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书评

些许过捧的《巨富》

这本书赞誉无数，但是在我看来有用的干货不多。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1、average is over，马太效应，赢着通吃是富豪圈的常态；2、变革，尤其是技术创新、政策寻租是产生富豪的一大途径；3、财富和权贵容易导致过度的优越和道德的沦失。当然，如果有专门研究中国富豪的书，会更有意思。比较这本书只是分析全球现象，而我国自有国情。

一曲富人的赞歌~~

最好与《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配合读。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被比喻为“镀金时代”。但全球化带来的是“上帝庇佑美国”到“上帝庇佑世界”的转变，被成为“双生镀金时代”：双方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全球的财富分配从“咆哮的二十年代”到新技术浪潮兴起的时间里，财富的分配从集中到二战之后的“共产”，然后再重新走向集中。作者列举了大量数据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则试图阐述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工业革命革新的结果是：果实并没有被广泛分享，而是直接送给了地主。这TM类似一线城市的发展，当地的房东是坐地起价，水涨船高一样。但新的革命带来了转变，富人从靠资本获取收入转变为靠薪酬获取收入（放屁！）。调查显示，“白手起家”的富豪数量远大于上一个造福浪潮。thank to了技术革命啊，使祖上无巨大资源积累的，可以通过乘上时代的浪潮从而逆转命运，此处参见电影SNS，尤其是Mark的那句台词“他们sue我并非因为我造成了他们的损失；而是他们不允许第一次被来自圈子之外的人打倒”。赢家通吃的后代们接受最好的精英教育，从而保持自己的优势（这趋势在中国正在发生）。精英们为登上巨富宝座，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他们的全球化程度高，同时也带领企业“全球化”。同时，超级精英也是最先进思想的大本营。他们实现、推广自己思想的最有力武器就是：钱！！通过钱，可以轻松地推广一个idea，或掩盖一个，帮助一个国家、组织，或灭掉、颠覆一个国家。哦，对了，超级精英中女性很少。。。也是啊，假如你明明能靠嫁人致富，干嘛要装逼爬career ladder呢？？明星技术工作者的涨潮效应。富豪们越来越巨富时，围绕在他们身旁的专业人士也能获取裨益，水涨船高嘛。与此对标的包括：投行、律师、艺术家、设计师、演说家等。当然，前提是你得成为行业内的明星，马歇尔效应（傍大款）和罗森效应（用互联网忽悠吊死）越来越明显。明星加上资本的贪婪，啧啧，马丁效应；最后就是马太效应，明星之外的人物都过得跟穷逼似的。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也许就不让女儿报考艺校了。吊死们该怎么办？响应变革?响应个屁呀！变革的后果是财富进一步集中，其使得少数精英获得巨量的意外之财，也使得大多数失败者遭遇了灭顶之灾。本章重心是超级精英们如何保持自己不被技术的革新所推翻，与仰望的吊死没一点关系。精英们加大对新技术的投资，他们的算盘是，如果世界被未来的新技术左右，那至少我是其股东之一！不管是个人层面，还是企业层面，无不如此。作者列举的谢丽尔和霍夫曼（linkedin那家伙）为例子，都是超级精英，跟天一冷就躲被窝起不来床的吊死不可同时而语。新兴市场在转型变革过程中存在着巨大 ”寻租“现象，权贵利用改革的契机攫夺资源，形成新贵。呃，我说的是俄罗斯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政府可以决定谁将成为富人。别以为民主的灯塔美国会好到哪儿去，美国每年几十亿的游说费用（一个行业）来影响政府的决策。顶级富豪与其他人的演变。顶级富豪的生活越来越平民化（自己开车上班是硅谷新贵的社交习惯；没人雇佣司机开车，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没有）。这种演变与上一个造福时代的相异的。硅谷信奉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文化，所以富人在生活中的特权很少。但科技无法改变财富不均衡加剧的局面，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各位大佬虽然表示理解，但屁股的位置并不因此而改变。赢家通吃的时代，大鳄们屠戮草民、韭菜，如果吃相不好看的话，是会早遇到强烈的反弹的。政治的博弈平衡如同大自然中森林一样，有一个NE的平衡的生态。吊死虽然不见得有作为和出息，可是两脚羊却是推动经济继续前行的重要推动力。本书作者隐含的寓意是：韭菜可以割，但最好留下根，等待来年春天，子子代代都还有粮食可以获取。也许因为如此，善意的富豪，致力于建设平衡商业、政治生态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了。

聊几句Meritocracy与闭门机制

完美的激励机制——多劳多得的经济保障，公认为资本主义最优秀的设计之一，MR = MC的守恒其实也是人性中不可抗拒的等价回馈体验。不幸的是，任何劳动都是需要资源的，而这个星球上的资源恰恰又是有限的。 　　 自然地，资本主义君又琢磨出了第二个玩法：Meritocracy。 Merito-cracy直译过来就是精英领导 —— 社会体制下承认的“精英们”手握着大量社会资源，干着让资源更合理配置的活。于是越来越多的资源到了精英手中，最后甚至直接绑架了政府，所以也有把Meritocracy翻译成精英政治的，这个小小的Trigger恐怕就不怎么友好了，也直接导致了“巨富”阶级的诞生。 Trigger的关键，在于创造了切断资源流动性的闭门机制，and which is a huge distortion in the market. 书里引了威尼斯的故事：14世纪初，威尼斯在康曼达契约的资源调度下已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资源流动刚刚开始有了增熵的苗头，特权阶级就颁布了金典执照（Libro D’oro），又过了没多久，金典名单上的人直接废除了康曼达契约，几招行政功夫一打，天朝威尼斯的故事就结束了。 　　 几乎所有人都认同Meritocracy，毕竟谁都不希望拿着有限的社会资源再生产出了垃圾价值，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物料资源，甚至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也看到大Boss煞有介事地在考核小Boss们的工作情况。 让人无奈的是残酷的闭门机制，尤其是当意识到14世纪的威尼斯和21世纪华尔街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时候。教育是当下进入精英阶级的捷径，虽然现在政府开发了越来越多的准入玩法让我们有机会进入Meritocracy，但对每个人来说可以负担的教育资源永远是有限的，绝大部分小孩天生就失去了精英教育的机会； 而对于企业来说，冷不丁地蹦出一个像Fannie Mae那样的crony capitalism竞争对手，也只好骂骂娘再转型了。 另外，其实我们在建立制度最初考虑的都是实用性，但制度带来的认知层改变却是潜移默化的，利益和道德的双轨导向到后来就不可避免地让原本人造的制度地成了我们的行为惯性。书里最后提出一个叫“文化闭门”的概念，世代工薪阶层的新贵们带着好奇和憧憬想去适应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却始终格格不入，这就很容易让我想起在背井离乡到一线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眼神里的那种东西，那种直击人心的虚无感才是最让人恐惧的。贫富差距在这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掌权者为之more or less government的监管努力百年来摇摇摆摆没有消停过，比如取消了十几年的Glass–Steagall法案最近好像又被提了个改良版本。 　　 怎么说呢，每个人都需要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来打打鸡血。

想要成为巨富，就去名校读MBA吧！

一开始在网上看见这本书的时候被我下意识的忽略了，我以为又是一本拼凑的名人传记。但是后来在书店翻阅之后发现这本书的“干货”很多，绝非一般写手所为。《巨富》中向我们描绘了当代富豪的图景，如果说“镀金时代”的富豪需要的是敢闯敢拼的勇气和商战的智慧，那么“新镀金时代”的富豪需要的则是高学历+技术+抓住改革的机会。不管是在硅谷工作的宅男，还是在华尔街工作的金融家，亦或者私人医生、埋头的律师，这些最赚钱的职业都是需要一定技术功底才能从事的职业，那种初中生创建商业帝国的童话已经渐行渐远。当然，前两者是代表超级富豪的职业，后两者则是给超级富豪服务的“超级精英”。不管给予什么称谓，在现代社会，读错专业，赚到的钱可就差远了。先不说称谓巨富，想要进入社会上层，起码的名校MBA是必须的，按书中所言，人们更看重你是哪所学校的MBA。虽说像野鸡大学出身的唐骏也算有所作为，但是这样的人少的可怜。对于中国的官员而言，能共去中央党校学习就算是得到进入公务员金字塔尖端的一个通行证了。在中国，普通大学生月薪四五千，比起那些年薪百万的基金经理真是杯水车薪啊。别人赚一年的钱，你要赚十几年才能与之相比，这就叫收入差距。读错专业也是相当可怕的。看看那些思想史、教育学、艺术史等等“无用”专业的硕士博士，出来找工作和本科生待遇差不多，比较没什么工作需要那么高的品味。当然，我知道这些专业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的，但是目前中国的扩招下，如此多的学生盲目的就读“无用”专业，多数都是为文凭而非兴趣理想，只可惜以“功利之心”读“无用学科”，最后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巨富》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你真的很功利的话，还是要选对专业，同样是博士，待遇差别之大有时不可想象。（书中用哈佛的案例告诉我们专业不同，薪水差别之大。）当然，《巨富》不是教人致富的励志书。书中谈到巨富们总是积极面对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的那么多土豪即是证明。所谓富贵险中求胜，土豪都是要改革中的弄潮儿。一般老百姓渴求安稳的生活，恐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偏离土豪的道路。最后，作者强调，巨富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是巨富们容易抱团，控制政治，使得政策维护巨富们的利益，这样损害其他阶层的做法往往会使得国家走向衰败。实际上看得出作者对于巨富效用所产生的矛盾而感到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社会平等，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巨富心生敬仰，期望有朝一日成为下一个巨富。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这样的书由于时效性注定不能传世，不过正如凯恩斯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传世之书让后人们发掘吧，《巨富》好看，内容充实，对于读者而言，这就足够了。

从此懂得了“土豪”的世界

人人都想跟土豪做朋友，却未必真正了解土豪的春天是从何开始的 。这本书让我幡然醒悟与捂胸长叹，土豪们的春天看不到完结篇。过去的“强盗贵族”早已翻篇，如今的巨富比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还要勤奋和聪明。最可怕的是，他们才是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巨富不再属于某个国家，而属于全球。这同样意味着，这些“土豪”们形成了一个完全全球化的社区。书中提到一位位于纽约的私募股权投资人士说：“毕竟，纽约和北京看上去非常类似。你会看到相同的人，你在同样的地方就餐。” 这句话深有意味，其实任何人在纽约曼哈顿中心城区和北京市中心待上30秒，就能说出两个城市的众多差别。但是，对于土豪们来说，两个城市看似相差无几，因为不论他在纽约还是在北京，都住相同的酒店，甚至会见相同的人。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土豪的世界，并且请叫他们“巨富”。

