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的力量》书评

议会至上的日不落帝国——读《公共舆论的力量》

文/飞熊1.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阅读这部英国法学家的重量级著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当初本书作者戴雪，阅读他的前辈穆勒的作品一样，我们只能勉强着读下来。我在豆瓣搜索戴雪相关内容的时候，发现还真有一个关于戴雪的豆瓣小组，成员只有组长一个人。我也加入了，成为了第二个成员。小组的简介上写着这样的话:戴雪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法学家，其主要著作《英宪精义》早在民国初年便已被 介绍到国内，并且成为法科学生阅读之经典。可见国内对戴雪的关注至少，同时也暗示我们，在国内《英宪精义》的影响之深。2一百多年来，戴雪的《英宪精义》，在建构中国的宪法学科和促成国人宪法智识方面，发挥了启蒙教本的作用。在《英宪精义》中，戴雪的主要贡献有二：其一，确定了宪法学者的职责和宪法的概念；其二，把英国当时的宪法原则归纳为三项：议会主权，法治原则，宪法法律和宪法惯例并重。戴雪用朴素的语言，机智地把法律原则列于三个标题（议会主权、法治和宪法惯例）之下。文风之清晰和表述之简约，为戴雪赢得了海内外的广大读者。对学生来说，戴雪为如此模糊且混乱的英国宪法，绘画了确切和明白的轮廓；律师也藉它获得了讨论政治问题的法律语言。英国宪法依然是不成文的，但却在《英宪精义》里获得了成文的形式。藉此，美欧的同行也能轻易掌握英宪的实质。戴雪的愿望是让英国宪法从他的《英宪精义》中活现出来，他做到了这一点。很多律师也确实把《英宪精义》当作成文宪法，认定它和上院判决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法院在重大案件的判词中也时常引用这本书的某些论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Loughlin说戴雪是英国宪法的编纂者，堪称现代英国的Founding Father。这或许是法律学者最高的荣耀和成就。（节选自百度百科，戴雪）3在我们最新引进的这本《公共舆论的力量》中，戴雪再次把议会主权提上了议程。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这一原则由洛克（1632年~1704年）在他的《政府论两篇》中作了最为充分的理论阐述: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和不可变更的；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可见公众对于议会而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戴雪在这本书中强调议会至上，其实也暗示了公共舆论在立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而公共舆论要发挥作用，必须具备如下三个基本条件：社会开明、民主政治以及名副其实的议会制。而戴雪认为，在19世纪的世界，只有英国应该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这12次讲座的合集，向我们讲述了19世纪的英国法律和公共舆论的关系，还介绍了主要的公共舆论思潮：旧托利主义、边沁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他们是怎么在立法的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宪法精义》的某种延续和拓展。戴雪有四本著作最为出名，除了本文提到的《宪法精义》、《公共舆论的力量》外，另外两本书是《论冲突法》、《英国反对爱尔兰自治法的理由》。

（转）警惕舆论干扰立法变革

来源：北京青年报◎郑渝川在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一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掌握了更多财富的新兴阶层提出了对旧贵族和教会执掌的各方面权力的分享要求；城市化和工业化深刻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工人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急速提高的生产力还带来了显著的贫困问题，旧的济贫法体系被证明无法适应这样的新变化，政府干预更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开始变得必要（否则就无法保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有触发革命的危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不再只是精英挂在口头的谈资名词，而扩散到社会、全民层面，启发了公众、公民的权利意识。以上这几方面的变化、变革压力，都对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法律传统和社会观念构成挑战。英国19世纪著名的法学家与史学家戴雪（1835-1922）1905年出版、1914年修订再版的《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即反映了变化、变革压力是如何通过公众舆论，而对英国的法律施加影响的情况。戴雪思想上深受边沁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对英国普通法传统、宪政体制的神圣地位和正确性深信不疑，尽管他在书中承认法律体系和政治体制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但对具体变化、变化作用方式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迟疑甚至反对。当然，我们而今是在100多年后来阅读《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没有必要就戴雪在当时的思想立场发表过多指责。当下阅读这本书的意义在于，透过19世纪英国公共舆论影响法律的历史，启发人们对法律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开展反思。“人类制度生长、兴盛于社会之中，因而它依赖社会的意见”，但这里所提到的“社会的意见”是否能用公众舆论而非更趋稳定的社会观念、习俗来替代，确有探讨的必要。戴雪指出，公共舆论概念如果被“用来表达民众变革或改进他们制度的希望”，很值得怀疑。人们更多的是被习惯影响而不是思想；并且，当公共舆论提炼成为指导立法改革的思想时，“可能（已经）不是国家民众坚持的想法，不是国家大部分民众的想法，而只是少数人或某个恰巧位高权重之个人的信念”。同样显著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公共舆论具有极大的可变性，在其驱动下实现的立法变革，就不可避免导致法律体系的不稳定；从而进一步影响利益分配。公众舆论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产生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作用，这种压制甚至会体现在抑制改革或革新的层面上。戴雪的这些论断实际上也成为了对19世纪晚期至1970年代英国政局、立法变革进程的预言——英国这期间之所以对挑战者们显得应对乏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革新不力，迁就善于借助公共舆论的既得利益集团。书中对19世纪英国三个时期的主要公共舆论思潮进行梳理分析：1800-1830的旧托利主义或立法停滞时期；1825-1870的边沁主义或个人主义时代；1865-1900的集体主义时代。戴雪在书中批评了旧托利主义时期英国立法机构对许多迫在眉睫的立法问题，采取不负责任搁置态度的做法。这也造成了英国法严重的缺陷。但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前期的立法停滞，与民主进步、工人运动的高潮尚未到来有关，也可以说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影响还没有渗透到立法层面。戴雪对边沁主义时代的英国立法变革给予了大篇幅的褒扬评价，却试图割裂民主进步、工人运动等外部因素与这种变革、进步的关联，认为那是英国法治、个人主义传统的接续，这样的解答自然充满了矛盾。同样，他对集体主义时代立法变革发表的批评意见，颇多先入为主之论。原文地址：http://site.douban.com/wenjing/widget/notes/4645009/note/344658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