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看中国
出版日期:2015-1-8
ISBN:9787108051923
作者:周有光
页数:778页
内容概要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他生于中国江苏常州，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1956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周有光自八十五岁高龄退休之后，遍览中西人文著作，写作了大量随笔札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
书籍目录
目 录
走进全球化
走进全球化
走进世界
全球化巡礼
全球化和现代化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多极化与一体化
漫说太平洋
美国归来话家常
闲谈俄罗斯
两访新加坡
扶桑狂想曲
小国崛起
西天佛国的新面貌
传统和现代
双文化和双语言
大同理想和小康现实
从大同论到理想国
漫谈“西化”
人类社会的文化结构
人类文化问题的再思考
文化的创新规律——文化的新陈代谢规律之一
文化的衰减规律——文化的新陈代谢规律之二
文化的流动规律——文化的新陈代谢规律之三
四种传统文化的历史比较
四种传统文化略述
汉字文化圈
华夏文化的光环与阴影
如何弘扬华夏文化
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
现代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特点
文化冲突与文化和谐
《文化学丛谈》引说
儒学的现代化
中国有三宝
传统宗教的现代意义
信仰问答
读史散篇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回顾资本主义时期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苏联历史札记
"拼盘"与"杂炒"
历史包袱
萨满教和圣愚崇拜
刺客列传和现代恐怖
话说天国
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
胡适和陈独秀的分道扬镳
科学的一元性
百岁忆往
小学•中学•家庭
张家姐妹
抗战的艰难时期
“反右”运动
住牛棚
《周有光百年口述》尾声
纪念圣约翰大学110周年
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
变阴暗为光明
傻瓜电脑的趣事
窗外的大树风光
妻子张允和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流水式”的恋爱
残酷的自然规律
巧遇空军英雄杜立德
日本新语文的旗手
吴玉章和拉丁化运动
黎锦熙和注音读物
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
胡愈之引导一代 青年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智慧的巨星胡乔木
水利大师郑权伯
现代教育的开创者蔡元培
卢贛章：切音字运动的开创者
魏建功：台湾普及“国语”的开创者
吕叔湘：语法学大师
张志公：实用语法学家
中国日报创始人刘尊棋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始人姜椿芳
新语文的创导者叶籁士
图学新纪元的开创人曾世英
《今日花开又一年》序
《百岁新稿》自序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学思集》后记
《朝闻道集》后记
《拾贝集》前言
《静思录》前言
诗歌之页
大雁粪雨
新世纪的祝愿
语文与文明
字母跟着宗教走
人类文字的鸟瞰
预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
谈谈比较文字学
“文字改革”的百科新稿
我和语文现代化
异形词的整理和汉语词汇的歧异现象
规范音译用字刍议
语言和文字的类型关系
几个有不同理解的语文问题
中国语文的与时俱进
语文现代化的三项当前工作
拼音正词法和国际互联网
书写革命
作文和写话
学写八股文
古书今读
读孟一疑
文房四宝古今谈
“书”的故事
女书：文化深山里的野玫瑰
作者简介
本书收集周有光先生八十五岁退休之后的所有重要作品。周先生自“离开办公室”后，就告别了语言文字的专业研究，开始撰写大量思想文化随笔，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随笔除了来自阅读积累之外，还结合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周先生以其超凡的文字驾驭能力、清通晓畅的语言，论述了诸多深奥的问题。文集荟萃了作者以小见大，微观中显现宏观的晚年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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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点评世界历史文化发展大势，惜墨如金，字字不虚。贺平先生曾说：“他的文章不仅具有超然物外的胸襟和气度，开宽而深邃的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而且语言平实洗练，深入浅出，举重若轻，风趣幽黙，没有不痛不痒的套话，更没有故作深奥、叠床架屋、艰涩聱口之语。”此言得之。最感佩的还是老先生关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情怀，正如周老自述：“自从85岁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这是我退休以后，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职责。我希望我一直关心的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有许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共同规律可循，追求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是各个国家不可抗拒的现代潮流。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 -
《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 出版之际座谈上讲话 资中筠 （2015年6月）【来源：资中筠公号2017年1月17日文章】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我跟周老认识很晚，是在他一百零六岁的时候。我很荣幸，由于他看了我的书，想见我，通过他的公子“召见”我，然后我就登门拜谒。非常遗憾，现在周晓平先生反而先走了，我想对周老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晓平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他年逾古稀还为他的父亲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他竟先去了，令人痛惜。 出于对周老先生的敬仰，我到这里来谈谈我的感想。 刚才张森根先生（《周有光文集》编委会委员）很详细讲了他对周老著作的一些看法，张先生和叶芳女士这几年对整理和编辑周老的著作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周老他们两位知道周老的价值，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有这么多周有光的著作，今天才能够在这儿谈论他的思想。