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君子》书评

看译后记来着

一上公车，她就闭起了眼睛，全凭两只手的支撑和双脚来保持平衡站立的姿势。清晨的太阳在她脸上肆虐，暖烘烘的让她露出了瘾君子一样的笑容。【盲人真好】她想，好像在某种流体力学的作用下，她在往前移动，周六人流稀疏，她只听得到车门开关的声音，并没有人与她产生碰触。今天早上的咖啡在她的肠道里翻腾，她畅想着到单位以后排泄的快感。“前方进站，请乘客扶好站稳。要下车的乘客请到后门准备下车，前方到站荣域花园。”【下一站到站了，这种站与站紧临的方式，多么像人与人紧邻的方式，并列而不相关。】（《瘾君子》P174）她睁开眼睛，彩色的世界变成了胶片的世界，锐度增大。淡彩的视觉冲击让她心悸，她踉跄着挤过只扯开一条缝的右侧车门，一道窄门。接下去她就要走过一条铺着绿色金子的草地，然后走向一栋连体建筑，发泄她早上的那杯咖啡。生活方式是个时髦词，除非我们来到了1948的乌托邦，它会一直时髦下去。我们只能活一次，所以要用一定的方式活出个名堂，如果神仙的命，那么他将有无数次机会尝试不同的活法，那么他讲永远也不会去尝试。我何苦呢？他会说。但是正如巴勒斯不能选择成为瘾君子，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不那么容易。套中人只能一次解套一层。

译后记

　　　《瘾君子》中包含着两个世界，作品中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书中挨得如此之近，事实上，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互相重叠的。这也是为什么，《瘾君子》最初被当做一篇纪实文学、一份下层社会的详细档案、一本瘾君子的回忆录，介绍给读者。人们怀着猎奇心来阅读它，甚少注意到巴勒斯那种事无巨细的记录与描摹，并非不知拣选的冗余，而是一种能够最大程度适应文章主题的写作风格。那些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讽刺天才和对事物的独到刻画上的人，都太小看他了，以为这就是这本书中全部的“文学性”。不，巴勒斯不仅要写一本关于瘾君子的书，他还要让全书从形式上还原瘾君子的真正生活。这或许是最惊人，也是最低调的一次文学尝试。　　　　　　于是你会发现，书中的事件都是干巴巴的，事件之间没有距离、没有纵深，它们被不分轻重地拉杂在一起，压缩在一个平面之中，显得拥挤不堪。若非题材引人入胜，这样扁平的铺排是会叫人觉得难熬的。其实回过头来看，书的线性结构十分明显：纽约——新奥尔良——墨西哥，伴随着不断进化的毒品品种；然而在阅读中，你却几乎感受不到故事的推进。时间在走，同时又分秒未动；地点在变，主人公仍似留在原地；角色像走马灯般变幻，名字和特征只是松松地系在一起，不久就彻底脱钩了；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没有一样是重要的，全部加起来只有皮肤那么深，一根针头就能刺穿。你和威廉·李身处同一飓风的中心，那些从外部看来疯狂、奇幻、惊心动魄的表象与你无关，你只觉得平静而疲惫，甚至无聊。　　　　　　你在阅读中体验到的一切，与巴勒斯在书中对“吸毒时间”的阐释如出一辙，这绝非巧合。为此他刻意用大量枯燥的事实来冲淡少数优美迷幻的句子，你所要的真实，他成倍地给你，你说够了够了，真实仍源源不断地向你涌来。他不要这本书成为又一个关于吸毒者的神话，他要它成为解毒剂。你若是带着听传奇故事的幻想翻开书，你是定要扫兴的。这本小说有开头，有结尾，就是没有故事。　　　　　　没有故事意味着没有浪漫，瘾君子比你在菜场鄙夷的为一毛钱斤斤计较的大妈更加实际。为了几美元的赃款，他们躲在草丛里提心吊胆，为了一胶囊的白粉，他们像乞丐一样苦苦哀求。毒品植根于细胞中，最终把瘾君子也变成毒品世界中的单位细胞，成为“大活法”（a way of life）的一部分。