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

章节摘录

重启改革议程采访嘉宾：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马国川：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吴敬琏：我在20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看谁跑得更快的竞赛。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权力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马国川：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绝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1—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极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马国川：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马国川：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者。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前言

对中国大陆来说，2008年是转折性的一年。这年夏天北京成功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被某些人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恰好在这一年年末，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发达国家身陷其中，而中国依靠强力的刺激政策保持了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在危机中一枝独秀，“中国模式论”遂大行其道。在一些宣扬者看来，“中国模式”不仅成就了中国奇迹，也应该向全世界推广。在主流媒体的高调宣传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走向深渊，唯有中国从成功走向更大的辉煌。于是，突然之间，盛世降临了，赞颂之声遍于海内。更令人愕然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向。那些一度指责中国改革被新自由主义误导的新左派们，迅速拨转方向盘，起劲地鼓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分裂，一些人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价值观，一些人公开支持和赞扬“中国模式”，更有个别人走向国家主义。改革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的数年间，批评、否定改革的“改革失败论”一度甚嚣尘上，那么从2008年开始，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改革成功论”浮出水面，而且声音越来越响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国模式”举世应学，何必再改革呢？因此，改革停滞不前，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四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降身辱志，加入“颂圣”的合唱团而恬然自得。其中当然不乏心智蒙蔽之人，更多的则是精明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明知道冰山终究要消融，但是自己要赶在此前“分一杯羹”。这种群体性的底线下沉，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在萨义德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坚持。”如果说以前在强权的高压下，一些知识分子丧志变节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利益面前罔顾名节，主动弯曲脊梁，诚属自取其辱，夫复何言！就在这样的时代里，却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站出来，秉笔直书，直言谠论。他们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道德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激化……他们提醒国人，中国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吴敬琏语）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呼唤改革，直言“不改革，无出路”。这种“老年人燃烧，年轻人取暖”的现象值得深思。中国是一个推崇实用理性的国家，没有宗教传统，基于良知的道德坚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这些老人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绝大勇气？因为近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富裕、文明的现代中国的追求传承到他们的肩上，他们不为一己谋私，而是为国家前途、民生福祉着想，所以他们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王阳明语），绝没有中国文人常有的酸气、矫情，更没有奴才气，成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语）。作为一名记者，我非常幸运地采访过许多“燃烧的老年人”。本书中笔者所采访的十位老人，都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苦难。其中有七位生于1930年，两位生于1929年，一位生于1931年，他们每个人都历经磨难，但是不改初衷，老当益壮。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有两个精辟的定义：一是“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一是从专业的围墙里漂流出来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业余人”。余英时先生也曾指出：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些“燃烧的老年人”都是各自专业里声望卓著的大家，不过他们没有身衣学术的华兖静坐在书斋里安享荣耀，而是坚持独立思想，不屈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坚持批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孔子说：“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按此定义，本书中十位受访者都是当之无愧的“贤人”。因此，将他们称为“当代十贤”，不亦宜乎？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口总额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如果能够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不是没有超过美国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某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不尽快重启改革议程，纾缓社会矛盾，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有情更无情。历史长河的一个小小“三峡”，就可能是一个国家百十年的穷途弯路、几代人的悲惨际遇。普京在回顾苏联历史时曾说：“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苏联殷鉴不远，能不慎乎？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当代十贤”都表达了对于中国现实的忧思，并提出了解决之道。他们的思想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探求中国平稳实现现代转型的道路。他们的独立思想、批评精神，更值得后来者学习和敬仰。“不信东风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假如中国的知识界都能够像他们这样，做到“不降身，不辱志，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胡适语），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那么中国也许会避免最坏的选择，走上一条和平的转型之路。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老人们，他们不仅给予我思想的启迪，也让我感受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马国川2012年9月10日于北京

名人推荐

现在，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中国，该何去何从？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吴敬琏中国要保持清醒头脑，“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制度调整不能停止。目前要抓紧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投资决策体制改革，行业垄断体制改革和资源定价体制改革，这些都是必须进行的制度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体制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弹性体制。终止制度调整没有出路，停止改革没有出路。——厉以宁建立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民主和自由仍然是现在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对我来说，六十年前是要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今天这个任务还仍然存在。当然，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循序前进，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来进行。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个人的磨难和苦难，也经历了国家的磨难和苦难，所以希望中国不要大乱，希望中国富强、政治民主、社会公平。如果现在出现了体制上的大乱，那中国要走向历史的大倒退。——江平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以强调社会公平为旗帜，打着公平的旗帜反对和否定改革，表面看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说话，得到一些赞同。其实，改革有它自身的规律。不能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改革本身，这些是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把我们的改革继续下去。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之道在于增强民主和法治。——茅于轼过去中国人老说，我们要在世界上要占什么样的地位，以后美国衰落下去了，中国就是第一了。其实，大多数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才是最重要的。——资中筠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府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认为，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各种体制改革都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四位一体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高尚全对中国未来不必那么悲观，十几亿人，每个人总有一些小空间做自己的事情。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托在政治权力上，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时威风凛凛，过时就不行了。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还要继续向前，各尽本分。现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许多空间还可以做事。等到有一天有变化以后，这些东西都有用了。——余英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现在有人就想走这条路，假如把目前的某些制度加以巩固、强化，肯定就是这条路。——李泽厚寄語中国的俊彦，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岐，也是多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许倬云面对社会矛盾，面对公民意识的觉醒，有两个选择，一是顺应历史潮流，一是反历史潮流。怎么走？要看执政者的智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辛亥革命之后，经过最初的混乱，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历史教训，创深痛巨，不可不鉴。——袁伟时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在，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中国，该何去何从？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吴敬琏中国要保持清醒头脑，“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制度调整不能停止。目前要抓紧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投资决策体制改革，行业垄断体制改革和资源定价体制改革，这些都是必须进行的制度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体制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弹性体制。终止制度调整没有出路，停止改革没有出路。——厉以宁

