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出版日期:2014-4
ISBN:9787547506437
作者:王賡武
页数:251页
书籍目录
中譯本序
2007年版序
原版序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藩帅与唐廷 883-904
第三章 中央权力的发展 883-907
第四章 梁朝与唐室中兴 907-926
第五章 对藩镇的控制 907-926
第六章 朝廷的政治权力 926-946
第七章 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 926-947
附录 五代史上河东道与河北道的联盟
史料说明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与中文词汇表
译后记
作者简介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王赓武先生195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主要从军事斗争和社会管治两方面来展开论述。虽然在此书之前，学界对晚唐五代的研究也有一些，但其内容基本不超出对政治形势的粗略描述和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鞭笞。因此深入到对晚唐五代政治史的研究，王赓武先生的研究还是第一部，因此具有首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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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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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0413访谈︱王赓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背后有玄机胡耀飞 尹承2014-08-09 08:44 来自 私家历史【编者按】王赓武（1930-）祖籍江苏泰州，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泗水。南京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肄业。195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任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后，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香港大学校长。中西书局于2014年4月出版王赓武The Structure of the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一书中译本（《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利结构》），译者胡耀飞、尹承。该书系作者的博士论文。1963年这一研究出版时被评价为“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芮沃寿），其考证之详细“能满足专门治此段历史的学者”（鲁惟一），“附注中也常有精彩的见解”（邢义田），是西方唐五代史研究的经典。中文学界虽有重视，但限于条件，利用不多，此次五十年后首次翻译成中文，依然值得重视。王赓武先生因有感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而开始关注五代史。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中国的统一为常态，分裂为畸态，大多数中国史家对于分裂时期的不耐烦与欧洲史家赞美差异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王著在对分裂乱局的研究背后有一以贯之的问题与关怀：何以统一能够在分裂之后实现？该书认为，在10世纪的北方中国，文、武系统都是以终结分裂为目标来重构的，且这种重构在边镇地区相对成功，并促使这些北方王朝向中央集权努力。本文系该书译者胡耀飞、尹承对王赓武先生的专访。问题一：您于1963年出版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西文学界第一部研究五代历史的著作，您选择研究这一时期的原因是什么？当时西文学界、日本学界对五代史研究的兴趣、水平如何？是什么造成了差异？特别是您引用了日本学者周藤吉之等先生的论著，可否顺便谈谈当时日本学者在五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角色？王：首先想说的是，我未曾考虑过我会研究五代，在1954年去伦敦之前，也没有进行这一研究的准备。1949至1952年在马来亚大学时，我发现历史学是一门有趣的学科，但并不期待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只是在1952年，在我三年大学生活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方才开始认真对待历史。