瘾君子是死的，真正有生命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它牵动每个细胞——吸毒者、跳灰的、药头、毒枭……像传说中的赶尸人。毒品以行为主义的方式操纵着瘾君子，剥夺他们的自由意志。正如巴勒斯所说，瘾君子不是先下定决心，才开始吸毒、上瘾、不可自拔的；他们总是先规律地遵循一种行为模式，渐渐这行为便造就了他们相似的思维方式，要知道身体往往比思想记性更好，也更诚实。而最大的幻觉是，瘾君子只是偶尔才感到自己似乎不受控制，他们总以为自己的每个决定都是独立作出的，是他们“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目前的生活只是“权宜之计”，而他们随时能够脱身，只要他们“愿意”。事实上，真正的思维操控无非如此：让人们相信自己仍保有自由意志。瘾君子“自由”地找借口、耍无赖、磨磨蹭蹭、转移视线，成了毒品可悲的、强撑脸面的主人，和巴勒斯在书中讥笑的老郎中别无二致。　　　　　　这就是关于瘾君子的全部真相，然而，还不是巴勒斯的全部真相。在这里，两个世界微微错开，留出一条细微、却最最深刻的狭缝——琼·沃尔梅之死，也就是书中主人公突兀现身又分道扬镳的“老婆”。巴勒斯没有在书中写他是如何和老婆玩的威廉·退尔游戏，没有写那个放在沃尔梅头顶的玻璃杯，也没有写他是在怎样的晕眩中错手射中了沃尔梅的头部。人们常常说，不要看艺术家在何处大胆写作，而要看他在何处闪烁回避，他避而不谈的东西才是对他真正重要的东西。巴勒斯曾说：“我极不情愿，又不得不相信这个可怕的结论：没有沃尔梅的死，我永远不会走上写作之路……一场终身斗争，写作是我唯一的出口。”从某种程度上，沃尔梅的死改变了巴勒斯的一生，没有这场意外便不会有《瘾君子》，也不会有之后的所有作品。功利地来看，这是一个任何作家都梦寐以求的好故事，有戏剧性，有决定性的瞬间，还有充足的煽情价值，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巴勒斯在书中回避了这场意外——它是不能用作展示的真实，一下笔它就要变的，变得像赝品，像出土后迅速氧化的宝剑。沃尔梅的不幸命运，对本书的风格将是破坏性的，巴勒斯不得不将其掩盖起来，代以一个幽灵般的老婆，这就是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必要抉择。　　　　　　《瘾君子》是巴勒斯的处女作，也是我第一次译书。我在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得知了这本书，正好学校图书馆也有，便拿来译着练练手，这一练就是大半年，等到这本书初稿落定的时候，我的大三也将近尾声。非常幸运，在朋友的牵线搭桥下，我得知这本书已经有出版社买下了版权，并顺利和编辑取得了联系，这让我倍受鼓舞。于是我抓紧把整本书又按照企鹅五十周年权威版校对润色了一遍，补足了新增的内容，并新译出七篇附录，希望读者对这本书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在译者这重身份之前，我首先是一个还算勤恳的读者，因此也不免对自己的译作——它更像是一个习作——心存忐忑。如同歌手献唱之前先要怪罪一下莫须有的感冒，我也有很多自我贬低的客套话想说（它的不足你一定都看在眼里），还有很多酝酿已久的辩解之词（例如我译这本书的时候毕竟只有20岁）。但我还是决定把这些话咽回肚子里，不设防地将这本书交到读者手里，心里相信着，尽管我是在译本上下了最多功夫的人，却未必是最能领略它好处的人。　　　　　　最后，我要感谢出版社给我出版此书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完全是计划外的幸运；感谢鼓励我、帮助我的许多朋友，想到你们我才有信心交出这份作品；感谢我的父母给我的理解与支持，他们能够不怀偏见地阅读我的译稿，并在其中找到新知与乐趣，这让我十分欣慰；感谢兔子不厌其烦地和我探讨，给我意见，是你让这本书成为可能。　　　　　　　　　小水 　　　2011年8月12日