我觉得他们是功不可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 现在概括几点我的想法： 周有光先生一生是大半部中国近代史 像周先生这样活了一百多岁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他的一生是中华民族的大半部近代史。假如我们的近代史从1840年算起的话（这个算法近代史学家有许多不同意见），不管怎么样，周先生一生等于是2/3的近当代史。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经过了很多坎坷很多动荡，他是一个活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民族共同经历了各种沉浮和苦难。从他的文章，从他的百年口述里我们也看得到。而且他的职业跨度很大，很少人有这种情况。看他的作品或看他的经历，就等于是看一部中国近代史，内容非常丰富。但是这个近代史不是官史，是通过一滴水看大海，通过一个人的经历看整个民族的浮沉，这是非常宝贵的。 正如张先生讲的，周老的叙述是非常易懂的。现在有些文章不说人话，或是用中文写类似外国话的话，这种文风很多，而周先生恰好相反。什么叫深入浅出？他这个才是真正用最浅显的大白话来说深刻的哲理思想。所以我们看他的书很容易看，看了以后可以回味无穷。 提倡从世界看中国 周老提出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原来我们也提到20世纪是一个大踏步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常常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已经赶了一百年了，或者不止一百年了，赶来赶去，好像天天都在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为什么就常常赶不上？就是受到非常狭隘的眼光的束缚。 由于中国在进入近代的时候，是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老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天生，或者是潜意识里，或许是宣传的结果，总之有一种狭隘的受害感。有一种集体记忆叫做“五千年的辉煌、一百多少年的屈辱”。概括起来这么一个感觉，于是对世界的看法就像通过哈哈镜来看，不是真正的平视，要么就是仰视，要么就是仇视，要么就是鄙视，就是不能平视，不能客观、平平静静地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周老先生提出从世界看中国，换句话说，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一想到一个事情，就应该把中国这件事情摆在整个世界范围里，看它占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起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上雷海宗先生的《西洋通史》课——实际上就是欧洲史，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然后整个欧洲的变化。雷海宗先生每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公元前多少年古希腊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在黑板上写：XXXBC 鲁X公X年（按《春秋》的年代：例如鲁庄公、鲁哀公，等等）。现在他讲的很多课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学会了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把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串起来看，每当说到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当时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什么状况。比如说满清入关是1644年，我会想到那时候英国正好发生光荣革命，这一段时间就是克伦威尔时期。这样一对照，你就知道当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欧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这样，我们的心胸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胸怀，从世界看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老是从中国看世界，动不动就强调中国特色，说你们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特色就是这样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较；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抱残守缺。 我们已经吃亏了这么长时间了，经过了周有光先生所讲到的大事小情，他讲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玩，用很幽默的笔法讲的，其实是很残酷的历史，很悲惨的事情，而且也很不幸。我们民族经历了那么那么多，有的是外患，但大多数是内忧，我觉得我们的内忧是多于外患的，大多数是自找的。所以老人从整个经历所悟出来的道理，最后总结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今天，新的一轮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一种狭隘的、排外的、跟现在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一种情绪和风气正在我们国家兴起，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外部世界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不能浑然不觉 现在外部世界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还包括正在发展中的、我们看起来以为人家很落后的那些国家，实际上正在悄悄地发生很深刻的变化，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自以为很先进、很了不起。实际上我们真的去看一看外部社会，不要一天到晚老盯着什么外交，几个领导人互相之间的拜访、会晤，除了这些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欧盟，我们现在看的宣传都是欧盟遇到了困难，欧元区怎么怎么样了，希腊到底退出还是不退出，等等问题，但是欧盟的形成，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深刻的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一句话来说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从此以后欧盟国家之间不会再打仗了，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是从欧洲开始的，而且核心是法国和德国。