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章节试读

《人在欧洲》的笔记-64% - 64%

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34页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P182：“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纷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及分裂只是浮浅的表象。”
P181:“1945年，中国统一了，国民党带来的大陆文化席卷了台湾。1990年，德国统一的，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的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页 -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富而有礼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
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
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
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

《人在欧洲》的笔记-德国人和美国人 - 德国人和美国人

德国人和他们的国家，就如一场饱受折磨、不堪回首的婚姻，充满了挫折和矛盾：信任幻灭为噩梦，在毁灭边缘偏又长出新的愈合，新的希望。对「国家」这个可爱又可怕的情人，德国人显得戒慎恐惧，不敢猖狂，不敢亲狎。
如果四十年来德国人学到了什么教训，那大概是，竭尽一切能力防止「国家」的膨胀，一切能力，小至不对国旗行礼，大至不以国家的旗帜和任何人交战。
「南辕北辙」其实牵扯到两者对国家这个亲密伴侣的基本态度：美国人还恋着国家，为她，可以杀进丛林也可以长驱沙漠；
德国人对国家满怀疑忌，就怕她又歇斯底里起来，对她冷淡又防备。
当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两情相悦，德国人和国家已沧桑历经。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34页 -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
掩藏历史的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图。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80页 -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人在欧洲》的笔记-书摘——3 - 书摘——3

