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出版日期:2016-3
ISBN:978730815663X
作者:王惠民
页数:426页
书籍目录
我与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如来卍字相与如来心相
一 卍字相
二 如来心相
三 早期石窟与《观佛三昧海经》
鹿头梵志与尼乾子
一 鹿头梵志
二 尼乾子
毗那夜迦像
一 敦煌早期的毗那夜迦像
二 唐宋元时期的毗那夜迦像
三 关于敦煌毗那夜迦几个问题
一佛五十菩萨图
一 一佛五十菩萨图的分布
二 一佛五十菩萨图的文献资料
三 一佛五十菩萨图与瑞像崇拜
四 一佛五十菩萨图探源
五 一佛五十菩萨图的传播
传法高僧图
一 祖师传承的由来
二 祖师传说在中国的流行
三 石窟中的祖师像
四 敦煌石窟中的祖师像
行脚僧图
一 行脚僧图调查
二 宝胜如来与宝胜如来信仰
三 李通玄事迹与《李通玄随虎图》
四 行脚僧图与西藏佛教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
五 结论
十六罗汉图与十六罗汉图榜题底稿
一 十六罗汉图的出现与敦煌壁画中的十六罗汉图
二 第97窟《十六罗汉图》榜题校录
三 敦煌壁画《十六罗汉》榜题简析
《水月观音经》与水月观音像
一 敦煌本《水月观音经》
二 水月观音像的流行
三 敦煌五代宋时期的水月观音像
四 敦煌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像
五 敦煌水月观音流行的原因
地藏图像
一 地藏信仰的源流与地藏图像的遗存
二 敦煌地藏图像研究回顾
三 地藏的形像与地藏图像的分类
四 敦煌早期的披帽地藏图像资料
五 唐前期敦煌的地藏像
六 唐后期敦煌壁画中的地藏图像
七 五代宋时期敦煌壁画中的地藏图像
八 纸绢画中的地藏图像考察
天请问经变
一 关于《天请问经》“颇涉小宗”问题
二 敦煌遗书中的《天请问经》与《天请问经疏》写本
三 敦煌天请问经变简述
四 新发现的天请问经变榜题底稿
楞伽经变
一 《楞伽经》在中国的流传
二 楞伽经变内容考释
密严经变
思益经变
一 敦煌遗书中的《思益经》写本
二 《思益经》的基本内容及与禅宗的关系
三 敦煌壁画中的思益梵天所问经变
四 敦煌遗书中的思益经变榜题底稿
尊胜经变
一 第55窟尊胜经变
二 第454窟尊胜经变
三 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孔雀明王经变
一 基本资料与研究史
二 《孔雀明王经》的产生
三 关于道教《孔雀明王经》
四 敦煌、大足的孔雀明王像
五 从孔雀明王像的流行看五代、宋时期中国密教的发展
十轮经变
一 《十轮经》在中国的流行
二 莫高窟第321窟的十轮经变
三 莫高窟第74窟的十轮经变
四 后论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最近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一套“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丛书。浙江是南方地区敦煌研究的基地之一，常书鸿先生即是杭州人，而以姜亮夫、蒋鸿礼、郭在贻为首的学者们，更是在浙江学子中播下了“去敦煌”的种子。客观的说，这套丛书并非丰富的敦煌研究著作中品质突出的系列。然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品质，有其难得的可贵之处。稍微回顾下近代敦煌图像研究的历史，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迄今已过72个春秋。“敦煌”已然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在这个全球开放的平台上，所有热爱它的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传灯接力”。而在研究院成立之初，在近代佛教研究上远超我们的日本，曾经也同样在敦煌图像研究上领先于我们，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i早在1937年便已出版。1980年，榎一雄、池田温等著名佛教研究学者主编的《讲座敦煌》（全9卷）系列开始发行。日本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收集基础材料，并编撰工具书。这种被他们称之为“编舟记”的工作，是学术研究展开的必要条件，是学术金字塔的基石。《敦煌佛教图像研究》，是这个书系中的一本。该书的作者—王惠民，1984年加入敦煌研究院工作。当时的研究院刚刚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ii。在中国所有佛教石窟中，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西千佛洞、五个庙）无疑是窟数最多、年代跨度最大、内容最复杂的石窟。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却是最早出版的石窟总录，时间是1982年（除莫高窟外的其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也有，只是未出版）。