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
出版日期:2015-8
ISBN:9787305156817
作者:[法] 皮埃尔·诺拉 主编
页数:556页
内容概要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学术编辑，著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现在、国民、记忆》《法国研究》等，主编三部七卷本《记忆之场》。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同年“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词条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2001年，诺拉当选为仅有四十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书籍目录
Ⅰ 记忆与历史
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
纪念的时代
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
Ⅱ 记忆与象征
七月十四日：从狂暴之日到庆典之日
《马赛曲》：战争或和平
埃菲尔铁塔
环法自行车赛
Ⅲ 记忆与叙事
贞德
自由·平等·博爱
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
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
附录一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附录二 《记忆之场》三部总目录
作者简介
《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是当代法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之一，汇总了法国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全书以诺拉所提出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这一概念为核心，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探询残存的民族记忆，以期找回法兰西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本书出版以来，反响强烈，被译成多国文字，而“lieu de mémoire”这一概念也迅速流行，并于1993年被收入《大罗贝尔词典》。 中译本从原书三大卷近五千页中精心选取了11篇文献，按“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叙事”三个主题组织而成。这些文献除了有诺拉亲自撰写的、阐述整套书史学思想的纲领性文章《历史与记忆之间：场所问题》，还涉及了法国国庆日、《马赛曲》、埃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贞德、法兰西共和国格言“自由·平等·博爱”、拉维斯的《法国史》和普鲁斯特等，不但有理论的观照，更有中国读者熟悉的法兰西标志性建筑、人物、事件等，兼具思想性、可读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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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写的，觉得对理解该著，尤其是诺拉的三篇导论，不乏参考意义。《记忆的场所》（Lieux de mémoire）完成之后，皮埃尔•诺拉在曾不无骄傲地宣称，这是继《年鉴》之后法国史学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贡献。的确，在这部宏大著作的启发下，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 甚至有关于“欧洲的记忆场所”的讨论。最近沈坚教授已著文介绍该著，并对法国记忆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理论见解作了细致的剖析。作者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过去被历史有意和无意消声的群体，如妇女、儿童、少数族裔、战争受害者、逐渐在现代社会消失的人群以“记忆”的名义发出他们的呼声。这是记忆史研究兴起的重要动力。如果以这个角度考察，《记忆的场所》的问题视角是很独特的。诺拉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该著是在各种边缘性记忆兴起、过去通过历史教学传导的民族—国家记忆面临冲击甚至解体的情形下诞生的。“一方面是民族集体记忆走向枯竭，另一方面是各种群体记忆大量复活”；而《记忆的场所》“完全是在民族架构内设问的”；“说到底，它更多地是唤起或再唤起……民族历史，而不是对民族历史的指责或破坏。但今天的情形恰恰相反。”可以用“拉维斯主义”为参照来分析上述不同的历史记忆取向。