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巨变

出版社:大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2
ISBN:9789866234170
页数:264页

章节摘录

  五、和為上策:《中法新約》並非「不敗而敗」  從歷史上來看,戰爭和外交仿佛是一對孿生兒,兩者既相互對立,但往往又結合緊密,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由此,當政者要想處理好這兩者關係,就必須具備非常高超的操控水準,譬如在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戰爭的進行過程中,中外各方圍繞「和戰」問題的外交活動和秘密談判幾乎就沒有停止過。  毫無疑問,打仗是最能花錢的。倘若打贏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還能敲詐一筆;但要是打輸了,戰敗方不但血本無歸,還要倒賠戰勝國的軍費。這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那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裏,也是通例。譬如,德國人在色當戰役裏打敗了法國人,法國人不但損兵折將,還得賠償50億法郎並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給德國人;而一戰結束後,德國人被打敗了,就得反過來賠償1320億馬克給那些戰勝國。德國人最後付不起,經過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國人不幹了,要重新打過,二戰就這樣爆發了。從此以後,戰勝國向戰敗國強索戰爭賠償的事,也就收斂不少,要不然逼得狠了,戰敗者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煩事。  1885年4月7日,也就是鎮南關大捷後沒幾天,正當前線老將馮子材聯合各路清軍將領準備分兵南下收復河內、太原的時候,清政府卻突然下達了「乘勝即收」、停戰撤兵的命令。  命令來得太突然了,很多清軍將士接令後,氣得捶胸頓足,「拔劍刺地,恨恨連聲」。許多士兵甚至跑到將帥帳外,寫血書,立軍令狀,「磨拳擦掌,同聲請戰」,「戰如不勝,甘從軍法」。馮子材等清軍將領在大勝之下也不想輕易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於是他們便聯合起來致電兩廣總督張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誅殺議和之人,以振士氣。  當時人寫詩諷刺清廷:「十二金牌事,於今複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所謂「十二金牌」,就是當年南宋朝廷令岳飛從朱仙鎮退兵的金牌詔的故事。就連清政府派赴廣東會籌防務的彭玉麟,當時也憤憤然地賦詩一首:「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但是,胳膊畢竟扭不過大腿,馮子材最終還是被迫遵旨撤軍,彭玉麟只能歎道:「老臣抗疏千行淚,一夜悲歌白髮生!」  事實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在整個中法戰爭期間,即使在宣戰以後,也始終在或明或暗地尋求和平活動。鎮南關大捷本來使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都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擔心法國會「因憤添兵」,不斷擴大戰爭,兵連禍結,這時主管談判事務的李鴻章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對此點頭稱是,以勝求和,也就順理成章了。  武人好戰,情有可原,但作為大清帝國的總當家,慈禧太后考慮的可能要多一點。就當時的情況來說,雖然清軍在鎮南關、諒山等地大敗法軍,並在北越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國艦隊當時也佔領了澎湖列島並對臺灣形成了封鎖狀態,中法雙方在陸海兩個戰場上互有勝負,總體上形成一種均勢。  慈禧太后擔心的是,法國人會因失敗而憤怒,因憤怒而繼續擴大戰爭,這是她所不願看到的。實事求是地說,對於越南未來的戰局,不要說慈禧太后沒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線將士心裏也未必有底,因為鎮南關大捷和臨洮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軍在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所取得的,而雙方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卻不是短時間能夠彌補的。  譬如在海戰方面,清朝當時的海軍和法國艦隊根本不是一個級別,這從馬尾海戰及南洋艦隊的兩艘軍艦在浙江石浦被擊沉的慘痛失敗就可以看出。更讓慈禧太后心煩意亂的是,法國艦隊可能會對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運構成威脅,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法國艦隊北上進行騷擾,再度攻擊京畿,這也導致清廷對持續作戰底氣不足。  海防空虛,加之戰爭耗費巨大,清政府在財力上難以支撐,也是停戰求和的重要原因。據後來統計,清廷在中法戰爭總共耗資一億多兩白銀,並為此欠債達2千萬兩,其中相當部分是以海關稅收作為擔保,向外國銀行所借的債款。而清廷此時期的財政收入大約在7千萬兩左右,刨去開支,每年只有數百萬兩的盈餘。