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章节试读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18页

在清朝前期，《三国演义》不但是满族的政治教科书，还是军事教科书。政治教科书的例子举了《清朝野史大观·卷三·引小说入奏》：
《三国演义》，不知作于何人。东坡尝谓儿童喜看《三国志》影戏，则其书已久。尝闻有谈《三国志》典故者，其事皆出于演义，不觉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世家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
军事教科书则举《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国初满洲武将得力于三国演义 》为例：
罗贯中《三国演义》，多取材于陈寿、习凿齿之书，不尽子虚乌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通鉴》、《六韬》，兼及是书，未竣。顺治七年，《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嘉庆间，忠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帐下，每战辄陷阵，超勇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三省教匪平，论功第一。盖超勇亦追溯旧闻也（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殉身缅海，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则亦传习郢书之效矣）。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4页

在充分注意时间和空间的两种相互联系的参照系的前提下，我们便可以讨论中国由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过渡了。这一历史的过渡，我把它叫做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在我看来，过程的开端，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晚期，即我们习惯地略称晚明的那个时代；过程的终端，则至少可以按照我们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义，将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即本世纪的四十年代。下限似乎定得略晚。
因为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所以朱维铮先生一直是将“中世纪”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来使用。但与之相应的“近代”还是有提到：
P4假定把“近代”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出现以后的时代当然，要“走出中世纪”，过渡到“近代”，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该不止是出现，而是要成为上层建筑的基础。
不过呢，假定这个词可是有些微妙。。。
但无论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是什么，按照以上的逻辑，也许可以说”中世纪“结束的标志应该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覆亡“。
虽然在晚清，因为种种原因，以等级制和身份制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已经严重衰落濒于覆灭，但是以满清王室为首的统治集团依然依赖这样的生产方式，或者说这样的生产方式是他们的存在基础。但是辛亥革命彻底将王朝模式从中国历史中扫除，之后（民国时期）任何统治中国的集团，无论是称帝也好，共和也罢，其经济基础，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了。当然，封建社会，或者说中世纪的残余依然阴魂不散，但已经不能改变上层建筑的存在基础了。【马哲啥滴貌似没白念。。。】
其实我个人宁愿视等级制和身份制的实际毁坏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但是封建制度的毁坏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孰因孰果，可能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若将”中世纪“看成一个封建等级身份制成熟到僵化，再到衰落，最后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取代的过程。那么消灭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最后象征——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就是中国中世纪终结的标志。
当然，以上这些看法显然有简单化历史的错误，但我个人不学无术，泛泛而谈，也只能是如此。总之是读书越多，问题越多，做一些笔记，记录自己的想法，虽然多半幼稚而且显得无知和荒唐，但也算是不负无聊读书而虚掷的光阴。
PS：似乎有读者对这本书里浓浓的马哲味道和朱维铮先生时常夹带私货极度不满。但马哲作为一种理论，自有它的道理，岂能因为后来的种种历史后果而存有偏见。而历史研究，想要完全客观不带主观意识，更是不可能的事儿。朱先生在本书中表露出的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忧愤，显见发自本心。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完全摆脱了中世纪的残余和阴影？想来大家自有结论。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19页

历史上的关羽，忠勇有余，却刚愎自用，终于因轻敌而丢失荆州，被东吴大将吕蒙追杀。当关羽处境危急，诸葛亮的援军却迟迟不至，引起后人纷纷议论。章太炎在清末甚至推论，这是因为诸葛亮怕刘备死后没法控制关羽，所以效法萧何杀韩信的伎俩，宁愿丢失荆州，也要假手吴军将他除掉。次说自然不足据，章太炎后来又改变了意见，说是责任在于刘备。章太炎《訄书·正葛》http://www.4hn.org/files/article/html/2/2076/240262.html
后来《訄书》修订为《检论》，《正葛》修订改名为《思葛》，将荆州之失归结为刘备的“疏慢”。
PS：豆友风起湘江认为刘备并非故意不救援关羽。个人觉得很有道理。不过章太炎先生诛心之论，也未必全非。但是荆州之失，确实是刘备不能承受的，所以才有后来举倾国之力伐吴。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249页

