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画传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3
ISBN:9787308112185
作者:沈建中
页数:254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兴办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的历史要上溯自1916年,这一年,在北京城内的基督教汇文大学和城外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依照在美国纽约的托事部议决“在北京创设基督教联合大学一所”的精神,实现了联合,并组建了新学校的校董会。1920年,华北协和神学院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并入了这所新的学校,学校设男、女两部,分设在北京东南角的盔甲厂和东城灯市口佟府夹道,两地的规模都不大,学生的人数也很少,水准也不过相当于专科的程度。 1918年12月,纽约托事部决定聘请司徒雷登为这所合并后的学校的校长。 1919年初,司徒来到了民国政府的首都北京,他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学校的“正名”问题。在司徒的建议下,董事会聘请了蔡元培、王宠惠、傅增湘、吴雷川、胡适等五位中国学者组成校名专门委员会,最终,由华籍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提议的“燕京大学”之名,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赞成。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还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这种教俗合作的精神,也体现了司徒作为教育家工作的一个特点。 司徒雷登说,他决定“用新的教育试验的办法,兴办一所教会大学。”鉴于燕大现有校舍的情况,他确定了建一个全新校园的计划。为此,司徒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北京西直门至西山之间,最后,在西郊的海淀,他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司徒请山东齐鲁大学的哈利·鲁斯(Harry W.Luce,路思义)做燕大副校长,专司赴美国筹款。最后,经过努力,他们得到了铝业大王霍尔的遗产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 建校工作,次第展开。司徒雷登说:“我喜欢在建筑上采用中式的外部结构,用现代的内部装修相结合的办法,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于是,司徒请了亨利·墨菲(Henry.K.Murphy)为总建筑师。墨菲是中国教会大学“宫殿化”倾向的代表人物,后来被聘为国民政府建筑顾问。在主持燕大建筑设计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其“宫殿化”的定型作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设计。经过在北京的观察和研究,墨菲的燕大校园设计采用了中国宫殿形式建设教学大楼,采用中国庙宇形式建筑校门,移植了华表和石狮等中国建筑元素作为校园装饰,这种将西方的工程技术与中国的建筑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是中西建筑之外特定的建筑语言,它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体西用”,是墨菲“宫殿化”建筑的艺术典范,也符合司徒雷登的文化观和哲学观。最终,贝公楼、穆楼、适楼等88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加上优美的环境区划,陆续完工推出。 1926年6月,司徒雷登50岁,“从头做起”的燕京大学迁至海淀新址。1929年10月,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从此,“临湖轩”、“未名湖”等这些与司徒雷登有关的名词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前言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邵著《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述评    在研究司徒雷登的诸多专著中,有一部是不能不提的,它就是邵玉铭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    邵氏为中国的留美学者,专攻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史,196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期间,就认定以“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为其将来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而着重以司徒传教士和教育家生涯为重点。1975年,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的思想和生活(1876-1941)》。后来,在美国圣母大学马里兰大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等机构就职时,又撰写了《司徒雷登与20世纪中美关系》等学术著作。因此我们可以说,邵氏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司徒雷登去世后不几年即关注其人其事并以他为研究对象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回到台湾以后,邵氏在从政之余,仍不忘他的研究。斯时,他的研究重点转入司徒雷登的驻华大使阶段,他对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美苏关系、国共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能从此一阶段起,邵氏已经有了再写一部完整反映司徒雷登和中美关系著作的想法,所以,他就一方面修改和补充自己的博士论文,另一方面广泛搜集涉及司徒大使生涯前后的纵向和横向的中外史料,加以分析和考证。为了专心研究,他甚至辞去了公职。1991年,他将自己用英文写成的研究成果送往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学会,获得了该学会同意后,于1992年正式出版,书名为《一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以下简称《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列人哈佛大学东亚丛书第158种,全书381页,约20余万字。    