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从19世纪末开始主持出版多卷本《法国史》，该书发行了数百万册，是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课本；它以法兰西民族—国家为叙述框架，致力于协调民族观念与共和制度。它毫不讳言要成为民族教育的工具：“孩子，你应该热爱法国……因为历史使其伟大”，《拉维斯历史课本》的封面上印有这样的话。诺拉承认，《记忆的场所》一书主题的设计受拉维斯的《法国史》的启发，但他随即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更为普遍的潮流，是偏离拉维斯所代表的传统的、国家主义和集权化的模式。正因为如此，《记忆的场所》中挥舞的“民族”权杖被人诟病为“新拉维斯主义”。本文拟以最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为范本，考察法国记忆史研究及记忆实践中的“反拉维斯主义”取向，以及法国学者对这一潮流的理论思考。这种反传统历史叙事的潮流不是法国独有的。记忆史学者菲利普•茹塔尔从更具世界意义的背景上分析了1970年以后出现的这个新现象：人们对记忆的兴趣，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即地方身份的出现、对少数派群体和边缘性价值的肯定；在美国，小说《根》的反响可以为证；在法国，1975年出版的《骄傲的马》也曾轰动一时。这部以布列塔尼地方语言写成的自传体小说再现了布列塔尼的地方风情和乡村生活，同样具有寻根的意旨。最近的一部历史著作也致力于发掘布列塔尼历史记忆中追求“地方身份”的特征。圣-加斯特：一场战役的地方记忆乔治•杜比的《布汶的星期天》是记忆史研究中的重要里程碑。该著的卓越之处是准确地揭示了布汶战役是如何逐步演变成一个民族神话的。这种追踪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忆的研究此后仍有继续，如关于三十年战争中的白山战役、关于滑铁卢的记忆史研究。同这些具有全国性乃至泛欧性历史意义的战役相比，圣-加斯特战役只能算个地方事件，虽然它发生在七年战争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背景下。2009年，两位法国学者发表在一位英国同行的协助下，发表《圣-加斯特战役（布列塔尼，1758年9月11日）：历史与记忆之间》一书，详细梳理了这场战役的经过，以及它在布列塔尼地区的历史记忆中的流传过程。作者认为，他们对这个事件的记忆史考察采取了三个分析层次。研究爱尔兰1847年饥荒的历史记忆的学者，提出过集体记忆的三分法：整体性、地方性和民间记忆；在有关这场饥荒的记忆中，整体性记忆是由天主教会和民族主义组织提供的解释性的元叙述，地方性记忆涉及的是个人和个别区域，民间记忆从这两端汲取资源，构成民俗口传中的记忆。《圣-加斯特战役》的作者对这种分类不是很满意，并提出了如下的三分法：民族-精英的记忆、区域-学术性记忆以及地方-民间记忆。但该著着墨最多的是在第二和第三层次，它所运用的史料也大多来自19世纪布列塔尼的地方出版物，以及当地学者搜集的有关文献传说，当然，这两个层次的区分有时并不那么清晰。圣-加斯特战役并不像1847年爱尔兰的饥荒那样，具有全民族记忆的性质。1758年9月，一千多名英军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圣-加斯特登陆，被法国正规军和当地志愿者击溃。这场战役规模很小，双方参战的总人数加起来也不足一万人，没有什么战略影响。当然，法国官方在1757年罗斯巴赫战役溃败以后，曾一度在全国宣扬圣-加斯特的胜利，以鼓舞士气。这可能是圣-加斯特在民族—精英记忆中最集中的一次表演了。总体而言，对这场战役的记忆基本局限于布列塔尼，甚至是布列塔尼的部分地区。在布列塔尼，圣-加斯特战役记忆中的地方色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它凸显出这个地区对英国历时久远的负面记忆，二是它表现出布列塔尼在法国的特殊身份。1858年，纪念该战役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就表现出布列塔尼地方记忆的各种独特之处。当时法国和英国刚刚作为盟友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取胜，关系很亲密，但当年英国女王到法国访问一事给法国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后者担心布列塔尼大张旗鼓的庆祝会激化当地人的反英情绪，从而惹恼这个盟友，何况英国报刊已经指责说，庆祝这样一个“三流事件”会玷污两国关系。所以拿破仑三世巡视布列塔尼时特意绕开了圣-加斯特。因此这次庆祝活动不是全国性的，它特别具有布列塔尼地方色彩，一些言论和活动都在有意无意地勾连起当地人对“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敌意：法国的这个新盟友虽然有用，但“不得人心”。为什么这样？因为这种对英国的负面记忆植根于布列塔尼与英国的独特关系中。从英国光荣革命到拿破仑战争，法国和英国一直为海上霸权而斗争，史称“第二次百年战争”。在长期的敌对行动中，滨海的布列塔尼受英国海军的频繁骚扰（不过具有较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很少见），当地的渔业活动备受压抑，因此布列塔尼人长期对英国心存怨恨。在19世纪末搜集的当地民谣中，传说布列塔尼的老水手临死前向忏悔神父说，他的愿望是“生吃英国人的人心”。按作者的说法，这类民谣传说具有民间的甚至“民主”记忆的色彩。