在1905年八月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的集会上，有位日本来宾发表演说，便强调日本的强盛，不是因为学了西法，而是因为精通汉学，尤其是王学——“当年尊王倾幕之士，皆阳明学绝深之人，而于西法未必深知”。应该出自陈天华撰《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一文。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20页

相传满族崇拜关羽，起源于努尔哈赤时期，他向明朝请神像，被赐的画像中有“伏魔大帝”关羽像。这位关圣帝君可能由于成了神的缘故，再也没有当年挂印封金的义气，出了关便崇满媚外，专门显灵护佑后金。因而清初君主贵族对他越发敬仰，称之为“关玛法”，即满语的“关祖”。日常供于坤宁宫，与佛祖菩萨每天早晨享祭，所谓“朝祭神”，遇有大典便移入堂子，在享受血祭的同时，细听满族帝王大臣的祈祷。他也特爱管事，大至征讨汉族叛逆，小至代替满清选材，都要插一手。可见关羽被满族神话，并非与《三国演义》有直接关系。这种将别地区别民族的神拿来为自己所信奉的事儿貌似也不少。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85页

论雍正就人论人吧：倘看个人独裁，他堪与秦始皇比肩；倘看善弄权术，他足令魏武帝自惭；倘看骨肉相残，他比唐太宗更狠；倘看功臣受诛，他较明太祖更毒。仅此数端，便可使他跻身于中世纪中国有数的“英主”之列。何况他属于满族，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王朝统治者中间，名声虽不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太祖铁木真，元世祖忽必烈，乃至不如他的列祖列宗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等那样辉煌，但论政治手腕，则堪称第一。
不过，从汉朝以来，历代帝王向有“重术”的传统。稍有作为的君主，无不以集权于己为目的，无不以纵横捭阖为手段。上举表演，都有先例，雍正帝只是心更狠手更辣而已。雍正的手腕也许确实高明，但《大义觉迷录》肯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滴败笔。
PS：果然王霸之术才是那些所谓千古一帝的最爱~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330页

看前面几个小题目时，觉得有些无聊，越到后面越好。尤其在本书偏后部分，朱先生对章太炎有很中肯的介绍，对他的重要著作也都写了短小的评语。
这本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朱先生与顾诚先生对清朝统治的闭塞性的批评是一致的。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80页

君主专制所加剧的离心倾向，在学术文化领域造成的困扰，可能比其它领域更严重。所谓逆反心态，即无论事实是否可靠，主张是否正确，只要由清朝统治者提出或支持，便一概持明白的或含蓄的反对态度，就是一种表现。有没有一种既视感，呵呵~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46页

但乾隆却申斥满人读书，是所谓“玩物丧志”，“剽窃浮华”，“居心日就险薄”，“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三番五次下令严禁，通告八旗“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就是说必须“以清语骑射为务”。他自然不止于申斥，还有措施，除抓住鄂昌那样的大臣严惩，在满族中间制造反对全盘汉化的气氛而外，还向八旗上下保证，凡是不读书而骑射满语学得娴熟者，“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即翰林等亦不过学习以备考试。”他还将这个原则拓广到汉族官员的铨叙方面，就是不问考试优劣，不计才能高下，不管政绩有无，凡籍贯是边远落后地区的官员就优先录用晋升，而江浙等省的文官则压制不予迁转提升。这一来，建立在文化基准上的全部文官制度，就名存实亡了。既然构成这个政权核心的高级官员，有半数是按照书读得越多越蠢的否定文化标准来选拔的，既然高级官员的另一半和中低级官员的大多数，只要通过八股考试以取得文官资格，便按照文化无用论的另外标准选拔晋升，那末自唐至明不断改造的那一整套文官考诠制度，还有什么用？当知识不再成为推动官员进取的一种力量的时候，那末各个层次的官员便会停止对知识的追求，这不是中世纪的通例么？当文化素养不再成为统治集团成员衡量人品的主要标准以后，那末连中世纪舆论也公认属于卑劣的行为方式，便会被普遍采用作为攫取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正当手段，这不是中世纪的常规么？自乾隆以后，帝国政府的腐化无能与日俱增，八旗军队从装备到作战技术都日趋落后，并且在乾隆死前便几乎已丧失战斗力。这同乾隆个人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政策，能说没有关系么？乾隆居心之狭隘，人格之扭曲，不必论矣。虽然相比明朝诸帝，他并没有特别变态，而且应该在心智上至少到达中人之资，可惜也正是因此，更其好大喜功，自以为是，所谓乾纲独断，适足以祸国殃民，贻害无穷。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23页