当时，我阅读了一些关于欧洲历史与文学的经典作品，从乔叟到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从歌德到易卜生，从雨果到托尔斯泰，摄取了许多西方历史经验与思想。我们读的历史课程，重点是西方国家怎么样构成他们在亚洲的帝国。然而我真正想要更多地学习的是亚洲历史，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对现代西方人的财富和权力的反应。因此，我开始关注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包括康有为和孙中山，特别是他们说服在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海外中国人支持他们各自目的的努力。这是我进行学术研究的初次尝试，其成果便是我的学士学位论文。此后，我很想继续以中国近代史为我的硕士研究方向。不幸的是，当时马来亚的政治状况，使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困难。所以我转向古代史，开始研究南海贸易的第一个千年。我通过正史和《资治通鉴》以及其他相关文本和研究作品，寻找到中国拓疆至南中国海岸的历史，以及中国人与南方海洋贸易王国和港口的关系。我的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年，止于十世纪，因为这时兴起了两个王国：南汉和闽国，使得中国人的东南亚贸易网又有新的发展。来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时，我希望继续这一资料搜集工作，直至宋朝、元朝和明朝，但那里没有找到合适的学者一起研究。我又发现唐朝之后的十世纪中国政治分裂状态十分有意思，这让我联想到我所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史，一个由大量军阀所控制，从而导致中国如此衰弱和无助的时代，随之而来的谋求统一的内战又被外国侵略所中止。因此，我阅读了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1-1989）的《征服者与统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和他的一些早期论文，以及魏特夫（Karl Wittfogel，1896-1988）和冯家昇（1904-1970）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我开始思考对五代时期的研究。陈寅恪（1890-1969）和全汉昇（1912-2001）的著作也很有启发性。当我有一次表明这将是我的研究目标时，我的正式导师霍尔（Daniel G. E. Hall，1891-1979）请了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1925-2006）来指导我的研究。杜氏研究唐代经济史，当时刚从日本回来，向我介绍了很多日本学者关于唐宋史的研究。亚非学院图书馆以及剑桥大学关于中、日文的藏书，正好为我所需。当我阅读了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之后，我知道我要研究的是那方面了。日本学者对我来说很重要。杜希德首先向我介绍了仁井田陞（1904-1966）和加藤繁（1880-1946）。之后，我继续阅读日野开三郎（1908-1989）、周藤吉之（1907-1990）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父亲教过我研究古文的中国传统学术，但当时我开始自学西方（以及日本）所谓的Sinology或汉学的研究方法。我必须声明我并未成为一名汉学家（Sinologist）或曰东方学家（Orientalist），但仍然成了一名具有传统旨趣的前现代历史学家。我对日本学者关于唐宋史（之后又有明史）的研究印象深刻。他们对五代时期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对于唐宋变革的先导研究。内藤氏训练出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我即从这些学者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工作启发我提出如下问题：北方中国如何强大和集权到足以在公元960年之后支配南方？问题二：您印象中伦敦大学的学术环境如何？与今天有何异同？研究五代史的过程中，在书籍、学术信息、学术刊物的获取方面，有无印象深刻的便利或困难？王：我于1954年来到伦敦，当时英国尚在二战经济疮痍的恢复之中。亚非学院的资金来自伦敦大学的财政系统。作为培训最后一代殖民地官员的独特角色，决定了它的资金依然足够，而且虽然不如大英帝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重要，中国和日本尚未被忽略。大部分关键的古代文本和藏品在战前即被获取，也有一些稀缺的书籍和文书藏于附近的大英博物馆。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亚非学院的建筑并无足够的空间，大部分书籍分散于伦敦郊区的各个储藏点，得到请求之后，需要花费两到三天时间把资料运入学校。就我所研究的唐朝和宋朝的资料而言，图书馆已有大部分我所需要的。如果我研究19或20世纪，就并无足够规模的中文论著。直到1960年，亚非学院方才认真地转入近现代和当下的中国史。但在当时，英国的图书馆领先欧洲各高校的图书馆一大截，特别是就现代中文期刊而言。