欧盟的开始是法德两国化解世仇，找出了一个共赢的办法就是煤钢联营，说从此我们共同开发，不要再夺了。一些很有胸襟的政治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一点一点从“小欧洲”六国慢慢发展，他们每一步都克服了很多障碍，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不了，最后又成功了。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现在又碰到困难了，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困难，要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至于他们还会遇到种种困难，是难免的，即使导致欧盟解体了，也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至少作为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欧洲国家之间不再打仗了。 还有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所产生的伟大生产力，走到这一步以后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正在进行很深刻的改革，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所以外部世界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我们如果不去注意，整天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小事情上说来说去，并且把它无限地放大，我们自己要吃大亏的。 所以周先生"从世界看中国"这句貌似很简单的话，里面其实有很深远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前途还取决于年轻人 我觉得周老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比我乐观得多，我跟他谈话如坐春风，他就以他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他经常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个世界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好的方向"当然我看不到，他就更看不到了。他说没关系的，人也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走错了路，走了岔道以后终究是要回来的。我说回来太晚了的话，代价就太高了，中华民族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由于走了很多弯路的缘故，所以希望以后少走一些弯路。如果一个人的胸怀像周老这样"从世界看中国"，站在地球之上，放眼一看的话，这个世界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自己还是不能释怀，中华民族是不是还要经历一次劫难，还是说可以顺利地跟世界接轨，随着世界发展的潮流共同发展？这也还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这一代人有什么样的胸怀，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想我们不应该辜负周老的期望。他的乐观主义我觉得是以不打仗为条件的。人类现在再经不起大战了。假如再发生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的是大战，大国之间的战争，小打小闹的不算，武器发达到这个程度，不仅仅是原子弹，如果真的打一仗的话，人类不知道要倒退多少，甚至不知是否还存在。所以这种轻易说战争，就像打游戏机似的“打仗”，说说可以，但是认起来真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最后，张先生刚才提到这本书里《窗外的大树风光》，我也特别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是一篇极品的散文，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而且有深邃的哲理，从文字到意境，都美到极致。文章最后还流露一点无奈——最后这棵树被砍掉了，作者觉得遗憾得不得了，但是它还是被砍掉了，这也是一个老人的无奈。 平常常说人“老糊涂”。我们常常会说，某人如果早一点在什么什么时候去世的话，他就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可惜他活得太长了，越活到后来错误越大。当然，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什么错误危害不大，要是位高权重之人，祸害面就广了。但是周老恰好相反，属于越活越明白的人。所以年龄只是一个符号，有的人越老越糊涂，有的人越老越智慧，并发出智慧之光照耀我们大家。 -
今天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岁寿辰，特别奉献社科院张森根研究员为《从世界看中国》撰写的后记。祝周老生日快乐，寿比南山！老而不朽谓之圣作者：张森根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2015年1月13日将迎来他的110岁（阳历）生日。他最近的一本别集《百岁新稿》修订版，出版于2014年1月。不少读者还把他的经典语言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S在网上传播。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是同年龄段学者中成果最丰硕、知识最渊博、工作最勤奋、思想最新潮者之一，还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展示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社会担当和人生境界。永远的乐天派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在常州和苏州上中小学，在上海入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各两年）。离校后，在上海、杭州、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生活和工作。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救国会的爱国活动，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抗日战争重庆时期他经常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好多人劝他从政当官，但他都不为所动。1949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提髙了，他却一直保持低调。他的老朋友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请他去当官，他也不去。自到北京工作后，周有光的收入从50年代的1000多元降到500多元，“文革”前只有200多元，日子过得很吃紧。