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章节试读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293页 - 文献主义

页293，（梁漱溟）1922年出版“东亚文化及其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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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吧？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69页 - 陈寅恪与德国早期学术联系新证

上文提到，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瓦尔德施米特等人均在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研究中亚古物，想必受业于吕德斯的寅恪当时亦常走访这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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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想必”，“寅恪”肯定常去瞎逛的，他在“有相夫人升天因缘曲跋”不是说过“予曾见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吐鲁番部壁画中，有欢喜王观有相夫人跳舞图”吗？人类学博物馆就是那个民俗学博物馆，不同的译法。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294页 - 文献主义

页294，“学界通常会提到寅恪受到兰曼（Charles Lanmann）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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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曼（Lanman）成德国人Lanmann了？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472页 - 附录二

（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讨论雅马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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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马台？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08页 - 文献主义

页308引陈诗“群趋东邻学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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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群趋东邻受国史”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82页 - 目录学

页182
梵文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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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
汉文佛典中所见“数论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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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七十论吧。。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462页 - 附录一

俞大维的外祖父是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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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曾国藩是俞大维的外曾祖。
曾国藩——曾纪鸿——曾广珊（俞母）——俞大维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04页

书中引陈寅恪致傅斯年信，谈论钢和泰，引文第一句为“钢氏已为哈佛大学聘定”，核查作者所引《陈寅恪集·书信集》，应作“钢和泰已为哈佛大学聘定”。另外，前一页（103页）脚注标示此信在书信集中的页码为48页，实际应为47—48页。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12页 - 文献主义

页312，页313脚注1，林冶（Ernst Waldschmidt）都被引成“林治”了。“冶”是Schmidt（铁匠）的对译。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70页 - 目录学

页170，两个“迪卡尔”，应为“笛卡儿”。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25页 - 西典

作者研究陈寅恪著作中的“西典”，将《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追溯到《约翰福音》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甚至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页125-128）。但基督教是真理在先，因真理而得自由，其真理为基督教一家的真理，不容怀疑挑战。而陈寅恪则是以自由为先，因自由探讨而得真理。在他眼里，基督教真理恰与马列主义一样，是造成思想不自由的“俗谛之桎梏”。所以《约翰福音》、燕大校训和王国维纪念碑铭除都用真理和自由的字眼外，完全无典故关系可言，只属于词句的相同。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12页 - 文献主义

页312：“有关金光明经藏文本则有三种，而蒙文本研究见‘支那学’第四卷第四号樱部文镜‘蒙文金光明经断篇考补笺’。”
陈寅恪原文：“（金光明经）西藏文则有三本（见‘支那学’第四卷第四号樱部文镜‘蒙文金光明经断篇考补笺’），其一为法成重译之中文义净本。蒙古文及Kalmuk文（予曾钞一本）均有译本。”
作者对原文显然有误解。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66页 - 目录学

页166，“从东洋这样的字样来看，丁福保使用的这个题目可能是根据日本学者的翻译”。不用“可能”，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不就是织田得能辞典的编译吗？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475页 - 日本中古史巨擘黑田俊雄

日本中古史巨擘黑田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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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看出“巨”在哪里。。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12页 - 文献主义

页312脚注3引霍恩雷书作Manuscripts of Budh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实应作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h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87页 - 玉井是博

《发现》根据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日记中所记陈寅恪出席的一次晚宴，陈寅恪读书笔记中提到《关于敦煌户籍残简》，推测该文作者、晚宴参加者之一玉井是博（日本唐宋经济社会史学者）曾经影响陈寅恪转向唐史研究（页87-99）。但作者又说陈寅恪“和他（玉井是博）是否曾就唐史研究进行过具体交流……亦已不得而知”，那么关于影响的推测只能说纯属捕风捉影，这样缺乏证据的“研究”作为一般谈资还可以，不该轻易当学术论著发表。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08页 - 文献主义

页308，“缪勒还谈不上关心中西文化交流，最多只能算印度和西方文化交流。缪勒也没有在中亚史地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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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呐，作者看来把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跟陈寅恪的老师F.W.K.Müller（1863-1930）给闹混了。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270页 - 佛学佛教佛法

他（朱谦之）曾出家，后来又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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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466页 - 附录二

群趋东邻学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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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史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8页 - 寅恪寅恪

作者说“寅恪先生在著述中喜用‘寅恪案’，故本书行文提及陈寅恪处，除标题用陈寅恪外，一般称寅恪先生或寅恪”（页18脚注1），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从“寅恪案”就可以证明通篇呼陈为“寅恪”是合理的。
寅恪！寅恪！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77页 - 目录学

页177，梵文俗语（Prak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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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俗语”就可以，Prakrit和梵语差别太大了。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66页 - 东方学之目录学

陈回国后曾在清华国学院开普通讲演“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作者怀疑“东方学之目录学”系直译自德文杂志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东方学书目》）的刊名。但因该讲演内容不详，陈氏读书笔记又未出版，作者只好以此“作为话头谈谈德国的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早期发展”，一谈就是三十多页（页165-197），但“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这一首先需要成立的观点却始终悬着无法坐实。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84页 - 周作人与赫尔德