从1975年邵氏完成了以司徒雷登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到1992年他又出版了司徒雷登和中美关系的学术专著,这中间隔了17年,凸显了作者治学之严谨。    《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出版以后,好评甚多,如美国哈佛大学出版评审委员会认为这是“一本令人震撼之作,它非常透彻地阐述了美国与东亚问互动关系中一个深具影响力的人物”。哈佛东亚研究学会并推荐本书参加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学术著作奖和美国亚洲学会李文森学术著作奖。一个中国人用非母语英文撰写的著作能够被提名参加美国著名的学术著作奖项,就此而言也见证了作者的功力。    英文版主要是给西方人士阅读的,然邵著研究的对象是在华50年深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司徒雷登以及中美关系,因此,中文版不可或缺。好在作者本人也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2000年以后曾多次往来于海峡两岸,并到了昔日的燕园即今天的北大,在燕园他有了一些触景而发的感叹:“想要中国人民了解燕大及司徒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最终,中国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应允将中文版出版,从英文版的问世到中文版的推出,间隔了11年,对学术界而言,这是一个迟到的喜悦。    对于迄今已逾200年的中美关系,作者将它分为四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这中间也涵盖外交、军事、教育、思想。而对于司徒雷登其人,作者认为从司徒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家三个身份来看,他的一生历经中美关系上述四个方面中的三个,即政治、文化、宗教。因此,与其他美国人相比,司徒的这种经历“在二百余年中美关系中无人出其右,他可说是一个涉猎中美各层面关系最广最深的人。    而对司徒雷登一生经历中的三个身份的影响,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传教士和教育家是褒多于贬,而外交家却是毁多于誉。换言之,就是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传教士和教育家,却是一个失败的外交家。    笔者认为,作者的定位是准确的,而全书有了这个概括,关心司徒和中美关系的读者们可以在作者的导引之下,进入了书中。  在全书写作的侧重面上,作者是有所不同的。传教士和教育家两部分约占五分之二,这部分主要是对其昔日博士论文内容的扩充,而外交家部分则占五分之三,为全书着力之重点。这也与作者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方向有关。1982年,作者以英文写就1949年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暨司徒雷登在其中所起作用的论文,发表于英国《中国季刊》,后来,该文的中译文又以《司徒雷登暨1949年美国与中共寻求和解秘辛——美国是否另一次“在中国失掉机会”?》为题,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之上。这可以认为是作者检讨司徒大使生涯之开端,而此前的1979年、1980年、1981年,他已先后将其用英文写就的论文《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美苏与国共四角关系之研究与检讨》等译成中文发表于《传记文学》。这些论文后来结集成《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一书。内容以时间顺序包括了宗教与美国对华扩张主义、20世纪中美关系中的假想与事实、1945年至1949年美国苏联与国共四角关系等课题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有些也被作者运用到了《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之中,为人们,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的思维方法。    我们再从邵著之章节设计来分析作者匠心所在。    全书共分三部14章,第一部和第二部共7章(第一部2章,第二部5章)是关于司徒的传教士和教育家部分,重点着眼于第二部燕京年代(1919—1941),其中第6章司徒与中国政局(1925—1937)和第7章司徒与抗日战争(1937—1941)的见解和分析颇有历史深度,可与司氏回忆录中相关内容参照阅读。第三部外交家部分共7章,重点是1946年至1949年司徒担任驻华大使阶段,此阶段在书中共占4章,一年一个章节,如第9章司徒与马歇尔使华(1946),第10章希望外交(1947),第11章坚忍外交(1948),第12章传教士外交官的坎坷路(1949)。之所以如此设计,说明此一阶段中外留有史料较多及作者对此期的研究兴趣。    通阅邵著,我觉得其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来思考。司徒雷登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有一种精神联系,除了两人在出身背景上都系西欧苏格兰一爱尔兰后裔、都系南长老会牧师家庭以外,对中国的认识竟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对袁世凯,对。二十一条”,对。兰辛~石井协定”等等。    众所周知。威尔逊以标榜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出名,他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曾得到了包括激进和温和的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推崇,也使他在中国获得了“仅次于孔老夫子和中国古代圣君”的景仰。然而,尽管威氏理论上认为日本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出于美国现实利益的考虑,他在巴黎和会上却又指示与会的美国代表团向日本让步,从而被认为是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五四运动也由此而发,也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大批人对美国失望而转向了苏俄。    