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顯然不是清廷所能長期承受的。  再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雖然英美等國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但戰爭的過分延長會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英美等國也一直給清廷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儘快對法妥協,早日結束戰爭。英美等國並不希望中國取得對法戰爭的全面勝利,因為這可能會使得清廷對西方列強採取強硬措施,譬如英國外交大臣就曾說過,「中國的任何勝利,都會一般地對歐洲人發生嚴重後果」。  而中國的兩個鄰居,俄國和日本,也在虎視眈眈地看著戰爭的進程。拿俄國來說,早兩年因強佔伊犁的陰謀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圖利用中法戰爭混水摸魚。1884年9月,在法國突襲馬尾港的福建水師之後不久,俄國報紙竟然聲稱:「中國伊犁背約,將來法攻中國,俄亦欲奪疆土。」俄國人對土地的貪婪,的確讓清廷頭疼不已。  更為嚴重的是未來的中日衝突。中法戰爭期間,日本策動朝鮮的親日派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遭到失敗後,也不斷鼓吹武力侵朝,這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1885年初,正當中法軍隊在北圻激戰之時,日本代表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談判有關朝鮮「甲申政變」的善後事宜,卻暗中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暗通來往。清廷當時最擔心的就是,法國和日俄勾結,南北呼應,乘機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時清廷根本無法同時應對。畢竟,以清廷當時的實力,是無法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  此外,當時臺灣仍受到法國艦隊的嚴密封鎖,形勢險惡。而越南當局在中法戰爭中一味地妥協投降,甚至在法國人的脅迫下公開斷絕了同清廷的宗藩關係。越南的離心離德,也讓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繼續援越抗法的信心和理由。  正是處於多種考慮,慈禧太后在權衡利弊後,決定捨越南而保臺灣,承認越南淪為法國保護的現狀。恰在此時,法國茹費理內閣垮臺,新的法國政府對持續的戰爭也感到不堪重負。正因為雙方都不想再打下去,兩國間已進行了多日的秘密談判便開始互相妥協,彼此都表現出和平解決的意願。  1885年1月,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插手干預下,清政府授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駐倫敦辦事處的英國人金登幹作為中國代表,同法國外交部進行秘密談判。得到清廷授權後,金登幹於4月4日同法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畢爾簽訂了《巴黎停戰協定》(又稱《中法議和草約》)。  金登幹簽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書,正式文本還要雙方正式代表重新談判擬定。後來,法國政府代表兼駐華公使巴德諾來到天津和李鴻章進行談判,以敲定和議最後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雙方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通常稱《中法新約》),和約共十款內容。  在隨後的1886年到1888年,根據《中法新約》的約定,清政府又和法國簽訂了《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務條約》、《中法續議商務專約》等後繼條約,由此,法國終於打開了通往中國西南的商業之路。  中法之戰結束了。在這個戰爭中,清廷乘勝求和基本沒有什麼疑問,但中法戰爭到底是不是「不敗而敗」,學界一直爭論不休。  不如來看看條約原文。條約第一款和第二款,說的是清政府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具體來說,就是規定越南境內的事情比如叛亂什麼的,由法國自行弭亂安撫。中國境內的匪黨等事情,由中國設法解決,總而言之,不要弄到越南來。至於那些在越南的中國僑民,改由法國保護,一視同仁。無論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過北圻與中國邊界,法國並約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國既擔保邊界無事,中國約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說,法國與越南自立之條約,不管是已定的還是續立的,都請中國不要干涉,至於今後中越往來,也不要有礙中國的威望和體面。  這款的意思就是,越南以後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國來保護,清廷不必插手。反正大清帝國在越南也沒有行使過什麼實質性的權利,現在又無力承擔義務,天朝的面子問題都是虛的,設法保全就是。至於第一款的後面規定,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條約。  第三款提出要勘測界址,劃定中越國界。說句題外話,中國古代不存在什麼具體的國界概念,「普天之下,盡是王土」,世界以中國為中心,不用劃界。