章节名：想念草地郎
页码：第15页 2013-08-26 23:59:25
如果闭着眼睛让《天方夜谭》的神毯带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这究竟是个先进国，还是个“开发中”国家？
很简单，先看房屋建筑。如果是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屋与屋之间有雅致的绿地庭园，这大概是先进国。再看道路，如果路面铺得密实平整，人行道上每几步就有株树，每个街角都有街灯，这大概是先进国。在路上跑的东西，如果大多是四个轮子的车辆，在十字路口凭着交通标志整齐地来来往往，这大概是个先进国。
相反的，如果映入眼帘的是草篷木桩搭凑起来的住屋，道路上一步一个水坑，泥泞满地，路上挤满了二、三、四个轮子拼凑而成的交通工具，牛羊猪马与骆驼在人与车之间穿梭，牛鸣与喇叭震得耳根发麻。这，当然是个“开发中”国家。
但是这些表象的指标不可靠。你可能凑巧降落在香蕉共和国国王的官邸前面；国王以救济灾民为名目向联合国借了两亿美元，建了一整排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铺了一条宽大平坦的柏油路，从他家门口直达飞机场。制服笔挺的警察站在路中心指挥交通，猪马牛羊若闯入这个区域格杀勿论。你，很容易被骗的。
所以你开始观察细节。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能看出真面目来。
那么，如果香蕉共和国也添了下水道呢？你如何分辨先进与不先进？最好的办法是去办件事情。你来自天方夜谭，算是外国人入境居留，所以到户政机关、警察局、外交部几个衙门去跑一趟。如果你发觉柜台前排队的人很少，柜台后办事的人很和气，办事的手续很简单，两个小时就办好了所有的证件，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倒过来，如果人多得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每个窗口都挤着一团冒热气的人肉；如果好不容易你喘着气到达了窗口，里面的人翻翻白眼说：“天方夜谭来的到一号窗口去！”
而你刚刚才从一号窗口过来，如果在填了两个小时表格、粘了二十张两照片、跑了三个衙门之后，你发觉你所领的证件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六十天之后又要从头来……对，这八成是个不怎么先进的“开发中”国家。
如果你惧怕办手续的炼狱，比较轻松的，你可以搭一趟公共汽车，最好是那种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客运。车次频繁，人人有座位，当然是一个迹象，但是仔细端详车中的人……如果乘客大多衣装整齐，彼此见面时或点头，或握手，或微笑，交谈时轻声细语，让座给老弱妇孺……不管是大学教授或是农夫、杂货店的小厮或是美容店洗发的小姐，个个都那样彬彬有礼，看不出阶级的差别来，这，大概也是个先进国。
1.从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昧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个性软一点吗？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后？
2.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3.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
4.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5.当年，你也不曾去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在你党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辜！与国家利益冲突的人没有无辜的，你被教着这么想；但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究竟是为了谁，没人教你这么问。你的无知，还有那看不见、说不出的白色恐惧，使你对那总是半夜出现的陌生人不闻不问。
6.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既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是在黑白两极之间。
对于白人，我们或者献媚，或者排斥；对于肤色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亚洲人，我们没有兴趣——有谁谈印尼的文学？有谁注意印度的发展？但是，一旦西方人开始“炒”印尼文学，或者印度的发展，我们马上就会跟进。你相信吗？
7.我常常在想究竟“先进”是什么意思。钱吗？产油国钱多得很，骆驼旁边就是宾士车，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先进”。人才吗？印度有太多人受过高等专业教育，但是他们的社会无法吸收。尖端科技吗？连巴基斯坦都有造原子弹的能力。民主政治吗？也不见得，印度是相当民主的……那么，是钱、人才、科技、民主等等条件的总合吗？这样说又太模糊笼统，说了等于没说。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8.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少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是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印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9.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国有什么作家会寄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
10.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11.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认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1.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 权威”的外衣，以新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导，几百万人中有多少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你见过养猪的恶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2.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3.那条街，包括它的颜色和气味，一直在那里，所以你不必渴求。你知道，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滚沉浮、疲倦彷徨的时候，有那么一条街让你回头看看：它像一面晶亮的镜子照着你最原始的来处。如果你来时颓丧堕落，它使你振作；如果你来时飞扬跋扈，它使你谦和沉潜。