【笔记】Average is Over

0p （在美国，）会资助任何同扶贫相关的事，可是要涉及“不平等”就另当别论了。毕竟从歌颂功德转变为剖毫析芒时，上层精英就会如坐针毡了，他们非常希望对收入差异只字不提。但我们在这本书里关注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用数字说话。6p 今天的富人不同于过去的富人。公司的大人物们快形成了不分国籍的超级阶层了。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受益来自于创新，靠实干获取薪酬是主要收入来源，并取代了资本拥有者（食利阶层）。7p 消费者沙漏指数：随着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中产阶级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明智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他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11p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结果。工业革命造成富豪政治，但同时使中产阶级富裕起来。14p 制度重要，但结果同样重要。对于巨富的诠释倾向于把焦点放在经济或政治上，在这两者中的选择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隐含意义。17p 比赛规则总是偏袒那些快要赢得比赛的人。27p 西方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移民压力，因为人们会迁移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54p 造成“沮丧的成功者”群体焦虑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稳定，这些人担心可能会随时失去工作和储蓄，由此跌到社会底层。55p 这些资本孤儿只有永无休止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动力不是文化发展、四季变化或是家庭传统，而是最近一笔的要求或市场情绪。56p 超级精英的高层工作非常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他们不得不保证极高的高效率，不断更新他们的模式。不过“权力有益于健康”，更不要死说舒适的生活和可观的收入，没有任何可怜他们的理由。58p 资本赢家乐意将自己视为当代英雄的文化中，喜欢用一些惹人注目的道德词汇形容他们的工作。致力于将商业技巧应用于慈善，热衷花钱进入思想的世界，运用财富不断实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62p 因为全球化，各地城市变得如此相似，这让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中生活。63p 再也没有人才流失或者人才增益的概念了，只有全球人才流动一说。77p 顶级富豪们不喜欢描述世界，而是意图改造世界；于是他们不想资助，而是影响。他们的抱负在于转变慈善和政府的运作模式，变成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家运用规模。对现有的系统造成冲击，对当前局部甚至全球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82p 颜色革命是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反抗。97p 美国两党顶尖人物都表现出经验主义者：偏好有数据支持的论点而不是有感而发的议论，努力同各党派中的草根阶级建立联系，做行之有效的事而不是符合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或某个特定选区的品位。他们的核心信念就是相信事实，避免陷入阴谋论。115p 超级明星效应 = 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 + 罗森效应（依靠技术扩大影响力）121p 罗杰•马丁：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斗争定义了19～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人才与资本之间的斗争体现了21世纪基于知识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紧张关系。122p 现在市面上有太多摧毁心灵的幻灯片演讲、活泼而空洞的商业书籍、滔滔不绝而言之无物的公司管理启迪“导师"。134p 在这个股份制的时代，股票可以广泛、公开地交易，所有权的分散范围很广，董事会缺乏时间、专业知识和魄力对公司运作的细节问题发表意见，而经理人自己也是超级明星。143p 即使当今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99%的人剑拔弩张的时代，我们仍然对超级明星情有独钟。虽然从实际情况看，我们其实都是配角，但是我们谁都没有私底下想过，等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我们也可能抓住机遇战上事业、公司或者团队的顶端。这就是民主时代超级明星经济现象的讽刺之处，我们渴望平等，但如果真的身处顶端，没有人愿意放弃，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能站上顶端的永远只是少数人。146p 科技行业的教规是要走到巨大变革的前面，而不是拉在后面，正所谓与其被革命打倒不如领导革命。150p 积极惰性：大多数公司靠一成不变的行动来响应变革，只是行动比以前更加积极了，这是优秀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151p 《创新者的窘境》：当成熟公司所在的行业遭遇颠覆性的新技术或市场时，这些公司几乎总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它们的经理们十分愚钝或者懒惰，而是因为平时奏效的方法到了变革时代就成了导致失败的因素。152p 作为旁观者能够发现时下范式的弱点，由于没有太多既得利益，因此也不怕跨出现有体制。154p 对于赢家而言，变革带来了意外之财；对于败者而言，变革带来了灭顶之灾。160p 用于探测变革的“雷达”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傻瓜算法。否则就只能察觉出失衡状况，但找不到激发变革的催化剂。164p 如果你是公司职员，退休时，你只需回头看，而作为创业者，你总要向前看。如果我总是回头看的话，我的生活将不会那么幸福。167p 从危机中发现机遇…危机不会改变经济体工业化的长期轨迹，如果经济在短期内表现不佳，那正是买入的好时机，你不应因此觉得前景黯淡。假设你对中长期投资信心十足，你自信可以为股东创造价值，那么这将成为一件值得去做的好事。并且未来我们一旦发现合适的机会就会再次尝试。173p 只要环境一成不变，依照成功公式按部就班保准没错，但是这一个变革的越来越快的世界，只有擅长响应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否则，成功只会埋下失败的种子，成为失败之母。178p 成为变革时刻的赢家，靠的是各种因素的幸运组合，即合适的技能、合适的性格以及在合适的时间处于社会上合适的位置。189p 对于中下层的人们而言，剧烈的变革时代可能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机遇，也同样可能造成令人痛苦不堪的混乱。191p 民主观念让我们我不由自主地想象经济力量能平等地影响到每个人。但是根深在头脑中的知识和技能不像资产组合那样易于替换。严峻的现实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潮流-产生了非常不均衡的影响。196p 寻租：在财富涌动的时代，我们需要始终警惕精英阶层的致富方式，他们可能运用政治权力增加自己在现有蛋糕中所占的份额，而非为经济注入新的价值以扩大蛋糕的规模。197p 对自由经济思想的落实带来了经济史上靠寻租发财的最大机会，最惊人寻租均是自由化改革中无意造成的，这些改革原本的宗旨是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结果有权有势的群体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对经济棋局的规则加以变通，以求对自身有利。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几乎每一个战利品瓜分的角落里让政府出局。223p 一旦开始分赃，合法腐败就会变得错综复杂，更危及信誉。234p 在超级精英同其他人的关系中，主张平等的文化同经济、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共存的悖论显得至关重要，但经常为人所忽视。238p 当你加入超级精英的行列，向上爬到一定高度时，你的生活将发生改变。重新调整自己适应普通的生活状态十分艰难，周围人会迎合你的一切需求。导致你感觉自己高高在上，这十分危险，让你变得粗鲁，失去对事情对错的判断力。239p 高贵的社会地位更容易导致个体表现缺乏道德。拥有更多的资源、独立于他人的存在，会促使人们将自我利益置于别人的福利之上，并视贪婪为积极有益的事物，这些又反过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道德行为。254p 每个人都在指责别人是少年犯，而声称自己是童子军。然而，不论奖章还是监禁都不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公正的同行评价与公共监管决定的。259p 规则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执行规则的监管者，优秀的监管者会透过规则的字面意思领会到精神内涵。否则新规则几乎不会造成影响，因为它们最终会因角色转换而失去威力。261p 许多游说活动试图倾斜天平而非平衡它，只为支持企业而非支持市场。272p 认知控制的威力在于它完全是内化的。于是我们都倾向于信仰适合我们的事物。279p “好人”与“坏人”的差距远比我们想象的小。聪明的投资家明白开放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对于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但他们更喜欢用不可逾越的“护城河”来保卫自己。这是一种商业决定，无关意识形态或道德问题。

科技革命加速贫富差距

这是茅于轼推荐的作品，与《邓小平时代》同获盖尔伯奖。作者的观点很鲜明，80年代，我们见证了现代科技革命的起步、全球化、市场开放和私有化等新兴的自由思想。私有化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盛行造就了俄罗斯的寡头、印度和中国的顶级富豪，别忘了还有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他极大地受益于墨西哥的私有化浪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看了作者在TED的演讲后，更能明确这一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4MjU2MzAw.html

赢家全拿时代的到来

当邓公许下的美丽愿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早已被基尼系数击得粉碎得时，全民跪求与"土豪"做朋友轻而易举地就化解了前几年剑拔弩张的"仇富危机"。如同脱缰而去的房价反而让曾经天天骂娘的普通人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再过问一样，如今首富被砍除了踩中媒体G点之外，已经很难在民间掀起轩然大波。仇富情绪正在被"成功学"悄然地偷梁换柱，仇富只会让你离财富越来越远——这种观念已经在年轻人心中根深蒂固。不然，何以向富豪致敬的《中国合伙人》能够让一众屌丝心甘情愿掏钱进影院呢？在公平、正义远远走在我们前面的西方世界，却是另外一种光景。"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99％穷人对于1％富人的反攻倒算正式打响。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全体国民的福利水涨船高，皆大欢喜，而一旦泡沫破裂，金融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沦为鱼鳖的普通民众恍然发现那些"把事情搞砸了的"富人们早已乘着私人飞机逃逸而去，这群有着"金色保护伞"的人几乎毫发无损。巴菲特有名言曰：只有在潮水褪去后，才能发现谁在裸泳。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只有经济下行时才有机会发现资本主义裸露的真相。如果说连续几年高居不下的失业率让普通人有了"好日子一去不返"的隐隐感觉，那么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则实实在在地宣告了"Party is over."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仔细研究数据后发现，美国人普遍质疑经济复苏已经到来是有道理的。99%美国人的收入仅仅增长了可怜的0.2%，相比之下，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跃升了11.6%。这确实是复苏，只不过该复苏仅属于那1%的人口。更糟糕的消息还在后面：这并不是一个短期趋势，而是三十多年来的一个长期趋势。巨富们正在不断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10%。35年后，他们的收入已占总收入的1/3。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甚至因此断言：曾经令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的"橄榄形社会"正在被两极分化的"M型社会"所取代。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即将被"富人的美梦，穷人的噩梦"所取代。上个世纪经济学家熊彼特、管理学家德鲁克等都曾经为企业家群体鼓掌欢呼，认为企业家精神将市场经济的精髓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高额报酬正是对其所冒倾家荡产风险的奖赏，也成为激励普通人积极向上的一盏明灯。但是，如今，金字塔尖的巨富们似乎已经脱离了市场经济的影响。克鲁格曼认为，那些1％或者0.1％富豪们的超高收入并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经济贡献，并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自己人的小圈子（如薪酬委员会）决定，几乎是旱涝保收的，早就对市场上风吹浪打的风险免疫了。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风险也不再是事实，成功了，是呼风唤雨的巨子；失败了乃至于破产清算，仍是个足够吃喝几辈子的富人。金融危机将这样的残酷事实撕开来展现在人们面前。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乘坐私人飞机到华盛顿乞援只不过掀开了巨富群体"风雨不动"的奢华生活的一角。美国社会何以至此？Too big to fall.金融危机让大多数人品尝到了这句苦涩的话。"大到不能倒"——这违背了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其实也背反了经济学自由竞争的最基本主张，这句话就像是出自无赖的绑匪之口，普通人甚至连政府都成了大公司、金融机构的人质，除了吞咽他们种下的苦果没有别的选择，被绑架在房地产战车上的我们对此肯定深有同感。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我告诉你有钱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跟你我不同。的确，富人群体的能量早已超越我们的想像，曾经有一本书直言不讳地称他们为"富人国"。跨国企业这种超越国家之上的组织可以自如地在全世界范围内调配资源，当美国的劳动成本过高时，它可以转向中国，转向泰国，而工人的选择就要少的多。只有巨富们的致富渠道是超越国界的，而一般人甚至连移民都困难重重。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如果说在过去工人们还能够组织起来，以工会的形式同BOSS们展开谈判，要求在财富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如今，企业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转移到海外、提高自动化程度为威胁将之瓦解。而且，这不仅仅只是威胁而已，与讨价还价的本地工人相比，BOSS们显然更喜欢廉价高效的海外劳工和工业机器人。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技术变革时代，那些"洋葱外层"的人显然要比中心的人承受更大的"转型阵痛"。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所说：“你接受的知识和技能不像资产组合那样易于替换。”索罗斯可以通过减损，或尝试不同的对赌手段来响应变革。对于大众而言，由于之前的职业已沦为累赘，要在45岁时找到新的职业，可没有那么容易。那些身在大学宿舍就已经身价上亿的技术极客们则提醒你：你这辈子已经没有机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他们的"重跑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了。《广告时代》杂志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今生想要挤入1%的富人行列，在35岁前年收入要达到10万美元。"马太效应"曾经是在普通人头上盘旋的一句诅咒，如今，互联网产生了"马太效应2.0版"——超级明星效应（Winner takes all）：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往往在许多领域和公司里产生了一个成王败寇的经济竞赛，你若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内成为最拔尖的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要是得到第二名，经济价值就会大幅缩水，更不用说第五名、第十名了。经济学家Tyler Cowen用一本书证明了《Average is over》，那种一般人做一份普通工作就能过上中产生活的"好时光"一去不返了，而巨富们的黄金年代才刚刚开始。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财经评书，热门财经图书、畅销职场小说、经典经济著作 ，提取书里精华，用文字和声音将书中智慧一网打尽。让你在碎片时间也能“读完”一本本好书。