但是,近代民族國家的觀念興起後,敲定雙方的邊界成為國際通常做法,劃界也是遲早的事情,不提。  第四款講的是對中越老百姓往來兩國的邊境管理,比如發放護照之類的,這些也是歐洲人搞的新鮮玩意,也算是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了。  第五款說的是通商問題。中國與越南北圻陸路交界,允准法國商人及法國保護之商人同中國商人運貨進出。通商處所在中國邊界指定兩處:一在保勝以上,一在諒山以北。法國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無異。中國應在此設關收稅,法國亦可在此設立領事官,其領事官應得權利。與法國在通商各口之領事官無異。中國也可與法國商議,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鎮揀派領事官駐紮。  第六款是對第五款的補充,商定以後具體討論關於通商的章程和稅收等問題,這就是後來簽訂的《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中法續議商務專約》。  上面這兩款,之前的主流觀點認為是侵犯了中國的權益,說是法國人打通了侵入中國西南的門戶,被罵得很厲害。但以現在的觀點看來,這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通商條款,從條約內容上來看,雙方都是平等的,談不上誰侵犯誰的問題。看來,一些教科書的老調子有點跟不上時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關於修建鐵路的,法國將在越南北圻一帶開闢道路,鼓勵建設鐵路。「日後若中國酌擬創造鐵路時,中國自向法國業此之人商辦;其招募人工,法國無不盡力勸助。」但特別說明的是,「不得視此條是為法國一國獨受之利益」。  從這條來看,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平等的,法國人已經特別說明,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考慮和法國多合作,但沒有規定這是法國獨享的權利。事實上,戰後中法兩國和好如初,後來北洋艦隊的船塢工程,和馬尾港一樣,還是請的法國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約定通商條款和將來的章程十年為期,期滿可續修。這也是當時的國際慣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國撤兵的規定,規定條約彼此畫押後,法軍立即退出基隆,並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畫押後一個月內,法兵必當從臺灣、澎湖全行退盡。  第十款是關於雙方換約的,不提。  條約大概內容就是這樣,如果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基本還算正常。  《中法新約》中最大的爭議,莫過於關於越南的保護問題。正如從中調停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所說:「中法爭端是解決了,條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簡單地說,就是承認現狀,這真是:誰能搶就搶,誰能搶到就算他的!」  但是,筆者認為,關於越南淪為保護國,其主要責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萬步來說,那也是實力問題,無可奈何的事情。據說,在李鴻章和福祿諾於1884年5月簽訂了《中法簡明和約》後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國人的指使下,將清政府頒發的玉璽、封冊等當眾焚毀, 公開宣佈斷絕和中國的藩屬關係,接受法國的保護。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開投降法國的舉動,事實上讓中國軍隊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論依據。而且,這對後面的戰局也有重大影響。清軍取得勝利的鎮南關等地,都靠近中越邊境,後勤保障和補給相對容易,而且得到了當地人民的支援,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沒有越方的支援,情況就很難預料了。  當時的大清帝國,在西方列強面前,遠談不上是什麼大國,在自己國力並不強大,且萬事待興的情況下,去保衛一個沒有太多利益且已經單方面宣佈中斷傳統關係的藩屬國,未必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譬如越南的情況,早放棄,早受益,不必去背這樣一個包袱。  從戰略上來說,做出一個決策,我們必須要界定自己的威脅是什麼,利益在哪里,在怎樣的資源條件下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在大清帝國實力有限的情況下,去保一個對自己沒什麼實質意義的藩屬國,正如李鴻章認為的,避重就輕,意義不大。  如果按這樣的思路的話,中法和談如能早日實現,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徐中約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實證明,清廷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堅定的作戰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師和馬尾船塢。可是,庸碌無能的領導層卻毀了這兩者,而且還喪失了安南這一朝貢國。清流黨意氣用事,無補於事,因此對這些後果應負大部分責任。」  