相传明末农民军将领李定国，就是听了《三国》故事以后，决定效忠于南明永历皇帝，而同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孙可望决裂的。这传说是否属实，固然难说，但由荥阳大会上各路农民军首领的诨号，却可清楚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通俗小说的影响。清末的义和团，作何估计暂且不说，但团民崇拜的天神天将，无不来自小说戏剧，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诸如设坛降神，宣称“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等皆来会师，而团主私室所供神像，首为关帝，还有赵子龙、周仓，都是众所周知的。清朝皇室最崇拜的关帝，竟变成被统治者同样崇拜的偶像。这中间显示的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相互渗透关系，还不清楚么？《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国初满洲武将得力于三国演义 》：
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殉身缅海，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则亦传习郢书之效矣
吴伟业《绥寇纪略》：
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择、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官军。……壬子（初一日），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铺，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
不过荥阳大会仅有《绥寇纪略》这一条孤证，顾诚先生《明末农民战争史》也认为是出于好事者的附会。因此举荥阳大会为例子就不太适当了。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74页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谕大学士等：“朕观诸臣，任科道时多有敢言沽直声以得升迁者，及为大僚，辄不敢言，问以小事，皆云不知；前后顿不相符。”
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谕大学士等：“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
正因为他很明白清官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对自己表彰的清官，批评也颇有趣。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上谕：“给事中彭鹏参今科顺天乡试疏内有请朕亲审语。是谓诸大臣皆不可信矣，虽彭鹏亦可信乎？况治天下当崇大体，如大小事皆朕一人亲审，则庶务何由毕理？……彭鹏既系言官，当劝朕宽大和平，乃请亲行刑讯，朕实不解也。”
康熙四十年十月上谕：“施世纶，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护庇百姓，生员与缙绅讼，彼必护庇生员。夫处事唯求得中，岂可偏私？”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旨：顺天学政“杨名时自督学以来，赋性乖异，纵有精于学业，工于文章者，但系殷实之人，必不录取；其无产赤贫，虽不能文，或记诵数语，亦得进学。”
彭鹏、施世纶，后来由于《彭公案》、《施公案》的夸诞渲染，成为小市民乐道的“青天”，以为最能代表圣上心意。杨名时是李光地的门生，也以好讲道学践履而有清名。但他们的心态，由康熙看来也觉古怪。康熙算得上皇帝中的明白人。话说回来，对彭工、施公这样的青天，也只能呵呵了。耿彦波能成为山西十大文化符号之首也没什么可怪了。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53页 - 匪夷所思——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颜元

凡是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记得那里面描写的一位孝子，为了寻访父亲的尸骨而备尝艰险。那个有点丑化的形象，便是用他作为模特儿。但他读了《周礼》，便企图按照“儒以道得民”的种种规定，一一付诸实践。那是成天叫喊“躬行践履”的理学家们永远不想化为行动的。指第三十七回《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至第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这三回里出场的郭孝子http://xumingzhen.blog.sohu.com/44399882.html
胡适曾经在日记里写“颜元即《儒林外史》中之郭孝子”，“颜元精拳勇武器，亦肖郭孝子”。颜元寻父亦实有其事，颜元的父亲乃是朱家养子，颜元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崇禎十一年冬，清军入关大掠，颜父被虏至关外。八年后，颜母改嫁。康熙七年，颜元居养祖母丧时方知父非朱姓。康熙十二年，养祖父卒，归宗姓颜。由于三藩之乱，蒙古响应。辽东戒严，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五十一岁方能出关寻父，北达铁岭，东抵抚顺，南出天复门，困苦不可名状。经一年余，卒负骨归葬。
清代学人列传·颜元http://gz.eywedu.com/qingdaixueren/mydoc285.htm
《中國通史》第十卷　中古時代·清時期（下冊）·第一節 顏元的家世和生平http://big5.dushu.com/showbook/101155/1039578.html
不过这也只是郭孝子原型之一说，一般公认的郭孝子原型为李保泰《啬生文集·胡孝子寻亲记》之胡孝子。还有认为本之《型世言》（又名《三刻怕案惊奇》，作者陆人龙）第九回“避豪恶懦夫远窜，感梦兆孝子逢亲”中王原寻父的故事。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55e2d90100rkpq.html《儒林外史》郭孝子寻亲本事考辨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65页