朋友们劝他担任行政职务，否则级别低工资提不上去。但周有光不当官的信念很坚定，他一直守着这条底线。刚到文改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工作时，因为吴玉章政治地位高，周有光有专车接送。吴玉章去世后，“文改会”从部级降为局级，他只能挤公共汽车了。但他看得很淡，自我解嘲说：“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见周有光：《陋室铭》）后来，上面让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再后来，他主动从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的名位上退出。等环境宽松下来后，他又通过著书立说、接受访谈、发表公开讲话等渠道，在学理层次上把他该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因而他的杂文、小品文，看似平实委婉，却总透着一股磨砺批判的锋芒。周有光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8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轰炸和谋生，前后转了十多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4岁就夭折了，他儿子被流弹击中，肠子上被打穿几个孔，他自己还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到周围的人都死了。好端端的一个中产家庭，就在战乱中落到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只能重新开始。但他并不沮丧，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二是“文革”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入不敷出的他，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而19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生活时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如按现在的标准算，月薪髙达人民帀10多万。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可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集齐了，但原来那点算不上富裕的“家产”已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多半被毁。但他毫不气馁，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有光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阴晴风雨之后还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的老人并不多。他是个乐天派，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社会转型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2002年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张允和，自称 “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并当选为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有光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俩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藩当过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有光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可民国时期开始败落。但张家十分开通，听凭儿女婚姻自由。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都找到了佳婿。四姐妹中以老三的夫婿沈从文最有名气，但也一生坎坷。张允和解放初在光华附中任中国史教员，后因业务精湛奉调上北京编纂教科书。不料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张允和挨整受气，周有光索性让她回家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幸好如此，否则像张允和那样的家世和她的性格，在往后的50多场“政治运动”中可能性命难保。1949年后，张家四姐妹天各一方。4对夫妻中除周有光夫妇外，仅四妹张充和一人现在美国生活。周有光夫妻性格不同，周有光爱喝咖啡、红茶，很理性，搞汉语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写理论文章；老妻则爱喝绿茶、老母鸡汤，重感情，写散文、随笔。周有光爱听西洋音乐，妻子爱听传统音乐，唱昆曲。但他们70多年恩爱如常。张允和写道：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石堤被打得千疮百孔，可是石堤上的两个人依然坚挺硬直”。张允和去世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她的突然去世，使周有光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后来想起了“残酷的进化论”，“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很快就平静下来，过起了孤寂但仍充实的日子。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周有光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个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了比3个35岁还长。他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所以他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许多比他年纪小的老年人都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他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真是一位快乐的智慧老人！说真话，求真知周有光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他不想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或避祸免灾去说瞎话和昏话。有的人主张“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实际上，大话、空话、套话和“我主圣明”的话照说不误。他在知识与理性的层面上，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他的“三分法”、“双文化论”和科学的一元性，都是他心里要说的真话。2010年他出版了《朝闻道集》，称其“记录我生命中最晚一段时间的阅读和反思”。