瘾君子的真相

没看《瘾君子》前，脑子里都是《裸体午餐》的阅读经验：在太快的蒙太奇画面里跳跃，可能不可能的情节都在发生（条子法官外星人，静脉逆流的血液和悬在空中的高潮……）然后在潜意识最深处的旋涡状意向里迷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垮掉的一代”大约是各种“一代”里最喜欢否定的人，爱好就是击碎所有现成的规矩，歪歪斜斜走出一条血路，然后留一个苦闷的坏笑。毒品是他们击碎现实的一件利器，后世无法在否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最多传承一下精神，具体的路径太难模仿，也无谓模仿。而像巴勒斯这样，从吗啡大麻安非他命海洛因一路嗑过来，慢慢悠悠活到了80多，身后跟着几桩大官司，几乎可以说改写了美国的出版制度，混进了最主流的艺文圈子，和鲍伊、柯本、麦当娜称兄道弟，在美术馆办展览，为耐克鞋做广告的实在显得太像一个传奇故事。在自弃的路上寻找自我这条“垮掉一代”铺出来的道路上，与他相比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显得太苦大仇深，而巴勒斯淡漠的姿态，抽离的情绪 ，好似这种生活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其中包括性，包括毒品。但虽然同样是巴勒斯作品，同样是毒品主题，可《裸体午餐》的阅读经验和《瘾君子》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如果说科学地记录吸毒后支离破碎的幻想，和使用客观的报纸新闻作为创作连贯的素材组成了《裸体午餐》这个迷幻又冷酷的试验性创作成果，那么冷静地叙述以自己的吸毒生涯为原型的小说《瘾君子》就是通向《裸体午餐》的幻境前的长廊，它告诉被眼前口吐白沫人事不省的情境搞昏头的观者，这些孙子是怎么HIGH成这样的，但是也都没什么大不了。于是《瘾君子》的故事看起来非常朴实，类似纪实文学。在由“我”穿引的故事里，所有人面目模糊，谈不上有什么性格，不过是和主角在吸毒的过程中同病相怜、扶持、背叛、拉拉扯扯地保持一种断断续续的关系，在高潮与低落之间说着互相矛盾的对话，痛苦万分中透着甘之若饴的劲。而“我”或者巴勒斯本身一直用一种参与其中但实际上是旁观的角度看待这一切的，除了评价了一下河谷的社会生态，他甚至极少在文中发表任何个人化的意见和看法。无非是我找毒，他跳灰，然后我跳灰，他找毒……“我”和他们是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完完全全的一类人。人物场景情节都被压缩成一种超扁平的状态里，没有纵深感，像没有立体感的画面，故事明明在往下叙述，可一切又像在开头观者的一瞥里就已经凝固住了——那一览无余的瘾君子的生活。对于这一点，巴勒斯自己说：“毒品不是一种快感，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XX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句式的牵引下，人们仿佛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可《猜火车》里愤怒念叨“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终身职业、选择家庭、选择他妈的大电视……”的年轻人终于要回归，《瘾君子》里的我把毒从纽约吸到新奥尔良吸到墨西哥，继续踏上了寻找雅热（据说是印第安人的一种“通灵药”）的征途。无疑在当时的巴勒斯眼里，这是一条不需要回头的路，于是作品里的吸毒路更悠闲、更接地气、更经得住考验。而于我们，这就是关于瘾君子的全部真相。最后的最后要赞一下这本书选用的版本以及同时翻译出来的附属文章，其中包括几个版本的序言，巴勒斯自序，金斯堡导言和当时出版者的谨慎的声明，还有巴勒斯对于一些修订的不满的信，让阅读了解这本书有了更丰富的体验和背景资料，对当时出版环境也有了点窥一斑知全豹的心得。