司徒雷登恰恰是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从南京来到北京,接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同情五四运动,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并提出防止日本侵华的四大支柱——民主、威尔逊、美国、传教士。用这种美国模式来抗击日本是否有效我们姑且不论,但司氏这种拥华反日的理念,其后却贯穿了他在华的岁月。    对于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人们对它评价很高。其实,用司徒自己的一句话似乎就可以概括:。燕大是融汇(中西)两大文明永恒价值的综合体”。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看法,故我们把司徒称之为“世界公民”也未尝不可。    当然,我们也注意邵氏在对司徒任燕大校务长期间的一段介绍,即燕大有过8年之内更换过4位校长和代校长的记录。这说明了什么?作者以司徒和第一位燕大华人校长吴雷川的关系为例,说明两人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关键在于作为校务长的司徒仍牢牢抓住校务实权不肯放手,吴氏只是名义上的一校之长。结论可以各不相同,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出发,而作者的结论似较符合实际,即司徒的做法主要还是出于维护学校财务支持及与美国教会的关系作出的考量。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司徒一度拟请孔祥熙担任燕大校长的动机了。    对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美国政府与英国等国保持了一致,在华13所美国教会大学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甚至无视约大中国师生们的民族感情,从而引发部分师生离校自立光华大学。而与卜氏同为教会大学校长的司徒却公开表示同情燕大师生支持上海工人的声明,还建议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放弃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事实上,作为美国侨民,司徒在许多问题上与美国官方的立场是不一致的(如他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前后,站在中国民众一边,与美国驻华公使麦克墨瑞发生冲突,并在燕大校园为“三一八”死难的燕大女学生魏士毅立纪念碑),这也可以解释他任驻华大使以后的种种举措为什么和一般的职业外交官相异。    关于司徒与蒋介石的关系,本书所提到的一则史料是我所见过的其他研究司氏的著作中所没有的。这就是1937年3月司徒曾应蒋介石之请,为其《西安半月记》(陈布雷执笔)的英文版作序,这一则史料当时知者甚多,不知后来的研究者为何视而不见,而作者注意到了。其实,它为司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司徒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曾四度前往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其目的是调停中日战争。作为基督徒,司徒相信人性的善恶转化均在一念之间。他认为日本政府和军方也有主和者,对“和平”会作出明智的选择,而妥协是交战双方唯一的出路。他与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王揖唐等私交很好,认为汉奸其实并不忠于日本。对于这一段史实,笔者将邵著与林孟熹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及其他相关论述参照来读,就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解释日本侵华以后的中日关系绝非非黑即白,这其中其实还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对这些地带的探究和发掘对搞清历史复杂的各面真相无疑是有利的。    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是本书的重点。    在军人出身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以后,原来的继任人是接史迪威职的军人魏德迈,而魏氏本人也想做,蒋介石也希望他做,为什么后来成了司徒雷登?这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关系有关,马氏看中司徒是一个为国共两党和中国民众都能接受的人物,能协助自己在调停国共两党关系上发挥较大的作用。然而,马歇尔看中的司徒,却不为蒋介石所看好…。    司徒任大使后的第一项工作是评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份由民社党领袖张君劢起草的“政协宪草”与国民党按照孙中山“遗教”制定的“五五宪草”有很大的差异,它更接近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宪理念,司徒和马歇尔都认为这是一部民主的宪法,蒋介石对宪法也表示认可(尽管其后他又表示后悔并在其日记中多有流露),最终,宪法得以在“制宪国民大会”上通过,从而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宪法。40年后,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的一个法源就是出自这部宪法。    司徒不是职业外交官,因此,他的某些做法显得“缺乏现实感”(资中筠语)。比如,他提出了“中美苏和平理论”。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可效法美国,而在经济上则可仿效苏联,所以,国共两党应尽快组织联合政府。他这番说辞在中国第三方面知识分子中间曾经出现共鸣,但就实际政治的操作层面而言,却不具可行性。而现实是国共和谈并非国共两党之主动,而是美苏促成的,且国共对其中两个核心问题即“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无法达成共识。所以美苏一旦对峙,国共和谈一定破裂。    国共内战终于爆发,邵著第10章名为“希望外交”即意在分析马歇尔调停失败离华以后的1947年司徒的设想,这种设想按照作者的分析,是包括“蒋仍是希望所寄”和“反对让中国人‘自作自受”两个层面。    然而,让司徒料想不到的是,他所希望的蒋介石却是“敷衍司徒”(王世杰语),而原因据王氏分析出在傅泾波身上。    1948年是国共决战胜负关键之年,国民党败势已显。