问题三：您在序言中说，中国的统一为常态，分裂为畸态，大多数中国史家对于分裂时期的不耐烦与欧洲史家赞美差异的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您看来，统一与分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在中国历史上和欧洲历史上的体现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王：这是一个大问题，且触及中国和欧洲历史发展之间最基本的差异。我父亲从小教我早期中国史，并使我具有一种观念，即世上仅有一个中国，并且保持这个中国完整和统一，是她在多个世纪中强盛的秘诀。但我同样阅读了关于中东和地中海古代史的书，并且在伦敦大学就读时，也阅读了关于大英帝国历史的书。由此，结合西方文明的古代源头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是我早期历史教育的主要部分。正如您所询问，中国的兴起以三皇五帝、夏商周为核心叙述对象，是一个或多或少具有延续性的发展过程，构成了持续强大和完整的文明。理想的核心，即神圣的一统架构，能吸收所有与先后统治中原的“中央”（central）王国们接触过的小规模文化与族群。中央权力在春秋战国“分裂”（disunity）世纪之后得到巩固，秦朝与汉朝的统一成为了成功的典范。服务于汉朝“皇帝”（emperor）（基于“天下”的概念）的儒家学者，继续扩大这一基于大一统的普适性理想。从三国分裂只不过是短暂的来看，这一理念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直到今天，即使是外来游牧民族征服者，也有期望能够统治一个统一“中国”的野心。此外，这也让中国人无法想象一个分裂的中国会是“正常”（normal）的。相比之下，欧洲的一部分最早是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城邦，另一部分则根植于游牧传统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因此，即便有罗马帝国、希腊化世界和东罗马帝国的努力，大一统的理念从未具体化（除了在天主教名义下的一个短暂时期）。由此，一个强大的法律传统保障了王权、市政权乃至个人权利，从而盖过了中央化的行政力量和对邻邦的兼并。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有益于强化国王、贵族和地方之间的差异，国家（和军事）权力不断被用于重申不同的传统。因此，直到今天，欧洲依然在应对着内部不同的民族认同，每个国家都为各自的民族而骄傲。与此相反，中国在努力使所有境内的“族群”（nationalities）都认同普遍被认为扩大的、统一的、强大且占多数的汉民族。就中国统治者和精英而言，虽然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他们也锲而不舍，以使中国这一概念得到巩固和加强。问题四：您是否受到一些当时的学术观念、学术思路的启发，从而确定了以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五代史？王：当我开始研究时，并无一个清晰的关于权力结构的观念。我对欧洲历史的阅读，让我得以窥探他们在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权力结构。当考虑到中国历史时，我震惊地发现，很多中国的统治者，包括十世纪与二十世纪，都想争取重新统一中国并为此而上下求索。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分裂时代，也有形成许多不同的权力结构，比如：西周和东周时期的封建制，秦始皇的中央化官僚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贵族”（aristocracies）体制，从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儒家型的，到军事型的（拓跋统治者）和佛教型的（南朝统治者），以及臻于顶峰的隋唐时期文化世族和军事贵族之间的平衡。我当时并不知道随着黄巢之乱而被打破的这一平衡，将由哪种权力结构来取代。我知道的是宋代成为了一个高度中央化的官僚国家，由文人官员服务于专制统治者。那么，这一转变在880年到960年之间是如何发生的呢？于是，我一年接着一年，一个机构接着一个机构，一个藩镇接着一个藩镇地追索着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使得中央化更加容易的转变。这就是引领我描述新型权力结构的原因。回过头来看，我发现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转变，我说得不够多。如今我认为，我应该更加着重于儒家统治理念的重新确认，因为这为唐代文官家族的后裔提供了信心和知识，一旦时机成熟，即可重新建设新型的中央化行政。问题五：您在毕业回马来亚后，在1963年出版博士论文之前，是否有对博士论文予以修订？做了哪些修订？是在怎样的学术环境下出版的？王：我很遗憾无法就论文进行更多的工作。回到马来亚大学任教时，我被安排教授1500至1800年的中国史课程，即明清转型期。此外，我不得不顾虑到当地社会和政治的散乱，对我们东南亚的华侨来说是很痛苦的转变，我们需要面对本土后殖民地时期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的压迫，以及马来亚内部的共产党武装叛乱，和渗入我们整个地区的冷战。从我1957年回来到1968年去澳大利亚，我无法详列当时我在大学里和社会上的种种活动。1957年，马来亚成为独立国家，并在1963年成为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1965年又分出新加坡。那是一个同时充满希望和不稳定因素的年代。