敦煌人的工作热忱和效率可见一斑。稍微关心佛教石窟的人应该知道，时至今日，中原地区的一些重要石窟的内容总录仍然还未出版。《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是敦煌研究（尤其是图像学）的重要工具书之一。编写、修订内容总录的背后是几代敦煌人的努力。王惠民这本论文集，便是在这种题材辨识工作中所产生的学术成果的汇集。从目录来看，可以分成两个类型的图像研究，即传统佛教图像题材和经变画题材。主旨是以敦煌石窟为主，发现新信息、订正旧信息的专题研究，时间横跨作者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我的工作是对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一书未收部分的经变画进行调查。”iii从书中文章发表的时间来看，经变画题材的文章基本集中发表于20世纪末。这是作者在施萍婷老师和贺世哲老师的指导下，继承了上一代的工作成果，补充了松本荣一书中没有提及的经变画，同时订正了一些过往辨识上的错误。以其中一篇《天请问经变》iv为例，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即经的性质、经的版本与流传、经变的构成以及经变榜题底稿的整理。“天请问经变”与“思益梵天经变”非常相似，一般参观者，甚至学者都很难在洞窟中分辨出它们的差别。它与大部分主要经变一样，都以佛说法图为中心，主要呈现佛说法的盛大场面，菩萨、弟子，诸眷属林立。在说法图的下部画出经中对应的几个请问场景。此经变判别的主要依据是通过一，跪在佛前请教者的身份，天神或者菩萨；二榜题。通过识读榜题，以锁定所对应的正确经名。鉴于佛典常见一经多译的情况，版本的推定也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敦煌遗书在此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根据该经变在洞窟内的分布情况以及年代上的跨度，探索该经在敦煌地区乃至中原流行的初步时间、原因等更为复杂的相关历史问题。《天请问经变》一文是这类题材研究文章的标准式。以经、经变画、流行背景三部分组成一种经变的基本材料。这种方法我们在施萍婷老师1987年发表的《金光明经变研究》v中便可以看到。施老师用相当长的篇幅，向我们详细描述了“金光明经变”，这一松本荣一未能辨识出的经变题材。而这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有时只是从洞窟内一处小细节拓展开来，并由此填补或修正一个个图像定名的问题。在2000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vi的前言中，敦煌人提出这样的期望“在专题研究上再进行综合研究”，可以看到从1982年《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面世以后，敦煌的题材辨识工作在几代研究者的继承下，除了作为敦煌石窟壁画主体的经变画以外的图像新材料也在不断公布，随着研究思路的拓展，从专题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比较著名的一篇是发表时间较早的《鹿头梵志与尼乾子》，文章主要是对敦煌北朝洞窟中常见的一组外道形象进行的定名讨论。这种形象不唯在敦煌出现，云冈石窟中就有，覆盖整个中原地区的石窟造像以及造像碑。因而这个题材是北朝佛教图像重要的讨论对象，尤其对执雀者的身份有多种争论。这篇文章从敦煌图像出发，讨论范围自印度源头至中国，从佛经中寻找图像的源流，将中原与边陲地区的佛教流行联系起来，与北朝时期的佛教观进行了关联研究。这正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价值所在。文未详细罗列了敦煌石窟中现存的31组以及敦煌以外的鹿头梵志与尼乾子图像清单。笔者近期恰好见到一个疑似的例子，姑且添附于此，供日后研究参考。此例系上海博物馆藏东魏武定元年聂显标四面造像碑（今陈列在馆内）。赵超曾为此碑撰专文，言此碑出自河南，但将此二像认作供养人vii。碑为立柱形状，碑顶原有碑首（推测为屋形或仰莲形），今仅存榫头。上部四面开龛，下部刻发愿文及供养人名单。正面龛内一铺七尊，主尊结跏趺坐，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其中天王手执金刚杵，比较少见。佛座下方两侧各有一个结发蓄须的外道形象，左侧一人坐姿，左手执物，已损坏，但似残留尾巴；右侧一人坐姿，双手托举一不明物，疑似骷髅。此二者有可能正是尼乾子与鹿头梵志。本书中最长的章节是关于地藏图像研究的文章，由作者数年间发表的3篇论文结合而成，同时与书中另一章《十轮经变》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两个章节加起来有100多页，占据全书四分之一篇幅，可见作者之重视。文章所牵涉到的是中国佛教信仰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形象-地藏菩萨，以及一个中国佛教信仰的特殊产物-三阶教。前者发端于北凉，而兴于唐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后者昙花一现，创立于隋，兴于唐，随着数道禁令而消亡，历经三百余年。