司徒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特别是在桂系的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之后,他对国民党内的某些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李宗仁、自崇禧、李济深等人有了兴趣,最后,他希望蒋退休,让上面这些人来掌握国民党的权力,并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而这种被本书作者命名为“坚忍外交”却注定了要以失败而告终。    1949年4月24日后,司徒留在南京,并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接触。关于他未能成行的北平之行,后人作有多种解读。本书作者认为,中共与美国之间此时并没有所谓的“坐失良机”之事,因此,所谓司徒若能成行北平,“恐怕亚洲的历史都已改写”的说法应属臆测。    对于司徒雷登回忆录最后三章是否其本人观点的问题,作者依据自己的判断,对照美苏冷战与国共对立的时代,燕大结束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作了分析,结论是该三章虽系霍恩贝克代笔,但反映的思想和观点,应属司徒本人。笔者在此还想补充一点,即司徒此时的观点思想,与胡适为其回忆录撰写的“导言“颇有相似之处。而造成这一切者,只能归结于彼时那个冷战和热战(朝鲜战争)相互交映的时代。    在本书的英文版里,作者曾引用《魏德迈报告》中一则关于已故傅泾波的负面材料,被林孟熹指为:“随意更改、夸张,有失严谨治学之训。且引发傅泾波次女傅铎若的不满,应该说,在人物的评价中,这一类的纠葛以至引发法律诉讼者很多,产生的原因也很复杂,不一而论。我在阅读中文版时,注意到邵氏对此事已加以解释并于注释中详加说明,这表现了作为一个学者负责任的态度。其实,对人和事物的评价,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可以有不同乃至相反的评价,本不足为奇,只要不是确凿的恶意诽谤,可以各说并存。但对涉及私德之处,应持慎重态度。    由于海峡两岸图书交往并不对等,我直到2009年方才读到邵氏这部大作,作为学术著作,它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严谨的,可说是笔笔有出处,在这部20余万字的著作中,注释就达963条,由此可见作者的治学功力,对研究司徒雷登而言,可说是开山之作,因为司徒回美后,就似乎已被人遗忘了,回忆录出版后也是反响平平。倒是有邵玉铭这样一位学者在关注着他,以他的一生事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锲而不合,从博士论文到学术专著,从英文版到中文版,并带动了其后的研究与思考。    走笔至此,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中文版的注释似也能译成中文为好,这样可以更大限度地方便对司徒有兴趣的读者来检索和思考。    最后,在两岸交流通达的今天,笔者希望两岸的出版机构通力合作,使本书的中文简体字本能早日面世。

后记

2008年我在撰写《走近司徒雷登》一书的过程中,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的主编冯克力兄说我发给他的由美国傅氏姐弟提供的司徒雷登的照片清晰度都不错,建议我可以再编一本关于司徒的画传,以照片为主,围绕照片写点文字。克力兄不愧是研究老照片的行家里手,他的这几句颇具内行的话倒还真的激起了我的热情。    于是,就开始操作起来。但真正做起来,发现难度还真不小。比如在图片的说明方面,手头的照片大多没有说明,有也仅仅是一句话。因此,有些照片的时代需要考证,人物需要考证。每张照片要有一个确定的标题,若干照片要组成一个单元,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快捷的读图时代.考证以后还必不可少地要有“链接”,以满足人们“爆炸”的求知欲,这个过程对我来说真比写一本纯文字的司徒雷登传记还要费心,个中经历的艰辛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几次想打退堂鼓,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我对作为“世界公民”的司徒雷登这个人物有兴趣。    编书过程中,我与已故傅泾波先生(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的子女们多有接触。二女傅铎若女士对司徒雷登那份执著的感情,三女傅海澜女士来往中美两国,捐赠司徒遗物和文献不求报酬,唯一的要求是各受捐单位要做到物为所用,资源共享;四子傅履仁将军身患绝症,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完成了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姐弟三人对“司徒爷爷”的一往情深,深深地感动了我,也使我在诠释这一张张的图片之中,力图挖掘其中所蕴涵着的普世的、人性的因素,并且以一种客观、理性、包容的叙述,来看待司徒雷登及其时代的人和事。    书编完了,至于是否合乎人们的需求,则要请亲爱的读者们来评判了。    感谢国仲元、王瑞智两位先生的鼓励和推荐,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能玉成此事,也感谢陈杰小弟一如既往的帮助。    沈建中    2012年8月

内容概要

沈建中,原籍江苏常州,出生于北京,现供职于杭州某纪念馆。曾在《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文史精华》《团结报》《近代史资料》《老照片》《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晋阳学刊》等发表近现代历史人物史料史实研究文章三十余篇。以发掘尘封历史史料,还原历史人物真相为研究方向。曾出版《司徒雷登与西湖》、《走近司徒雷登》。

书籍目录

代前言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一 家世背景 二 中国——美国——中国 三 兴办燕京大学 四 实现了的梦想 五 传教士外交家 六 晚年岁月 七 魂兮归来 附录一 司徒雷登年谱简编(1876—1962) 附录二 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前后大事记(1972—2011)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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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画传》编辑推荐:历史人物往往只因为一个瞬间而被人记住,司徒雷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就恐怕是一副狼狈返回美国的模样。这本画传颠覆了我对他的印象,也会细细猜想他离开中国时的五味杂陈,毕竟他生于这块土地,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葬于此地,他投入满腔热血创办的燕大也在这里。美国,中国,到底何处是故乡,何处是他乡?