提倡理学的清朝皇帝，其实都最不相信理学。康熙帝就不消说了，他对自己表彰的“理学名臣”，如汤斌、李光地、熊赐履辈，在密谕中全都予以讥斥，屡见于《实录》、《东华录》。雍正是最爱讲什么“天理良心”的，然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已在揭露他“以理杀人”。他自己颁布的《大义觉迷录》，在理论上着重批驳的是吕留良的学说，而吕留良恰是笃信朱熹所谓躬行践履那一套的理学君子，为了实践朱熹辩夷夏的说教，甚至不惜同至友黄宗羲决裂。乾隆表现得更露骨，一面表彰理学，一面讥讽理学。他在位期间屡兴文字狱，最感兴趣的案件便是揭露“假道学”。他以禁书为目的，编校的《四库全书》，将宋元以来大批理学著作列入“禁毁书目”。他任用的《四库全书总目》主编纪昀，在假托狐鬼讽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最爱讥嘲的对象就是头脑迂执的道学先生。在上者如此，怎能叫在下者相信，他们应该恪守理学的道德说教才是纯洁心灵的唯一途径呢？提倡理学不过是一种统治术而已。所谓内圣外王也~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54页 - 匪夷所思——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王夫之

章太炎衡论晚明三大遗老，说是“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但看了他《自题墓石》，末署“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却令人想到他的《永历实录》。曾经充当南明桂王政府外交官的他，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个政府从上到下都皈依天主教，当然不会不知道掌握实权的皇太后以教名“玛利亚”著称，也当然不会不知道由玛利亚皇太后主持的御前会议，曾决议派庞太监赴梵蒂冈请求支援桂王政府。然而这一切，在“实录”中毫无踪影。他“最清”吗？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270页 - 关于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语一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特别注意驳斥康有为关于光绪皇帝是“圣君”的种种议论。他指出，光绪皇帝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清朝皇室贵族的象征。当初光绪支持变法，所考虑的只是借此“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败，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在变法中间，光绪面对清朝王公贵族的掣肘，表现得那样怯懦，足证“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何况他眼见慈禧发动政变而不敢违抗，分明可跳出慈禧掌握而不敢动弹，即使作为皇帝也是个孱头。康有为却要人们相信这个皇帝有旋转乾坤的神力，不明明是“诳耀天下”吗？诛心之论，痛快淋漓。变法图强，亦不过是强他皇帝一人之国家，固他皇帝一人之君位而已。虽然结果可能是国富民强，但君主的出发点却不外乎私心而已。光绪也绝不会是例外。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52页 - 成都揭帖

约初十日，打洋房，赶洋人。大众议和，各铺执棒一根。若有不来者，是洋人的舅子。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成都街头。但我以为结束二语，特别有意思，说明那时中外通婚，尤其是中国妇女与外国男子结婚，在一般市民眼里是怎么回事。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33页

