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群众
出版日期:2015-10-31
ISBN:9787807680830
作者:吕德文
页数:284页
内容概要
吕德文，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长期从事田野调研，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近期学术兴趣为乡村治理、城市街头治理研究，《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一书是其最新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直击中国基层治理现场
揭示乡村治理中隐藏的文本
理解城市暴力兴起的潜流
“三农”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三农中国书系”涵盖农业、农村、农民的各个方面，呈现和清理中国社会最基础、最翔实的现状，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国家治理提供精确可靠的参照依据。
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潜力，在 执政党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找回群众”，以重塑基层治理？ 本书着眼于新时期基层治理转型中的群众路线实践机制，通过研究改革开放后群众路线的嬗变，来理解基层治理转型的基本逻辑。对完善城管执法体制、提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书所研究的群众路线工作的简约治理、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三大机制，也是城管工作的主要机制，在理论上说明了城管工作也是群众工作的一部分。
本书第七章《社会管理中的群众路线》，专门研究了近些年来武汉市城管委进行的“城管革命”，指出了“城管革命”的作用及限度。本书的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系统研究了“群众路线”作为意识形态合法来源和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在当前的困境和焕发生机的可能性。这对于改善城管工作，重新审视“疏堵结合”、“柔性执法”的做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为此，武汉市城管委专门邀请本书作者吕德文副教授为《城管聊天室》第13期的嘉宾，围绕《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一书的主要研究成果，探讨化解街头执法困境、完善城管体制的相关问题。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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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结构失衡、农民价值剧变、矛盾冲突层出不穷，都给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带来了挑战。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不仅要着眼于对党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结合农村社会基础的变革，理清农民、村集体与党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之间的互动机制。因此笔者认为，三农研究者一定要走出书斋，走进农村、走近农民，才能真正厘清群众路线的基本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硕士，农业经济方向的在读博士，常常苦叹当前的农村研究者“逃离群众”的现实，很多三农研究既“不接地气”、更“不接仙气"，文字飘在半空中，对现实和理论都没有太大推进。“三农”研究很“热门”，很多学者都乐于分杯羹，但实际都是在“消费三农”，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或是为某种“情怀”就做出了大量文章，漫天的“三农研究”却常常让我这个小博士生感叹“无书可读”。偶然在“新乡土”的微信公众号看到吕德文老师的《找回群众》便买来看了，终于找到了“实在的”感觉，读完非常畅快，一种久违的阅读快乐。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作者扎实的农村调研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思考，他绝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在与听农民说话、在与社会对话，回应的是农村社会中最真实、也是最紧迫的问题。虽然作者没有刻意追求时髦的理论或概念，但这种直面现实的研究却恰恰都是最前沿的问题，作为一个农村研究者，给我带来了很大启发。这个时代并不缺少阅读，也不缺少书，但好书却真的不多。我觉得《找回群众》是一本很不错的书，找个静静的夜晚，放下手机，认认真真地听作者讲述自己的调研和思考，让我们的思想也跟着他慢慢沉淀下来，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享受。 -