有的时候，这种记忆承载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在当地语言中，英国人被称作Saozon，即撒克逊人，这让人想起五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大不列颠的征服。这段遥远的历史在另一段民间传说中更清晰地表现出来：圣-加斯特的胜利被说成是“凯尔特人”的胜利，英军中的威尔士战士——古老的凯尔特人的后裔——出于手足情谊而同布列塔尼人共同战斗。于是，圣-加斯特战役的地方记忆远远超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很多人认为，凯尔特人同仇敌忾的传说并不可靠。但这个传说折射出的是某种独特的“泛凯尔特主义”，它所针对的外来压迫者不仅仅是英国人，还有法国人。若以拉维斯主义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来看，这场战役首先是法国与英国的斗争。但在布列塔尼人的记忆中，它着力表现的是布列塔尼人的英勇业绩。在19世纪，当地有关该战役的记忆和纪念活动首先突出的是布列塔尼志愿者，而尽量淡化艾吉永公爵（当时驻布列塔尼的法军指挥官）及其法军正规军的作用。虽然这位公爵曾指挥好几个团的法军参战，但有的文字中对此竟只字不提。圣-加斯特是“布列塔尼人民的胜利”。当地报刊一再强调，纪念圣-加斯特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地方爱国主义，而不是拉维斯意义上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作者运用的很多史料是19世纪搜集整理出来的，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表明，大革命前法国的地方主义仍留存在布列塔尼人的记忆中。“艾吉永公爵不是布列塔尼人”，“布列塔尼贵族几乎完全靠自己赢得了圣-加斯特战役”，“布列塔尼人承担了民族防御的全部重担”，19-20世纪诸如此类的说法都让人回想当地精英阶层对法兰西国家的不信任。当然，大革命前法国的地方主义非常普遍。当罗伯斯庇尔和米拉波等人在革命前夕谈论他们的“民族”时，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法国，而是他们的家乡阿图瓦和普罗旺斯。大革命对法兰西民族的塑造起了关键作用。但对布列塔尼来说，地方主义并未因为大革命而被克服，这在有关圣-加斯特的记忆中也有表现。人们巧妙地将圣-加斯特和当地的反革命的历史记忆拼接起来：1758年，布列塔尼人在圣-加斯特捍卫祖国，1793年，他们在内战战场上保卫被大革命背叛了的宗教和国王；于是圣-加斯特的民兵和志愿者成了反革命的舒昂党人的先驱。作者总结说，布列塔尼人对这场战役的记忆表象深深植根于当地人对自己地区的历史认知之中；英雄的布列塔尼人的对立面不仅有英国人，还有“巴黎人”和“雅各宾派”。大革命：一个民族传奇与共和奠基神话的衰落拉维斯在提到1790年联盟节时说：“联盟派来自法国的所有地方，但他们完全忘记自己是布列塔尼人、诺曼底人还是加斯科尼人。他们首先觉得自己是法国人，并以自己是法国人而自豪…… ” 对圣-加斯特战役的记忆显然可以看成是对这种民族—国家叙事模式的反拨，而且这种记忆在19世纪时尤其活跃。这清晰地表明，拉维斯关于大革命的叙述旨在构建民族统一身份。当然，大革命与圣-加斯特毕竟不是一回事，它是茹塔尔所称的“民族传奇”（roman national）。 19世纪末，拉维斯还把它确立为共和国的奠基神话：“一百年前，法国由国王统治，现在，它是共和国，人民自己统治自己！” 但布列塔尼对圣-加斯特的记忆，既不是法兰西民族的，甚至也不是共和主义的。不过，早在《记忆的场所》问世之前，学者们就已通过口述调查发现，大革命这样的民族传奇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地方记忆中并不必然占据优先地位。在法国南方德隆省的一个小村子里，拿破仑战争、德雷福斯案件和1936年的人民阵线几乎没有在村民的记忆中留下痕迹。研究者认为，历史记忆与记忆者个人关心的对象息息相关。比如，领主制时代的一些日常说法仍活跃在当地人的话语中，而领主制比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更早。记忆的选择性甚至体现在家庭和个人层面上：《老港的渔夫》就揭示了这个现象：马赛早期的意大利移民为了更好地融入法国而遗忘有关母国的记忆，但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后代人试图找回曾被排斥的家庭记忆。在勃艮第的一个普通村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成为村民家庭生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所有这类研究都似乎都在解构拉维斯主义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模式，都试图凸显地方、社区、边缘群体乃至家庭记忆的独特之处。不过，这些研究还只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各种记忆之间的轻重比例的不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同一个民族神话的记忆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记忆的场所》“共和国”卷中，不下六个词条直接涉及大革命，依笔者所见，至少《三色旗》、《马赛曲》和《七月十四日》非常明显地采用了民族—国家为叙述框架。