是对这条街的了解，使你能把过去和此刻衔接起来。因为有着对历史的记忆，所以你能诠释现在，面对未来。知道从何处来，然后知道往何处去——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所传承，就是生活的秩序。体认了这个秩序，所以笃定，所以宁静。
没有人注意角落里那两个人。他们一身武装，背着短机关枪，两手放在随时准备射击的部位。
　　天晚了，疲惫的旅客意兴阑珊地走向登机口。
　　两名瑞士守卫的眼睛像隐藏的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巡视整个机场大厅。
　　这班瑞航飞机自马德里起飞，稍停苏黎世，终点是瑞典的斯得哥尔摩。飞机在航道上滑行，一辆草绿色的坦克车像幽灵一样冒出来，在五十公尺以外护航，直到飞机起飞了，才掉过头去。
　　机舱内却有热哄哄的气氛。
　　粉腮媚眼的空中小姐捧着一篮巧克力糖让客人取用。
　　巧克力糖用金澄澄的锡纸包着，拿在手上闪闪发光，像一枚硕大的金币。
　　空中小姐又优雅地递给每个人一本瑞航杂志。杂志的纸质光滑柔腻，触手有绸缎的感觉。
　　免税商品的广告美得令人怦然心动：“这五盎司的香水。带给你一秋的气氛。”
　　图片中是满山的红叶，红叶丛中一栋美丽的房子。
　　实在是很晚了。又是短短的飞行，我尽量避免给邻座搭讪的机会。避免目光的接触。所以当邻座的男人为我开了头上的灯时，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低着眼帘，不去看他一眼。
　　可是低垂着眼帘，仍旧看见了他的手，他巨大的手，粗糙的皮肤上长着坚硬的茧，是一双在风中雨中烈阳下用力的手。
　　很久没就近看过这样的手了，尤其在这昂贵的、飘着咖啡浓香的客舱里。
　　忍不住看看他的脸，黑发浓眉之下，一双清澈的黑眼。
　　我说：“你一定很饿了！”
　　我的餐盘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从主食吃到甜点、面包、乳酪、饼干，像卡通里的白兔啃红萝卜，一样一样咔嚓进入嘴里，一样一样吃掉。
　　他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起来的眼睛竟然透着儿童般的稚气。
　　“中午没吃饭，”他说，“现在当然吃得特别痛快。”
　　我一时冲动，想把自己的晚餐也给他，又忍了下来，这是哪门子妇人之仁，莫名其妙。
　　阿敏，来自德黑兰的阿敏，却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以说我是逃出来的。在西班牙作了一年事。不逃出来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什么好下场吧！我家在两年之中死了三个人。哥哥被枪杀了，妹妹还不到廿岁，被关到牢里，说她在学校里批评柯梅尼。有一天爸爸接到通知，要他到监狱里去认尸，对，认领妹妹的尸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没有穿衣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卷起来，一身都是小刀刮的伤口——爸爸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剩下我跟妈妈，妈妈要我走，无论如何要走——”
　　“先生，您要来点红酒吗？”
　　“我是德黑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毕业之后当翻译。那个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大地》，很感动，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南美的马尓克斯也是一样，他写的《百年孤寂》——啊，你看过伊朗的作品吗？”
　　我摇摇头。
　　“我们有个很着名的诗人。海非兹，大概是最好的波斯诗人了，我到瑞典之后想办法寄一本给你好不好？你知道，我们都是亚洲人呢，吃米饭的民族，彼此了解应该比欧洲人容易一点……”
　　我写着自己的地址，麦克风的声音盖住了阿敏的声音：“我们现在飞越汉堡，您的左前方是丹麦，有前方就是瑞典，此刻的高度是三万公尺……”
　　“为什么要离开西班牙呢？南方人不是比较温情吗？”想象中北国的瑞典应当是冰天雪地的，如何善待一个吃米饭的亚洲人呢？
　　“因为听说瑞典比较容易谋生，你知道，”阿敏似乎在自言自语，说话给自己细听，“我不能再用妈妈的钱。打仗打了这么多年，吃的东西都快不够了。她到黑市去买美金偷寄给我，要用官价十二倍的价钱，她没有钱。”
　　机舱里红灯亮了，旅客熟稔地开始系安全带，快要降落了。
　　我心一动，问他：“你说你在瑞典有伊朗朋友？他们会来机场接你吗？”
　　阿敏潇洒地摊开手说：“不会，他们不知道我要来。”
　　“那么抵达瑞典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你会去找他们吗？机场进城还要四十分钟路呢！”
　　阿敏沉默了，我也沉默着。
　　怎么又是一个道德难题？反正我自己也要进城，为什么不邀阿敏坐我的计程车？他不会有钱住旅馆的，我又何尝不能为他付一个晚上的旅馆费？他即便有钱，也该省下来应付往后艰难的岁月，在满目疮痍的德黑兰城里，还有一个他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是的，我可以请他坐我的车，与我落宿同一家旅店，第二天清早，还可以请他吃一顿欧洲早餐，然后我去办我的事，他去找他的朋友——
　　“夫人，”空中小姐温婉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您刚刚买的钻圈手表要不要我们用礼盒包装？”
　　可是，阿敏只是阿敏吗？我想起手执机枪的守卫，还有那辆幽灵似的坦克车，他们在猎狩的，不就是躲在暗处的中东恐怖分子？我怎么知道阿敏究竟是谁呢？
　　“当然了，”买了钻表的女人说，“那是给我媳妇的见面礼，请你们包装漂亮一点。”
　　飞机降落了，机轮碰触瑞典的土地。
　　窗外灯火辉煌，在沉沉的黑夜中显得雍容华贵。又是一个没有战乱、国富民安的社会！
　　阿敏的侧影清晰地显在窗玻璃上，顶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他用手在揉眼睛。我凝视着窗里的人，轻声说：“我们一起走吧！”但只是对着窗里的人说。
　　阿敏已经起身拿下行李，把我的挂在我肩上。
　　“我们一起走吧”那句话还让我闷在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又要检查护照了！”
　　阿敏很勉强地笑了一下。
　　出机门的行列开始移动，我默默安慰自己：没关系，等过了海关，到了机场外面，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请他同行。我还有机会。
　　我们一前一后地踏进明亮的机场大厅，墙壁上挂着巨幅的广告：
　　“欧陆大饭店让您享用精美的海陆大餐。”
　　“我们给您十八世纪皇宫式的休憩情调。”
　　……
　　一转弯，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挡在面前，用极熟练的手势亮了一下他的证件，好整以暇地对阿敏说：“先生，请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护照！”
　　还没有回过神来，阿敏已经被两个便衣警察一左一右地挟进了一个小房间。
　　隔着玻璃门，他突然回身望着远远站着的我，挥挥手，无声地说了“再见”。
　　人潮从我身边不耐地流过，我提着行李，迟钝地凝望着那扇空空的玻璃门，那句想说未说的一句话还哽在喉里。
章节名：辑三 大陆印象 打架
2012-02-11 01:06:05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38页 - 台湾素描