1959至1968年，我一直在吉隆坡任教，并领导一个历史系从事创建一个称之为马来西亚的新国家的国家历史，并准备用国语马来语来教授课程。简单地说，我并没有时间再看我1957年的博士论文。当新成立的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建议我出版博士论文，并就此咨询我在伦敦的论文审查者时，最终决定按原样出版。这一决定在1961年做出，当时我正在伦敦亚非学院访问，就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这一课题查阅《明实录》。我关注于永乐皇帝（朱棣）及其作出的派遣郑和去东南亚的决定，包括位于战略要地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国之兴起，及此一新兴王国与明朝的特殊关系。问题六：您在1963年版致谢中，提及您受到杜希德、蒲立本、霍尔等先生的帮助和鼓励，可否谈谈您具体受到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和鼓励？王：我在问题二中已经或多或少回答了这一提问。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得到了来自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马来亚）的奖学金，霍尔教授被指定为我的导师，且希望我能选择一个东南亚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我也确实准备从明朝与东南亚的关系开始研究。当我决定研究唐宋之际的中国本身的历史时，霍尔教授十分理解与支持，并帮助我请到杜希德来指导我。1955至1956年，我在剑桥住了一年，那里的中文教授蒲立本指引我认识到欧洲古典学传统多方面的奥妙，这是西方汉学的典范。他本身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古典学毕业生，并特别热衷于告诉我他自己所受到的语言学训练。他对比了欧洲和中国的古典学传统，并指导我阅读相关领域的著作。这非常有用，有助于我理解东方学者眼中的汉学方法。英国的研究生体制并不依赖严密的监督。我的正式导师霍尔对我的选题一无所知，因此他请杜希德来指导我。每当我去见面时，杜希德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制度的主要原则是，如果大学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或多或少自己完成，它就不会同意我们开始博士论文撰写。当时并没有课程作业的要求，也没有任何形式的经常性课程或会面。开始撰写时，我们都是独自行动的。杜希德督促我阅读更多的日本论著，他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向我指出他所知道的优秀论著。我参加过一个亚非学院的定期日语课程，但那根本不起作用。真正给我帮助的是与亚非学院道尔（Ronald P. Dore）教授之间非正式的一系列会面，在此期间，我们阅读各种关于近代史、文化和社会的日文学术论著。另一位经常参加这一阅读小组的成员是孔飞力（Philip A. Kuhn），我想他也会很感激这些会面。问题七：您在1963年版致谢中，提及您的同窗好友黄麟根博士阅读了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批评，不知黄博士的批评具体集中在哪些方面？另外，大陆学界对于黄麟根博士的学术业绩也并不熟悉，可否对黄博士的生平稍作介绍？王：黄麟根（1931-1983）教授是我一位很亲密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研究东南亚，特别是英属马来亚地区经济史的优秀学者。他写过两部优秀的著作：《新加坡的贸易，1819-1869》（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69）（1961年）、《1914年前的马来亚锡业：特别涉及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等州》（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1965年）。我们都是新加坡时期马来亚大学的学生，他比我低一个年级，我夫人是他的同学兼好友。当我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并让夫人为我打印时，她询问我，如何能保证我的研究和结论走对了方向？于是我请麟根来阅读我的草稿，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阅读我草稿的人。这完全不是他的研究领域，但他十分认真负责，他认为我的研究太“紧凑”（compact）（他的原话），一些句子需要更多解释。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能够如此仔细地看我的草稿。他的建议也使我重新书写了一些句子，从而使得我的观点更为清晰。所以我对他心怀感激！问题八：您在中译本序中展望对于“五代世纪”的更多研究。您觉得今天的“五代世纪”研究有什么新的气象？有哪些新的条件？有哪些问题？王：我理解并重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各种断代史或通史书写。遗憾的是，对于分裂时代如三国和南北朝的研究，依然倾向于关注各个王国和朝代，从而时常忽略一些重要的转变，即通贯整个帝国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不同集团的出现。