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末日》书评

上帝视角看极权

作者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对欧洲极权主义起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一举颠覆了诸多对纳粹和二战的”世俗“反思观点，令人叹为观止。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作出的任何独断式、单一式解释都是智力上的缺乏或者懒惰。智慧的获取除了个人天赋的作用，也要看博取众家所长。还有一点感慨，从大视野看待历史，只有冷冰冰的观察和思考。并不会关注到具体小人物的遭遇和思想。看一些相应历史时期的个人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可以弥补这样的缺憾

“恶魔”制造与极权主义

一提到德鲁克，人们可能马上会想到他的那部管理学经典《德鲁克日志》，德鲁克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现代管理学大师，那是无需置疑的。然而，德鲁克的第一部著作，写于二战爆发前夕的《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在这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处女作中，德鲁克以独到的视角、简练的叙述，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纳粹的滥觞及兴盛以及战前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濒临崩溃，作了不乏精到深邃的透析。极权主义，产生并兴盛于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主要代表就是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尤以纳粹德国为典型。一战告终，英、法、美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凡尔赛体系，企图捆住战败国德国重整武备、东山再起的手脚，永续和平，却无形中刺激了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欧美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民不聊生，人心思变，维系欧洲社会的原有的秩序与价值观濒临崩溃，因此，德鲁克一阵见血地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欧洲宗教和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在德鲁克看来，一种弥漫整个欧洲的思潮，一场动摇原有社会基本原则的革命（德鲁克语境中的革命，是个比较客观的中性词），只有在社会组织的基础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它必然会颠覆人类对于人性、社会本质、宗教功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而由诸如纳粹主义所引发的暴力革命乃至战争，德鲁克的解读异常到位:“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共有的特性——不管革命的起因、本质和方向为何。”德鲁克认为，极权主义的滥觞与蔓延，与苏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僵化乃至失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二战爆发之前，自由资本主义在欧洲遭遇重创，让人们把目光和希望转向了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苏联，宣扬公平、正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差异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许多当时欧美的一流作家、艺术家如海明威、罗曼•罗兰、毕加索、纪德、奥威尔、聂鲁达等纷纷倾向左翼，就是很好的证明。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承诺要战胜资本主义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再透过无阶级社会实现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原因，也导致了它的没落。正因为历史证明，它不但无法创造无阶级社会，甚至可能会促成更僵化、更不自由的阶级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一种信条”。德鲁克进而用斯大林治理下的苏联特权阶层悄然出现、凌驾于民众之上的例子加以阐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一种革命要想取得成功，不但要打破旧世界，瓦解旧秩序，更关键的是要能够实施取而代之的新的口号、新的制度与新的秩序，并且深入人心。纳粹法西斯在欧洲社会的经济秩序与价值观面临崩溃之际乘虚而入，貌似成功，但植根于古希腊与基督教文明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欧洲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与理念，纳粹却提不出新的东西加以取代。于是，他们刻意制造一个“恶魔”作为对立面，来证明自身的合法与正当性。这个恶魔就是反犹及雅利安人至高无上的种族主义。德鲁克指出：“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是纳粹所有将恶魔拟人化的举动中，最完整也是最彻底的一个。此举藉由驳斥理性来重建世界的理性，并证明纳粹社会的正当性。”不过，德鲁克以冷静的分析，通过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等多民族的通婚在中欧德语区极为普遍的例证，雄辩地证明了反犹在德国并无广泛的民意基础，“德国是最不排犹的国家”。而纳粹高举和张扬反犹的旗帜，目的是声东击西，借用摧残犹太人来打击资产阶级秩序。本书中并非德鲁克所有的观点都无懈可击。比如，他断言德国与苏联不会开战，将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斥之为一厢情愿。理由是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十分相似，而且苏联承担不起在远东与西欧两线作战的代价；这两大强权甚至会结盟联手对付西方。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德鲁克的预言只对了一半，另一半却错了。斯大林其实心知肚明，苏德早晚终有一战，出于策略的需要，他是让苏联与德国签订了带有结盟性质的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在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中达成战争一旦爆发就肢解波兰的罪恶交易。他后来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希特勒在1942年6月实施的“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联奋起反击，展开震撼世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卫国战争，证明苏德不会开战的论断站不住脚。尽管如此，德鲁克在本书中所展现的对极权主义特性及资本主义弊病的深邃洞见，对人类文明进步历程的乐观主义信念，依然可以启迪我们，闪耀出了理性的动人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