但是《记忆的场所》问世之后，两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记忆-纪念的论著都不约而同地证明，这种“新拉维斯主义”并不符合20世纪80年代普通法国人历史记忆和纪念的价值取向：毋宁说，1989年的大革命200周年纪念见证了民族和共和身份认同的衰落。帕斯卡尔•奥里认为，法国之所以热衷于搞纪念活动，是因为它不能达成和谐：不断被唤起的过去对它而言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这可以为它的争吵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一百多年来，大革命的纪念所引发的争吵的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1889年的百年庆典最鲜明地体现了第三共和国实现民族身份认同的努力。这个立足未稳的共和国试图通过记忆将自己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对此奥祖芙评论说：纪念活动是纪念者对共同价值的确认，记忆的逻辑绝不是为了造成断裂，而是为了实现过去与当下的联系。怎样实现这一联系呢？这就意味着对记忆的选择和操纵。1889年的庆典只是诸多巩固共和制的举措中的一个：1886年设立的索邦大革命史讲席，1889年5月6日（1789年三级会议开幕100周年的第二天）世界博览会的开幕，埃菲尔铁塔的落成，均可视为在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索邦的讲席捍卫的是共和派的大革命史记忆（当时主持大学历史教育改革的人正是拉维斯）； 5月6日的世博会开幕式上，当时的总统萨迪•卡尔诺（大革命时代那位胜利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的孙子）说：“法国昨天纪念了开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光辉日子，今天我们注视它在这个……进步世纪创造的光辉伟大”；人们称5月5日是“父亲们的节日”，5月6日是“儿子们的节日”。埃菲尔铁塔象征着民主与工业的成就，它是“纯粹的民族的荣誉”，它上面镌刻着1789年以来72位学者和工程师的名字，被视为“科学的先贤祠”；与它遥遥相对的凯旋门象征着“军事和征服”的法国，它上面镌刻的是将军和战役的名字。可以说，这座建筑，是共和国为自己正名的一座纪念碑，它既承担着与君主主义和波拿巴主义记忆相对抗的使命，还试图把大革命与进步主义信念连接在一起。200周年庆典时，官方也试图赋予这一活动以公民教育的色彩。但帕特里克•加西亚总结说，这次活动究竟是激发了法国人对大革命的热情、还是让他们的公民精神变得麻木，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次庆典实际上分散为许多小型活动，它们突出的是各个地方和社区的集体特性，人们对大革命的记忆更多是与当地的历史经历联系在一起，它不再有中央集权化的色彩。当然，这与密特朗总统倡导的地方分权理念有一致之处，无论是中央和地方都在提防“巴黎人”和“雅各宾主义”过于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关于民族的叙说变得非常罕见：几乎只有一份纪念瓦尔密战役的刊物上出现了“民族万岁”的口号。因此这次纪念活动缺少拉维斯主义的民族—国家色彩。另外，与1889年不同的是，共和国并没有对大革命的记忆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定性意图。这甚至表现在密特朗的言论中。虽然这位社会党人被视为饶勒斯的精神后裔，但他承认：“我们不再生活在启蒙时代……我们认识到理性女神的两面性”；他宁愿用含义模糊的雨果的诗歌来表达对大革命的见解，而不是作公开的政治辩护。为什么会有此不同？奥祖芙此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到20世纪80年代，捍卫共和已经不再是个战斗口号，这与1889和1939年都不相同：因为即使是法国的右派也接受了共和国。也就是说，大革命在普通法国人的记忆中已经不再与重大的现实政治斗争牵连在一起了。200年来，法国学界和民间一直有批判和敌视大革命的思潮，每次纪念活动中它都会表现出来，因此记忆斗争始终存在。不过，与1889年和1939年不同的是，即使是最极端的右翼派别也不否认“自己身处共和国之中，对这一现实并不质疑”。共和国植根于大革命的记忆之中：这一点到1989年已经是个无须争辩的事实，正因为如此，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及相关的记忆之战没有了昔日的政治色彩。正是因为大革命已经不再与民族、共和等宏大政治主题有生死攸关的牵连，200周年纪念失去了复兴拉维斯主义的必要条件，它成了地方记忆复苏的一个契机。“200周年纪念也是、可以说首先是我们回望先辈的机会”。不过这里的“我们”主要不是法兰西民族或共和国公民，而是社区成员。很多村镇出版了自己的历史，并向所有居民分发。一个乡村的历史简介的序言中这样说道：“200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物如洪流汹涌，它们大多来自巴黎……幸运的是，在地方层次上，研究者们远离喧闹和时髦……重新审视历史问题……我们的口头传承十分薄弱，我们的集体记忆在萎缩，一个又一个的形象逐渐远去……眼下的文字……是献给我们的祖辈的，但也是献给我们后代的，他们将很高兴看到，200周年使得他们有机会保留下那些应该传给后代人的过去的痕迹。”