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人群结构复杂、流动性大，小业态繁华，管理交叉点多的街头执法难题，如何破解？近日，由武汉市城管委主办，人民网湖北频道、凤凰网湖北频道、新浪湖北及长江网承办的《城管聊天室》走进洪山区，看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洪山区城管委主任赵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魏程琳博士，洪山区城管执法队员桂文静如何破解街头执法难题。拥有“卓刀泉商圈”的洪山区，拥有37多高校，这个没有大商场的“商圈”是武汉市流动人口、服务业、小业态最繁华的区域。大量的学生和流动人口决定了洪山区的消费特点特别适合小商贩，街头执法难度凸显，矛盾集中。街头执法如履薄冰柔性执法得到更多善意回应吕德文教授认为，与室内执法管理相比，街头执法的开放性以及多种外力的干扰导致其可控性更低，执法者与商户原本平等的关系在执法的弱势环境下，显得地位不对称，执法力量不协调。赵扬主任说，促进执法能力的提升，一方面需要依法依规，另一方面则需要文明执法，这个过程需要商户的积极配合。桂文静作为一线城管队员，在长期的街头执法工作中常常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的人群，稍有不当，就会被曝光放大，“街头执法如履薄冰，压力很大。”桂文静说。对于执法人员社会公共形象的树立，近年来武汉市也做了不少探索，比如柔性执法、鲜花执法、微笑执法等。对此，吕德文教授认为，这种探索实际上是群众路线的演化。柔性执法在群众中也慢慢褪去了“作秀”的舆论色彩，桂文静在执法中也觉得对于柔性执法，外界舆论从一边倒的谴责逐渐转变为谅解。为了规范小商贩，引入更多的夜市，帮助残疾商贩协调物业费等，都让城管执法队员的工作得到了更多群众的点赞，柔性执法得到了更多的善意回应。卖萌执法要有一定限度实际功效有待考量魏程琳博士认为，卖萌执法在实际操过程中要有一定的限度，其实际功效还需要考量。柔性执法能初步改善街头执法的矛盾，但根本上还需要建立执法权的权威。赵扬主任认为，执法水平的提升，执法人员队伍建设是基础，除了提升城管队员和协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外，还要鼓励多途径解决占道经营等问题，综合推进城管工作，要落在实处，具体到每个路段、每个城管中队。对此，魏程琳博士认为，很多行政指令的落实力度差，这主要是末端治理问题，需要理顺体制机制。街头商贩仅20%属弱势群体执法过程要平等对待街头执法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街头商贩是社会弱势群体。对此，曾经“卧底”体验街头商贩的城管队员桂文静说，在闹市街区的商贩，只有20%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社会大众用“弱势群体”的概念去定义这个群体是不准确的，群众对于这个群体的不正确认识也会让街头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承受很多的压力和不当的指责。对此，吕德文教授解说，闹市街头商区，其资源是有限的，很多商贩是有限资源的占有者，与大众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无关。“执法工作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执行，这与法治意义不符。”赵扬主任认为，城管队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不能走偏了，不能基于对一个群体强势或者弱势的判断来进行执法方式的选择，执法过程要提升效率，必须疏堵结合、公正对待。吕德文教授认为，十八大以来，对于城市的系统化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城管工作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作，需要各个部门提供一定的资源保障“大城管”体系的有序运作。关注公共效率、维护公共利益，需要在全会树立法治观念，达到共治共享。 -
中国人是讲感情、讲关系，也是讲策略的，因此，“乡土社会”仍是至今为止描述中国社会特性最贴切的词语，很多具有现代化情绪的知识分子，斥之为封建糟粕。但非常奇妙的是，“策略主义”仍是乡土社会及基层治理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在新中国的建政经验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要打倒族权——因为宗族是支撑乡土性的骨架。因此，在新中国的基层治理中，出现了很多意味深长的政治实践，比如，着力将党政组织延伸到村一级，极力建设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干部队伍，大力改造社会主义新人，总之，要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乡村社会，要让国家政权体系主导基层治理。自上而下地看，新中国的国家建设是成功的，因为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真正实现了国家权力下渗，但自下而上地看，则发现这个成就要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简言之，它与其说是打倒传统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再造传统的结晶。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失望，因为有些研究发现，新中国其实并不够“新”，其基层治理并没有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实际上与之前的族长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大部分仍然是乡村权力结构的产物，《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人公耿长锁，既是新政权的“红人”，更是耿式家族的当家人。他们的行为逻辑几乎是彻彻底底的庇护主义的，基层干部内部，以及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结成了一张严密的庇护网络，这个网络仍然是差序格局的，人情仍是维持这一格局的润滑剂。总之，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与官僚制相距甚远，精准、程式化、切事化等官僚制的特性是与之无关的，取而代之的是非程式化和人格化的。单从行政的角度来说，似乎自上而下的命令是很难准确达到基层，这一非理性的制度是不可能发挥多高的效率的。但是，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时代国家政权建设达到的高度。基层干部尽管只是“新士绅”，基层行政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庇护主义的，基层组织尽管不是典型的科层制，但毋庸置疑的是，一大批的“毛式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催生出来，这些干部既对国家(尤其是中央)高度忠诚，又对群众极力庇护，尤其是遇到官僚主义时，庇护主义往往是调节官僚制惰性，以及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力量。