“本世纪以来最残酷的经济学著作”——鼎力推荐！

封面和标题都不错，有种典藏的感觉！作者是知名的财经记者，学识广博，书中的观点大多建立在扎实的实地调研和学术文献上，所以读来十分有逻辑，能促进对于当今世界贫富差距的思考，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作者对于苏联解体后的财富分配问题之分析更是入木三分，因为作者曾长期驻扎乌克兰，对于前苏联国家的政治 文化经济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这本书几乎对于当今财富的热点问题无所不及，比如全球化，性别歧视，教育，富二代，财富继承，财富获得和分配，慈善事业，企业管理。全书后记中对于威尼斯从盛到衰的过程也揭示得十分透彻，强调了包容性政府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全书文字十分流畅易读，总之是一本优秀的财经通俗读物。没有名人序言，封面也没有名人推荐，好书就是这样，简单而又不凡！

财富分配的极端斯坦——M型社会的产生

一本谈及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下，极少数顶级富豪占据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情况，财富差距不断扩大。描述了具体的财富分配情况，是哪些富豪，这些人从哪里来，他们有什么特点，以及产生如此巨大财富的原因。其实这本书中所阐释许多观点正好印证了《黑天鹅》一书中的许多知识，包括财富领域的极端斯坦，富人所在行业的赢家通吃等等。1 财富如何分配？ 财富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财富分配从二十世纪中期的中产阶级扩大到从七十年代之后，尤其在信息革命发生后，财富越来越向上层一小部分人聚集。在2010年，美国前1%的群体，获得了93%的财富收入按照《黑天鹅》中所描述的财富分配是按照极端斯坦曲线分布的观点，财富分配曲线的指数越来越大。尽管前1%的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在1%的财富分配也是越来越不平均，前0.1%的收入在1%的收入占有更多,这是数学中的分形分布。2 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 书中给出了两个原因，经济的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富人的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多，同时也意味着发达国家的雇员工资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而下降。经济的全球化代表着三个方面：贸易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人才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将使超级富豪的大公司可以找到更大的需求市场和更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这样无形中造成了许多跨国公司的收入剧增。如宝洁公司卖给了全球40多亿人，同时在世界诸多国家设置工厂。资本的全球化，导致超级富豪将资本流入那些投资回报率更高的新兴市场，如金砖四国。人才的全球化，也许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影响是最大的。在全球产业布局的情况下，超级富豪的公司将工厂设在了人力资源便宜的中国，将呼叫中心设在了印度，这些全球产业的布局，导致了美国的工人和一般白领不得不面对发展中国家廉价雇员的竞争。而这些全球化的收入并没有使普通的老百姓受益，而只是让超级富豪们更有钱。从书中一个经典的ipod的例子可以看出了，美国制造业外流的原因，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悲哀吧。技术革命，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互联网的信息技术革命。对于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技术的自动化替代了诸多费用较高的人工资本。导致了一大批无技术含量的重复性劳动的蓝领工人和普通白领失业，如工业机器人出现淘汰了许多生产线的工人，办公计算机的出现淘汰了许多办公室职员。在可预计的未来，将有更多的普通人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导致失业。如google的智能汽车取代司机，以阿里巴巴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取代一些银行普通网点的柜台员工。。。其次，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经济加剧了赢家通吃效应。互联网带来了长尾效应，同时也带了更多的眼球经济和聚焦。因为互联网的信息快速传播，产品的一点点优势将会迅速扩大。如现在的一流明星收入越来越多，而那些二流明星就将日子越来越难过，赢者通吃的效应将会更加明显。3 超级富豪有哪些人组成？超级富豪的组成主要有新技术的创业者和为超级富豪服务的那些超级精英。全世界产生超级富豪最多的两个地方：美国的硅谷和纽约的华尔街，就能很好的说明。以美国硅谷代表的IT技术的创业者，一代一代的年轻大学毕业生通过破坏性创新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兴互联网公司，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顶级富豪。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超级职业精英，如银行家，律师，CEO，为顶级富豪服务，也加入了前1%的行列，尤其以金融界的收入最多，典型如对冲基金的带包：索罗斯。4 他们有什么特点？第一，更多的新富豪是“实干家”。同二十世纪初期相比的富豪相比，如今更多的富豪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是通过自己努力白手起家的实干家，他们聪明，努力，并且野心勃勃，在书中称为“强盗贵族”。第二，顶级富豪更多的财富来自收入，而不是资本。这同工业时代的旧富豪来自资本收益有很大的不同。第三，毕业名校MBA，是他们的通行证。顶级富豪或者超级精英，通过名牌母校组成了相互的圈子，如硅谷的斯坦福和华尔街的哈佛。第四，顶级富豪更愿意用他们的慈善基金，用更加有效的公司管理办法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在书本中被称为“慈善资本主义”。5 有什么影响？书中并没有确定性指出这些超级富豪对于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只是提到了威尼斯经济因为寡头因为群体的利益而导致威尼斯经济由开放走向封闭，而导致整个经济的没落。作者担心的提出了这一点，其实就是暗示担心现有的超级富豪因为自身的原因组成利益共同体来面对新的挑战者的破坏性创新，虽然保持了富豪的财富，却以整个国家经济的活力下降，经济衰退为代价。在这一点，中国也许已经出现了吧，就是改革面对的阻力，既得利益集体对于改革的反对，很好的一个例子：看看银行整个体系对于余额宝出现的反应吧。

镀金时代

——天谈5：《巨富》（2015·11·15）野蛮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全都软弱和愚昧；高度文明的人也可以变得十分平等，因为他们都能选择相似的方式获得舒适和幸福。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地位的不平等，因为财富和知识属于极少数强者，剩下的弱者只能陷入贫困和无知。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西方世界历史上第二次“镀金时代”已经悄然到来，而新生市场则经历着他们的“双生镀金时代”，这个时代在飞速的发展与变化中，许许多多的东西迅速地出现又消亡，大多数的人们被巨变冲昏了头，浑浑噩噩，随着时代洪流天涯奔波。却总有一些人，他们拥有着远超于普通人的知识、能力与勇气，在变化中如鱼得水，抓住甚至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绝好机会，成为这个财富飞速积累的时代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全球超级新贵。在图书馆闲逛时看到了这本书，一打开就被深深地吸引了，它给了我巨大的震撼，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门，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人们的生活与价值观念。在此，就我自己比较有感悟的地方说说我的体悟。一， 女性在超级富豪团体中的缺席。“1226名亿万富豪中仅有104名女性，再剔除亿万富豪的妻子、女儿、遗孀，人数更少了”“2005年，前0.0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的配偶仅有1/4工作；对于前1%富豪群体，这一数字略高，达38%”。这并不令人惊讶。我曾经在高中宿舍“举行”过关于女性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还是‘嫁得好不如干得好’”的“夜谈会”，当时大部分女生选择支持前一观点，理由的话，大抵是说两者能兼得固然好，若一定要选的话还是嫁得好更合心意。如果能嫁得好的话根本没必要去干得好，但是当一个没人敢爱的“职场女强人”孤独终老绝对是一个下下的选择。当个“高富帅”的“美美哒”的家庭主妇，难道不是许许多多女生的理想吗？我早已听过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论断，以至于在上了大学之后听到一个看起来很独立的女生说出“我觉得女生太优秀的话会嫁不出去的”话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惊讶。尽管我们女生在数学上普遍地稍弱于男生，但是其实很多超级富豪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要求我们当一个数学家。在人类文明各个方面的顶端，女性几乎无一例外地处于较弱的水平。真的是我们太弱了？我们比男生要笨？身体素质要差太多吗？我们的弱势不在于别人的强大，而在于我们的自我放弃。虽然上了一个女生在数量上明显占优势的大学，但是男生的存在感绝对不容忽视。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比赛性质的活动，他们站到台上自信地展示自己，他们实习，他们创业……虽然女生们的平均成绩要比男生好，但成绩并不决定我们的未来。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他们一路向上向前，而我们呢？记得高中老师激励我们班男生们好好学习时总是说“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女生不同，她们还有一次机会，嫁人”。难道就是因为这所谓的“退路”迷惑了我们么？记得有一次看一个相亲节目，里面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女生被自己心仪的男生拒绝之后居然大哭了起来，她说：“这么多年来，我认真读书，上好大学，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优质的男人吗？”当时以为我的耳朵坏了。难道你那么努力不是为了实现自我吗？生活在21世纪，却把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子交给异性的眼光，难道不是很悲哀的事吗？而“高知”家庭主妇的现象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拥有同样的天赋，我们有着同样的排除万难达到目标的潜力，我们原本可以站在巅峰与他们共看这时代的波澜，只是我们放弃了，放弃得太早了。二，关于教育和事业其实也许美国人的教育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轻松，尤其是精英阶层子女们的教育，“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适者生存”的竞争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在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哈佛大学出现的频率高到不行。“常春藤”盟校的学生总人数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的1%，在中国，这种竞争可能还要残酷，在绝大部分省市，即使你高考是前1%，名牌大学还是离你很遥远，你只能去一个普普通通的“211”。所以有人说，在中国高考是看运气的，你的籍贯决定了很多。我高中有个同学，是香港籍的，当时他的成绩在我们年级上是属于中下的水平，可是现在他在港大念书，而我们年级上考得最好的只是上上海交大的分数（虽然他靠自主招生加分进了清华）。可是放开让各个大学自主来招生，就一定公平吗？美国大学里对各种族裔同学比例的限制，公平吗？而布朗大学等学校还保留着“校友子女优先入学”的“传统”，这公平吗？近些年来，金融等热门行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其与整体经济薪酬发展的极度不均衡收入水平，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名校毕业生。2007年，哈佛大学一毕业就从事金融或管理类工作女性的比例达到43%，而男性比例达到58%，远高于十几年前。而在这两个方面发展的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哈佛毕业生平均水平的195%。超高工资溢价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尤其是在你没有一个特别坚定的未来职业目标时。哈佛大学的首位女性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首次毕业典礼致辞中沮丧地提到，为什么那么少的哈佛毕业生走上人文学科的职业道路，而那么多的毕业生都要去华尔街，一个明显的理由：“正如银行大盗威利·萨顿所说的，那里钱多”。在中国，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评论家只一味谴责我们的学生急功近利，想赚大钱，金融等热门行业越来越热门，而一些人文科学却无人问津。这不仅是中国学生的问题，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所遇到的一种全球性问题。而原本逐利是人类的天性，多被谴责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时代，或许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没有知识的人将过得更加步履维艰。三分之二以上的顶级富豪通过“白手起家”，而他们“白手起家”的“资本”是一颗受过良好教育的头脑，他们大都毕业自世界或本国的顶尖大学，他们是专注于创造财富的经济精英。接受了好的教育，要比别人少走多少弯路，这是那些富豪们从一开始就很明白的道理，这也不难解释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高投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的传承并不是血统的传承，而是教育的传承。从历史来看，或许当上层阶级发展到一定实力之后，他们就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固化原有的社会阶层分布，限制人才的阶级流动。而当这种限制达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的时候，妥协或者变革可能会发生（暴力或者非暴力的），从而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在这个时代里，良好的教育已成为阶梯，“知识还是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的”，或多或少的，如果它实在没有改变你，那么可能你需要反思一下自己了。三，关于“寻租”。在苏联解体，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许多稍有门路关系的俄罗斯“局内人”或者“半局内人”大捞了一笔，这让俄罗斯拥有了许多作为亿万富豪的经济寡头，其中普京也收获颇丰；印度商人通过贿赂政府，轻易发家致富的不在少数；美国的有钱人则通过“游说”和帮助总统竞选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政策目标，这些“高端玩家”可能就是大学舍友，彼此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其他选民对政策的影响力；而在中国，“寻租”是一个大家明知不对但确实已司空见惯并且可能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被抓被报导的人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想想也能理解，我“大天朝”低到有点吓人的官员工资水平实在让那些自觉得受过良好教育一直好好表现一心想要光宗耀祖的人们心寒。试想一下，当初大学你是班长，绩点4.0，根正苗红，毕业后进了政府机关，熬了多年，无论是品级还是工资水平都不高；而当时睡在你上铺的小甲，各方面都不如你，却在这些年里，做了大生意，赚了大钱。你心里是不是有点小苦涩。正好这时又有一个机会，让你帮忙把原本就要处理的一笔资产或者“配额”给某个特定企业，你从中获取利益，但也不耽误事情的处理。你做还是不做？就算是违规，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起码跟当时你的“帽子”没多大关系。干还是不干？“先抓到耗子才是好猫”，至于钱是黑的，没关系，总有办法洗白的。随着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寻租”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他们总有办法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一场99%与1%的人的博弈远远不会结束，它会一直存在，只有内部人员的变化，而整体的矛盾是不会变的。只要资源还是稀缺的，只要人心还是贪婪的。四，世界如此残酷，我们怎样生存？未来要怎么办？在美国，中产阶级正在衰弱；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上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但是从整个来看，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而言，时代给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昨天你做着一份看似前途似锦的工作，过着不错的生活，今天就有可能失业、生活悲惨。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来迎合这个时代，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你还要学会学习来领先于时代。保持学习的状态，努力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它的运行与发展，也了解你自己。这样，你才有更大的可能性不至于被迫谋生，而是拥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有时间、有意义工作的权利，甚至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权利，有尊严、有品位、有格局、有思想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残忍又弥足珍贵的人间。