作者简介

《司徒雷登画传》内容简介: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Stuart,1876-1962)是一位在近现代中美关系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2008年,司徒的骨灰安葬中国杭州并经媒体报导后,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位曾经“别了”、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美国人的历史人物的探究兴趣。本书图文并茂,以图为主,其中包括司徒家人提供的从未公开过的照片,既有史料价值,也有收藏价值。本书是作者继《走近司徒雷登》之后的又一力作,较之前书更为全方位地介绍了司徒雷登的一生及其所处的时代,图片近300张,比《走近》增加200多张,着重撰写图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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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摘自杭州日报文/散木上几代中国人,都知道有《别了,司徒雷登》这篇宏文。它出自共和国最高领袖那汪洋恣肆的手笔。“别了”的宣告,传达的不仅是胜利者与一个“老外”(美国驻华大使)的告别,实是宣告上世纪世界政治体系在中国的解体,也即列强和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终于从1840年的“来了”到了1949年的“别了”,而那个“老外”所代表的美国,在中国、在远东遭受到了它无法理解的失败。那是历史的拐点,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忽如一夜,这个“别了”的“老外”,终于完成了他的夙愿:去世多年后,他的骨灰回到了出生地杭州,“叶落归根”了。这里有怎样的故事、怎样的玄妙,怎样的诡异,请看这本《司徒雷登画传》。作者沈建中是杭州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长期搜集和研究关于司徒雷登的史料,之前曾出版《司徒雷登与西湖》《走近司徒雷登》等书。司徒雷登安葬于杭州安贤园之后,在美国的傅氏姐弟(司徒雷登生前“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子女)又向杭州有关部门捐献了司徒雷登的许多历史照片。傅氏子女的热诚,深深感动了沈建中,也促使他在诠释这些图片时力图挖掘其中所蕴“普世的、人性的因素”。远离了时代硝烟后,我们才能对历史有更本真的认识和理解。司徒雷登,究竟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化身,还是一个标榜“世界公民”而对中国人有着同情的美国人?或者是带有双重色彩的历史人物?这当然需要人们去仔细认知和讨论,不管如何,正如《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作者林孟熹所说:“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于是,“走近”其人,就是对于历史的尊重。从“别了”到“又回来”,人们终于没有忘怀这位传教士的儿子,这位会说一口地道杭州话的“老外”,这位熟谙中国经史子集的异教徒,这位发自内心欣赏儒家人道主义思想又极力推崇孟子、墨子和王阳明的汉学家,这位宣扬“人类大同”的布道者和神父,这位民国燕京大学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校长,这位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而入狱的外国人(在日本宪兵监狱中遭拘禁长达三年有余),这位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有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受敬重的美国人”,这位“冷战”前后的尴尬人,以及美国退出中国的“罪人”,晚年以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度过余生的畸零人——他回来了。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     成功的教育家,失败的外交家,与其说是一个美国人,不如说是一个中国人~
  •     能帮助我们多了解了解那段历史
  •     第一手资料和照片多,很是吸引人。司徒雷登已然是半个中国人了。
  •     这本书里呈现的老照片有不少都很珍贵,要说它有收藏价值,我是同意的。作者给图片做注当然也是力气活,很不容易了,但里头还是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最明显的一条是“司徒雷登与友人泛舟于未名湖”,该图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未名湖,最大的可能是现在已经消失了的高水湖。
  •     还真是个“画”传,照片不错
  •     一个见证中国进程,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内内战,一个美国人,生活在中国,教育家,一个为中国做了好多工作,有信仰的人。燕京大学培养好多的人
  •     可悲的燕京大学,传奇的司徒雷登。用图片说话,文字凝练。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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