晚清那些年轻的天赋人权论著，都理解卢梭么？不然。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仅从日文转译的西书中得知卢梭。照他们看来，既然君主专制是人类不平等的祸首，那末只要搬掉这块大石头，”天赋人权“不就可以恢复，国家进化不就可以实现？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清朝一倒，万事自好“梦想的推理由来。这个梦想，激励着他们为推翻清朝专制制度而战斗。可是，当辛亥革命终于把清朝皇帝变成紫禁城的囚徒以后，冷酷的现实也击破了诗意的梦想。天赋人权在哪里？民主共和在哪里？”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但这能怪卢梭么？暴君政治可以”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它的统治“，”在这最后一次变化以前的时期，必然是一个骚乱和灾难的时期“，不正是卢梭的话，不正是活象在给”中华民国“的命运作预言么？人们习惯于将皇帝等同于专制，因为到本世纪初为止，人们只知道君主独裁这样一种中世纪专制政治形式。而民国史却提供了一个反证，证明中世纪式的独裁统治，同皇帝名号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事实上，秦始皇就是先建立独裁统治，再创制”皇帝“名称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名号，而在于中世纪的社会得到彻底改造没有。在这方面，不仅卢梭，即使是替君主专制辩护过的维科、霍布斯等等，都留下过有益的启示。比如维科引用塔西佗的《历史》关于君主独裁政体在罗马如何次第实现的叙述以后，得出结论说，因为公民们在自由政体下都寻求私立，多半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乃至对皇帝独断专行漠不关心，对政治好象外来人的事一样茫然无知，”就有必要由独裁君主们以自己的人生来撑持和代表这样的公民们“。不必指出马克思称道过维科的这类分析，单看清末民初的历史，这一分析不也活象在给中国作预言么？”清朝一倒，万事自好“似乎应该是”满洲一倒，万事自好“，至少朱维铮后来好多次都是引的后者，只是不知道原始出处在哪儿。至于”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显然来自辛亥革命元勋蔡济民所作的《书愤六律》其二：
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
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
按网上搜来的结果，颔联又作“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鉴于颈联亦有“金钱”二字，似乎应以“无量头颅”为是。
至于卢梭那两句话，应该都是出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其实，这一段里，把“君主专制”替换成“XXX专制”，也说得通。虽然时代已变了，但当年的那些中世纪的残余有没有得到改造呢？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21页

对于普及《三国演义》故事有功的，还有“三国戏”。对于普通老百姓，了解三国故事，肯定多是依靠“三国戏”了。估计现在的许多人也是通过影视作品来了解的四大名著。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17页 - 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作者对待清朝统治者的态度很明显，痛恨其保守腐败而致中国一直在中世纪挣扎；反感其不学有术的残酷统治手段和禁锢思想的政策。作者对于各种粉饰清朝的东西十分鄙视。
在这一篇里，作者对满族军事首领“不学“有一些说明：
（范文程）由于目睹满族统治者文化低，囿于民族畛域，于汉族逐鹿方式及心态手段均欠了解，因此他选择《三国演义》作为后金贵族的启蒙教科书，似乎不难理解。……直到雍正初，这时满族的汉化程度已很深了，但《三国演义》仍被贵族们奉作政治教科书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220页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经过一批汉族工匠的努力，满族军政权铸造西洋大炮成功，并且创造了“失蜡法”，使铸炮技术领先于明朝。由于“夷”名犯讳，新铸的红夷大炮，被改称红衣大炮。从此，武器优势顿为改观，明军用炮守城被清军用炮攻城所打破，而灭亡了明朝的农民军，也在清军的骑兵加炮兵的战术面前，丧失了抵抗能力。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部农民军退保的最后一道天险潼关，就是被清军用红衣大炮攻下的。此后清军南下，凡是遇到顽强抵抗，也无不以炮轰作为致胜妙方。例如顺治二年江阴军民为反对薙发令而起义，固守孤城三个月，最后由汉奸李成栋由南京调来二十四门红衣大炮，仅一昼夜就轰破城墙，全城遭屠。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记录，南明诸政权的重要据点，杭州、金华、建宁、广州等，都是被大炮轰开的。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6页

无论按照不顾面子还是保全面子的说法，只能引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由于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将自行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法，始终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早被宣称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显然是针对毛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49705.html，”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75页