【蜡翼·书评】中产阶级没有未来

本书的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早在2007年作者就对贫富现象写过一篇文章《更富的人vs更穷的人》，当时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观点是，无论人们的绝对收入是多少，一国之内的收入不平等会使那些底层的人群感到更穷。而接着他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研究，于是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巨富》这本书。
相对于《贫穷的本质》的作者的学者身份来说，《巨富》作者的记者身份能带给我们更多的视角和更少的理论，这些现象绝对真实，以至于难以用一个合适的模型去解释。当然这并不是说《贫穷的本质》和《巨富》之间孰高孰低。本来在几千年的岁月里，每个时代的富人都有所不同，从奴隶主、诸侯、地主、资本家、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富人的时代特征太明显以至于没有什么共通特征；而穷人基本上都“差不多”，历朝历代的穷人遵循几乎一致的行为方式，很容易形成一个固定的、完整的研究。更不要说研究穷人的本意就是要改善他们的困境，而富人才不会希望被别人调查。所以，我们对富人的世界，最多只有八卦，而作者完全满足了我们好奇的愿望。
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巨富》中看到任何评论性、建议性的言论，也不能看到任何提升自我的切实途径。作者所努力的，就是在富人们遮遮掩掩而又想当超级明星的背景下，展现给读者有关于这些大财主们的方方面面。在诠释这些巨富者时，作者倾向于把焦点放在经济或政治上，由于在这两者中的选择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隐含意义，于是在这里作者尽力谨慎地不去打破这个平衡。作者避免任何的规范，而是尽力去记述。
在作者看来，新一代的富豪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时代革命。对于赢家而言，变革带来了意外之财；但对于败者而言，变革带来了灭顶之灾，尤其是对昔日的富豪来说。这些曾经优秀的人或者组织在面对颠覆性的新技术、新市场或者新政策时，几乎总是失败的。不是因为他们十分愚钝或者懒惰，反而是因为他们更加积极地用他们靠自己所谓的成熟却实际上一成不变的行动来响应变革。这种“积极惰性”反而加速导致自己的衰亡，这是一种必然的悲剧，。这些昔日黄花无法明白，平时奏效的方法到了变革时代就成了导致失败的因素。
今天的富人不同于过去的富人。公司的大人物们快形成了不分国籍的超级阶层了。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受益来自于创新，靠实干获取薪酬是主要收入来源，并取代了资本拥有者（食利阶层）。
而对那些成功这门，虽然作为旁观者能够发现时下范式的弱点，由于没有太多既得利益，因此也不怕跨出现有体制。但如果没有各种因素的幸运组合，即合适的技能、合适的性格以及在合适的时间处于社会上合适的位置。也无法成为变革时刻的赢家，而会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 —— 大部分踏浪者都死在了沙滩上。
于是，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尽力去避免改革，想方设法的维持现状，拒绝颠覆性的创新；而新晋者必须成为对革命乐此不疲的缔造者。
谁能胜利？作者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变革的越来越快的世界，谁都无法阻止，想靠着让环境一成不变，依照成功公式按部就班是越来越难了，只有擅长响应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否则，成功只会埋下失败的种子，成为失败之母。
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结果。工业革命造成富豪政治，但同时使穷人和中产阶级富裕起来。
富人的更迭频率的加快的确产生了更多新的问题，而这是之前的时代所没有遇到过的。主要是财富和道德两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也是不断出于相互影响之中。
在财富方面产生的主要问题，就是寻租。虽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领域都存在着资产数量令人瞠目结舌的富豪。这些人利用了动物精神，拼命成为富豪而非被社会评价为成功的企业家、投资家、超级明星。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财富精英辈出的背后是对各个领域的完全解放，市场化对自由经济思想的落实带来了经济史上靠寻租发财的最大机会，最惊人寻租均是自由化改革中无意造成的，这些改革原本的宗旨是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结果有权有势的群体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对经济棋局的规则加以变通，以求对自身有利。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几乎每一个战利品瓜分的角落里让政府出局。
这些富豪都明白开放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对于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但他们更喜欢用不可逾越的“护城河”来保卫自己。这是一种商业决定，无关意识形态或道德问题。这些人都希望开放一个又一个领域，但同时他们会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些人喜欢谈论创业、改革，喜欢别人对他们歌颂功德，他们希望别人对收入差异只字不提；而当别人对他们剖毫析芒时，他们会如坐针毡，如果还有人想去分一杯羹的话，他们就会展开疯狂的反扑，不惜危及自己的信誉。这些财富精英一直在通过各种游说活动试图倾斜天平而非平衡它，只为支持属于他们的组织而非支持市场。
进一步的说，顶级富豪对于社会的态度和其他人特别是穷人的区别就是，他们不喜欢描述世界，而是意图改造世界；他们不想资助，而是影响。他们对于转变慈善和政府的运作模式有着无穷的野心，期望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家运用规模），对现有的系统造成冲击，对当前局部甚至全球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在财富涌动的时代，精英阶层的致富方式呈现出多元化，他们还会运用政治权力增加自己在现有蛋糕中所占的份额，而非为经济注入新的价值以扩大蛋糕的规模。政府要做的，就是防止这些新晋者变成独裁者。
而在道德上，财富精英的“井喷”现象却反而让他们的素质越来越低。在这些超级精英同其他人的关系中，主张平等的文化同经济、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共存的悖论显得至关重要，但经常为人所忽视。
这种短期产生的高贵的社会地位更容易导致个体表现缺乏道德。拥有更多的资源、独立于他人的存在，会促使人们将自我利益置于别人的福利之上，并视贪婪为积极有益的事物，这些又反过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道德行为。而且，即使你从小就开始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如果你有幸能加入超级精英的行列，向上爬到一定高度时，你的生活将发生改变。重新调整自己适应原来的普通生活状态十分艰难，周围人会迎合你的一切需求。这很快会导致你感觉自己高高在上，这十分危险，让你变得粗鲁，失去对事情对错的判断力。但是你却无法抵抗绝大部分的富人都会有散尽家财时，而到那时，当你回归到原来的普通生活时，巨富所带给你的傲慢和矫情会毫无保留地成为你唯一的遗产。
关于周围人会迎合你的一切需求这一点还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消费沙漏现象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愈发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所剩无几，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他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那些一味追求小资生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这其实是民粹主义催化示范效应导致“中等收入陷阱”而已
另外社会讽刺的地方在于在声讨富豪们的种种恶劣行为时，却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产生了集中而友善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实在是没什么必要，虽然超级精英的高层工作非常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保证极高的高效率，不断更新他们的模式，每年都能看到各种破产跳楼的新闻。但他们似乎得到了这个社会舆论过多的关怀，这种表面上的“沮丧的成功者”之所以焦虑不安，只是在于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经济地位不会稳定的现实。但是比起社会上占主流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群体来说，当我们意识到他们舒适的生活和可观的收入时，以及“权力产生健康”的箴言时，我们实在没什么可怜他们的理由。

民主时代讽刺之处就在于，这个社会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超级明星，我们却对他们情有独钟。我们渴望平等，但如果真的身处顶端，没有人愿意放弃，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能站上顶端的永远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总认为自己能够等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抓住机遇战上事业、公司或者团队的顶端。
通过这些，再对比《穷人的本质》，我们就能看出每一个人社会中的定位：要么是贵族，要么是冒险家，绝不要做中产阶级。原因有两点，一是社会政策往往保护弱势群体，同时让强者各尽其职，但不会帮助中间阶层巩固其特权。二是保护中产阶级阻碍进化，违背自然法则，造成各种经济政治问题，最终还会给穷人、富人和社会带来最大伤害。历史一直在做的，就是让富人聚敛财富然后迅速崩溃，让穷人慢慢地过上好日子，同时不断地消灭中产阶级，这是一个惊讶而又残酷的结论。而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魔轮转的越来越快了。个人微信公众号：蜡翼（Vicareicaros），不定期更新个人学习笔记、心得和文章，欢迎订阅和交流。

独树一帜的巨富圈子

这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并同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去解释“全球巨富圈子同其他阶级在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区别”这一中心思想。如果现在还不把自己视为“全球公民”，而还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优越感”感情色彩或者继续坚持“沙文主义”原则，那么这类人是很难融入到全球化这个大家庭里，并容易在全球化潮流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节选语录：1. 阿雷利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的财富分布——20%最富的人拥有总财富的84%，而瑞典20%最富的人仅仅占有总财富的36%。92%的答卷者说，相比当今美国的财富分布，他们更喜欢瑞典的。2. 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3. 今天，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动经济变革。4.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关系到的远远不止商业和经济。我们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转变之一，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有些人认为一小撮人从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并增加了财富，此说法伤害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每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些数不尽的不实报道时，我都感到恼怒。全球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境内加剧不平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范围内缩小着人类的不平等。“金砖四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正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而脱离贫困。虽然我们容易关注到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亿万富豪这一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5年，超过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高盛预计，随着“金砖四国”...5. 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的三名经济学家在分析了2005年的数据后发现，即便在前0.01%真正的顶级富豪（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中，薪酬也远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占总收入的64%。从资本向薪酬的转变伴随着赢家通吃经济的出现，也伴随着前1%富豪群体的出现。1979年，这两个比例比2005年大致低了25%，分别为61%和46%。6. 瑞信集团在2011年的报告中指出，全球崛起的中产阶层深深扎根于各国，并以国别为界限，这与顶级富豪“全球一国”和全球化的特点截然不同7. 我们经历了贸易全球化，我们经历了资本全球化，现在，我们正经历人才全球化。8. 今天的富豪利用财富的方式与创造财富的方式如出一辙：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会运用财富不断试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不仅仅是将财富捐给优秀的慈善团体或是赠予现有的机构（虽然他们也会这么做）。9. 索罗斯之所以能取得显赫战绩，是因为他用于探测变革的“雷达”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傻瓜算法。10. ，例如在硅谷公司、华尔街的交易所和彭博资讯等服务性公司，要求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是最严重的失当行为之一。