内容概要

马国川，1971年出生，河北威县人。《财经》杂志主笔。已出版有《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共和国部长访谈录》、《我与八十年代》等，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

《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编辑。他长期关注改革大局，曾在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发表文章，被多家媒体聘为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书籍目录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

序言

吴敬琏 重启改革议程

厉以宁 我与股份制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江 平 中国法治三十年

我只坐在法律一边

茅于轼 自由的扩大与中国改革三十年

资中筠 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附录：资中筠的思想历程

高尚全 各种体制改革都要推进

余英时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李泽厚 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

附录：中国需要甚么样的现代性？（李泽厚、秦晓）

许倬云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袁伟时 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

“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

代后记：影响中国未来的八个趋势

编辑推荐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编辑推荐：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是每一个正在思考中国命运的人不可错过的书，帮助你看清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学者，联袂问诊转型中国，呼吁重启改革。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茅于轼、资中筠、高尚全、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等十位访谈嘉宾都是国内外声望卓著的经济学家、学者，在社会各阶层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或者对中国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有着重要的贡献，或者虽身处海外，对中国社会仍然怀抱真诚的关切。他们直面诸多尖锐敏感的社会问题，揭露腐败蔓延、增长受阻、贫富悬殊、环境告急、改革停滞不前的真相，以自己的理智与良知，问诊转型中国；不屈从任何压力，呼吁重启改革议程；为国家前途、民生福祉着想，提出了诸多实质性的建议，为我们展望下一步的改革，一同寻路中国。2．《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十八大之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改革建言书。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如果不尽快重启改革议程，纾缓社会矛盾，就可能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的中国梦从何谈起？2013年，中国完成新一届领导层代际更替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面临重大调整。如何为改革注入新动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决定着中国现代转型的成败，也决定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新的改革大幕即将开启，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变革。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资深媒体人马国川与十位著名学者共同谱写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出版，呼吁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托起“中国梦”。这本书精选中国知识界最权威的声音，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下问题、厘清未来迷思，用思想的力量凝聚改革共识，汇集变革正能量。3．《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关系每个公民的根本福祉，每一个正在思考中国命运的人不可错过的重点好书。十位著名学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法律、民生、文化、历史等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内容覆盖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司法建设、文化重建、社会变迁、民生保障等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问题，力图从严峻的现实问题中思考和探索出未来中国当走的路。如果你想要了解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真实现状，如果你想要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得与失，如果你想要把握中国改革下一步的路线图与时间表，这将是一本你不可错过的重点好书。4．《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平等互动，激荡包容，直言不讳，切中要害，极具可读性。本书采用访谈对话的形式，内容深入浅出，文字生动流畅，可读性极佳。相比于其他学者，十位受访者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苦难，每个人都历经磨难，但是不改初衷，老当益壮。他们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体悟，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访谈者马国川先生“有媒体的专业修养，对时代性的课题有敏锐的触悟与捕捉”，构思细致深入，态度平和理性，提问精准到位。在他的叩问下，十位受访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直言不讳，犀利建言；在平等的互动中，呈现出当下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公民的中国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访谈者和受访者对谈有致，精彩纷呈，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大有可观。编辑过程中，尽量不删不减，力求原滋原味，旨在邀请读者朋友一同思考，共同为中国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作者简介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部关系中国命运、关系国民福祉的良知之书，一部凝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共识的改革建言书。《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由资深媒体人马国川对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茅于轼、资中筠、高尚全、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等当代10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学者的采访对谈整理而成；围绕中国改革的主题，涉及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社会转型、经济变革、司法改革、民生保障、文化重建、道德塑造等关系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命题，深入剖析一百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真实内在逻辑，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今日中国寻求历史方向性的道路。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某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不尽快重启改革议程，纾缓社会矛盾，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个许多人选择沉默或称颂的时代，这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基于各自的学问背景与独思创见，秉笔直书，直言谠论，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距悬殊，道德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激化……

他们提醒国人，中国还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直言“不改革，无出路”，呼吁重启改革议程，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解决之道。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理智与良知，唤醒民众与当政者，廓清对当前中国问题的诸多混乱认识。他们的思想一定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探求中国平稳实现现代转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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