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了。谁做官其实都不要紧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4页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交税，表示拒绝做一枚被动的螺丝钉。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 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做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是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人在欧洲》的笔记-关于讨伐纳粹 - 关于讨伐纳粹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个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人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做不做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负担后果。
在梭罗看来，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人在欧洲》的笔记-关于种族 - 关于种族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赶了出去；回到鸽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妓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在英国的三年，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通过努力或是机遇而能轻而易举改变的。有些认识，误解甚至扭曲的印象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天性懒惰的人或许从来不会思考应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而矛盾不正是这样起源的吗？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76页 - 可以遗忘 ，不可以遗忘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页 -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
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者守仓库的管理员。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
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
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
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
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61页

当代中国文学仍旧被许多西方人当作社会学辅助材料。龙应台 称其为“文学观光客心理。”
早些年，张艺谋拍的电影能在许多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奖杯，部分原因是否在于迎合了西方世界的“文学观光客心理”呢？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1页

自始至终我没有问那一个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逐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实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者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国有什么作家会寄希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2页

1、秩序，是唯一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2、首先，小镇居民表现了对大众文化反省批判的能力；电视，就许多方面来说，和尼古丁、酒精、大麻烟一样控制人的心智。更难得的，是居民竟然能够将这种批判诉诸行动，集体来封锁电视。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万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65页 - 视大奖·必藐之

“它（诺贝尔文学奖）就是18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他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汉学家 马悦然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石河子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将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漏出一个讯息：中国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2页 - 辑一 人在欧洲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

从来没见过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惊。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娇爱地微笑了一下，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

《人在欧洲》的笔记-1 - 1

我已经在想念中国了，可是我想念的中国不是她包装精美的东方幻想国，而是一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99页 - 新的眼睛

社会应该没有不可以讨论的话题，没有不可以挑战的势力，这是追求真像、真理的基础

《人在欧洲》的笔记-关于美国人 - 关于美国人

美国人对婚姻的看法相当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清教徒的道德驱使之下，他们强调礼教对个人的约束 —「汝不可与人通奸」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熏陶又鼓励一个人打破格局、摆脱束缚，尽一切力量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65页 - 让艺术的归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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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页 - 页码是我乱写的

朋友坐在客厅地毯中央。午末的阳光投射进来，他闭眼仰脸对着太阳，就这样久久坐着，一直到阳光完全没入松影。
他轻声喟叹。
我感觉到台湾人对宁静的近乎痛苦的渴求。
不，我指的不仅是空间环境的宁静；在宁静的空间环境背后有一种源自内在生活秩序的心灵的宁静。
有的民族，因为知道什么在先，什么在后，心里有一种笃定。

《人在欧洲》的笔记-故乡，过去和历史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 故乡，过去和历史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你若是个德国作家，那么很可能你出生的那栋老房子还在，粗大的玫瑰依旧攀墙而上。那条街还铺着石板，转角处的农舍老传出干草和牛粪的气息，你每次兴起回老街，都会看见和你同上小学的大傻个儿正在院子里耙草。你曾经放纸船的那个水沟还在那里，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正沟着身玩纸船。
那条街，包括它的颜色和气味，一直在那里，所以你不必渴求。你知道，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滚浮沉，疲倦彷徨的时候的时候，有那么一条街让你回头看看：它像一面晶亮的镜子照着你最原始的来处。如果你来时颓丧堕落，它使你振作；如果你来时飞扬跋扈，它使你谦和沉潜。
是对这条街的了解，使你能把过去和此刻衔接起来。因为有着对历史的记忆，所以你能诠释现在，面对未来。知道从何而来，然后知道往和何处去--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所传承，就是生活的秩序，体认了这个秩序，所以笃定，所以宁静 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取舍问题，若是一味地沉溺于过去，人就会忘记向前，也忘记自己突破极限的能力；若完全抛弃自己的过去，再笃定的人最终也会犹豫不决而停下脚步，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你能回去的地方。

《人在欧洲》的笔记-序 - 序

离开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条岔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60页

“人性，正是一个不可测的深度，人性，也正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题材。”
文学究竟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也是永远讨论不尽的话题。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31页 - 元首，可不可以侮辱？

一个成熟的人对人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心里明白人的种种伪装与弱点，比较不容易接受一个神话的偶像。
民主国家中的所谓元首，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人间一阶一阶被送上去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他脱下衣裤跨坐马桶的姿态。要把这样一个人装扮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人民恐怕反而视之为闹剧而失效。
比较容易神话个人，崇拜个人的民族，大概还没有人情人性的弱点和它重重的卑劣吧！中国人到今天还认为元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批评、指摘、讽刺、攻击，都可轻易构成侮辱，这种态度的根源不外乎元首天子的神权观念。而这种观念所反映的岂不是人民对人性了解的单纯与肤浅吗？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78页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P78：“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
P80：“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P82：“如果把觉醒与反抗这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呢？
把上限的道德期许哪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