顶级富豪正在成为地球的主人

这本书给带来了以下启发：1. 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譬如微软、苹果，facebook等等，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譬如金砖国家中正在崛起的富豪们；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一次“镀金时代”时，不但产生了顶级富豪，还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正是这些中产阶级降低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维持了社会稳定。因此，作者认为正在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的新兴经济国家内也将产生对应的中产阶级，从而维持其内部稳定。我对这一推论持怀疑态度，因为作者的推理是基于历史经验，而不是严密的逻辑。2. 作者在书中提到，全球的顶级富豪越来越不在乎自己和对方的国籍，而越来越关注彼此毕业于哪所名校，也就是他们更关注于圈子，而这圈子却不以国籍为界，是以彼此的关系亲疏为界。这种现象得益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如通信技术，航天技术等等，更得益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得这些人可以随时联系彼此，或者一起喝下午茶，参加慈善晚会，因为他们所品尝的“茶”或“咖啡”，甚至吃的饭，几乎和他们在本国品尝到的一样，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3. 作者指出，成为顶级富豪的途径是顺应变革，这变革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变革，如微软、谷歌和facebook等，一种是经济政治变革，譬如苏联解体时的寡头们，新兴经济体经济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富豪们。自己想到的中国的例子是，互联网行业的BAT和各大房地产企业主们。4. 顶级富豪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促进了那些为这些富豪服务的企业和个人的快速发展，譬如奢侈品行业，高端医疗，私人服装师，律师，甚至是厨师等等。5. 顶级富豪的诞生和发展，也加剧了“马太效应”的发展。美国的华尔街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地方，也是工资最高的地方，因此，华尔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哈佛等名校的聪明人，而这些聪明人的加入反过来促进美国的金融业长期保持繁荣。这里，自己想到了中国的情况，由于众多国内互联网公司成功在美国上市，诞生了众多百万，千万富翁，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进行创业，这同样促进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6. 顶级富豪一旦衣食无忧后，他们考虑的重点自然就变成了怎么继续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选择亲近政府，让政府制定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阻扰政府制定“剥夺”他们既得利益的政策。因此，这些顶级富豪在政府中都有其代理人，政府也就难免出现腐败。我的理解是，这些顶级富豪正逐渐成为自己国家，甚至这个地球的管理者。7. 书的结语中，作者用14世纪初威尼斯的繁荣与衰败的历史，对这些顶级富豪们也提出了警告：不要一时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而误入歧途，最终破坏了社会繁荣的根基。这根基就是中产阶层。

几个关注的点（笔记含原文，慎入）

1，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级和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我个人猜测，大多数顶级富豪私底下之所以认为女性没有成功跨入顶级富豪的行列，是因为她们缺乏某些特质。许多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还记得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因此丢了乌纱帽，而他恰好在大力支持女性接班人的事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他曾在一些初始岗位招聘了女性，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同男性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她们还没得到“蜂王浆”：“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他告诉一个女下属她犯了错时，她簌簌落下了眼泪。“这样子你永远赢不了。”2，超级明星经济体的诞生。在工业革命和技术时代之后，小众的黄金时代依然没有来，虽然通过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销售量，能为个体在长尾部分构建一个大型的商业市场（谷歌就是典型的“长尾”公司），但是超级明星同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发现，在全美总收入分布图中，前1%高收入者拥有总收入的17%左右；我们也发现在特定行业中——银行业、法律行业、体育界、娱乐界，甚至在例如牙医之类的普通行业中，那些顶端的富豪在不断拉大与其他人的差距。这种“超级明星经济现象”是全球超级精英出现的原因之一。