做決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兩端,舉棋不定,最後弄得兩頭落空,損失慘重。這些損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氣用事是分不開的。至於《中法新約》,就條約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說是失敗,相反,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儘管後人大都認為清廷腐敗無能,但對於《中法新約》,後人們似乎沒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認為它是賣國條約,儘管它有著這樣或者那樣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女人當國,畢竟會有舉棋不定或優柔寡斷的缺陷和毛病,但過多的苛責,特別是建立在非歷史的事實基礎上求全責備,這就未免有失公允了。

前言

  前奏  馬戛爾尼訪華的不愉快之旅  在中西方的海上新航路開闢之前,世界上的大國都是孤獨的,它們在彼此的勢力範圍中享受著傲視群雄的榮耀,孤傲而不喜歡被打攪,古老的中國便是其中之一。但歷史終究是歷史,它並不會為哪個國家或者民族而停留……你想要的,未必能得到;你不想要的,它未必會不來。  1792年9月26日,當法國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樸資茅斯港卻一片歡騰。英國的 「獅子」號、「印度斯坦」號戰艦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在早潮時起錨了。它們的目標,不是法國,而是遙遠的中國。  在擁有64門火炮的「獅子」號船頭,艦隊的首領馬戛爾尼望著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著海上的空氣。此時的他,肩負著英王賦予的神聖使命:為英國商業打開中國的大門。這個使團規模龐大,光正式人員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貴族、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和僕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個艦隊有將近700人。令人歎為觀止的是,英國從來沒有派出過如此龐大的使團,整個歐洲也從來沒有。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員早已提前把一封預約函交給了駐廣州的兩廣總督。英國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為了增進兩個朝廷間的友好往來,為了發展於兩國都有利的貿易關係,決定派遣馬戛爾尼勳爵為全權特使赴北京訪問。」當中國方面接到這封信時,也幾乎是在馬戛爾尼使團出發的時候。  商業拉近了世界的距離,產業的升級換代更是讓地球日漸縮小,原本支離破碎的地區版圖,在歐洲探險家、傳教士和商人數百年的努力下,最終在商業利益和權力欲望的整合下產生了強勁的紐帶聯結。  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後,在重商主義的思潮影響下,各國對通商貿易都寄予厚望。在對中國的貿易中,英國雖然已迅速超過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國國王對當時的中英關係並不滿意,此次派馬戛爾尼前往中國,就是希望跟中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並達成下列協議:  一、英國派遣駐中國使節。  二、准許英國在舟山和天津進行貿易,並仿效澳門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個小島,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貨物。  三、允許駐在澳門的英國商人居住廣州。  四、英國商品在中國內河運送時,爭取免稅或減稅。  準確地說,馬戛爾尼是當時英國派往中國並常駐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國人的這個願望,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由英法聯軍打敗清王朝後才得以實現,這離馬戛爾尼訪華已經是近70年後的事情了。  馬戛爾尼絕非等閒之輩。1757年秋,20歲的馬戛爾尼到倫敦完成律師實習。1764年,他被封為貴族,隨即被派到俄國談判貿易條約。出發前,當外交大臣葛籣維爾建議他帶上1651年航海條例的複本時,他驕傲地回答道:「為避免增加負擔,我把它全背下來了。」這樣,他當上了談判特使。  1775年,馬戛爾尼成了英屬加勒比地區的總督。同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法國人站在美國人的一邊,共同打擊英國人。1779年6月,當法國海軍上將德斯坦率領25艘戰列艦、12艘三桅戰艦和6500名士兵出現在格林伍德的海面上時,馬戛爾尼只有可憐的24門炮和300名志願兵迎戰。剛一交戰,馬戛爾尼的兵力就死傷過半,他自己也當了法國人的俘虜。  還算幸運的是,1779年11月英法兩國交換戰俘,馬戛爾尼便回到了倫敦,隨後又被派到印度擔任馬德拉斯總督。任職6年後,馬戛爾尼以為印度總督非他莫屬,但由於他當時只是愛爾蘭的男爵,在大臣們眼裡,印度總督的要求對馬戛爾尼來說似乎過高了,因此他最終未能如願。  不過,馬戛爾尼隨後又有了新任務,國王喬治三世把他派往遙遠的中國,去為大英帝國開闢新的市場。馬戛爾尼的助手喬治.斯當東,也是長年跟隨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馬戛爾尼發生意外的話,將由喬治.斯當東領導使團去繼續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斯當東的13歲兒子,湯瑪斯.