对这个乡村来说，200周年纪念只是重新唤起社区历史记忆的一个机会。如果说人们在纪念活动中提到了祖国，那也不是法兰西祖国，而是自己所从属的地方性的乃至社区性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小祖国；人们之所以一起参加种植自由树等活动，主要是为了社区内的交往和分享集体回忆。拉维斯主义的历史叙述已经在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退隐了。历史感的类型转变孚雷在追述“旧制度”与“大革命”两个术语的记忆史时总结说，它们已经在法国人的漠不关心和繁荣昌盛中死去。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的变迁有很大关系，诺拉等人反复强调这些变化：革命意识形态的衰落、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乡村法国的迅速消失等等。奥里和加西亚则认为：19世纪法国人的生活框架带有很强威权主义和集权色彩的，如今这个框架受到了人们强烈的质疑；在19世纪农民成为法国人的过程中，地域性受到压制，如今出现了反向运动：人们要求重构日常生活空间，增强凝聚社区生活的意识和记忆，因此民族的观念显得太大了；另一方面，由于法国日益融入欧洲，民族观念又显得狭小。可以说，正是在后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才呈现“后拉维斯主义”的历史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布列塔尼人对圣-加斯特的记忆可以视为当地人对拉维斯主义的民族构建的一种抵制行为。但2008年，当圣-加斯特市政府纪念战役250周年时，人们发现，当地的学生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这印证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村庄历史简介中的说法：“集体记忆在萎缩，一个又一个的形象逐渐远去”。可以看出，此时的记忆或纪念试图找回拉维斯主义之前的形象，但这种意图有别样的意味。在加西亚看来，这种历史记忆的努力不仅是后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个表征，它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感受的出现。他借用了法国学者阿尔托格的重要概念——Régime d’historicité（历史感的类型）和德国学者科泽勒克关于历史上的时间感的研究。第一种历史感或时间感可以总结为西塞罗那句著名的话：历史是生活的导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这种历史感把过去视为各种先例的宝库，过去是当下的参照基准，它可以为当下提供行动准则。第二种历史感始于启蒙时代而盛行于19世纪。它把历史视为有终点和目标的进程，过去是这个进程的阶段，但人们是以对未来的憧憬和目标来理解过去的；这种历史感通常把过去视作不断被超越的阶段。可以说，第一种历史感来源于对人性不变的信念和历史事件的相似性意识，它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代的历史感；而第二种历史感来源于人对自己理性认识能力的信心，这是进步主义的历史感。但加西亚说，参加200周年纪念活动的法国人，对过去持有第三种历史感。第一种历史感已经随快速的社会变革消失了，历史显然不具有相似性，于是人们开始缅怀已经失去的过去，1980年的遗产年，“遗产、记忆、身份” 这一口号就反应出了这种诉求。更重要的是第二种历史感的退隐。在1889年和1939年，纪念大革命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左派的革命信念：工人阶级还没有完成1789年的事业，当下还只是通往更美好的未来的一个阶段。但到70年代，以革命为轴心的左翼意识形态走向了衰落。更重要的是进步主义信念的彷徨。连密特朗都认识到理性女神的两面性。当初拉维斯曾努力寻找“对未来的信心”的依据，要证明共和制的稳定是“值得信赖的”； 1889年，人们以埃菲尔铁塔和世界博览会来显示革命与进步的联姻；如今人们对共和制没有质疑，但对未来却不那么有信心了。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的责任伦理教导人们，不能以希望中的乌托邦来牺牲当下人生活的平静。未来不再是光明的，而是充满危机和令人忧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200周年纪念中的记忆表象，是后工业社会产物：人们试图通过缅怀自己熟知的环境中的人与物，来弥补因生活变化过于迅速而造成的失落感。这种历史感，是人们对未来感到迷惘而试图从过去中为当下寻找慰藉。借用加西亚的看法，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庆典，还是圣加斯特市政当局追忆250年前当地志愿者的活动，都反映了后现代状况的一个后果：人们退回到私生活领域中，退回到更为具体可感的社区框架中；随之而来的是对进步理念、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质疑，以及“地方性知识”的兴起、历史学的“爆裂”和“碎片化” ——《圣-加斯特战役》一书本身不也是地方性知识的表现吗？
