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书评

西方文化的温情与冷酷

西方文化的温情与冷酷——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书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作者: （加）梁鹤年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 2014-3ISBN: 9787108045324总起所谓文化基因，就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语言、艺术、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与发端。文化基因决定着文明的发展走向，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总能追溯到它的文化基因。西方人对父母或老师可以直呼其名，人们也不会莫名惊诧；中国人一般不会直接称呼尊长名字，而代之以职务、关系称谓，如“老师”、“班长”、“叔叔”、“婶婶”等。中西称谓泾渭分明，或许与西方崇尚“人人平等”泛化理念、中国讲究“尊辈长上”等级秩序文化基因密切相关。文化是文明根系所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梁鹤年编著《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对西方文明发展史作了一次系统梳理，探寻西方文明发展脉络，并着眼“洋为中用”，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有价值参考。西方文明受到多种文化基因交互影响。“现代前”犹太之神的权威与基督之神的慈爱、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一起，造就了西方第一组文化基因“唯一真”，即“真是唯一的”。16世纪宗教改革打破西方人信仰与理性的统一。封建崩溃，多年战乱，法国产生了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英国产生了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前者以心法、内省求真，有泛人的意识；后者以观察、反思求真，有个人的意识。这就构成了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即“泛人”与“个人”。泛人意味平等；个人意味自由。但两者又都坚持是“唯一真”。于是西方文明性格与思维就此分裂。在随后几百年里，通过不断质疑“传统”的价值、不断肯定“变”的意识形态，西方人逐渐变得世故、老练、虚伪，并最终藉自由与功利的资本主义成功腐蚀共产主义、击败国家主义、吸纳存在主义，达成延续至今的世界观与伦理观。从“唯一真”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对宗教神谕顶礼膜拜到个体自我意识觉醒，从多种主义并存到资本主义“大一统”，清晰显现西方文化基因的演变轨迹。在相同文化熏陶之下，西方文明亦有“旁逸斜出”独树一帜之典范——英国历经“百年战争”以及“玫瑰之战”，王室与地方势力形成互相依赖又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态，而后又创造出以宪章约束王权的政制，催生出英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西方文化基因中的重要人物（从柏拉图到笛卡尔）西方文化先驱群星闪耀，那些为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哲人永远应被铭记。柏拉图认为宇宙不可能成于偶然，总有一个归宿，他称之为“一”。他认为人要走向宇宙之真，就得与宇宙建立和谐关系，才能快乐。奥古斯丁根据人生经验认为自制尤其是性欲上的自制是修身的一大挑战，他对人性（意志力）的相对悲观影响整个西方至今。就是因为西方人对人性不大信任，才要依赖法治、民主去约束。亚里士多德认为好的政府追求共同利益、坏的政府追求统治者的利益，强调人离开公理与正义，就沦为最卑劣的动物。阿奎那特别强调“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这成为西方“天赋人权”理论依据。柏拉图/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四位先哲有共同之处：追求永恒的真理、强调宇宙的秩序、重人类的灵性、轻物欲的满足、超越个人价值观；主要不同是，前者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的素质，而后者在政治上强调群体和参与。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成为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上半叶西方主流，是为“思想自主”基础。它肯定个人和否定经验，前者抗拒权势，后者抗拒传统。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洛克将个人意识建立于经验之上，并且指出通过官能、经验达到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只是“近真”，是一种“仿知识”或“仿真”，但他认为这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会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的真。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再从笛卡尔到洛克……这些仿佛注定以思考为使命的标志性人物，犹如一个个清晰的坐标，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也构成西方文化基因中璀璨夺目的部分，光耀千秋。回望这些“星座”之间关系勾连，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清晰来路。西方文化的优势与软肋谈到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中西文化存在差异显而易见。简而言之，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中国文化重视友善和服从，强调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西方国家更能普遍认同“国家崛起取决于国民崛起”，而中国人往往主张“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国哪有家”。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富于进取精神与发展精神的文明，它充满活力，追求征服自然、揭示社会与自然奥秘，尊重并强调商业精神、创造精神与冒险精神，特别尊崇个人自由与民主法治；而中国文化更看重通过公民遵纪守法乃至高度步调一致促成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的泱泱大国，中华文化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与向心作用，这毋庸置疑。然而中华文化亦有短板。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善”完全处于主导地位，对“美”和“真”的追求都受道德支配，但由于“善”脱离并压迫“美”和“真”，某些时候容易虚伪化，可能迫使人人说假话，导致精神的僵滞与衰落。正像胡适所告诫那样：“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在崇尚道德和依法治国的天平上，我们确实需要找到一个适宜的平衡支点。“善”字当头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忽视、缺乏对自然与社会的科学探索与追根究底精神，这或许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偏重主观世界改造而看淡客观世界探索的症结所在，更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艰难的深层原因。西方文化的人文思想至今仍给世界各国以有益借鉴。文艺复兴的重心就是“人文思想”——以古籍作启发、以理性为导航、以人为中心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我们前些年方才提出并且从各个领域正在践行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仍是“西风东渐”之表现。当然，西方文化基因也有致命缺陷。“唯一真”的意义就是只有一个“真”。“唯一真神”就是只有这位神才是真的；“唯一真理”就是只有这条道理才是真的；“唯一真科学”就是只有这套科学才是真的；“唯一真主义”就是只有这个意识形态才是真的。世上从来没有绝对真理，意识形态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东西，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任何一方都不应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另一方。“唯一真”文化基因产生的正面倾向是忠贞、刚毅和慷慨，负面倾向却是极端、霸道和扩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来屡屡向外吞并，对别的民族实施霸权与殖民统治，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还不足以叫人警醒吗？如何做到“洋为中用”西方文明与文化自然并非洪水猛兽，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西方文化像传统文化一样，为精华亦有糟粕。在文化多元发展、世界渐成“地球村”的今天，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已经上升为时代命题。世界各国与不同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与文明形态，呈现万紫千红的瑰丽风景。各国文化虽有源头形态不同，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审视中西方文化，我们既不能崇洋媚外，更不能妄自菲薄。文化基因也当有与时俱的演变。事实上，中西方文化已呈交汇融合趋势，孔子学院不断走向世界，西方文化中的积极价值理念正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所接受。对待西方文化我们既不能全盘照收，也无须拒之千里，而应奉行拿来主义、彰显扬弃精神，予以批判地吸收。 “自由只存在于束缚之中，没有堤岸，哪来江河？”美国诗人金斯伯格如是说；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或者无条件的“自由”，比如放声唱歌是你的自由，但在夜晚你就得自觉限制这种自由，因为你可能影响周围邻居安静休息的自由。“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要讲求成本效率，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整天吵吵闹闹的能办成啥事？人的需求分层次，“人权”也要分阶段发展，中国现阶段人权就是要保障与实现老百姓衣食无忧的权利。“资本”能刺激生产和改善生活，然唯利是图却是硬币的另一面。“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对待西方文化，中国当有理性辩证态度。“西方的确有许多令人艳羡的成就，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原因互动的结果，一窝蜂地模仿不是出路，观察、反思，然后创新，或可找条生路。”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人权建设，何尝不是中国依据自身文化基因做出的明智抉择？此文发表于2015年4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5-04/17/content_60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