不论从断代或通史视角去研究，很容易忽视那些饱受不间断战争和流离失所之苦的团体和人民，他们怎样生存、适应和改变。当面对分裂最为彻底的历史时期如“五代世纪”时，人们更倾向于弃置这一混乱时代于一边，转而关注在它之前的唐代和在它之后的宋代。我也认识到我所得到的结论基于北方中国所发生的事，而不包括南方和中间地带的人们，不仅仅是十国，也有在两国或多国之间的互动。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史书写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缺点。我们也有来自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例子，在这些国家边界通常是流动的，甚于中国。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这些，并询问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是否可能在长时段中利用无论哪种分析工具来进行细致的探讨。关键词 >> 王赓武,五代史,北方中国,统一,分裂 录入编辑：彭珊珊 -
站在现在的角度，通过诸多学术著作的对比，当然觉得书的内容比起其他史料丰富的作品来讲，还有距离，这也是我觉得意犹未尽的原因但是看下作者引用的参考文献，所作的数据统计，换个位置，回到60年代那个背景，又是在五代这个异常纷繁芜杂的背景下，能将制度变迁，藩镇、内使、文官为代表的诸多派系力量演化过程主线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说清楚，有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是非常难得的，从五代政治史研究的视角来看，自然无愧经典 -
這本是之前看《劍橋隋唐史》時順便買的，作者王賡武是華裔史學家，本業是近代史、移民史等，《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是他的博士論文，算是跨領域作品。作者有提過，他一向對中國長期有“趨於統一”的現象感到興趣，而在研究近代軍閥史偶然發現跟五代藩鎮有共通的相似性，同時也都有這種追求統一而非割據的現象，於是就跳過來寫了本書。本書想要研究的題目主要是從唐末黃巢亂後開始，中央權力徹底瓦解，幾個重要藩鎮軍頭(恕我用這個詞句)如朱溫、李存勖輪番入主，他們把自己的制度跟人員套入原本的國家機構，並融合成新的體系，而且都致力於重新整合被分割的權力，企圖再次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王賡武認為這個進程長期以來被古今的歷史學家忽略，因此企圖在本書討論後梁、後唐、後晉到後漢四個王朝對於後周、宋的統一所付出的貢獻。這段時間非我熟悉的領域，所以儘管似乎王賡武的一些論點只剩下時代意義，對我來說仍是頗具新意。只是本書的可讀性普普，就一般的學術論文，可能是仇鹿鳴的書把我的標準拉太高，或者是這非作者真正的經典。但如果因此而忽略那滿滿的考據跟引用，還有深邃的觀點就太傻囉。順便一提，本書是“中西學術文叢”目前已出的三本跟隋唐史有關的西方漢學著作，未來還會推出諸如蒲立本《安祿山叛亂的背景》等經典，這批書的責編李碧妍是這方面的學者，其跟藩鎮相關的著作也風評頗佳的樣子，看來是可以期待這套書的陸續面世，最新的一本杜希德的《唐代財政》已上市，有興趣者可以找找。
精彩短评 (总计3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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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宋形成纪。契丹人间接打击了藩镇实力，为之后的统一政权帮了大忙啊…… -
对于开国者来说，权力如何进行建构？只能在原权力格局的基础上逐步进行调整、改革、整合，满足自己的需要。对于唐末强大的节度使及其权力基础，如何逐步消纳。通过忠诚的人？这些人要十分可靠，但权力的引诱下，亲人也会背叛，当然有足够的亲人在建立初期有基本队伍可用。最终还是要靠制度的设计进行制衡，如亲卫军的建立，强干弱枝；大藩镇的拆分；独立刺史的任命，逐渐消解大节度使对抗中央的能力。亲卫军过于强大怎么处理？这个就是后周及宋建立的起源，宋朝怎么解决？通过科举，提高文臣地位，以文御武，这也带来宋朝边境的防御及进攻能力的薄弱，事物总是有一定的历史路径，人的决策总是基于过去的经验。 -
2010年譯完，四年後終能出版。感謝王賡武先生、中西書局李碧妍學姐促成此書！敬請批評！ -
在读的过程中想到的是毛汉光的《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论简明准确王不如毛。 -
不好看。 -
翻译啊翻译 -
历史是延续性的，我们惯常将唐宋作为两个不同的同意王朝来看待，忽略期间六十年乱局，细读才意识到一切果皆有其因，宋太祖能够做到杯酒释兵权盖因五代更迭之间军权已渐由藩镇散落。 -
政治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从五代藩镇体制的变迁与权力结构的重组更好的认识了唐宋变革这一议题。 -
此文为作者申请博士时提交的论文，大致写成于1960年左右，此时的文章风格仍是以通论性质论述历史进程，作者从黄巢起义与节度使制度的固化还是探究唐亡宋兴的原因，以长时段研究的视角诠释五代时期政治史进程的主线。 -
尾注讨厌，几个小时匆匆翻完，五代史外行未得其要，后面倘对此时段有更多理解后当再读过 -
扫盲一下这段历史。 -
还不曾遇见和我同样对五代史感兴趣的人。