接上页笔记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7306834/然而，康熙还是要表彰这样的道学，这样的清官，为什么？而原因，其实不难寻求。
作为帝国政府的首脑，他比谁都看得清楚，自己的政府在腐败下去。他一再强调，“外官惟以清廉为要”，理由就是“凡一省易一大吏，一方百姓不能无累”；部院官员应该“操守兼善”，理由就是“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就是说，他觅求所谓清官，是由于他感到从朝廷到地方，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浊。
然而作为中世纪象征的专制皇帝，他又比谁都看不清楚，自己的心不仅与百姓无法相通，而且与臣僚存在隔膜。他希望各级政府都是廉洁的，但他又将所有臣僚都看作家奴，好比满洲八旗的世仆，而奴才除极少数例外是不可能与主子同心的。他制订很多律例要求臣僚奉公守法，但再好的法律，只要有一个例外，便可能受到破坏，何况他本人便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完全视作例外。而在中世纪，主奴界限从来是不固定的，各个等级的奴才在自己的权力所及范围内便是主子，当然也会效法老主子而自视例外。这样法律再细密，又有何用？
于是，作为清朝列皇的“第一人”，康熙希望通过提倡践履理学教条，表彰爱惜自己羽毛的臣僚操守，创造一个廉洁政府，从而达到“修文”的目的，便成为幻梦。可悲的是，他感觉自己的希望正在化为幻梦，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正在做梦。于是，他的心态尽管比子孙都闳放，他的气度尽管比路易十四还豁达，他的在位时间尽管长达六十一年——在秦朝以后列朝君主中无人能比，但他并没有领着大清帝国走出中世纪。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58页 - 匪夷所思——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袁枚

他的诗话，他的菜单，他的收女弟子，都大受注意。但他说“予于经学少信多疑”，却罕有人注意。他真的多疑，说是岂止《古文尚书》可疑，《今文尚书》也可疑；岂止《周礼》可疑，《仪礼》、《礼记》也可疑；岂止七十子所传六经可疑，连记孔子之言的《论语》也可疑。他还抨击“道统”，说那好比道士在神授炼丹诀窍。然而章学诚窃其见解，却骂他是无耻妄人，有人却附和，不懂！《小仓山房文集·史学例议序》云：“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则《文史通义》“六经皆史”之说也。——《谈艺录·八十六》
“六经皆史”—— 钱钟书《谈艺录》附说二十http://www.douban.com/note/182301806/
章实斋痛诋随园，不遗余力，乃至于詈骂不休，进而污之蔑之【《文史通义》纠谬三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8/xuedeng07/hanyimin001.htm】，有若仇雠，实令人不解。
也许有种恶趣味的解释。据说章学诚长相丑陋，脸上斑点，而且耳背，多少有点自卑，反导致性格极具攻击性。联系他在《丁己札记》中对某人的批判：“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而为邪人播弄。”呵呵后~
至于朱维铮先生对章实斋的态度，有可能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
章太炎与章学诚http://www.ica.org.cn/yingyong.php?ac=view&id=9191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69页

但自惠栋、戴震出现以后，凡自命为汉学家的学者，却无不“訾议宋儒”，以致到十八世纪晚期，在书坊里都见不到宋明理学的著作出售[1]。注释[1]昭槤《啸亭杂录》卷九，于此有颇为感慨的记载。实出《啸亭杂录》卷十“书贾语”一则：
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伤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欤？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5页 - 走出中世纪

从第一篇开始，作者便透露出历史研究受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曲笔的境遇，“五十年代国内有的史学家，曾含蓄地表示接受这种看法，但随即被斥作离经叛道，欲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变化短期性，其心即可诛矣。这段公案不谈也罢，但问题依然存在。……从那以后，在中国，只有经济史家才敢小心地谈论资本主义萌牙始于何时的问题。他们多半倾向于将时间定得富有弹性，说是大约萌芽于十六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晚期，以使随时可以逃遁到圣经的灵光圈下求得庇荫。”
这段公案是什么呢？可以结合今天看的另一部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里的一段提及此“熟悉现代中国学术史的人们都知道，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以及研究成果，是在政治色彩极深厚的两场大讨论中引发出来的，这就是社会史大论战和资 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5页