《人在欧洲》的笔记-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

《人在欧洲》的笔记-88% - 88%

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页

第一次读龙应台的书，只知道是个很有名气很有影响的作家，这本书是港大推荐的一百本书中，我开始看的第二本，可以说是本随笔集。在欧洲，以一个台湾人的身份去体会先进的西方社会；在台湾，以一个二代移民的身份去体会高速发展岛国；在大陆内地，又以一个社会名人的身份去剖析现下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在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文笔犀利尖锐；然，一旦出现儿子安安，或者父母的角色，文笔又立马变得无比细腻柔软。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3页 - 辑一 人在欧洲 想念草地郎

　如果闭着靥眼睛让天方夜谭的神毯带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就在市集中让你降落；睁开眼，你如何分辨这究竟是个已开发先进国，还是个所谓的"开发中"国家？
　　很简单，你说。先看房屋建筑。如果是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屋与屋之间有雅致的绿地庭园，这大概是先进国。再看道路，如果路面铺得密实平整，人行道上每几步就有株树，每个街角都有街灯，这大概是先进国。在路上跑的东西，如果大多是四个轮子的车辆，在十字路口凭着交通标志整齐地来来往往，这大概是个先进国。
　　相反的，如果映入眼帘的是草篷木桩搭凑起来的住屋，道路上一步一个水坑，泥泞满地，路上挤满了二、三、四个轮子拼凑而成的交通工具，牛羊猪马与骆驼在人与车之间穿梭，牛鸣与喇叭震得耳根发麻：这，当然是个"开发中"国家。
　　但是这些表象的指标不可靠。你可以凑巧降落在香蕉共和国国王的官邸前面；国王以救济灾民为名目向联合国借了两亿美元，用这两亿美元在你面前建了一整排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铺了一条宽大平坦的柏油路，从他家门口直达飞机场，方便他在政变时顺利出国。制服英挺的警察站在路中心指挥交通，猪马牛羊若闯入这个区域格杀勿论。你，很容易被骗的。
　　所以你开始观察细节。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角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那么，如果香蕉共和国也添了下水道呢？你如何分辨先进与不先进？最好的办法是去办件事情。你来自天方夜谭，算是外国人入境居留，所以到户政机关、警察局、外交部几个衙门去跑一趟。如果你发觉柜台前排队的人很少，柜台后办事的人很和气，办事的手续很简单，两个小时就办好了所有的证件，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倒过来，如果人多得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每个窗口都挤着一团冒热气的人肉，每个人都努力把手肘往外顶着，像一只蚱蜢，保护自己眼前一点点地盘；如果好不容易你喘着气到达了窗口，里面的人翻翻白眼说："天方夜谭来的到一号窗口去！"而你刚刚才从一号窗口过来；如果在填了两个小时表格，黏了二十张两时半身脱帽照片、跑了三个衙门之后，你发觉你所领的证件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六十天之后又要从头来起……对，这八成是个不怎么先进的"开发中"国家。
　　如果你惧怕办手续的炼狱，比较轻松的，你可以搭一趟公共汽车，最好是那种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客运。车次频繁，人人有座位，当然是一个迹象，但是仔细端详车中的人……如果乘客大多衣装整齐，彼此见面时或点头、或握手、或微笑，交谈时轻声细语，让座给老弱妇孺……不管是大学教授或是农夫、杂货店的小厮或是美容店洗发的小姐，个个都那样彬彬有礼，看不出阶级的差别来，这，大概也是个先进国。
　　我每天早晨搭车到苏黎世的市中心，每天早晨在车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看不出阶级的、彬彬有礼的人——我发觉自己对他们有说不出的厌倦，厌倦他们有教养的微笑、有教养的低声说话、有教养地说"对不起"、"谢谢"、"再见"。我渴望见到一个不知"教养"为何物的草地郎，赤着粗大的脚，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腋下挟着一只咯咯挣扎的肥母鸡；看到街上的熟人忙不迭地伸出半个身子快活地大声叫唤，笑的时候，露出闪亮亮的金牙；打了哈欠之后，一歪头就呼呼大睡，发出很没有教养的鼾声。
　　如果在一车彬彬有礼的人群中你发觉几十个这样的草地郎，那个国度大概就不是所谓的先进国了。他所暗示的是城乡的距离——经济上、教育上、生活水准上的种种差异。我对草地郎的眷恋，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念旧情怀，与现实有很大的矛盾。要保有这样的乡土人物，意味着保有他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意味着保有泥泞的道路、积水的市区、拥挤的衙门、浪费生命的繁文缛节。而落后，真正生活在其中，就一点也不罗曼蒂克。人所要追求的，应该是一个高度开发却又不失人的原始气息的社会吧？是不是只有天方夜谭里才有呢？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7页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荒唐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76页

忘记是在第几页
作者写到当年在北京的经历，让我心生一种庆幸。幸而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的中国。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页

十月的莫斯科，没什么阳光，好像所有的阳光，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拢到这一条街上来了，阿贝特街。
你不断地和漫游的人们擦肩而过，不时要斜着身子免得和对面的人装个满怀。
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觉到油然而生的快乐；能够在一条窄窄的街上，无所事事地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们也无所事事，只是为了一街懒懒的阳光而来，知道在他们几乎撞个满怀的刹那，你对他毫无戒备，他对你毫无芥蒂，这不是幸福吗？
事实上，我没有去过莫斯科，更没有去过这条阿贝特街。可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却不免想到龙应台在本书中大篇幅谈到的瑞士。
尽管最爱的国家依然不是瑞士，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果真如传闻中纯净安逸，人民友好纯朴，一切宛如天堂，完美无瑕。@Interlaken, Swiss
我自然能够从文化上理解她所描述的瑞士人的疏离：由于欧洲的Geographic Space比亚洲的大，使得欧洲人在心理上对Personal Space更加介意，尤其是地广人稀的北欧或是与世无争的瑞士。
因此，对于在人口上习惯了街头的熙熙攘攘，在文化上习惯了走街串门的中国人而言，瑞士人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是多了一道无形的墙。
只是，换一种角度来看，习惯了所谓“热闹”的我们，再看待这样一个宁静安逸如天堂，淡漠疏远亦如天堂的国度，真的好么？