权力从宦官转移到节度使这样的武官集团，节度使称帝将其藩镇制度带到中央内朝官地位开始重要，最后侍卫亲军占据主导直至宋初。北方这个大藩镇的政治问题基本都可以从中看到因果。
【西方那一套真是不好读 -
战时体制化为国家体制，新型藩镇化为国家 -
堪称范本，辽制有征。 -
好像很厉害。。但我是外行 -
尾注实可恨 -
读罢于西行列车之上。 -
译者的中文水平有待提高，译文干瘪枯燥，句式单一，难以卒读，让人不免疑心是不是在线翻译出来的。 -
老外嫌人名多，我嫌人名少……anyway，主线还是比较清晰的，节度使皇帝将藩镇体制带入了国家体制中，藩镇幕职→内诸司，牙兵→侍卫亲军，强化了中央力量，而在对内对外的战争中藩镇不断被弱化，最终走向统一。 -
五代史真是乱的可以。作者功力了得。五代时期的政治结构是从分裂到统一的演化，中原内部出现强力政权逐步重建皇权和文官官僚系统，同时外部的强敌入侵也瓦解了藩镇割据的物质基础。这么看来，五代和民国真的挺像的。 -
中国史 历史 政治史 -
这么经典的书出版五十年后才有中文译本，真是让人无语...坐等同系列的《唐代财政》 -
读此书，感觉很惊艳。
王赓武先生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后来主要以治海外华人、华侨史名家，十几年前大陆便出了他的自选集，其中论冯道及海外交通的几篇古代史研究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可惜的是因为人在海外，不怎么受大陆学界的关注和引用。
这本书作为王先生博士论文，出版半个世纪，目前在五代史的研究方面似乎仍然处于领先水平，这一点，王先生不必谦虚，当然了，他似乎也没有谦虚。唐王朝因众藩镇的强大而解体，但实力较强的几个藩镇作为具体而微的独立王国，其实已经预示了未来中央集权政府的发展方向，华夏文化的心里朝向一直是统一、统一、统一，藩镇在一次次的斗争、折冲中逐渐消弱了自身的力量，其中的最强者掌握了中央权力，并把藩镇经验应用到中央的军事、行政中来，无数的曲折让宋王朝的 -
本书描写了自黄巢之乱唐廷崩溃后，新的统一力量在80年的历史中，以自身藩镇政治结构为蓝本，重建文官、内诸司使（亲信）和侍卫亲军为核心的新政治结构，逐步统合北中国各藩镇，为宋朝统一中国本部建立基础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传统史家的笔法中，被以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取代，这种传统而不确切的历史认知，对我们今天看问题又有何种影响呢？历史真实、历史逻辑和历史话语的关系的确值得思考。 -
探討權力結構，可惜王賡武先生選擇了另外的發展方向。尾注實在可惡。 -
读着别扭，受不了那注释 -
额，补签，这本书竟然都忘了，引我上五代的杰作。虽然很老了，但是基本还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一块的积淀和问题都很丰富，不推荐入门，而且中西的这个注，不吐槽了，可见要熟悉文献…… -
中国人所关注的统一正在变化 但这些变化令中国的处境在当代世界中是否更加安全 则尚不明朗 -
围绕唐末的几个北方势力对其政治结构进行解读 -
脉络清晰深刻，功底非常人所及，为宋初政治架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
对这本书的兴趣来自小时候看蔡东藩的五代十国演义，书中介绍的这段历史复杂异样，作者吹捧的明君混不了几年就要下台，所谓的汉奸似乎还能苟延残喘更长时间，忠奸之辨的逻辑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到底为何如此，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我心中很多年，这本书比较好的回答了心中的疑问，书最后两章是重点所在，内使、侍卫亲军、文官统制体系的相继转变，讲的很精彩，书开始一两章对朱温分化藩镇的做法介绍很新颖，给予朱以公允的评价。美中不足，对于唐代末期中央与地方，藩镇内部的政治结构铺垫有些不足，唐末制度的变迁感觉很混乱，书中前半部有些地方讲解不清楚，比如告赤是什么意思，往往一笔带过，让我觉得是刻意回避了研究不清楚的问题。文中提及唐宪宗削藩、世族是否真的存在，作用真的那么大？引起了我的兴趣 -
作者通过对唐末与五代前四朝创业经过的分析，试图说明在这一阶段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认为五代变革的中央政府吸收了节度使体制本身的基本特征，藩镇模式向中央移植，藩镇官员内朝官化，侍卫亲军和内诸司使成为效忠于皇帝的主要官僚。在妥协与压制下，藩镇势力逐渐下降，资源最小化，并受到文官监察，在契丹入侵和刘汉灭亡使得藩镇力量最终下降到威胁的临界点之下，最后受到侍卫亲军主导。最后附录短文，言简意赅，论证极为精彩，用计量方法说明了河北势力在五代的重要作用，但对内诸司使和河东人物的探讨并未展开。不过，作者的论述方法很不适应，重点不如传统叙述突出，一方面也在于我对五代地理和人物并不熟悉。作为合译的作品，有些译名似不统一，如“powerful families”前为“形势户”，后为“有力户”。 -
文笔不顺，感觉不如我高中时代读了好几遍的（五代史略） -
权力结构研究的典范 -
读了好久，头都读晕了。毕竟是英文翻译成中文，加之西方研究方式，读起来与中国传统读史完全不同，中国记史重在论德，西方论史强在条理分析。 -
真的是不习惯尾注，看起来麻烦不少…… -
本书成功提醒了五代的重要意义，仅就此而言，就足够推荐了。翻译很用心，基本可读，只是有时候还是偏硬，代词经常不知确指。另外，告赤，似乎是说告敕，以及，所谓至道二年的告身，才匮眼拙，看着不像。 -
原来王赓武先生最初是研究古代史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