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章节试读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4页 - 第二节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第14页第二段第一名，“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群体的一些特质，比如冲动、躁动、没有理性、判断力和批判精神的缺席、情感夸张，等，总会出现在进化形态比较低的生命中，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这句话有没有贬低妇女的意思啊？这么说总感觉不妥吧。。。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82页

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
这就是说，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48页

这种情感具有非常简单的特征，比如对一个想象中的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他的权利的畏惧、盲目服从他的指令、不敢讨论他的教义、传播这种教义的渴望、倾向于把不接受他的所有人都是为仇敌。这样一种情感不管是用到一个无形的上帝身上、一具木刻或者石刻的偶像上，还是用到某个英雄身上或者政治概念上，只要表现出了上述的特征，其本质便总也离不开宗教的范畴。
偏执于狂妄是宗教情感必然的伴侣。那些自信拥有世俗的或者永恒的幸福秘密的人，不可避免地都会表现出这些特征来。这两种特征也会在所有因受到某种信仰的激励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中表现出来。
群体的信仰呈现出盲目的顺从、极端的偏执以及对狂妄宣传的需要等，这些宗教情感所固有的特征，也就是处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形式。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仅仅只是由于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那些想入非非的感情，这些感情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且随时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偶像奉献他们的生命。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70页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要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不切实际的教育是让人造反的罪魁祸首。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61页

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精神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量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而是当有益的成果一边的破败不堪时，热内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史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发生变化，于是就想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这个理想不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有地产的群体更是如此。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并且指出，最狂暴的反叛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十八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者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
被暂时消灭的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63页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今天，面对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这些等待的时期事实极为动荡的。”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46页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使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
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1000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2页 - 引论 群体时代

想要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失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所容忍。因此，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所几首，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71页

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使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泰纳先生做过出色的说明。他说：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法国年轻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实践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64页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一直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枉费心机地想证明它的荒谬，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一个名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她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镜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这个时代所创造。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它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要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各种制度并没有固有的有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毫无疑问，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9页 - 引论 群体时代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10页 - 引论 群体时代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能找到的迹象。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题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他们被不无道德地称野蛮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术语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题的细菌。当为名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的主要适应才是清晰可辨的，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2页 - 作者自序

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时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乌合之众》的笔记-第45页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狠下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此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正科，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全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轮中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采用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

《乌合之众》的笔记-引论 - 引论

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它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