《人在欧洲》的笔记-书摘——1 - 书摘——1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
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者守仓库的管理员。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
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
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
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
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章节名：想念草地郎
页码：第15页 2013-08-26 23:59:25
如果闭着眼睛让《天方夜谭》的神毯带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这究竟是个先进国，还是个“开发中”国家？
很简单，先看房屋建筑。如果是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屋与屋之间有雅致的绿地庭园，这大概是先进国。再看道路，如果路面铺得密实平整，人行道上每几步就有株树，每个街角都有街灯，这大概是先进国。在路上跑的东西，如果大多是四个轮子的车辆，在十字路口凭着交通标志整齐地来来往往，这大概是个先进国。
相反的，如果映入眼帘的是草篷木桩搭凑起来的住屋，道路上一步一个水坑，泥泞满地，路上挤满了二、三、四个轮子拼凑而成的交通工具，牛羊猪马与骆驼在人与车之间穿梭，牛鸣与喇叭震得耳根发麻。这，当然是个“开发中”国家。
但是这些表象的指标不可靠。你可能凑巧降落在香蕉共和国国王的官邸前面；国王以救济灾民为名目向联合国借了两亿美元，建了一整排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铺了一条宽大平坦的柏油路，从他家门口直达飞机场。制服笔挺的警察站在路中心指挥交通，猪马牛羊若闯入这个区域格杀勿论。你，很容易被骗的。
所以你开始观察细节。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能看出真面目来。
那么，如果香蕉共和国也添了下水道呢？你如何分辨先进与不先进？最好的办法是去办件事情。你来自天方夜谭，算是外国人入境居留，所以到户政机关、警察局、外交部几个衙门去跑一趟。如果你发觉柜台前排队的人很少，柜台后办事的人很和气，办事的手续很简单，两个小时就办好了所有的证件，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倒过来，如果人多得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每个窗口都挤着一团冒热气的人肉；如果好不容易你喘着气到达了窗口，里面的人翻翻白眼说：“天方夜谭来的到一号窗口去！”
而你刚刚才从一号窗口过来，如果在填了两个小时表格、粘了二十张两照片、跑了三个衙门之后，你发觉你所领的证件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六十天之后又要从头来……对，这八成是个不怎么先进的“开发中”国家。
如果你惧怕办手续的炼狱，比较轻松的，你可以搭一趟公共汽车，最好是那种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客运。车次频繁，人人有座位，当然是一个迹象，但是仔细端详车中的人……如果乘客大多衣装整齐，彼此见面时或点头，或握手，或微笑，交谈时轻声细语，让座给老弱妇孺……不管是大学教授或是农夫、杂货店的小厮或是美容店洗发的小姐，个个都那样彬彬有礼，看不出阶级的差别来，这，大概也是个先进国。
在昨晚的奥地利电视上，瘦削的华德翰总统感情激动地说：“我的良心是清白
的；美国的决定使我觉得不可理解，也很难过。”
令华德翰“难过”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将他列入“黑名单”，不许他
以个人身分进入美国领土；这份“黑名单”上总共大约有四万个名字，包括罪犯、
共产党、传染病患等等。一九七九年以前，有些从前的纳粹隐名埋姓地在美国定居
下来，成为公民。一九七九年，在犹太势力强大的纽约有议员提议将过去的纳粹也
列入黑名单的范围。提议通过之后，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三四十年的公民被搜捕出
来，解送以色列当战犯审判。
两年前，犹太组织开始搜集华德翰的资料，指控他是当年谋杀犹太人的帮凶，
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美国司法部终于在这两天正式宣布华德翰有“罪嫌”，
不准进入美国。消息公布之后，美国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
发出一片赞美的声音，宣称美国再度向世界证明了它是个道德的巨人。
西方人四十年来对纳粹的围捕牵涉到人对“罪与罚”的道德观，其中的难题与
矛盾我在《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一文中触及。华德翰事件所暴露无疑的，是美
国朝野那分“我来审判你”的狂妄自大，与“大鱼吃小鱼”的丑陋现实。
首先看看小国奥地利的屈辱。美国人说华德翰有“嫌疑”，曾经荣任联合国秘
书长的华德翰，身为一国总统，忙不迭地就赶快搜集自己的各种资料寄往美国，努
力地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美国人是法官，他是嫌疑犯，而结果呢？美国
人说，华德翰所呈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无罪，因此判他“有罪”，昭告于全世界，
而这位奥国总统至今唯一的回击，是激动地说：我是清白的，我很难过，我不了解
是怎么回事！
如果指控华德翰的不是美国，而是和奥地利一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尼泊尔呢？
大概谁也不会理睬。美国知道自己权大势大，一点都不心虚地扮演着判官的角色，
而被审判的又恰巧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奥国。如果不是华德翰，而换
了撒切尔夫人或西德的科尔总理，美国敢那么跋扈吗？
华德翰究竟有没有罪当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可是自命为法官的美国自始自终
不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有罪。司法部长米斯强调：“我们并未说他有罪，只是说他有
‘嫌疑’。”“罪”与“嫌疑”之间差距何止千里？更奇怪的是，司法部决定将华
德翰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华德翰所提反证不足以表示他的清白。在美国一般的法令
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
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在司法部能提出斩钉截铁的罪状之
前，华德翰必须以清白视之。这个一贯的尊重人权的原则在这个案件中却受到令人
难解的漠视。
美国报纸社论一片称颂之声，赞美美国的高度道德精神。《华盛顿邮报》说：
“有人指称华德翰事件只不过再度显示美国犹太政治势力之庞大，对华德翰的指控
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希望外人对美国的了解不仅于此。美国的道德立场经常有
人说是毫无理由的，譬如智利、韩国、苏联等等，在华德翰事件中，里根政府其实
发扬光大了美国最美好的传统精神。”（转载于《国际先锋论坛报》，四月二十九
日）
社论作者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翻译：“我们美国人的道德标准之高是许多国家
无法了解的。”以智利、韩国、苏联为例来表示美国道德的高超，作者所流露的自
满自恋情绪令人惊异，对里根的赞美更不是时候；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要问：那么
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与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又算哪门子道德立场呢？
自认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与自大，付诸行动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了。里
根之所以会把偷鸡摸狗弄来的钱拿去送给反政府的尼加拉瓜游击队，也无非是这种
垄断道德的自满感在引导。 尼加拉瓜政府倾左， 所以是“坏人”；美国的责任在
“捍卫世界民主和平”，所以要打击“坏人”，所以要用军火去支持游击队颠覆尼
国政府。这是一个“高超”的“道德立场”，他在“替天行道”，因为是替“天”
行道，所以里根执意漠视国会通过不准援尼的法令，也漠视尼国游击队用美国的枪
屠杀妇女及婴儿的酷行。他赞美尼国游击队“道德高超，和美国的立国先贤一样”。
道德，好像是美国人独家拥有的私产。当其他国家起纷争时，占有道德的美国就觉
得自己有仲裁的权利，为他人决定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里根显然认为美国人比
尼国人更清楚尼加拉瓜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与华德翰事件的同时，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小人物在美国受捕，警察七手八脚地
把嘶喊、挣扎的利那斯架上飞机，送往苏联去接受死刑。利那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
苏联的法庭认为在二次大战他曾是集中营的军官，判了他死刑，美国因此剥夺了利
那斯的居美权利，递解出境。
事件本身并不稀奇，七九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处置了许多有纳粹记录的人。
值得注意的又是新闻界的反应。反对解送利那斯的人说，苏联的法律不比美国的法
律，后者尊重人权。把利那斯送到苏联去“正法”等于肯定苏联的法律。赞同递解
利那斯的人说，哈，美国再度表现了它的道德感，又除掉了一名纳粹！《纽约时报》
的社论强调美国是“解救全世界，使之幸免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递解利那斯是
美国道德勇气的象征。
仔细分析一下，反对者的理由，是美国法律站在道德、人权的一边，苏联法律
则相反。赞成者的理由，是美国人站在正义、卫道的一边，拯救全世界。不论反对
或赞成，归根究底，都同样一个意识：美国是道德的天平、正义的化身。
美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矛盾的是，如果他那种自以为
独霸真理、垄断道德的骄满发展过度，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罢了。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页