在对巨富的大数据下，找自己的沾沾自喜

0.1%的巨富，1%的富豪，10%的富人在美国的平均年收入12万刀，如此类推，在中国可以纳税的个人都是10%之前的喽。我们好富有。沾沾自喜下下。0.1%的巨富，1%的富豪，10%的富人在美国的平均年收入12万刀，如此类推，在中国可以纳税的个人都是10%之前的喽。我们好富有。沾沾自喜下下。0.1%的巨富，1%的富豪，10%的富人在美国的平均年收入12万刀，如此类推，在中国可以纳税的个人都是10%之前的喽。我们好富有。沾沾自喜下下。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在美国，随着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人不断拉开差距，前者真的已发展成了“独特的至高层”。20世纪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10%。35年后，他们的收入已占总收入的1/3，这一比例同“镀金时代”（Gilded Age）——上一次历史高峰——一样高。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希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释了贫富差距：2005年，比尔•盖茨的身家是465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身家是440亿美元。当年，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底部的40%约有1.2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950亿美元，比这两个人的财富总值仅仅多了一点。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红色威胁是促成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西欧优厚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原因之一。向99%的人民妥协至少比冒着被他们颠覆政权的危险要好得多。红色威胁同样是顶级富豪接受《底特律条约》和欧洲更为优厚的福利条约的原因之一；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鼓舞了“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并帮助这些人创立了一些全球经济机制，以加固全球的经济根基。今天，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动经济变革。这两项密切相关的变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40年前，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就已上市。由于我们总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于是很容易低估这两者的影响力。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不论在力量上还是规模上均与工业革命相当，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之车完成了换挡加速，马力全开。细想一下：201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仅仅两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率逾6%。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数字，要知道在1820年，其平均增长率连0.5%都不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贡献在于，它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发了同工业革命规模相当的经济突飞——中国、印度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它们各自的“镀金时代”。细想一下：在1820年至1950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而同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正经历第一次经济大腾飞。之后亚洲开始快马加鞭：1950年至1973年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了68%；1973年至2002年间，增长了245%。尽管中印两国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它们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技术革命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而且横扫多个领域，”莫克告诉我，“很可能它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扩大。我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变聪明，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我们可以获得信息和技术上的协助，在堆积如山的谷壳中搜寻谷粒——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能有如此多的知识，几乎多如牛毛。”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促成了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但随着其越来越富有、权力越来越大，《底特律条约》也随之消亡，这意味着我们放松了对他们的征税和监管。我们回到了第一次“镀金时代”：不仅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变革，而且因为比赛规则又一次偏袒了将要赢得比赛的那些人。19世纪，工业革命和美国西进运动造就了“镀金时代”和统治这一时代的“强盗贵族”。如今，随着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赋予世界经济新的形态，经济转型正在形成新的“镀金时代”和新的富豪统治。 不过这次情况真的有所不同，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新兴国家正在经历它们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人们眼前的一部分场景是全新版本的工业革命。正如机器时代将农场工人和手工艺者的经济转变为联合收割机和装配线的经济，技术革命正用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用计算机替代公司白领。“当公司感到压力、出现问题时，它们的选择余地比美国工人大得多，”主持这项调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说，“公司能找到办法渡过难关，它们可以通过迁至海外——84%的公司已经成立离岸公司——或采取降薪政策渡过难关。”“嘴上说说‘继续接受教育’容易，可如果你已经年过半百，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最近的15年里，中产阶层吃的苦最多。”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讲，分配产生的影响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在顶端，工作变得更好，工资更高；在底层，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作没什么变化；而曾经向美国中产阶层支付薪水的中层工作正逐渐消减，形成中空。马尔腾•戈斯和艾伦•曼宁描述了在英国发生的相同现象，并指出劳动力市场正“两极分化成‘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最近有一项调查是关于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对于直接就业产生的影响，其专门研究了这些“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揭示出曾经的一些中层工作已经消失。三名学者格雷格•林登、贾森•戴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完成了此项研究。他们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研究了iPod是如何在全球创造工作机会和利润的。他们发现：2006年，iPod在美国境外雇用的人数几乎是在美国国内的两倍——在美国的人数是13920人，在美国境外多达27250人。西方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移民压力，因为人们会迁移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事实上，我们不再生活于“上帝庇护下的美国”，而是“上帝庇护下的世界”。全球化正在发生——整个世界正变得富有。这场转型产生的很多代价正由西方发达国家中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承担。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关系到的远远不止商业和经济。我们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转变之一，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有些人认为一小撮人从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并增加了财富，此说法伤害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每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些数不尽的不实报道时，我都感到恼怒。全球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境内加剧不平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范围内缩小着人类的不平等。“金砖四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正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而脱离贫困。虽然我们容易关注到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亿万富豪这一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5年，超过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高盛预计，随着“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的发展，2012～2030年，全球将有2亿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我们不应对这样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而应该充满期待，憧憬未来。广大人类正有机会享有财富创造出的果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场景。数百万的海外移民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 然而，最新的发现显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移民到更富有、幸福度更高的国家反而会令人沮丧。安格斯•迪顿在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一篇评论中总结道，“令人惊讶的是，在任意一个既定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总是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卡罗尔•格雷厄姆和爱德华多•劳拉将这种现象称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两份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发现，迁移至城市的农民更加富有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收入比以前在农村时更感沮丧。印度记者帕拉贾米•塞纳斯将新闻报道的视线从“印度辉煌”的商业巨头转向落后的社会底层时声名大振，他叙述了同样的情况：从贫穷农村迁移至城市贫民窟的印度人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社会保险难以跟上。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不幸福的增长悖论”对于“奇迹”经济体的最初增长阶段尤其契合，例如韩国和爱尔兰——当新兴国家的经济第一次腾飞时，它们的人民最不幸福的时刻便同时到来。“创造性破坏”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提出，指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过去两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必然会整体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我们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公司的大人物们快形成一个不分国籍的超级阶层了，他们的生活中全是商业交易和高尔夫聚会，他们更关心你在哪儿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不是你在哪儿长大。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舒适生活，”他写道，“而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太艰难了。乞丐伴随着机车一并出现，救济院和监狱同奢华的住宅、富足的仓库和宏伟的教堂一样，都是‘物质进步’的确凿标志。煤气灯照亮的街道上，身着制服的警察来回巡逻，乞丐等待着过路人。革新的果实没有被广泛分享，而是直接送给了地主。这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典型的美国式控诉。当马克思全盘否定私有财产来回应欧洲版本的“进步和贫穷”时，乔治狂热地支持工业、自由贸易以及对政府采取的限制。他所控诉的对象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富人和那些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获利颇丰却毫无贡献的地主。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道，他那个时代的富人是“生来富有的”，他们知道怎样“占有祖父辈的财产，坐享其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半个世纪前就描述过他们：“财富不断增长的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一般总会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们的开销如何、闹出怎样的麻烦，他们都能分配到数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不工作、不冒险、不省俭，甚至睡着大觉也能越发富有。”“20世纪，高管层（‘实干的富豪’）最终取代了资本拥有者（‘食利阶层’），并占据了收入等级的至高处。”赛斯和皮克提在他们相关的重要论文中陈述道。富人已从靠资本获取收入（睡大觉，挣大钱）转变为靠薪酬获取收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当今的超级精英和“镀金时代”的超级精英身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向薪酬的转变已相当显著。随着富人拉大同其他人的差距，前1%富豪群体也越来越依靠工资收入，而非资本收入。薪酬也远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占总收入的64%。从资本向薪酬的转变伴随着赢家通吃经济的出现，也伴随着前1%富豪群体的出现。1979年，这两个比例比2005年大致低了25%，分别为61%和46%。超级精英认为，数据极客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埃利奥特•施拉格是技术精英集团的一员。谷歌如日中天时，他担任其公关主管，之后他跳槽到正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脸谱网（Facebook）并担任同一职务。在2009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对与会的教育和出版高管讲话时被问及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学习哪个学科。他立马说，统计学，因为理解数据的能力将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技能。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畅销书作家亨利•乔治14岁就辍学了），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premium）。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卡茨和戈尔丁写道，“在那80年里，大多数小孩与他们父母相比，教育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年～2005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研究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这一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另一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年～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早点儿出人头地”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而且人们凭直觉就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在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布鲁金斯学会的卡萝尔•格雷厄姆研究员提出了“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雄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其实没有更稳定的社会中的穷人幸福。格雷厄姆认为，造成“沮丧的成功者”群体焦虑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稳定，这些人担心可能会随时失去工作和积蓄，由此跌到社会底层。许多成员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超级精英的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另一个体现这种转变的现象是，青年精英会服用违禁药物“阿得拉”（Adderall）。一位普林斯顿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个药的巨大好处在于，你可以连续学习24小时，不会开小差，也不需要睡觉。透过华尔街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状态。2010年春，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豪征税时，一封匿名长信在交易员中间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的开头声明，“我们是华尔街员工，”然后继续描述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诉我，“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不是吗？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所以，祝贺‘苹果’成功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埃里克•施密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办公室里对我说，“杂志刊登一些人人向往的目的地时一定会有个排名，不是吗？我来告诉你排行榜上都有些什么。有瑞士达沃斯经济年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戛纳电影节、美国太阳谷峰会、TED（技术、娱乐、设计的首字母大写）大会、富翁特迪•福斯特曼的会议；还有联合国纪念周、时装周；在伦敦，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是温布尔登网球周。” “以前，这些都是本地活动，现在都成了全球活动。”施密特解释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活动时觉得十分有意思，但其实没那么有劲，因为照片总比现实要好得多。但我自认为是个世界公民，无论如何也得去到那些地方……关键是，人们总是想待在聪明人和有趣的人所待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出现在那里。全球化的航空旅行实现了人们的愿望，所以，你描述的那些人经常旅行。他们也有好几个家，不是吗？如果你在伦敦有个家，那么旅途的艰辛也没那么糟糕了。顺便说一下，我还没富到这种程度。” 超高净值人士自己也叙述了相同的经历。“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指出，“一个在非洲经营大型银行而后跑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与我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与邻居之间的要多，我与他之间的共同点也比我与自己邻居之间的要多。”哈钦斯解释道，他踏入的圈子由“利益”划分，而不是由“地理范围”划分：“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我们的地域观念比以前要弱得多。”要想知道参与社会活动对超级富豪有多么重要，只需看一下如今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他们也正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建设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囊团。当苏联寡头首次冲出边境时，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讽刺的新贵阶层：他们购买游艇和球队，身旁簇拥着身着时装的超级名模。15年后，他们正在探索如何花钱进入思想的世界。盖茨像一个福音布道者，广泛宣传他的想法：资本主义必须行善，行善者必定更拥护资本主义。他甚至将此想法命名为“创造性资本主义”，他在200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所当然的地点）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马克思有句名言，即之前几代的哲学家试图描述世界，而他意图改变世界。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慈善资本家创立企业的方式是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专家运用规模），他们认为慈善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如果说美国实际上是由寡头集团统治，那么这些寡头形成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派系。毕竟，一些最著名的顶级富豪，比如备受瞩目的沃伦•巴菲特强调了他们享有很低的实际税率，并呼吁政治家提高税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确存在，这一点儿也没错，但正是我所在的富豪阶层挑起了战争，而我们是占优势的一方。”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1979年，美国税务局表示前1%富豪群体中将近8%的富豪配偶从事蓝领或服务业工作——政府的说法是秘书嫁给了她们的老板。自那以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所谓的“类聚婚配”（assortive mating，倾向于选择和你相像的人结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他曾在一些初始岗位招聘了女性，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同男性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她们还没得到“蜂王浆”：“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他告诉一个女下属她犯了错时，她簌簌落下了眼泪。“这样子你永远赢不了。”在当今的“双生镀金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胜利是一个全球现象。高级知识分子正在引领印度的外包奇迹，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懂技术的人，甚至在西方人士眼里普遍拥有游艇、乐于娶超级名模为妻的俄罗斯寡头大多也有数学或物理的硕博学位。小说家乔治•康拉德和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他们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认为，马克思构想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最终政府完全消亡的乌托邦，而这样的构想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彻底走样。因为一个新的阶层掌权了：这是一个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对，还有诗人组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这一新阶层的统治实际上等同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夺取——在封建社会，传宗接代和军事实力可能决定了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出色的商业头脑决定了控制权。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党派精英阶层最重要的决定性特征。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认知鸿沟”的概念“认知鸿沟”，可以称作被全球信息社会遗弃者与“联网者”之间的“数字鸿沟”，或者称作“科学鸿沟”、“教育鸿沟”以及“文化鸿沟”。这里的断层就是“认知鸿沟”，它把能够获取知识、参与知识共享的人群和被知识社会遗弃的人群分隔开来。----感受颇深特加此注在“二战”后时代，规模巨大、在文化上起主导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美国和西欧强劲的经济复苏，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蓝领工人，或是做着比较常规中层工作的文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极客——尤其是他们当中超级成功人士的崛起，标志着与“二战”后时代的彻底割裂。在这个时代，超级聪明的人正在获取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而蓝领和中层工作机会逐渐消失，这也是平民主义者厌恶技术达人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两个党派对此的反应颇为相近：“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自身的定位是99%的百姓表达心声的平台，保守的“茶党”和前者敌视精英阶层的程度一模一样。超级极客不仅统治了华尔街、硅谷、班加罗尔和北京，他们也在华盛顿掌权——不论哪一党派赢得选举。过人的才干产生溢价的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引起的“财富整体增长”。国家财富正在涨潮，超级明星这艘船自然也以最快的速度跟着升高。马歇尔谈到，在范围更广的经济转型中，“一些出庭律师能索取非常昂贵的费用，而富有的客户为了保住至关重要的名誉和财富从不在乎花大价钱请最优秀的人为他们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具有出众才能的赛马骑师、画家和音乐家能索取到很高的报酬。”凭借新技术和更广泛适用的技能，工业革命使超级明星闪耀出比以往更耀眼的光芒，因为才能过人者能索要越来越高的报酬，而且相对的，他们压低了许多手工业者和职业人士的工资。2011年，美国顶尖公司中收入最高的合伙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而律师事务所中合伙人的平均工资仅为64万美元。同一公司内部的合伙人之间也存在着同样巨大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收入最高的合伙人的工资是收入最低的合伙人的两倍——或可能是三倍，主要的差别在于资历的深浅。2011年，美国扩张最积极的法律事务所付给明星合伙人的薪酬是合伙人平均收入的10倍。 这仅仅是一个精英公司内部合伙人之间的差距，明星合伙人与那些在律师行业排名靠后的律师形成了更加巨大的差距。2011年，顶尖的合伙人一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根据记录，超过100名美国律师每小时要价超过1000美元（据报道，戴维•博伊斯的小时工资超过1220美元），而法学院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仅为84111美元，律师平均收入仅为130490美元。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采用了“永久助理”或外包模式，雇用有经验的律师，给予他们助理律师级别的工资，并永久排除了他们成为合伙人的机会。（欧华律师事务所支付给当地外包律师的薪水约为每小时100美元。）