艾伦·金斯堡为本书所写

比尔•巴勒斯和我初次相识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圣诞节，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彼此已鱼雁频传了。我一向把他视作长辈&敬佩他的过人才智，在交往的头几年里，他对我的以礼相待，让我受宠若惊。时光荏苒&我们的命运也不尽相同——我一度被送进疯人院，他则经历了他的悲剧和旅途——我发现他很害羞，便仗着这点，越发大胆地鼓励他多写点儿小说。那时，凯鲁亚克和我都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就是要当诗人和作家的，比尔则太畏首畏尾，不敢这么自命不凡。无论如何，当他把《瘾君子》的章节寄给我作为回信时，我起初以为是一些有趣的生活速写，不久便怀着战栗的惊喜，把他的来信认定为一本书的片段，前后相关，技巧娴熟，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叙述。同时还有大量手稿随信寄来，其中一些寄到了新泽西的帕特森。我想我是在鼓励他，又觉得，或许他也在鼓励我和这个世界多多接触。那时我因为嬉皮士行径不幸被捕，在精神病院住了八个月后，正在父母家中过着乡下生活。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了，我记不得这些来往信件通常是怎么写的——持续多年，跨越各洲&漂洋过海，我们正是通过写信才攒出了一本本书，不单是《瘾君子》，还有《雅热书信集》、《酷儿》（尚未出版）以及大半部《裸体午餐》。惭愧的是，我把巴勒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许多私人信件交还给了他自己，以为他会好好保管，结果他都毁掉了——信中那个深情款款的他，很少会在公众面前出现——所以，唉，另一个“洞察一切的隐形人•李”，他身上的迷人一面，就永远地藏匿于“纯文学的帘幕”之后了。手稿一经完成，我就带着它四处给许多大学班上的同学或精神病院的病友看，这些人在出版业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我未尽的理想；而且尽管我对人情世故所知甚少，却自认是一个秘密的文学代理人。杰森•艾普斯坦读了巴勒斯《瘾君子》的手稿后（理所当然，在哥大的日子，让他早已对巴勒斯的传奇事迹有所耳闻），下结论道，如果此书是温斯顿•丘吉尔所作，那还能吊吊人的胃口；但巴勒斯的文字“并不出众”（为了这点，我在双日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同他争辩过无数次，却因为被如此多的“实际问题”包围着而头昏眼花……老奸巨猾的聪明编辑释放出的芥子气……“纽约商务大楼的巨大沉默”引起了我的偏执和局促），书显得无趣，不值得出版。那时节，我还带着凯鲁亚克《科迪的幻想》中普鲁斯特式的章节到处走动，这份稿子后来成了《在路上》的雏形。我带着《在路上》来往于各个出版社办公室。路易•辛普森，他在鲍勃斯—梅里尔出版社工作，神经衰弱还没好透，他也说没从这些手稿中看出什么艺术价值来。喜从天降，我在纽约州立精神病研究所里认识的“病友”，卡尔•所罗门，正在他叔叔手下工作，他叔叔是王牌书局的A.A.怀恩。所罗门在文学上有足够的品味&幽默感来欣赏这些文稿——尽管就他本人的达达主义、字母主义&偏执狂批评在文学上的一贯夸张放纵来说，他，像辛普森一样，并不信任巴勒斯&凯鲁亚克那种罪犯和流浪汉的浪漫主义。（我本人当时是个可爱的犹太男孩，一只脚踏在中产阶级里，写一些考究押韵的玄学诗——也不尽然。）