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页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不需要警察的监视，不需要罚规的恐吓，不需要红绿灯的指示，每一个人都遵守着同一个“你先我后”的原则，而这又是非常简单的原则：秩序，是唯一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人在欧洲》的笔记-书摘——2 - 书摘——2

桃色之外
穿着雪白制服的年老侍者在车厢里巡回，一排一排地询问：“还要咖啡吗？”
这是一节餐车，火车从米兰出发，开往苏黎世，不断地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山洞。
一个看起来历经沧桑的妇人，操着意大利音浓厚的英语，和对座一对美国老夫
妇聊天。话题从米兰的时装、纽约的珠宝、巴黎的咖啡店，转到美国的政治。德州
来的老先生刚刚说完他们在罗马的豪华旅馆有些什么缺点，现在正在说：“卡特对
他老婆不忠实。总统是要为人楷模的，他不配当总统。”他顿了一下，带点骄傲地
说：“对我们美国人而言，婚姻贞洁是极重要的。”
“你们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教皇？”妇人很不客气地说，“我实在搞不懂你们
美国人！卡特跟谁睡觉和他能不能处理内政、外交，究竟有什么关系？你们要‘乖
孩子’来当总统，卡特不是个乖孩子？他可是个蠢得不得了的总统。”
卡特事件使我再度注意到美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与矛盾。促使卡特下台的中心因
素是性，而性，在高喊了几十年性革命的美国，仍旧有点肮脏下流的味道，必须与
“干净”、“正常”的日常生活严密地隔开。所以在一般的杂志画报，或电视荧幕
上，绝对看不到裸像，连小孩的光屁股裸露也属禁忌（这一点，和台湾倒是相像）。
当邮局要出一套以圣母玛丽亚为画面的邮票时，许多美国人极力地反对，原因是玛
丽亚哺乳的乳房露了出来，有伤风化。到海边游泳，在沙滩换泳装是违法的，就是
用大毛巾遮着身体，躲躲闪闪地换也不可以。
“光明”的表面所禁止的，却在阴暗的角落繁殖。录影带与小电影里的性极尽
想象的可能，性杂志把女人、男人的肉体都反复利用尽了之后，扩及小孩的肉体、
残障人、变性人、侏儒的肉体……一般的海滩上连换衣服都有害善良风俗，却冒出
特殊的海滩，譬如纽约的火岛，同性恋的男人就在太阳照晒的沙滩上赤裸裸地性交。
相形之下，西欧人对性的态度就比较自然，至少，他们不把人的裸体看作罪恶。
一般的家庭杂志中随时可看见全裸的年轻母亲和光着身子的幼儿洗澡戏水的画面。
海滩上、游泳池畔，到处是裸着上身晒太阳的男男女女。洗三温暖的人不分男女，
面对面一丝不挂，也没有人觉得伤害了什么风俗。西欧人对美国人有多种的成见，
认为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上像个“伪君子”是最常听见的批评，却有它的道理在。
卡特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性行为而失势的，他受到美国人的唾弃，是因为他对
妻子不忠，有了“婚外”性行为。历届的美国总统大多有婚外“情”暂且不提，美
国人对婚姻的看法相当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清教徒的道德驱使之下，他们强调礼
教对个人的约束——“汝不可与人通奸”，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熏陶又鼓励一个
人打破格局、摆脱束缚，尽一切力量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一般的现代美国人都
认为离婚要比痛苦地厮守好，等于在表示，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比道德规范来得重要。
然而卡特又为什么受到千夫所指呢？谁知道他与妻子的感情如何？谁知道他与
第三者的感情是否真情？或许他正迈往离婚的路上，或许他正在设法解决感情的困
境。既然任何人都有与妻子失和的可能，既然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功权利，既然离
婚也可能是个美德，怎么卡特就不属于这个“任何人”，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华盛顿邮报》记者指着卡特的鼻子逼问：
“你是否曾与人通奸？”
记者代表了美国人摆脱不掉的清教徒的心态：道德窠臼至上。
和火车中的意大利妇女一样，许多人在问：为什么美国人把卡特的私事与他的
竞选公事扯在一起？
事实上，美国人对总统一向是公私不分的。一个男人被选上了总统，照理说，
他的妻子可能是个白痴也可能是个天才，但人民选举的不是她，她的政治权力和街
上任何一个欧巴桑的政治权力一样，不多一分。但是美国总统不一样，他入了宫，
家里的鸡和狗都升天成了仙。妻子马上担当大任，罗斯福时代的艾莲诺像个垂廉问
政的太后，南茜里根也大权在握，决定白宫官员的去留。
让妻子问政掌权，固然是总统本人公私不分，美国老百姓其实也相当鼓励这种
作法。他们把随着男人进宫的妻子封为“第一夫人”，无形中宣扬“以夫为贵”的
观念。许多美国小女孩的梦想，除了要做“美国小姐”以外，就是要作“第一夫人”，
却不说自己要当总统（毕竟美国还是没有女总统）。如果作“美国小姐”是以色取
胜，作“第一夫人”又是以什么取胜呢？
把一个女人封为“第一夫人”而爱之宠之骄纵之，其实是对那个女人的侮辱。
她原来可以是一个律师，或教授，或记者，甚至于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她可以凭
她一己的努力而被称为一个出色的律师、教授、记者、母亲。但是美国的社会漠视
她本身的条件，径自称她为“第一夫人”，不管是第一或尾巴，“夫人”就是“夫
人”，某某人的妻子。她的价值，因此完全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既然她附着于总
统身上，她当然也就含糊笼统地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成为“嫁”出来的总统。
美国人把候选人的家庭私生活扯进公事来，大概也是因为心里明白，除了自己
“选”过来的总统之外，也得考虑那个“嫁”过来的裙带总统吧！
记者躲在暗巷中侦察别人卧房的私生活，“下流”大概是最好的辞汇。卡特出
事之后，有美国议员受到震撼，出来公开宣布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估计“自首”
之后，就不会受记者的暗算了。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如此屈服于媒体的操纵？自
然是因为他的政治生命倚赖媒体的塑造，可以促成他也可以颠覆他。这就是功利思
想了。 不为功利计算， 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保护自己人格的勇气。当一个记者问：
“你是否与人通奸？你做爱时采取什么姿势？”有格的政治人物可以回答：“滚你
娘个蛋！ Go To Hell！”
美国的记者以“人民有知的权利”为盾牌，有时候使出宵小的手段揭人隐私，
固然是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若是畏惧权势，明知黑暗而不去揭发，又何尝是道德呢？
与美国记者背道而驰的，大概是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记者敢去追踪、
揭发一个当权派高官的“隐私”呢？即使在已经大为开放的台湾，如果听说有什么
中央要员、政治新星，是个关起门来把老婆吊起来毒打的男人，有没有记者敢问他：
“你是不是个虐待妻子的人？”本来男女关系只是男欢女爱，各取所需，但虐待妻
子却是违背人权、违反法律的事。新闻记者不敢去挖掘，或许比美国记者的挖掘过
分更不道德。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
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
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
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
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
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
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
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
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
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
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
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
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
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
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
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
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
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
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
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
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
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
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
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
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
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
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
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
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
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
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
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
者守仓库的管理员。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
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
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
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
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
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
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
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
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
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
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
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
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
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
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
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
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
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
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
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
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
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
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
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
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
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
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
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
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
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
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
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
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
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
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
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
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
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
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
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
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
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
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
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
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
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
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
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
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
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
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
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
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
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
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
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
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
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
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
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
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
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
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
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
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
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
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
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
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
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
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
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
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
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
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
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
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
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
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
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
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
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
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
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
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
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
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
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
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
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
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
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
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
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
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
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
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
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
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
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
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
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
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
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
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
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
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
者守仓库的管理员。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
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
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
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
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
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
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
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
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
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
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
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
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
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
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
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
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
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
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
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
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
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
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
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
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
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
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
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
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
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
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
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
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
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
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
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
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
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
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
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
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
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
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
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
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
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
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
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
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
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
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
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
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
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
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
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
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
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
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
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
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
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
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
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
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
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
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
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
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
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
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
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
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
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
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
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24页 - 斜坡

离开高贵却很凶险的巴黎，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先进找到了一个必要条件，正巧是中国人说的“富而有礼”。这“礼”，不仅只是鞠躬握手寒暄的表面，而是一种“民胞物与”观念付诸于具体。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会计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78页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有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498页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63页 - 让艺术的归艺术

我相信，一个真正伟大的中国作家与任何国籍肤色的伟大作家最终极的关怀应该是一致的：人的价值

《人在欧洲》的笔记-摘抄 - 摘抄

看的是电子版，估计还是盗版，没有章节。
1.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 权威”的外衣，以新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导，几百万人中有多少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你见过养猪的恶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2.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3.那条街，包括它的颜色和气味，一直在那里，所以你不必渴求。你知道，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滚沉浮、疲倦彷徨的时候，有那么一条街让你回头看看：它像一面晶亮的镜子照着你最原始的来处。如果你来时颓丧堕落，它使你振作；如果你来时飞扬跋扈，它使你谦和沉潜。
是对这条街的了解，使你能把过去和此刻衔接起来。因为有着对历史的记忆，所以你能诠释现在，面对未来。知道从何处来，然后知道往何处去——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所传承，就是生活的秩序。体认了这个秩序，所以笃定，所以宁静。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6页

