此不论再怎么美化，侵略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这一点可能一时会迷惑民众，但最终会暴露日本的险恶目的。另外，伪政权与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宣传效果大打折扣，这也促使了满洲国的快速瓦解，从而使得一些本来就对满洲国犹豫不决的人，认识到轻重利害，不敢轻易违背民族大义。
清遗民的思想与他们的政治抉择密切相关。不论是罗振玉还是郑孝胥，他们的选择是为了能够在当时的时代里恢复衰危的清王室，亦或是重新塑造传统文化，为此他们希望利用日本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可是，日本岂是那真心的“友邦”？！即便是口口声声的王道，到头来一样将中国无情蹂躏。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化也正是这苦苦支撑的八年锻造起来的。历史的结果，就是在谁都没有想到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