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昕若（上下）》书评

有乖入木之术 无间临池之志

有乖入木之术 无间临池之志——记张昕若书法艺术“书道之昌、遥溯二王，米赵文董，一脉绵长，张君继作，笔墨丰穰，中流之柱，艺苑之光”。1989年12月，张昕若先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亲笔题赠的这首诗，是张先生数十年对书法艺孜孜不倦的追求而达到崇高境界与精深造诣的真实写照。张昕若（1929年6月—1990零年3月）字伯明、宋齐。河南巩县人，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教育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湖北省分会主席，湖北省直属机关书画研究会会长，湖北省书学研究会会长，《书法报》主编、颇问。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书画会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兰亭书会会员，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张昕若先生幼时深受家庭薰陶，博涉诗文，练习楷书。稍长，即师从广东梁白云和四川乔大壮两位先生，乔先生对这位少年弟子甚为器重。张先生不辜负师长的培育和期望，学古不泥，坚持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946年，昕若先生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完成必修课程之外，他又选修了甲骨文等课程，这对他日后研究书法、篆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校学习期间，先生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用自己所擅长的书法和篆刻为党工作，用篆刻义卖所得资助地下党领导的“助学运动”。1947年，张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被列入“特种刑事法庭”的黑名单，旋被“全国通辑”。他被迫南下，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解放后张昕若先生先后在武汉市委、湖北省委、省政府、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暇，张先生不断在总结先贤成果和广泛吸收中外文化的基础上，超越时空，开拓视野，不断创新，把自己的书法篆刻的实践与理论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张先生于甲骨、大小篆、隶、楷、行、草诸体均有很深的研究，并博采众长，熔铸百家，旁涉篆刻，精研秦汉玺印，在诸碑贴中，尤于“二王”、褚遂良、孙过庭、米芾、文征明、沈尹默书体用力至深。他的楷书，汲取了柳书《神策军》、《玄秘塔》；颜书《麻姑仙坛记》、《自书告身帖》等；褚书《倪宽赞》、《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欧书《九成宫》；虞书《孔子庙堂碑》；北魏《龙门二十品》、《崔敬邕》等诸碑帖的特点，笔法端严工稳，力透纸背，既典传统规范，又成自成面目。张先生的行书，早年以沈尹默为法，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先生曾用十年工夫研习《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并对“二王”书体及《兰亭序》的各种版本，《丧乱帖》、《半截碑》，以及《大观帖》、《成化阁帖》等碑帖中的王字都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有专著论文面世）。且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家各派的行书他都做过系统的分析，并形成许多独到之见。他的行书宗“二王”书体，蕴沈（尹默）书神韵，取法甚广，熔各代、诸家行书精萃于一炉，他用笔精慎，在作品的细微处见精神，于沉着中求痛快，含蓄蕴藉中留有朴茂典雅之气。代表作为《古景文四则》四条屏、《吴均与宋元思书》、《赠云南白族自治州长联》等，这些作品即反映了时代风貌，又透出深厚的传统工力和森严的法度。张先生力主在写好楷书、行书的基础上再问鼎草书，并认为四十岁以后再动笔也为时不晚，青少年时应多看历代草书佳作。张先生的草书在晚年既得心应手亦出神入化，他以唐代孙过庭和贺知章两家的草书墨迹本入手，再取法张芝、羲之、张旭、怀素、宋代苏、黄、米、蔡四家，元明清草书大家均有所涉猎，临池无间、游刃有余。张先生在写草书在用笔一塌直下、沉着痛快，而无过多在提按上的雕琢，章法分布，广取历代名家之长，又参已意，作品有《孙过庭书谱》、《宋•朱熹四时读书乐》等，这些作品既有晋唐遗韵，又注重时代节奏。张先生的草书如孙过庭书谱所述：“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张先生隶书是以东汉隶书为本，大到《石门颂》、《礼器碑》、《封龙山碑》等，小至《李冰石像题名》、《霍去病墓刻石》等残碑断石都不轻意放过，逐一加以仔细研习考证，并予以精深的论述。在广涉汉代隶书精华的基础上，参清代伊秉绶和近代黄葆戊二家的笔法，用笔凝重，点画圆浑，平直而不拘板，结体方正端庄，气势壮伟。此外对甲骨、金文、小篆都下过大工夫，做过许多深入细致的研习。张先生特别重视对书法基本功的训练，数十年如一日自强不息的努力。他经常说：“欲速则不达”就是要有耐心，踏踏实实地从楷书的一点一画入手，认认真真地读帖临摹，他总结出一整套学书心得，并拟成学书箴言八十字“正楷中锋，大字悬肘。结体运笔，着力所在。 熟能生巧，不离法度。资固有别，学居首要。书艺如此，凡事皆然。避易就难，临帖有恒。欲求变化，先务平正。推陈出新，植根继承。循序渐迸，水到渠成。练字练人，学无止境。”