与这两者均有干系的是一部关于地藏菩萨的重要经典—《十轮经》viii。《十轮经》是一部宣扬地藏信仰的佛典，其思想为三阶教创始人信行所吸取，对三阶教教义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出版了《三阶教の研究》ix专著，首次披露了敦煌文献中的三阶教经典，由此拉开了中外学者对三阶教的研究。另一方面，地藏信仰风行有唐一代，地藏形象亦相当丰富，无论文献记载，还是现存遗物，都非常之多。其中以执锡杖、持钵的声闻形象和披风帽的形象最为突出。地藏形象大量出现在敦煌石窟、绢画及敦煌文书中，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作者对敦煌地藏形象以及可能存在的三阶教团开凿的洞窟高度关注。尽管321窟是否是“三阶教窟”的结论，仍有很多可探讨之处，但作者对321窟、74窟两铺“十轮经变”的辨识，是令人信服的。张总在他的三阶教专著《中国三阶教史》x中，认可了作者的观点。这是作者多年来对地藏信仰以及三阶教投入巨大的热情，并辛勤工作而写出的文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细细阅读。整本书虽然是由已发表的论文集结而成，题目略散。这亦如实反映出作者立足于整个敦煌石窟，以小处着眼，将自己的学术生涯贡献给完善敦煌石窟图像库的事业。令人可惜的是，本书未能收入作者近几年发表的论文，亦未能对部分早期发表的文章中一些已更新或须订正的材料、论点做出修订。我们将敦煌石窟称为中国佛教图像学的百科全书，应不为过。在中国现存9世纪前佛教寺院及遗物极少的情况下，研究敦煌石窟，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这是巨大的财富，更是严峻的挑战。“佛教艺术史是跨领域的研究，不但需要结合佛教史学、佛教思想与美术史学的训练，更需要考古学者共同努力探讨。”xi敦煌人不同于“书斋式研究”的学者，他们是兼具这些身份的研究者，坚持在考古第一线，恪守自己的职责，继承了老一辈学者朴素的学术使命，将题材辨识这项被某些艺术史学者称为“低层研究”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为敦煌图像研究、敦煌学提供可靠的基础材料，从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的研究。他们靠自己的学识和勤奋，呈现给研究者一个尽量完整的敦煌石窟。而敦煌人却自谦的称自己为“两栖动物”xii。值得一提的是，施萍婷老师的这本文集，也是作者所编。xiii这种具有牺牲精神的朴素的学术品质，在如今越来越光怪陆离的学术环境中显得尤为宝贵，这正是他们对敦煌的守护。-------------------------------------------------------------------------i 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行，1937年出版。1941年，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赏。ii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11月iii 王惠民，《敦煌佛教图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引文来自自序iv 原标题《关于<天请问经>和天请问经变的几个问题》，刊于《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v 《金光明经变研究》，最早发表于《1987年敦煌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随后编入《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9月；也收录在施萍婷老师的个人论文集《敦煌习学集》（上下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以及最近出版的《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vi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9月vii 赵超，《“东魏武定元年聂显标邑义六十余人造四面佛像”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viii 略述《十轮经》的译本：初译本《大方广十轮经》、重译本《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大方广十轮经》八卷十五品，最早记录在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大乘修多罗失译录第二”（T49n_2034）中，计七卷，为北凉失译经典；《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将其定为“一部八卷（或七卷），一百二十四纸，北凉沙门昙无讖于姑臧译，出长房录”，实则《历代三宝纪》并无此记录。《开元释教录》卷四的总括部分记录此经“八卷（初出与唐译地藏十轮经同本，是大集第十三分，似凉代译，群录不载，今附北凉末，庶免遗漏耳）”（T55n_2154）；并在卷十一在《大方广十轮经》条下做了补充：“其旧十轮经大周录云昙无讖译出长房录检长房入藏录中乃云失译周录误也)。”