在学术争论上，他也决不当和事佬。他针对一位名声比他更大的学者的“河西河东轮流坐庄论”和中国文化将主宰21世纪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位大学者还主张“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乃至反对古书“今译”……周有光也一一予以否定。周有光认为，甲骨文中就有简繁之分，古代就有简化字，书法家王羲之经常写简化字；历代都用当代字体改写古书的，因此，“今译”早已有之。删繁就简是“汉字和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认为文言比白话优美，那是心理错觉。目前有一股复古风，这是缺乏时代意识和自信心的表现。青年们不可误入歧途。”对所谓的“国学”，周有光也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主张对“国学”的主心骨—儒学的封建性、保守性和玄虚性加以剔除和改造，同时提出了儒学现代化问题，目标是与赛先生和德先生握手。他指出：“‘文革’使整个中国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脑袋里空空如也。突然听说‘四小龙’起飞是以儒学为背景，由此想起了华夏文化。”“终身教育，百岁自学”周有光为《见闻随笔》撰写前言时写下来“终身教育，百岁自学”这个标题，作为对他自己的鞭策，也是他践行的人生哲学。周有光上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用的是金融学；去美国后，他靠的是进图书馆读书自学；1949年后他一人干三份工作，其中包括在复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没有洋学校颁发的荣誉头衔，全凭真才实学当上了二级教授（离休前为一级教授）。1956年他改行参加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50岁的他又得从头开始。面对周围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平时积累的知识不够用，还得靠自学劲头和钻研精神。他不但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还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等方面显露头角。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他忽然觉得自己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际无边的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于是，他静静地坐在他那9平方米的“有书无斋”的小房间中看书、思考、写作。他写下许多笔记草稿，先让朋友和晚辈评点，又不断修改，有的文章发表后再改正、补充。他晚年七八本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集，就是这样边学边思考、边写边修改推向读者的。尽管他说“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笑我幼稚和迂拙”，但公众对这些跨学科研究的文集给予了很髙的评价。周有光主要是在90多岁后写这些文章，他在《百岁新稿》自序中说：“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考古不易，考今更难……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与周有光同时代的人中，自学成才的很多，对周有光也有启发。如他敬重的胡愈之的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周有光当初对调入北京改行想不太通，因为自己对语言文字学是外行，怕不能胜任，胡愈之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受到他人格感染，到北京后发奋自学，从外行变成内行。周的连襟沈从文只念过小学，是有名的小说家，后来成了北大教授；建国后一直挨整，被发配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最后靠钻研写出了关于中国瓷噐史和服饰史的传世之作。这也给了周有光“攀比”的动力。最令人钦佩的是，周先生尽管学富五车、自成一家，却是一位闻过则喜的谦谦长者，他一贯欢迎读者对他提出批评。他要求青年朋友对他的著作“不是先肯定文章的内容，而是先怀疑文章的内容，都要经过独立思考，然后接受”。他还说：“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髙兴。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几年前，周老把网上对他的质疑、批评乃至责骂，让他哲嗣周晓平先生一一传我阅读。他对待不同声音的度量，足令晚辈更加敬重他的学品和人格。2014年3月在为他即将出版的《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撰写的“尾声”中，他正式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反对的意见或可成为成功的基礎，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周老的“不怕错主义”虽然是针对读者指正他的著作中史实和观点说的，但由此引申出来的道理却是十分深刻的。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难道不就是依赖于对错误不断地揭示而后不间断地作出改进吗？周先生真是一位生命不息、思考不息的智慧老人！“老而不朽谓之圣”，诚如斯人。 （修订于2014年11月，原载《南风窗》2013年1月16日）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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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该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有一颗乐观向上，闻过则喜，思考不息的心，还有一位相濡以沫的老伴，“老而不朽谓之圣”，周老不愧是人生赢家。 -
敢说真话的周先生毕竟是在退休后才开始关注历史与文化问题，他的观点既不成体系也欠深度，作为普及性短篇文章或访谈发表于报章挺好的，集结成书就显得粗浅累赘了。而最近十年来多家出版社一再推出各种书名抢眼的杂文集子，似乎有借着高龄的噱头树权威冲销量之嫌。本书更是集大成的集中集啊。 -
值得看，值得思考 -
通俗易懂，毕竟全中国人的汉语拼音都是老先生教的。
很多文章都是原载《群言》杂志，有些内容重复多次出现，适合我这种记忆力一般理解能力一般的人，从小大道语文都是我的短板。
现在（2016年）去看这本书，会发现我们如今发生的事情也不过如此，有一种“老早就对你说过”的超前感。
这本书说历史、宗教、文化，不是复刻过去，更多的是解释发展的过程。 -
国家无道，上昏下谄，是非颠倒。身处这样的时代，既要做到不枉道媚上，又不贸然进谏以致祸及己身，是非常困难的。周老有宁武子的智慧。 -
周老这几年的文章，可以把它全部叫做启蒙的教材，是如何认识当代世界、认识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启蒙教材，如何能够从神权、君权走向民权，从神学、玄学走向科学的启蒙教材。——邵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