当下，正在经历顶级富豪经济。随着全球超级精英拉大与其他人的差距，对奢侈服务的需求超过了对低收益服务的需求。应当记得，这也是花旗集团“顶级富豪经济”的提出者精心刻画的理论：古驰比沃尔玛的业绩好，卓越的油画比那些画得还算可以的油画升值得更快，对戴维•博伊斯的需求超过了对助理律师的需求。一些律师事务所的明星合伙人同其余人的工资级差高达9倍，欧华律师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2011年，该事务所从别处成功挖来了备受关注的华盛顿律师杰米•韦勒姆。据说，给他的头一年报酬约为500万美元，这可能是他愿意过来的一个原因。）俄罗斯寡头成就了法国超级明星牙医，华尔街银行家和阿拉伯酋长成就了超级明星室内设计师。不论你善于补牙还是织布，一旦你融入了超级明星联盟，就能从少数全球商业精英积攒的大量财富中获利。反之，不论你在西西伯利亚地区还是美国中西部开始你的事业，只要你是超级精英的一员，你将和其他超级精英成为同一名牙医、室内设计师和艺术馆馆长的老主顾。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富豪经济体的内部形成了一个舒适的全球村庄。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使Lady Gaga和贾斯汀•比伯名声大振的大部分技术并不会为他们创造财富。2012年，这两位明星同各自歌迷交流的最强大工具是推特（Twitter）——Lady Gaga拥有超过2500万名粉丝（她称这些粉丝为“小怪物”），比伯拥有超过2300万名“比迷”。推特本身并不赚钱，但是推特为现场演出贡献了大量观众，而现场演出是赚钱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利用了罗森效应（群体流行）和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例，他写书的报酬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通过做每场10万美元的演讲，能够更加轻松地赚到和写书几乎相同的报酬。他的演讲听众包括黑石集团的投资家和加州卵石滩法律会议（法律界的达沃斯会议）的世界顶尖律师。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同罗森效应（依靠技术扩大影响力）相辅相成，它们正在形成一种超级明星效应，这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表演艺术的理解。人才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正凸显出来，这次是为了争夺知识经济的利润。虽然上个世纪，商业击败工会取得了彻底胜利，但现在对于股东而言，没有那么容易就能阻止商业中知识工作者引领的变革。”“在知识社会中，雇员即知识工作者拥有生产工具。”1994年，德鲁克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他认为，这是相当巨大的转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力量的天平首次从资本向工作者——更准确地说，向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人——倾斜。 德鲁克解释道：“马克思的伟大洞察力是工厂工人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生产工具，所以他们‘被异化’了。马克思指出工人无法拥有蒸汽机，跳槽时也不可能把蒸汽机随身携带，而资本家必须拥有并控制蒸汽机。”于是，“强盗贵族”夺取权力，而无产阶层怨声载道。 在知识经济中，这一逻辑完全崩溃了：“知识社会中，有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即真正的生产投入是知识工作者的知识而非机器和工具……市场研究人员需要一台计算机，但是这台计算机越来越可能是一台个人电脑，不管去哪里都可随身携带……在知识社会中，对于组织机构而言，最有可能成立的假设是它们需要知识工作者，而不是知识工作者需要它们。” 一些高级人才一跃成为超级精英的另一途径是：他们能够独立从事自己的职业。换言之，他们的从业工具已从蒸汽机转变为个人电脑。在知识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行业抛弃了“蒸汽机”，转而使用个人电脑。这意味着这些行业中的超级明星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回报。知识分子正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第一位是纽约贵族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其父曾执掌通用电气澳大利亚分公司）。1949年，他首创了现代对冲基金。当时他48岁，有两个孩子和两处居所，决定要赚更多的钱。第二位是乔治•多里奥，这位出生于法国的哈佛商学院教授于1946年发明了现代风险投资业务，以鼓励人们对当时回国的美国士兵创立的新公司进行私人投资。第三位是维克托•波斯纳，他是一位巴尔的摩食品杂货商的儿子，十几岁就辍学了。20世纪50年代，他是恶意收购业务（现在通常文雅地称之为“私募股权”）的先锋人物。 正是这三位人物统领了金融业的转变。之前，占金融业主导地位的大型机构担当了负责照管别人钱财的保守角色；而现在，金融业中的巨头变成了打破传统的企业家，他们专门利用风险和杠杆追求超额回报。这一变革对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仍然众说纷纭，你或许可以认为这三个人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对于超级精英的崛起明显起了关键作用。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使金融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可信赖的探索方式转变为一块创新的前沿阵地，聪明和幸运的个体几乎可以立即从中获得大量财富。那些力闯新路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未来的“世界主宰者”都明白这一点。世界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凯雷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豪戴维•鲁本斯坦为2011年春季招聘走访美国顶级商学院时告诉我，他发现每个人都想成为创业家。“当我从大学毕业时，每个人都想应聘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通用电气。”他对我说，“而现在，当我询问商学院毕业生时，他们都想创立自己的公司。每个人都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没有人想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想成为创业家，亲手创造巨大的财富。”这一想法形成得越来越早。琼斯和多里奥自创公司时都已将近半百，而如今，未来的顶级富豪希望在而立之年就掘得自己的第一桶金。2011年，高盛42%的收入用来给员工发工资，其员工的平均工资为367057美元；即便摩根士丹利公司在金融危机前犯了代价为40亿美元的错误，恢复状况也一直十分惨淡，2011年其员工的报酬仍占了公司收入的51%；在目前旗下拥有雷曼的巴克莱银行，员工报酬占公司收入的34%；在瑞信，这一比例为44%。换言之，在华尔街人才与资本的斗争中，人才总是占优势的一方。华尔街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华尔街上旗舰公司的薪资分配方式好像源于南斯拉夫工人所在的集体企业。超级明星现象能够自我强化。下面的事实可能会让你惊讶：超级明星世界的内在力量——因你的身份而不是你的所作所为造成影响——不仅在肤浅的娱乐圈运作，也适用于我们习惯认为属于经验主义的科学范畴。事实上，“马太效应”这个短语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创立的，用来描述享有极高声誉的奖项——尤其是诺贝尔奖——如何影响了人们对科学工作的感知。默顿发现，科学界有自己的超级明星，他们的科学发现仅仅因为发现者的身份而被认为更具重要性或原创性。你可以看到“意外成名”在其他领域也发挥着同样的力量。畅销小说是其中一例。由于畅销书榜单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错误（2001年～2002年间，根据销售记录本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109本书被遗漏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艾伦•索伦森得以抓住时机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一开始受欢迎程度相当的两本书籍，如果其中一本被遗漏未能上榜——相当于没能获得“诺贝尔奖”、没能享受爱因斯坦1921年访问美国时受到的超级明星待遇——就意味着这本书之后的销售量会相对较少。如果你特别的优秀，你有可能挤入超级明星的队伍，只不过这是场艰难的战斗。“名人的额外索价”：“1984年，我们只需为贝特卓越的演技支付报酬，而现在我们必须为她的显赫名望支付报酬。雇用一线明星时，必须加价，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名人的额外索价’。”卡曾伯格最大的抱怨是人才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的非凡成就：从挣工资到拥有商业份额的转变。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将他们的份额称之为“管理分红”，电影明星的则称之为“分成”。卡曾伯格认为这是“极具威胁的”：“不合理的工资加上巨额的分成费对于人才而言是锦上添花，而对我们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使得我们在失败中遭受惩罚，基本无望取得成功。”卡曾伯格为迪士尼高管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出那些还没有成功或者已失去明星光环的有才能的演员和编剧，而舍弃那些能依靠名气索取额外报酬的顶级演员和编剧。“所有的一流编剧都有一个共同点，”卡曾伯格写道，“他们曾经默默无闻，能达成一笔交易便欣喜若狂。他们就是未来的顶级编剧，要是我们能考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激万分。要得到这些人，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寻找，更深入地挖掘……要抢先找到他们。”编剧“写剧本的报酬已开始接近200万～300万美元”。卡曾伯格认为，迪士尼应该向“编剧新人”支付5万～7万美元或向“编剧老手”支付25万美元让他们为迪士尼提出的想法编写一部剧本。卡曾伯格承认，超级明星编剧已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要说服编剧答应签订理想的长期合同并拿较少的份子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再行得通。代理商不会让他们的客户签订长期合同，因为待售剧本市场实在太有利可图了。这一切意味着形势更为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卡曾伯格为迪士尼高管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出那些还没有成功或者已失去明星光环的有才能的演员和编剧，而舍弃那些能依靠名气索取额外报酬的顶级演员和编剧。“所有的一流编剧都有一个共同点，”卡曾伯格写道，“他们曾经默默无闻，能达成一笔交易便欣喜若狂。他们就是未来的顶级编剧，要是我们能考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激万分。要得到这些人，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寻找，更深入地挖掘……要抢先找到他们。” 至于演员，卡曾伯格敦促他的团队“要更主动地四处寻找，在喜剧俱乐部中寻找未来的明星，待在贝蒂-福特诊所的后门挑选可能再度发光的过气明星。”格鲁斯伯格在同200多名华尔街分析师访谈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竞争对手处招募明星分析师是在浪费金钱，因为被挖走的分析师脱离原来的文化后会日趋“衰落”。沃伦•巴菲特非常赞同这一看法。20世纪90年代，他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隐僻之地跑到华尔街加入资本与人才之间的战斗。当时，他主要执掌正在垂死挣扎的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大幅削减的奖金多达1.1亿美元，在第二年写给股东的一封信中他称那段时间“实在太痛苦了”。公司高管需要的是“一个慷慨的薪酬委员会”。米恩斯将管理阶层的兴起视作自我选择和自我存续：在体制上，他能想到的唯一可与之比拟的是基督教神职人员。1932年，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阿道夫•伯利合著了一本书，他们将崛起的管理精英称为“企业王子”。伯利和米恩斯认为，从企业主到经理人的转变的重要性不亚于从独立劳动的手工艺者到拿固定工资的工厂雇员的转变。“公司的价值每增长10%，首席执行官的报酬增长3%，而工人的平均报酬仅增长0.2%。”二三十年前，捷尔吉•康拉德和伊万•塞莱尼已揭示了一个令人不适的政治性真相，在所谓的工人阶层中真正的赢家——以及真正的老板——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专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遥遥领先。正是这些MBA们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亚当•斯密直截了当地警告，代理问题的后果是“失察和挥霍”。当今，经济学术界使用了一个更雅致的词“榨取油水”（skimming）。如果石油涨价使得石油公司的收入增长1%，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会相应增长2.15%。更妙的是，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角度来看，虽然石油涨价总是同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上涨相关联，但如果油价跌了，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并不一定会下降：“虽然首席执行官总是会因为好运势获得回报，他们却不会总是因为坏运势遭受惩罚。”问题始于20世纪的一个事实，即经济主要由“管家”控制，而不是企业主。但是新政拥护者对于这些管理精英中饱私囊的担心并没有成为事实——事实恰恰相反。詹森和墨菲警告，这就是问题所在。防止高管掠夺财富而给他们施加的社会限制，导致促使他们完成出色工作的经济激励变弱了。新政拥护者已将受雇的首席执行官转变为热心公益而又自我克制的资本主义公务员，而提倡“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的商学院教授希望将管理阶层转变为血气方刚的资本主义企业主。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按绩效付酬”。管理人员的报酬应该更加紧密地同他们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公司业绩——相联系。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关于高管办公室中存在大量“榨取油水”现象的发现并没有使他们彻底怀疑“按绩效付酬”的变革。“按绩效付酬”确实行之有效，但仅限于一些董事会强大到能真正监管首席执行官的公司里。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发现，当董事会中有一名大股东时，监管作用最强。“董事会每多一个大股东就会降低好运势带来报酬的23%～33%。”——这是个较大的数额，尤其当你考虑到在实际生活中，这笔好运势带来的收益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几乎一样多时。我们难以预料的不仅仅有金融危机，更普遍的重大范式转变——政治和社会、商业和市场中的变革——历来难以预见。众所周知，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预见到苏联的分崩离析。在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赞穆巴拉克政府的经济改革及其创造的稳定局面。2011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政治学家迈克尔•麦克福尔认为，“我们总是臆断政权是稳定的。而每每涉及专制政权，我们总得到错误的答案。”萨尔称之为“积极惰性”（active inertia），并认为这是优秀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世界发生变化时，组织陷入‘积极惰性’中因循守旧。也许稍稍加快了步伐、对边缘领域进行了微调，但做的事基本一成不变……陷入‘积极惰性’的组织仿佛一辆后轮卡在沟里的轿车。经理们脚踩油门，车子非但没有从沟里开出去，反而越陷越深。”能够识别范式的转变并适应这种转变的罕见才能是造就超级精英的经济因素之一——索罗斯就具有这种才能，因为变革时刻通常也是能即刻创造财富的时刻。由于“双生镀金时代”的出现，我们生活在革命性转变大量涌现的时代。2012年，新的热点领域是大数据（big data）——收集并处理海量数据——以及能相互对话的机器。研究技术革命的经济学家W•布雷恩•阿瑟将该领域命名为第二经济，即数字经济——“具有范围广阔、悄无声息、互相连接、难以察觉、全自动化的特点”。变革是新的全球现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善于响应变革。简而言之，为应对变革准备最充分的典型人物是“那些上过地方公立学校的哈佛小孩”。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孩也进入哈佛在西海岸的竞争对手——斯坦福大学学习。他们聪明而又专注，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权。但是他们到通常位于郊区的公立学校上过学——作为旁观者能够发现时下范式的弱点，由于没有太多既得利益，因此也不怕跨出现有体制。兼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经历的代表人物，索罗斯作为一位富有的布达佩斯律师的儿子，他阅历丰富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战争和革命迫使他在伦敦和纽约开辟自己的道路。“多巴胺是一种触发愉悦感的大脑化学物质，它同好奇、冒险和创业精神相联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能有助于人们取得成果。通常，约有2%的人的多巴胺水平高到足以让他们对移民产生好奇心。因此，美国、加拿大和外来移民越来越多的英国等移民国家的人们具有较高水平的多巴胺。”他们认为，光靠阅读克里斯坦森和萨尔等商学院教授的著作，或是得知关于局内/局外人的研究结论并不能使我们充分做出对变革的响应和对如今变革带来的经济回报的响应，因为这种响应早就以编码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了。1995年，俄罗斯采取的“贷款换取股份”（loans-for-shares）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而正是之前利用国家信贷获得的财富为未来的寡头提供了资本和商业关系，他们得以奋力一搏，从中真正大赚一笔意外之财。正是受到电影中戈登•杰科的影响，本度基泽不幸错失良机。“几乎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并且知道房产泡沫就在那儿，担保债务凭证和金融衍生品也正在造成市场扭曲。” 难点在于弄清泡沫破裂的时间。“问题是，”他说，“我们花了太久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明白泡沫存在，但是你不会去赌泡沫会破裂，因为你还没有满足。” “历史有多个版本，”安德森解释道，“一般报纸上的常见版本是‘真是一群傻瓜！竟没有人看到泡沫。’其实，许多人看到了。关键是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时候泡沫会破裂？什么会促使其破裂？我们如何从中获利？”“人们总是问我，‘1983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会诞生于1983年？’”2010年，芬克在他离派克大道不远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答案是技术革命。每个人的桌上都放了电脑……个人计算机出现了，每个人都能用上计算机，电脑能分析证券、风险、大量数据……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交易室变得越来越赚钱的开端。如果你要研究华尔街的获利能力，那么1983年就是分水岭。” 当计算机出现在交易员的办公桌上时，华尔街的公司明白，知识工作者已经正式崛起了，于是它们出去网罗最好的人才。“华尔街的公司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弄清形势，”芬克对我说，“它们去顶尖的学校，找了工程专业的人才。它们网罗那些真正高智商的数据分析师……它们找的那些真正聪明的人能够深入挖掘和分析大量数据，并由此推导出趋势图和公式。在我看来，这些公司花了不少时间做这些事。”将响应变革的文化称为“转身策应”的能力。Groupon团购网站起初是集体政治行动的平台；Paypal（贝宝）网站最初是手机相互转账的工具，后来才“转身”成为eBay（易趣）的网络支付平台；推特最初是播客网站，失败后才改头换面成为微博。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奥康纳和克雷巴恩所说的“华丽转身”。他们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工人快车（WorkerExpress）公司。乔•梅林和帕布鲁•福恩特斯创立了这家公司。公司的初衷是使业主能使用文本消息来调度按小时计酬的建筑工人。这个主意付诸实践前，梅林和福恩特斯仔细推敲了他们先前所做的研究。他们意识到，将服务的对象定为那些在招聘网站上需要临时协助的大型建筑承包商，可能更为明智。最终，他们不顾2008年后建筑业的凋零衰败之象，毅然创立了一家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公司，此“转身”非常成功。顶级富豪的泡影之所以会产生，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其他超级精英的陪伴下隔绝了自身——这当然是一部分原因，另外还与别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高贵的社会地位是否真的意味着高贵的行为呢？”研究人员发问。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同下层阶级的个体相比，上层阶级的个体表现更缺乏道德。”这些贵族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光彩，研究人员对他们行为的解释呼应了硅谷的高管在希思罗机场的言论：“我们可以推断，拥有更多的资源、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会促使人们将自我利益置于别人的福利之上，并视贪婪为积极有益的事物，这些又反过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道德行为。”其中一个实验瞄准了旧金山的十字路口。研究团队发现，开着昂贵新车的司机阻挡其他车辆或行人的可能性是开便宜旧车的司机的两倍。在另一项实验中，现实生活中收入更高的被试更有可能欺骗一名假设的求职者，被试会说服他或她接受更低的工资——在这个实验中，“经理人”这样做能获得奖金。即使将自己想象成富人都能改变被试的行为方式。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提示一些参与者想象自己非常富有，另一些被试想象自己非常贫穷，然后邀请他们从一个糖罐中取出糖果，他们会将这些糖果分发给隔壁实验室里的小孩子。结果表明，想象自己非常富有的被试拿的糖果更多。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接轨”，西方中产阶层的人均消费一定会下降。知识分子挣钱养家糊口的最好方式是成为超级精英的老师或雇员。仅有4个领域的教授平均工资上了6位数：法律、工程、商科和计算机科学。克里斯托尔说，企业需要反击。他写道，不同的公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它们一定全都认同，必定有一项内容是为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环境：“许多公司大致会认同，任何类似社会责任的目标都应该是，公司自身能作为相对自治的机构在私营部门中生存。要达成这个目标，不可避免地需要努力营造或重新营造公共舆论氛围——由我们的学者、教师、知识分子和政论家。简言之，由新阶层来营造这一氛围。”为了改变公共舆论，企业界需要支持那些新阶层中“真正坚信我们需要保留强大的私营部门”的“异见人士”。除非企业界在思想战场上招募到自己的军队，否则它一定会在政治战争和最终的经济战争中落败：“赤手空拳与新阶层打仗，企业界一定惨败而归。那些商界人士甚至无法说服自己的小孩认同商业是在道德上合理的活动，他们光靠自己一定不会成功说服整个世界。你只能用一种思想去击败另一种思想。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将在新阶层内部产生胜负，而不是在企业界和新阶层两者之间。所以，这场战争必定对企业界利益攸关——只是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012年秋天，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国会提出，如果国会不批准7000亿美元紧急援助计划，那么世界会完蛋。他说这话时神情严肃，坚信不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的没错：要是没有紧急援助，他的世界——他生活和工作的那个世界——可能会完蛋，”津加莱斯认为，“但是亨利•保尔森的世界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所生活的世界，甚至不是我们整个经济存在的世界。” 伊顿公园午宴所揭示的人为因素进一步加重了对某一非常特定的世界观的曲解。“政府官员往往依赖他们所信赖的好友形成的人际网来搜集‘外部’信息，这一事实使问题复杂化了。”津加莱斯解释道，“如果人际网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出身和背景，那么流向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和想法将出现严重的局限性。”认知控制的威力在于它完全是内化的。批评家，尤其是左翼的批评家有时会将超级精英视作乔治•奥威尔所谓的拥有“双重思想”的大师：超级精英完全明白社会底层阶级最终会陷入困境，但是他们仍然残酷无情地追逐私利。但现实远远没有那么邪恶：许多超级精英真诚地坚信，那些恰巧对他们个人利益、公司利益和行业利益有利的政策也有利于每个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在《民俗论》（1906年）一书里提出。又称“我群”和“他群”，“内群体”是指一个人经常参与的或在其间生活、工作、进行其他活动的群体，经由所属群体得到自己相应的利益和感觉，并对所属群体持有亲切、安全、认同、忠诚等情感。“外群体”指由他人结合而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群体。这一从新生的代议民主制到寡头统治的转变标志着一个惊人变化，威尼斯人称之为“闭门”（la serrata）。不久，“政治闭门”转变为“经济闭门”。在寡头的操纵下，威尼斯的统治集团逐渐切断了新入行者的商业机会。使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变得富有的法律创新产物——康曼达契约被禁止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精英统治集团为眼下的私利而行动，将创业暴富者拒之门外则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能够独享对这座城市利润巨大的贸易航线的控制。然而，从长期来看，“闭门”意味着威尼斯寡头开始走向灭亡之路，也意味着整个威尼斯开始从繁荣走向衰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时还少。威尼斯曾一度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而在17～18世纪，当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时，这座城市的财富持续萎缩。“一家真正伟大的企业必须拥有一条稳定的‘护城河’来保护投资资本的超高回报。”巴菲特明白，开放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对于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但像他那样的聪明的资本家更喜欢用不可逾越的“护城河”来保卫自己，如同威尼斯人将名字放进《金典》中。 巴菲特继续解释道，他偏爱的“护城河”包括成为低成本的生产商以及拥有一个全球知名品牌。但是，对自己公司有利的政府监管也可以创造一条强大的“护城河”。“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描述了收入差距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越加不平等，社会流动越加阻滞。这对于一些社会而言是比较特别的矛盾现象，这些社会最初具有的高度社会流动释放了创业活力，从而引发了社会顶层财富的激增——例如拥有众多优秀公立大学和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硅谷和康曼达契约时代的威尼斯。这些社会的成功之处部分体现于超级精英阶层的诞生，而现在这些社会极有可能反过来摧毁使它们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在我们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中，真正的《金典》是精英大学的学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全球超级精英占据了这些大学的地盘。事实上，统计显示，与获得大学文凭关系更为密切的是父母的富有程度而非高中的考试分数：更高的阶层比认真上课更重要。我们一方面痛斥为有利于自身的监管政策游说的银行家或严责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的微软，而另一方面，谁又能责怪前1%富豪群体为他们的子女争取其他99%的人也在争取的东西呢？高度的社会流动性终究意味着顶端的一些人要往下层流动。在一个贫富差距正逐渐扩大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尤其难以容忍。你越富有，就越贪婪——《圣经》中“针眼”利维说他的哲学是“要有长远的贪婪眼光”。如果顶级富豪足够聪明，他们现在会采纳这一哲学。但是，利维的继任者在掌舵高盛这艘大船时渐渐明白，这句话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与其被革命打倒不如领导革命。 ——奥托•冯•俾斯麦科技行业的一条教规是要走在巨大变革的前面，而不是落在后面。 ——社交网站LinkedIn（邻客音）联合创始人、主席里德•霍夫曼 不冒险，就喝不到香槟。 ——俄罗斯谚语