由此智升修正了此经译者的讹误。另一译本《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是玄奘于永徽二年重译版本，共十卷八品。ix 矢吹庆辉，《三阶教の研究》，岩波书店，1927年出版。1925年，获学士院恩赐赏。x 张总，《中国三阶教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xi 颜娟英，《镜花水月-中国古代美术考古与佛教艺术的研讨》，石头出版社，2016年9月xii 施萍婷，《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见序言xiii 施萍婷，《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见后论 -
我与敦煌佛教图像研究王惠民最早听说敦煌是在何时，已经毫无印象了。1984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前夕，从报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有施萍婷老师的生活与工作片段，就给施老师写信，要求来敦煌工作，施老师回信说欢迎，于是当年8月即到敦煌研究院报到。见面之後，施老师建议我去考古所，贺世哲老师、段文杰院长都同意。这样当年来的三个大学生，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赵声良去了编辑部、陕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杨森去了敦煌遗书研究所，我去了考古所。这是文革後的第二批大学生，第一批大学生是前一年来的川大历史系宁强、重庆师院历史系罗华庆。施老师没有让我去她当所长的敦煌遗书研究所的原因是她担心我一旦走不上正轨，就没有後路了，她认为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可以做敦煌文献研究，而敦煌石窟研究得待在敦煌，一手资料多，容易出成果，进退的余地大些。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蓬勃开展，其中1983年在兰州召开的全国敦煌学学术会议相当于中国第一届敦煌研究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敦煌学研究里程碑式的盛会，国内大多数敦煌学专家都参加了会议，提交的论文水平很高。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此前後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5卷（俗称“五卷本”）、创刊了《敦煌研究》杂志等，并与1984年升级为敦煌研究院，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无论是全国敦煌学的发展、还是敦煌研究院的学术发展，我都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在考古所主要跟贺老师做佛教图像研究，贺老师首先安排我调查水月观音像，记得论文初稿交上去後，贺老师拿出他的笔记本，对我文章的资料进行解释、补充、纠错，原来我的一切资料调查，贺老师都做过了，他只是像父母看着一二岁孩子在蹒跚学步而已。《敦煌水月观音像》後来发表在《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这和我的第一篇论文。1996年，中山大学姜伯勤老师念敦煌之情，招我到中山大学读博士，开阔了眼界。我的主要工作是对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一书未收部分的经变画进行调查。松本荣一没有来过敦煌，他借助欧美藏敦煌图像资料完成名著《敦煌画研究》，其中对西方净土变（阿弥陀经变、观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报恩经变、华严经变、父母恩重经变、牢度叉斗圣变、佛本行经变、涅槃经变、炽盛光佛经变、十王经变、千手千钵文殊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十一面观音经变、不空羂索观音经变、如意轮观音经变等18种经变进行了研究，但还有11种经变没有涉及，这些经变名称在松本荣一之後逐渐弄清楚了，但具体内容如根据哪部译本绘制、主要情节等内容尚未进行调查。我陆续完成了天请问经变、思益梵天所问经变、密严经变、楞伽经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十轮经变、孔雀明王经变等经变的调查与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给个副标题“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未收部分”，遗憾的是，未对《敦煌画研究》未收的福田经变、金刚经变、金光明经变、梵网经变进行考察。另外，对敦煌壁画中的千手千眼观音、一佛五十菩萨、毗那夜迦、尼乾子、十六罗汉、祖师像等图像也有调查。