精彩短评 (总计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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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译本，不过关键几篇文章都显示出来了，难怪彼得伯克说法国思想史是社会心态史，他们对于记忆史同样是这样的方法，而文化记忆与这个有较大不同。 -
Pierre将他对法国近代的记忆给我们娓娓道来，如我们置身其中一般，像是法国历史的参与者，其实不然，我们只是读者而已。les lieux de memoire. -
不容易，基础性的工作，双方均是。记忆与空间相关，记忆之场既与具体的空间，大小事件有关，也具有象征性，而记忆场所的拼贴是历史学家的重构乃至创造，即记忆具有某种功能性。皇皇巨著与1979年法国对遗产的重视和拨款关系极大，由此遗产与记忆之场的关联是务必需要关注的。 -
啥时候出个完整版的 -
诺拉断言：历史学要进入一个历史编纂学的时代 -
还专门去先锋看了讲座 -
繼承Halbwachs歷史與記憶的對立論述，結合1970年代前後法國社會文化背景繼續闡釋。直面記憶環境（milieu de mémoire）的退潮，以記憶場為名，勾連記憶、認同與歷史，歷史/歷史書寫的斷裂/延續，以及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關係。對記憶歷史化及其眾多表征予以反思，記憶場源於歷史編纂學的倒逼，但缺乏記憶之意願，記憶場亦易成為歷史場（lieux d'histoire）。但在一個「紀念的時代」，記憶場的批判性被記憶熱所裹挾而走，當下之「紀念」與昔日國族傳統模式已然大不同。儘管「複數法蘭西」某種程度上是挽回之舉動，但記憶場是否已成為另一種「被發明的傳統」乃至「記憶暴政」，或匯流於遺產熱，或被濫用之嫌疑？（譯本優秀，但《記憶與歷史之間》似英譯更易理解。《埃菲爾鐵塔》想到羅蘭·巴特） -
有所启发 -
经典耐读的历史作品，大师之作 -
一半是废话，一半是精华。马赛曲、国庆日、艾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几章还可以。贞德原来在第三共和时期，是右翼法西斯分子的偶像 -
启发大的。以后看完整版。 -
【Lieux de mémoire】------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 (历史在加速)“‘记忆之场’------ ‘Lieux de mémoire’是诺拉生造的术语，由场所（lieu）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叶兹（F.Yates）在《记忆术》一书中曾谈及拉丁语中的‘loci memoriae’。‘loci’是‘locus’的复数，有场所、位置及身份等意思。显然，诺拉的‘记忆之场’要比该词的原始意义宽泛得多。” （诺拉只是继承了哈布瓦赫（Halbwachs）关于历史与记忆二元对立的观点并将之进一步推向极致：记忆是当下的、具象的、活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的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 -
副标题是“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所以书中探讨的记忆无疑属于集体的。但同时，这些传承的记忆也必然影响了后代的个体。记忆被整合被概念化的过程，可以进行各种理论化的探讨，用以观照现实。但抛开学术性，单纯以异国个体的身份读来同样十分愉快。马赛曲、铁塔、环法赛、贞德、普鲁斯特这些法国象征的前世今生，此前的认识从来是理所当然或一知半解，所以阅读中常生感叹。当然，某种意义上，学者的表述也未必就是事实的全部啦 -
有空再好好读读。。。 -
太难 -
这本书很有可能成为社会记忆研究的圣经。可惜选译的文章太少，若是能全部翻译过来就好了。 -
这是一本因意外不得不买又将错就错读完的书，就内容不讲，文献翻译上的启示和反思就足够多，用二手翻译资料做外国研究的人大概永远隔着一层纸。学语言的第五年终于庆幸当年作出的专业选择，那么以后，还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
这次总算是读完了...... -
个人认为，还是台版翻译为“记忆所系之处”更加恰当。由于对“场”一字的普遍认识，“记忆之场”总容易让人以为是记忆建构的场所，那么这就大大限制了对诺拉定义的理解了。而由“所系之处”代替“场”，倒是能相当程度上规避这一误读。 -
也点个读过吧。我的记忆之场。。。尤其推荐最后一篇，普鲁斯特的八卦看得笑死人了。 -
三篇“理论”入脑入心，朗朗成诵，八篇“个案”如历探案，环环相扣。以深沉义理、精详考据、灵妙辞章之融汇，超越史料集邮癖、新闻报道社会学和历史小清新，与美式社会记忆研究差隔两档英式《传统的发明》和一档德式《文化记忆》。仅窥一成篇章，经典地位已固。译者可佩可羡。 -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谈论记忆，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了。 -
他强由他强，我不懂归不懂。前三章导论车轱辘话说不清，后面案例部分也没看出比其他法国社会文化史高明到哪里，单拎出来也就是合格水准。 -
想看法文原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