以导后学。纵观张先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每一幅将为观者留下亲切之感和美的享受。张先生亦擅长篆刻艺术，早年受到梁白云、乔大壮两位先生的严格训练，他以先秦玺印之古拙，两汉印章之方正，取黄牧甫、乔大壮两位大师之神髓，自成特色，并对边款和治边款也颇有己见。以其博学专精和长期不辍的磨练，篆刻水平自然内涵高雅，水到渠成。(详见《张昕若书法艺术——印章荟萃》一书)张先生曾撰文探讨如何普及我国的篆刻艺术，并强调“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张先生在湖北工作时，许多书画家爱好者都同他探讨、切磋篆刻技术，请教治印的学问。晚年进京后，还有许多人慕名前来求教和请赐刻印章。那时因先生眼疾不便，于是很多印章转由我来刻，先生有时在一边指导，刻好后，由先生操刀治边款，他会把要刻边款的文字先以小楷写到印石一侧，然后认真下刀，一丝不苟。先生经常对我说，学书学印，急不得，欲速则不达啊。张先生长期从事实际工作，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事求是地研究书法理论。他幼年熟读了四书五经、唐宋诗词，学生时代即发表了《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国篆刻史》、《谈古印》等多篇论文。解放后，先生虽忙于公务，但从未放松过对书法、篆刻理论的研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文艺研究》刊物上发表了《王羲之书法真面目的一些探讨》论文，使沉寂数十年的兰亭争辩在八十年代又重新掀起了热潮。他以厚积薄发的工力，通俗流畅的文笔，深入浅出地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实物，还借助《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半截碑》及其它碑帖中王字为旁证，肯定了王书《兰亭序》的存在，并用新的方法论，全面地论述了在晋代存有多种书体，而王羲之的不朽之处就是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成为通行于世的真、行、草体的代表者。”此文观点创新，亦有颠覆俗见而直指要害，文章发表不久，即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并被日本筑波大学译作教材，影响深远。 1983年，《书法》杂志发表了张先生撰写的《褚遂良在唐代书法中的地位》一文，此文拨正了世人评褚书的偏颇性，文章通过大量翔实的考证及深入分析，张先生认为，褚遂良在唐代书坛中上承欧、虞，下开颜、柳，功不可没。同年又在《江汉论坛上》撰文阐述《书法美及其社会功能》，本文旨在推广和普及书法艺术。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述中国书法艺术的特点，书法以线条为造形，集思想感情、语言和书写文字之美为一炉，成为独特的艺术，先生认为，书法艺术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推陈出新，倡导以新的健康书风和内容反映时代积极向上的面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1988年底，张昕若先生应邀为《中国老年报》开辟《书画园地》栏目，当时所选、所撰、所编文章内容简洁，图文并茂；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宗旨，将我国传统书画艺术介绍给广大老年读者，深受读者好评。张先生一生把革命工作放在首位，任劳任怨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他起草并撰写了大量的文件、讲话发言稿。公务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研习书法、篆刻艺术。张先生虚心向先辈名家学习，尤其推崇明代的文征明和近代的沈尹默两位大师艺术的精华，又始终不忘反映时代风貌，力求为社会提供符合时代文明健康的精神食粮。他不仅是位书家，同时也是学者，更善作诗填词，并对整个中外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为筹建书协湖北省分会、湖北省书学研究会、创办《书法报》、组建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书画会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勇于反对那些以古怪为能事，以胡乱涂抹为创新的旁门左道；反对鄙弃基本功，不懂装懂和故弄玄虚，把年轻人引向歧途的倾向。他曾多次带病为各机关、大专院校免费授课，深为学生尊敬，又多次无偿为工矿企业，机关院校挥毫题词赠书。张先生的书法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书法篆刻大展，又多次被选送海内外重大展览展出，还被诸多艺术博物馆精心收藏。张先生以其高雅的书品、平易近人的作风和高风亮节的品格深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敬仰、赞赏。正如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所述：“在张昕若先生身上，没有‘文人相轻’的世俗陋习，有的是‘虚怀若谷’与‘见贤思齐’的高尚品质，更有‘匡正书风、欲挽狂澜、支柱大厦’的才干。”张先生虽然过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时常聆听先生的教诲、认真拜读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细品先生的书法、篆刻精品……将伴随着我不断地温故知新、见贤思齐；鼓励我不断奋进！后学：杨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