域外的若干汉学家，很早就有一种看法，认为十世纪即北宋王朝建立后，中国社会曾进入”准近代“时期。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那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形态。五十年代国内有的史学家，曾含蓄地表示接受这种看法，但随即被斥作离经叛道，欲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变作短期性，其心即可诛亦。这段公案不谈也罢，……从那以后，在中国，只有经济史家才敢小心地谈论资本主义萌牙始于何时的问题。他们多半倾向于将时间定得富有弹性，说是大约萌芽于十六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晚期，以便随时可以逃遁到圣经的灵光圈下求得庇荫，因为经书上说过中世纪社会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之前有豆友的笔记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2041954/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但依然有些语焉不详。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当时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之一，似乎是向达先生给定的名http://sxsunjun.blog.sohu.com/158835063.html。【不比一般说的寂寞学术，这些讨论还蛮热闹，既然有功于学术氛围，则出发点大可不论。】
具体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则是延伸自对胡适“红学”的批判引发的对《红楼梦》所处时代背景的争论（邓拓撰文提出清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由此引起了史学和经济学界的关注与兴趣，形成了萌芽讨论的第一次热潮。）。朱先生提到的”有的史学家“，可能是指尚钺先生（话说不查不知道，原来尚先生是金大胖的老师。。囧。。）。尚先生在50年代的多部著作（《中国历史纲要》）和教学活动（中央党校授课时做讲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索》）中，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至迟晚明，早可到宋，中国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多次受到攻击，比如刘大年在1958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批评尚钺在序言和其《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刘大年指责尚钺“早已彻底、全部、干净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论点”，“修改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对国情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绝然迥异”，等等。【散木《历史学家尚钺动荡而坎坷的一生》http://www.lsfyw.net/thread-9452-1-1.html】所谓的”其心即可诛亦“。
但尚钺先生从反右一直到文革中，受到种种批判的最主要原因，却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是”魏晋封建说“。对比毛的论断，“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显然相差太久。而尚先生曾引用苏州玄妙观前一石碑上的文字论证南宋末年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结合他的”魏晋封建说“，便被批判为”中国封建短期论“。【尚先生的学生武重年发表于2011年第3期《世纪》上的文章《尚钺老师遭批判》http://qkzz.net/article/c4367bf6-1427-489f-8d9c-f5d0b79b5980.htm】
而最后提到的经书，便是毛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有云：”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豆友笔记中提到的，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产物。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3页

时常可见这样的学林大战：参战双方或三方，拿着术语相同或不同的概念，争论的一塌糊涂，把读者闹得稀里糊涂，最终却不了了之。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15页

《三国演义》经过罗贯中重新改编，较诸元宋间流行的《三国志评话》，生色不少，但仍保留说话人语气，因而讲读均宜，雅俗共赏。他大约是位落魄才人，改编此书，既抒才情，兼以见志。
说到志，总的看来，这部书未必高明。帝蜀贬魏，没有跳出朱熹的窠臼；护礼诛心，仍然恪守道学的规范。但作者饱经世故，洞悉人情，所以表忠义虽多败笔，写奸邪却颇为生动。尤其倾心于出身微贱的乱世英雄，关羽、张飞、赵云等，都是他用力最多的人物。全书写诸葛亮、关羽和曹操最多，唯有关羽可算成功，竟成“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化身，那秘密就在于有关他的清节多半虚构，创作时不受史料拘束而纵放作者感情的缘故。朱维铮先生对他本家朱熹显然意见极大，连带跟着朱熹思路走帝蜀贬魏的《三国演义》也看不顺眼。但贬之太过，言语间几不成逻辑矣。既谓“表忠义虽多败笔，写奸邪却颇为生动”，嗣后却言演义写奸雄曹操只算失败，只有忠义关羽可算成功。恐怕读三国，而谓曹操之形象塑造失败者鲜矣。至于论关羽情节多半虚构，故能成功，当然有理，但其他演义人物岂无虚构耶？其智近妖之诸葛亮恐怕虚构之处较关二爷只多不少。带着强烈的个人好恶做文艺批评，只会产生偏见而已。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245页

就在明代王学先驱陈献章的故乡，在晚清出了一位理学家朱次琦。他讲学便否认经学有汉宋的分野，说是郑玄和朱熹，都是学习孔子的学说，而朱熹和王守仁的差别更小，因此提倡用王学补充朱学。
朱次琦在广东教出了大批学生。其中有一位，是他晚年的门徒，却将老师的意见进行修正，以为陆九渊、王守仁比朱熹更高明，他们的学说，“直捷明诚，活泼有用”。这已经太过分了。更过分的是这位年方弱冠的门徒，居然敢骂老师非常崇拜的韩愈“道术浅薄”，而韩愈正是理学家赖以安身立命的“道统”说的发明人。于是老师大怒，门徒只好卷铺盖回家。据我所知，他是近代中国存心“复活”阳明学的第一人。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晚清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南海圣人小时候也调皮滴紧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295页