除了壁画图像之外，还写了《〈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初探》《唐东都敬爱寺考》《河西节度副使杨颙之蕃任官职考》《吐蕃长度单位“箭”考》《敦煌龙兴寺等寺院藏三阶教经籍》等一下敦煌史地与文献研究的论文。学术方法似乎没有要谈的，研究工作无非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说是发现新资料、提出新观点，学术标准就这么简单，具体研究中则要方方面面考虑周全，即英语中的“五个W”（when, where, who, what, why，时间、地点、人物、内容、原因），道理大家都懂，但实际研究过程中汇出现偏差，如唐代敦煌出现从化乡一乡名，多数学者以此认为从化乡是粟特人部落，但考察唐初敦煌移民和从化乡的人名，就可发现从化乡是粟特人、突厥人等多民族居住区域（《敦煌莫高窟322窟“龙年”题记试释》。学术研究主要是勤奋，没有勤奋，一切归零。单有勤奋似乎又是不够的，必须有运气，至少我是这样的，觉得一些论文的形成仿佛在冥冥之中得到神助：在调查十六罗汉图的时候，我翻检了敦煌遗书中的相关资料，发现敦煌遗书中的一些“十六罗汉颂”是莫高窟第97窟十六罗汉图的榜题底稿（《敦煌壁画〈十六罗汉图〉榜题校录》）；在还没有《大藏经》电子版的情况下，我将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水月观音经》从《千手千眼观音经》中找出类似文字，从而判定《水月观音经》的内容属于《大悲忏仪》（《敦煌写本〈水月观音经〉研究》）；在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佛教造像碑中有50多组成对出现的执鸟外道和持骷髅外道，学术界一致认为持骷髅外道是鹿头梵志，佛经也有记载，但对于执鸟外道却没有从佛经中找到依据，一般称之为婆薮仙，翻检佛经，得知执鸟外道是表示尼乾子执雀问生死之事（《执雀外道非婆薮仙辨》）；敦煌藏经洞发现有10幅与虎为伴的行脚僧图，被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大谷光瑞带走，壁画上也有一些。因为图像特别，戴密微、秋山光和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没有追溯到其源头。我也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读到《全唐文》所收马支撰《释大方广佛新华严经论主李长者事迹》，据此将敦煌行脚僧图比定为唐宋时期流行的《李长者（通玄）事迹画》。敦煌行脚僧图与藏传佛教的达摩多罗像类似，西藏佛教图像中的达摩多罗像也是来源于《李通玄事迹画》，而且还保留了带发的居士形像。当时（1994年）在香港做访问研究的荣新江教授正在帮饶宗颐先生做一期《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向我约稿，遂提交《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一文。蒙饶先生审查通过，发表在该刊6卷4期（1995年）；在考察天请问经变时，翻阅《敦煌宝藏》找天请问经变榜题底稿，鬼使神差地翻到一件《杂阿含经》写本，而且还是卷二二，因为此前已经读过《天请问经》，故看完就知道《天请问经》是《杂阿含经》卷二二中的一部经。《天请问经》（志远案：当为“杂阿含经”）卷二二共有28部短经，加上《天请问经》就是29部，原来《天请问经》是求那跋陀罗翻译《杂阿含经》时漏译，玄奘补译，解决了《天请问经》的来源和大小乘归属问题（《关于〈天请问经〉和天请问经变的几个问题》；敦煌遗书中有三阶教文献29种56件，这些文献是传到敦煌而没有流行、还是曾有流行？为了了解三阶教思想，我准备看一遍三阶教重要经典《十轮经》，通过阅读《十轮经》，意外发现莫高窟321窟南壁的所谓“法华经变”或“宝雨经变”实际上就是十轮经变，这是《敦煌321窟、74窟十轮经变考释》一文的来历。虽然我自己认为天请问经变研究是我做得最好的一篇论文，但更多人对十轮经变感兴趣，大约这铺经变遗书价值高、“宝雨经变”影响力大的缘故吧。在工作中另一个乐趣是认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池田温教授、巫鸿教授、韦陀教授、颜娟英教授、李玉珉教授等，他们的学问和人品让我体会到学术的尊严感；而年龄相仿的同行如荣新江、李裕群、魏文斌、暨远志、梅林、汪悦进、潘亮文、金延美等见面有着师兄弟般亲切，互相提供资料，讨论问题，使我体会到学术的乐趣。一位同事说：“文章是写给老师和朋友看的。”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每篇文章写好之後就想起这句话，自觉审视自己文章是否对得起老师和朋友。转眼在敦煌待了31年，再过6年就要退休了，多少有点感慨：有许多人很聪明，可以自学成才，但我见识有限，学术素养先天不足，回看走过的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常想如果没有敦煌研究院这个平台，没有贺老师、施老师、姜老师的悉心辅导，能发表几十篇论文，有点天方夜谭。在敦煌的岁月，遇到贺老师、施老师、段院长、樊院长这样的好老师、好领导，遇到一大批好同事和国内外的学者，使我的人生不寂寞，感谢敦煌。2015年5月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