即便是遇到中央本身犯错误(比如大跃进)，这些干部面临无奈时，也能成为稳定社会以及最后纠正政策失误的平衡力量。某种程度上，毛时代基层治理的相对成功，恰恰是基层政权半正式行政所致：它一方面简约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是简约主义的，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官僚制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半正式行政并不必然带来简约治理，事实上，半正式行政是滋生腐败，以及造成行政低效率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官场潜规则是庇护主义、人情运作的综合反映。历史学家喜欢用“政治清明”来描述某一段历史时期官员清廉，行政系统高效运作及国泰民安的景象，显然，政治清明可以有效地抑制半正式行政滋生腐败。毛泽东时代半正式行政的高效运作，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携建国之势，毛泽东同志的领袖之威，以及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笼罩的结果。事实上，新中国的建国建政方针一开始即有强烈的改造传统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家建制上，创造性地继承了政治与行政一体的中国政治传统;第二，在政权建设上，也创造性地运用了“集权的简约治理”这一政治遗产。前者主要表现在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统一，后者表现在群众路线中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统一。因为政治容易干涉行政，“党政不分”受到抨击。这在官僚制强调“一元化的”权力结构的特征上是有合理性的，因为，政出多门是行政的大忌。但是，从国家建构的角度上说，党国体制有合理性，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并没有单独的政治空间，行政系统很难产生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恰恰是党的系统补充了国家建构中创造政治这一重要的功能。总体上看，建国前三十年既是一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甚至是以党代政的时代，同时也是政治空间高度扩张的时代，以至于国家治理很容易为政治运动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可能导致行政的混乱，以至于瘫痪，却有可能保证行政的政治性，从而抑制“官僚体制的封闭性”，避免官僚集团的固化，以及改造半正式行政天然的缺陷。在政治路线较为明确，且意识形态有力的情况下，不仅有利于增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且可以有效地统合不规则的半正式行政，避免行政陷入事务主义的境地。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体制在行政上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党管干部”接续了传统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是古代中国的主要的官员选拔制度，但科举内容却几乎没有行政知识，重要的是科举具有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通过官员选拔将政治输入到行政中。而废除科举制后，现代教育体制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建构的需求，但又缺乏其余的政治训练的空间，党的系统实际上填补了这一空间。如果只是在行政体系内部考虑这一体制，则必然会觉得这一体制是漏洞百出的;但是，如果从国家体制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角度来考虑，则可以引发思考的空间更大。如果在后一种意义上思考，则书记作为一把手的权威还是问题吗?党国体制难道没有合理性吗?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最为出色的表现是群众路线。基层治理中的驻村制、中心工作、综合治理、压力型体制，都是群众工作方法的制度形式。很显然，单单看这些工作机制，现在的工作方法与建国初期的群众路线，并无实质的变化，尽管驻村制渐渐有了科层化的趋向，但中心工作、综合治理及压力体制等核心机制仍然保留着。这就存在一个疑问了，为何现在的乡镇运作似乎并不成功，而早期的群众路线却是成功的——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正是通过群众路线有效地完成了国家建设任务。核心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上。对群众路线最为完整的表述出现在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名篇中。在这篇文章里，群众路线被看成是一种工作方法。既然是工作方法，就肯定是一种行政技术，群众路线是一种综合的治理术，主导的是官僚制方法，比如，它要求实现一元化的领导，要求分工合作，建立科层制，但又有强烈的反官僚化倾向，比如，它明确指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别的工作都要服务于此，强调任何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对官僚主义。也就是说，群众路线是矛盾的结合体，既有集权的成分，又有简约治理的成分，如果两者结合得好，则双方的优势都可以发挥，但如果结合得不好，则这是一个极其无效的制度，半正式行政有可能为集权所利用，从而滋长腐败。很显然，奥妙不仅仅在于工作方法上。刘少奇同志指出，群众路线既是我党的根本组织路线，也是根本的政治路线，也就是说，群众路线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政治性在工作方法中的具体表现。为什么需要驻点?