在斯大林指导下的第三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有一系列错误，已被学者指出不少。在没有被指出的错误中间，从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严重伤害中国人，特别是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为摆脱列强干涉中国内政而苦斗的老民党的民族自尊心，适足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算不算一条呢？从章太炎到蔡元培，对蒋介石态度相异，对苏俄“操纵”则表示共同憎恶，其原因不值得深究么？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42页

大概在十多年前，涉猎晚清思想文化史料，偶然读到几份反“洋教”的地方文献，总感到似曾相识。但在哪里曾经见到类似作品呢？当时没有细想。
近阅《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不禁又感到似曾相识。约略回顾，始觉恍然，原来它们极像那个动乱岁月的大小字报。思路情结很像，行文推理也很像。
于是，积疑胸中廿载的一个问题——何以那岁月的开端会特别表彰上世纪末的义和团、红灯照？也顿然冰释，自以为窥见了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某种消息。《反洋教书文揭帖选》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4841684/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05页

所谓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且不说无法上追汉唐了，甚至连明朝嘉靖、万历的统治也不如。嘉、万间，无论皇帝如何昏庸，政治如何腐败，终究还出过海瑞，出过张居正，出过戚继光。但清朝那百年间，除了出过大批在学术史上闪烁光芒的经史考证学者外，文臣武将中有谁能象海、张、戚那样逆君心，假君权或自练兵呢？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9页

使统治集团内部民主规范化，或者说使君主专制规范化，便是必要的。这话要是现在说，就得用上权力制衡之类的术语了吧？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90页

这难道不是一切大独裁者的共同心理么？他们不信任一切人，又感到一切人都不信任自己，于是除了借助阴谋以巩固独裁，想不出任何办法增强个人的安全感。至于由此带来的恶果，诸如官僚的腐败，政府的无能，人民的苦难，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也常说到“国家”，那涵义却是“朕即国家”，因而“爱朕”即爱国。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20页

清朝乾嘉间的史学家赵翼，考证过关羽死后由人变神的过程，吃惊地发现关羽在宋以前都没有受过特殊祭祀，为他立庙是在南宋，而大显灵威是在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到明朝万里二十二年（1594），即过了二百年，又勅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成为萨满教巫术传统的堂子三天神之一，这除了说明他们也把《三国演义》当作宗教经典以外，没有别的解释。赵翼《陔余丛考·关壮缪》：
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浙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祭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荆门当阳县之庙。（《独醒志》：李若水初为大名府元城尉，有村民持一书来，云：“梦金甲神人告我，到关大王庙侧，遇铁冠道士，以其书下李县尉。”《夷坚志》：明椿都统自立生祠于关王庙侧。是宋时关王庙亦已多。）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元史》：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监坛。）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玄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夷坚志》涪江张桓侯庙，绍兴初，张魏公宣抚蜀中，有死卒更生，传神语，欲助顺。未几金娄室兀术连犯汉中，皆败去。魏公承制追封忠显王。则张桓侯之王封亦自宋始。）
PS：因关羽一人的神格化，就认定《三国演义》被当做宗教经典显然荒谬，以此逻辑，则《三国志》也可当宗教经典了。
PPS：豆友风起湘江提示，关羽配享武庙是在唐建中三年。虽然只是古今六十四名将之一员，共同去配享姜太公。但是官方祭祀关羽的历史至少应该以此为起点吧。

《走出中世纪》的笔记-第165页

从朱熹起，理学家就爱讲“内圣外王之道”。他们内心如何睿智，是凡人不易了解的。但在民族冲突之际，他们的“外王之道”则很清楚，一是“以夷制夷”，二是“夷狄为诸夏则诸夏之”。后一道策，由自命为卫道士者总向新朝俯首，在金元时代已很明白。到清朝康雍乾三代，早已薙发易服的理学家，从康熙初的杨光先到乾隆末的姚鼐之流，大讲“夷夏之辩”，而辩的是“先进于礼乐”的满人比诸夏还先进，应该贱视排斥“后进于礼乐”的西洋人，个中奥秘不也很清楚吗？变“以夷制夷”为“以汉制汉”，就是真正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