如果人多得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每个窗口都挤着一团冒热气的人肉，每
个人都努力把手肘往外顶着，像一只蚱蜢，保护自己眼前一点点地盘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页 - 序

翻了几页，一个个小的故事，可能不是我喜欢的调调，看看吧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15页 - 想念草地郎

如果闭着眼睛让《天方夜谭》的神毯带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这究竟是个先进国，还是个“开发中”国家？
很简单，先看房屋建筑。如果是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屋与屋之间有雅致的绿地庭园，这大概是先进国。再看道路，如果路面铺得密实平整，人行道上每几步就有株树，每个街角都有街灯，这大概是先进国。在路上跑的东西，如果大多是四个轮子的车辆，在十字路口凭着交通标志整齐地来来往往，这大概是个先进国。
相反的，如果映入眼帘的是草篷木桩搭凑起来的住屋，道路上一步一个水坑，泥泞满地，路上挤满了二、三、四个轮子拼凑而成的交通工具，牛羊猪马与骆驼在人与车之间穿梭，牛鸣与喇叭震得耳根发麻。这，当然是个“开发中”国家。
但是这些表象的指标不可靠。你可能凑巧降落在香蕉共和国国王的官邸前面；国王以救济灾民为名目向联合国借了两亿美元，建了一整排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铺了一条宽大平坦的柏油路，从他家门口直达飞机场。制服笔挺的警察站在路中心指挥交通，猪马牛羊若闯入这个区域格杀勿论。你，很容易被骗的。
所以你开始观察细节。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能看出真面目来。
那么，如果香蕉共和国也添了下水道呢？你如何分辨先进与不先进？最好的办法是去办件事情。你来自天方夜谭，算是外国人入境居留，所以到户政机关、警察局、外交部几个衙门去跑一趟。如果你发觉柜台前排队的人很少，柜台后办事的人很和气，办事的手续很简单，两个小时就办好了所有的证件，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倒过来，如果人多得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每个窗口都挤着一团冒热气的人肉；如果好不容易你喘着气到达了窗口，里面的人翻翻白眼说：“天方夜谭来的到一号窗口去！”
而你刚刚才从一号窗口过来，如果在填了两个小时表格、粘了二十张两照片、跑了三个衙门之后，你发觉你所领的证件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六十天之后又要从头来……对，这八成是个不怎么先进的“开发中”国家。
如果你惧怕办手续的炼狱，比较轻松的，你可以搭一趟公共汽车，最好是那种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客运。车次频繁，人人有座位，当然是一个迹象，但是仔细端详车中的人……如果乘客大多衣装整齐，彼此见面时或点头，或握手，或微笑，交谈时轻声细语，让座给老弱妇孺……不管是大学教授或是农夫、杂货店的小厮或是美容店洗发的小姐，个个都那样彬彬有礼，看不出阶级的差别来，这，大概也是个先进国。

《人在欧洲》的笔记-书摘 - 书摘

螃蟹也是这个地球村的原住民，如果他不曾妨碍你的生存，你就没有资格剥夺他的 生存权利。我想说：“弱肉强食”或许是生物界的常态。人吃牛羊猪狗草虾螃蟹； 但是“大地反扑”也是自然界的常态，强食者的滥杀滥捕最后要造成自己的枯竭。 我想说：你只是地球村的过客，住了你的一生就要离开，换下一代来生活，你没有 权利烧死一只螃蟹。如果人人到了海滩都去烧死一只螃蟹，那么我的孩子，当他到 海边嬉戏的时候，就没有螃蟹可看；在清浅的水中发现一只横行的螃蟹，是在地球 村中成长的快乐。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孩子的快乐。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 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 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在 一个“满”得令人窒息的时代里，“空”才是美德；当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信仰 已经不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寸余地的时候，“无用”才是获取。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 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34页 - 都是过客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人在欧洲》的笔记-第74页 - 桃色之外

让妻子问政掌权，固然是总统本人公私不分，美国老百姓其实也相当鼓励这种作法。他们把随着男人进宫的妻子封为"第一夫人"，无形中宣扬"以夫为贵"的观念。许多美国小女孩的梦想，除了要做"美国小姐"以外，就是要作"第一夫人"，却不说自己要当总统（毕竟美国还是没有女总统）。如果作"美国小姐"是以色取胜，作"第一夫人"又是以什么取胜呢？
　　把一个女人封为"第一夫人"而爱之宠之骄纵之，其实是对那个女人的侮辱。她原来可以是一个律师，或教授，或记者，甚至于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她可以凭她一己的努力而被称为一个出色的律师、教授、记者、母亲。但是美国的社会漠视她本身的条件，径自称她为"第一夫人"，不管是第一或尾巴，"夫人"就是"夫人"，某某人的妻子。她的价值，因此完全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既然她附着于总统身上，她当然也就含糊笼统地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成为"嫁"出来的总统。
美国的记者以"人民有知的权利"为盾牌，有时候使出宵小的手段揭人隐私，固然是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若是畏惧权势，明知黑暗而不去揭发，又何尝是道德呢？与美国记者背道而驰的，大概是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记者敢去追踪、揭发一个当权派高官的"隐私"呢？即使在已经大为开放的台湾，如果听说有什么中央要员、政治新星，是个关起门来把老婆吊起来毒打的男人，有没有记者敢问他："你是不是个虐待妻子的人？"本来男女关系只是男欢女爱，各取所需，但虐待妻子却是违背人权、违反法律的事。新闻记者不敢去挖掘，或许比美国记者的挖掘过分更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