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要求，更是干部教育、训练的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灌输群众观念。有研究表明，基层治理的工作机制(如驻村制)慢慢变科层化了，一些具体的群众工作也演化为“做作业”、文牍化了，但别的工作方法如中心工作、综合治理、压力型体制仍在有效进行，这恰恰表明基层干部中政治路线的丧失。丧失了政治路线内涵的群众路线，只能保留其行政技术的地位，而没有了政治性的行政，怎么可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在一个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国家治理中，讲究策略是对既有的行政技术的补充，是僵化的官僚制的润滑剂，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策略主义是需要的。因为保留了政治性，新中国的基层干部尽管几乎都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业务能力，却可以借助于政治原则实现国家政策意图，而其乡土知识成为行政技术的一部分;乡村干部尽管深嵌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却并不完全受制于乡土逻辑，反而可以借助于这一权力网络为基层治理服务。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去政治化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基本方向时，乡土知识和乡土逻辑等半正式行政不仅不可能成为正式行政的补充，反而有可能瓦解正式行政。当前，基层政权已经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动员群众，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并无可能最终让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半正式行政不再寻求感情运作，而求助于“富人治村”，黑白两道“通吃”的能人是乡村干部最理想的人选。可以想见，这一行政逻辑，又反过来进一步消解了残留的群众路线这一意识形态，基层治理更加丧失了政治性。核心在于，表面上看，现在的基层政权已经不需要群众工作了，因为其中心工作主要转移到招商引资上，不与农民发生关系，即便是计划生育工作，也可以通过“做作业”来解决。但问题是，乡镇政权的维持可以不用群众工作，但基层治理却不可能摆脱群众，基层政权仍是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重要的接点，如果基层治理无法有效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必然会在国家治理层面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维控型政权是不可维系的，基层政权只能是积极行政的。更为重要的是，任策略主义发展下去，必然会让半正式行政彻底终结，其终结的方式可能是因为基层政权的黑恶化和权钱交易让传统的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如感情运作)丧失空间，也可能是基层政权的彻底官僚化，基层干部的公务员化，剔除了人格化的行政方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对于基层治理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前者导致国家合法性的消失，后者则导致官僚体制的僵化，结果都无可能有效开展群众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策略主义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瓦解国家政权的诱因。很显然，从基层治理变迁的角度上看，它缺乏的并不是行政技术，而是行政背后的政治原则——这个政治原则。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将之表述为群众路线，科举制时代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国家体制仍是行政和政治一体的情况下，恢复基层治理的活力，就仍应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中寻找智慧。找回群众，这是应对策略主义困境的基本方向。吕德文：找回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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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研究经典 -
个人认为，书里书外探讨的城市街头执法，有三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一，街头本身具有高度公共性、开放性、流动性，与封闭型可控制的执法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二，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在职权分工上，城管部门又处于城市科层体系纵向上的末端部门和横向上的弱势部门，其执法权威和执法成本需要多方考量，这是需要我们正视的一点；三，加之摊贩本身高度复杂和分化，摊贩真的是弱势群体吗？这一点，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在这样的街头环境中，执法权威和效率如何保证？事后救济机制如何设立？等等，找回群众一书，从非常独特的角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值得一读！！！访谈视频参见：http://hb.people.com.cn/n2/2016/0601/c195930-28438195.html -
基层治理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天然场域，脱离了群众的基层治理不但成本高到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将丧失其基本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