显然，这些书显示着我们正处于一场身份危机的中心，而这场危机预兆着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精神崩溃。另一方面，王牌书局的平装书生产线上主要都是些迎合商业的书，偶尔才有一两本法国浪漫小说或硬派小说，被卡尔惶恐地偷列进出版名单里，还要得到他叔叔的眨眼默许。编辑所罗门觉得我们（我们这帮人，比尔、杰克还有我），不像他那样在意这个出版业的疑心病有多么严重——我们的立场也不比他的：家庭和精神病医师、出版社的责任、害怕被叔叔看成精神有问题，这些都和卡尔息息相关——因此他要鼓足勇气，才敢出版“这种东西”，一本写毒品的书，而且他还预付了二百五十美金给凯鲁亚克的一本小说。“那本混账玩意儿差点儿叫我神经衰弱——社会舆论充斥着畏怯和恐怖，而我居然要和这种题材打交道。”当时是这样的年代——缉毒署培养出的警察国家式的妄想症，从其遗留至今的气氛中，还能对当年的情形想见一二——极为盲目的思维模式，不由分说地给人扣上帽子：如果你在公交车或地铁上大声谈论“叶子”（更不用说毒品了），你可能会被逮捕——即使你只是在探讨某项法律条文的变化。光是谈论毒品，即为犯法。哪怕过了十年，国家公共电视台在讨论这些法律时，仍免不了缉毒署&联通委在几周后横插一脚，播出罐头短片来公开谴责这种辩论。沧海桑田。然而所罗门提及的畏怯和恐怖太过真实，已经被出版业内化为一种自觉了，也因此，在书可以出版之前，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都必须插入正文之中——以免出版商被指和作者是共犯，以免公众被作者有悖“公认医学权威”的奇谈怪论所误导——当时缉毒署正在实施强行关押（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两万名医生因试图为瘾君子提供治疗而遭传讯，数以千计的人被罚款&监禁，纽约郡医学组织称其为“一场对医生发动的战争”）。简单基本的事实是，缉毒署和犯罪组织合谋，参与了桌面下的毒品交易，非但没有在医疗方面多下工夫，反而为此造出一系列神话来加强瘾君子的“罪大恶极”。动机很纯粹也很简单：贪财、薪水、敲诈勒索&黑色收入，代价却是要牺牲掉一班公民，他们被传媒&警方划入“妖魔鬼怪”之流。警方和官僚化了的犯罪集团在历史上一直相互合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各种官方报告和书籍中都有记录（著名的有纽约的《一九七二年纳普委员会报告》和阿尔•麦考伊所作的《中南半岛上的鸦片政治》）。出版商认为书的主题——in medias res——太过离经叛道，因此要求巴勒斯提交一篇自序，陈清自己出身名门——化名为威廉•李——还要简单说明有些普通市民是如何一步步沦为白粉仔的，免得吓到读者、审查机构、书评人、警方、无所不在的挑剔目光&出版社一条街，天知道还有谁。卡尔写了一篇忧心忡忡的导言，强作清醒，以出版者的身份介绍此书。也许他真的神志正常。书中原有一段描写得克萨斯农业社会的斐然文字，却因为与此书诡谲残酷、没有文学色彩的主题不相符合而被删去。我还要重复一次，威•李对医学及政治道出的严酷事实和观点，都（由编辑）直接在文中（用括弧）予以否认。作为代理人，我在经过谈判后签订了一份合同，同意了所有这些掩盖作者原意的做法，然后预付给巴勒斯八百美元作为初版十万册的定金，这本书将和另一本前缉毒警写的关于毒品的书——可以说是“69”式地——捆绑销售。这种打包卖的书当然是很寒酸的；但另一方面，考虑到我们是初出茅庐，这一切堪称勇气造就的奇迹：这本书真的印了出来，并在之后的十年里被数以万计的博学者阅读——这些人真正欣赏书中广见博识的内容、洞若观火的见解、犀利赤裸的语言、直接明了的句法&意象——还有对庞大社会学的把握，对官僚主义&法律的革命性态度，以及对罪行投以的斯多葛式的冷冷嘲讽的目光。艾伦•金斯堡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