全球化力推新的精英阶层诞生

从本书中可以了解到‘巨富’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与普通人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和完善，‘巨富’们的大量财富都因此得到无可估量的益处。巨富本身也不在属于哪个国家，而是属于全球（看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巨富们拥有比普通人更强的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而且可能更加勤奋和努力，拥有私密的精英社交圈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使这个‘镀金’时代的贫富差距拉得更大……

这本书是另一个领域的八卦杂志

巨富这本书我读了两个月，而最让我感觉神奇的事情就是，这本书的40%多都是在今晚完成的，和书中的财富分布有点儿奇妙的对应。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次啊觉得这本书开始好看了，这有点儿像我看《黑天鹅》时候的感觉，前面的一长串内容都重要但是不那么吸引人而且阅读过程让人觉得有点儿痛苦——很多关于金融的词汇和作者认为我理所应当应该知道的政治历史还有社会知识拿来直接说让我的理解有了一定的隔阂，不过好在作者还是讲了很多例子用来帮助我去理解他说出的一些很干货的句子，然后吸引人的内容都靠后。其实我是抱着一颗八卦而又功利的心去看这本书的——既想要学习借鉴，有想要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然后我不是那种学术类型读书的人，现在我对这本书的认识做不出那种很全面的思维导图，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全部吸收这本书的内容，我连俄罗斯的寡头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现在这本书留给我的一些思维的痕迹或碎片其实是我和平时生活中的一些观察或者思索相联系的产物，还不足以练成片，当然我觉得这本书是很学术的八卦解析了巨富们的方方面面，但是也并未提出了很系统的思维。下面是我对一些记忆深刻的内容的想法和看法。1.索罗斯这个人让我觉得很奇特，当时2007年的金融危机前夕，世界上金融界的厉害人物们搞聚会，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前景很光明以及乐观，但是索罗斯却不，更神奇的是，索罗斯半退休了好一会儿，但是遇到大危机又出山了，面对这个疯狂变化的世界，他表示自己对这些业务不熟悉了解了，还有互联网什么的好可怕，然后他就又一次力挽狂澜把自己的基金们拉回正途，然后他还事后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本来可以更出色。这说明什么，他卓越的眼光和决断不是单纯处于经验积累和一时的运气，而是他似乎明白了更高一层的道理和原则。用书中的话讲就是他有一种转身策应的能力，据说这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他父亲在大家都对自己前途很乐观的时候做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决定，最终这个决定让他们幸存下来了，然后他似乎意识到了，变革这件事不按常理出牌，要明白自己任何时候做的决定都有可能错，错误是致命的，所以意识到自己出错很重要，这样才有纠正错误的机会。2.霍夫曼这个人，我觉得更奇特，他的想法和我有一部分很相似，他原本是我想要朝着发展的方向，有才华惹人喜欢还富有同情心，他甚至在自己成功后还写了一本书给鼓励大家用那种相应变革的思想去掌控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后来我觉得书中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处于底层的人，就算他们能够知道自己面临着变革，但是他们能做什么呢？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和豆瓣热门前几天推荐的一篇温言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鸡汤的劝告大家迷茫是因为没有坚持什么的，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北大出来的心理上不需要承担证明自己价值的重任，所以她的空中楼阁的构想大概只会让一些人暂时舒服暂时麻痹自己一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3.说到寻租，就是说，富得人可以运用政治让自己更富，我想到知乎上有个问题说在清华上学是一种什么感受，有一个答案说：“最怕人家比你优秀还比你善良。”其实可以想象，顺风顺水的过，怎么会心理有大问题呢。其实这让我想到自己身边的事情，小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在我上按区划分初中的时候去了重点初中，然后我去了市重点，她去了省重点中学，最后我来了一个本科学校，她直接保送清华，所以到底我们之前差了什么，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决定我今天所在位置的因素只有我自己么，我没想明白，但是我倒是对那句“比你善良”深有感触，开学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是发挥失常了所以来了现在学校，然后，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欸，这个环境还真是有点儿怪了，然后一开始我也心理失衡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心理失衡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除了拉后腿让你迷茫痛苦，后来我都开始怀念小学初中的时候学习的那种赤子之心，那时候真开心，当你有了私心杂念的时候，果然就没心思学习了，其实思考人生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环境的大趋势在这里放着，你在该进行人生积累的时候非要把时间花在思考人生痛苦迷茫上的时候，你只能让自己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从而阻碍自己进步。你看，我对巨富是怎么钱生钱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是我对屌丝是如何把自己越变越屌倒是深有感触。4.合理腐败引出了猎场看守人和盗猎者的比喻，然后说明了资金都渐渐在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积累，如果最聪明的毕业生都去了私营部门，政府哪里有机会同企业并驾齐驱呢？我想到路大说过的皇帝，大臣（记不太清了）还有贫民之间的关系，皇帝保护贫民是为了制衡大臣，最终达到保护自己目的。5.最后一章讲巨富对凡人的看法，以及彼此的不同，书中说：“自我利益对意识形态塑造的巨大力量”。我当时就想笑，这要是社会与法频道，估计说，这是道德的沦丧，道德在金钱中迷失了。可见我国的思想教育路子多正啊。6.书中说哈佛的毕业生都去了华尔街，然后一个教授为这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象感慨万千，这个和我们学校的现状很像，大家专注于技术，人文课都没有人听，我们的人文老师特别憋屈，但是他们的思路真的和我们是两个极端，我觉得，这个现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文科老师有点儿太脱离实际了，把文科搞得像是空中楼台一样，我觉得中国这种道术分的很开的分科情况应该改善一下，你把文科生搞成一帮只会空谈的愤青，把理科生弄成一帮机器，这个国家会很奇怪的。我希望将文科的老师可以先学一下术，在学术的过程中领悟道，这个时候再去讲给我们，应该会更好的被接受。

财富榜前0.1%的那群人的状况

本书作者与世界尤其是美国财富榜前0.1%的人群有过许多接触。他认为，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在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每个镀金时代都会由于时代巨变，出现巨大的商机和抓住商机的巨富。当前，这些占据财富榜前0.1%的人的财富与占据前1%的人的财富之差距也在变大。作者认为，巨富们除了能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外，还有极强的应变能力。此外作者还发现，巨富们的影响力超强，有些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会主动影响政府去制定有利于其利益的规则。作者对这一点表示担忧，担心像中世纪的威尼斯一样，巨富们垄断了商业机会，最终断送了威尼斯。

编辑之力而无洞见

粗略看了书，和作者在TED上的演讲（才知道作者是女的）。我的评论是，果然像是记者，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编辑、总编写的书。这本书更多的是罗列，资料很丰富，但结论是现象之上较为浅薄的推论，缺乏洞见和深刻的逻辑。比如说作者最为担心的中产阶级岗位的吞噬，为什么一定要有中产阶级？吞噬之后是否有新的去处？中产为何不能是特定的历史产物？看不到书中有什么新的观点和逻辑，看了15分钟ted中的演讲，我更加相信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