第384-411页，第八章“民族学与国民性——周作人与赫尔德”，除一段话（第398页）涉及那位“寅恪”外，与全书内容无关，可删去。
内容上也没什么发明。这样的文章可以无限制造下去，“周作人与Andrew Lang”、“周作人与霭礼士”、“周作人与森欧外”等等等等，“江绍原与Andrew Lang”、“潘光旦与霭礼士”、“鲁迅与森欧外”等等等等，“周作人、江绍原与Andrew Lang”、“周作人、潘光旦与霭礼士”、“周作人、鲁迅与森欧外”等等等等。。。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5页 - 导论

本书特别关注的是寅恪学术之养成、发展、变化及其背后的语境，除了特别考察寅恪之学术发展之外，亦关注寅恪之前辈学者、学界同人之学术活动及其思想背景，以及寅恪与他们之间的思想和学术联系，比如烈维、白璧德等人的人文主义及其与佛学之关系，王国维、周作人等人对赫尔德之理解及其思想文化背景等等。寅恪所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转化的时代，寅恪及其同时代的学者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对各种政治、文化、思想、学术的变化作出反应，如何对自身的思想、文化、学术进行定位，如何对自身的思想、文化、学术与当时政治、社会之变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出反应，均值得考察，本书仅就其中部分富有旨趣之议题加以讨论。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8页 - 导论

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寅恪作古已四十余年矣，其生平行事涉及亚、欧、美三大洲，一生学术兴趣与取径亦颇多转移，欲从中条理出所谓单一之系统，虽有可能，但并无必要。因此本书也不预先设立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框架，这样每一章亦不必削足适履放入一特定框架之中。我并非专攻近代思想文化史之学者，一开始也未曾打算写一部近代思想文化史专著，只是在浏览阅读一些书籍过程中注意到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提出来分别加以讨论。可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又被看到的新材料吸引，从而又发现一些新问题。诚如王汎森先生在一篇访谈中所感叹，“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新问题总是随着新材料和新想法不断出现，很难去预测其行程和终点。写作和出版是有截止日期的，我经常和友人开玩笑，写书是个“双规”的经历，即在“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作品，“规定的时间”指一件学术作品的完成当有一个截止日期，不可能无限写作或修改下去，“规定的地点”包括图书馆、书房、办公室。而学问本身并不可能有真正到达终点一说。无论多有价值的学问，出版之后终究只是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基本上，我一开始虽主要探讨寅恪先生的生平和治学，后来逐渐随着新问题的提出而进入了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对中国学术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陆续撰写相关章节，到现在终于形成了本书现在这样的规模。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页 - 导论

寅恪先生早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思想和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寅恪先生在亚、欧、美三个大陆多所学术机构受过十分严格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训练，因而他的学术，无论是早期的 “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还是后来的中古史研究，均应放置在一个广阔的世界学术史背景下考察，而且需要用不同语言的文献材料等多重证据来进行辨析。广义上，虽然殖民主义时代的“东方学”也包括在欧洲人看来作为研究他者对象的“汉学”，本书所讨论的寅恪学问中的所谓“东方学”却主要指寅恪文中所谓“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实际上主要指寅恪早年利用中亚出土新文献以比较历史语言学进行的文史研究，并不包括寅恪以自身文化传统所进行之中古史研究。换言之，在本书所构建的寅恪先生的学术世界中，“东方学”主要指比较历史语言学为方法、以中亚和塞外出土语言文献为主要史料的学问，特别是寅恪先生早年关注的佛学、蒙藏、西夏之学，而所谓“汉学”不算在内，涉及中国之研究在他的学问中应被理解为历史学，即对中国历史之研究，亦所谓寅恪从四部学的角度提及的“乙部之学”，而他中年时期特别注重的是中古史研究，晚年则转向明清史研究，出版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论著。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268页 - 佛教佛学佛法

胡适：“儒家固有真理，老、庄、墨、翟也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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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墨翟”二字不能断开呀。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466页 - 附录二

Stefan Tanaka书的副题是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作者误作“Past”。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12页 - 文献主义

页312，《敦煌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少“本”字，应为《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208页 - 佛学与新人文主义

（烈维）1890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印度剧场”（Le Théâtre In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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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戏剧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70页 - 白乐日

有关白乐日（Étienne Balázs，匈牙利汉学家、唐史学者）影响陈寅恪学术专向的猜想（页70-87），以及玉井是博游学欧洲时曾会见白乐日的推测（页94）也都是证据不足。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198页 - 白璧德

整整一章在讲同陈寅恪只喝过一次葡萄露的白璧德及其佛学研究（页198-236），虽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吴宓日记》里所提白璧德与陈寅恪一边喝着葡萄露一边究论的佛理到底是什么。整个一篇附录都用于比较1919年就学哈佛的中日留学生（页438-465），虽然我们完全不知道陈寅恪是否认识山本五十六。照作者这种思路，是不是该把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校史，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早期历史也都写一下。当年哈佛递报纸的、送牛奶的、擦皮鞋的、剃头的、扫大街的，波士顿东方楼红烧龙虾、端盘洗碗的，乃至陈寅恪穿什么牌子的洋装，用什么牌子的雨伞等等，是不是也要调查一番？甚至搞一个“陈寅恪舌尖上的美国”，这不更有助于“陈寅恪语境”的彻底还原吗！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03页 - 文献主义

页303，图六十“盛年吕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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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照片已经出现在页228，为图五十三“格伦威德尔”。
配图配错了。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笔记-第315页 - 文献主义

页315，“（烈维）以发现和校订出版‘大庄严论’、‘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等唯识学梵文文本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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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维发现的是“唯识二十颂释”（含世亲的本颂、释论）和“唯识三十颂安慧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