斯當東,也跟隨使團前往中國,並在後來的外交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算是此次遠航的意外收穫吧。  當時船上還有4名中國傳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與王神父,他們在義大利教廷完成學習後搭順風船回國。因此,小斯當東有了很好的機會學習中文,後來的很多照會檔還都是出自於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後的湯瑪斯.斯當東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專員長駐在廣州(1798——1816年),並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也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後來,湯瑪斯?斯當東不僅成了當時中英關係的專家,而且還是一位知名的漢學家。  面對浩瀚的大海,馬戛爾尼意氣風發。在伊莉莎白一世時代,沃爾特.雷利爵士就曾說過:「左右商業的人左右世界的財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當時,所有的英國人像下面的歌詞一樣夢想飛揚:  「統治吧,英國,英國,統治那浩浩的浪波。」  800萬英國人既然「統治了大海」,他們也就相信,這次前往中國一定會有不小的收穫。不過,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理人卻不這麼認為:「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一概蔑視,它對外國實力的無知使它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強大。它認為派遣使團只是一種效忠的表示。」  長途的航行也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順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氣候變得極為惡劣,「豺狼」號一度失去了聯繫,一直到進入亞洲海域,艦隊才得以重新會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導致不少船員中途喪命,他們的屍體和靈魂也都只能永遠地沉入途經的深藍大海。  這個龐大的使團帶來了眾多的禮品。英國人想把他們最新的發明介紹給中國,如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並猜想准會讓中國人感到驚奇而高興。英王還特意贈送了當時英國規模最大並裝備有110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也許,他們想暗示64門火炮的「獅子」號在英國強大的海軍艦隊裡是那麼地微不足道。  英國人在禮單中還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他們想,這些東西可能會引起中國軍官們的興趣。但後來讓英國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絕大多數都是文人出身,他們對此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這些洋人的東西,不過是些無用的奇技淫巧罷了。  英國使團還帶去了一些精美的儀器。如當時天文學和機械學的最佳結合產品——天體運行儀。這個儀器代表了整個宇宙,它能夠準確地模仿太陽是天體的各種運動,如月球繞地球的運行、太陽的軌道、帶4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另外,還有一個地球儀,上面標有各大洲、海洋和島嶼,可以看到各國的國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脈,並畫出了所有這些遠航的航海路線。  由於語言不通,解釋這些儀器的名稱很傷腦筋。所有的照會檔和禮品,必須符合天朝的語言,以便中國的皇帝能夠理解。比如天體運行儀,就巧妙地寫成了「天文地理音樂鐘」。幸虧當時還有個小斯當東,經過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訓練,他已能湊合著寫漢字了。當時照會檔的翻譯與謄寫,實在是出奇的複雜:羅神父不懂英文,必須首先從英文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譯成普通中文,並改為天朝的官方語言,而最後的謄寫工作,往往就靠這個孩子來完成了。  問題還不僅僅是語言。20年之後,湯瑪斯.斯當東這樣總結英國使團的不妙處境:「這個龐大的帝國過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資源,所以不願和歐洲各國建立關係,它幅員遼闊,別人無法強制它,它從不容許與西方發生任何關係。」  中國人並非一貫封閉,他們也喜歡貿易,特別是沿海居民。他們從海上貿易中討生活,無非是謀求提高生活水準。但歷代統治者不這麼認為,稍有風吹草動,往往就禁海鎖國。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滅南宋後不久,便於1292年下令「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明清兩朝的大多數時間裡也是堅持類似的禁令。  但禁令有時候也未必能壓抑人的本性。事實上,一些廣東和福建人很早便僑居東南亞,也可以說是國人最早的殖民主義事蹟,譬如鄭和下西洋的時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國人在海外謀生(其中還有部分人是在元末與朱元璋爭雄失敗的豪強們)。當英國使團經過巴達維亞(雅加達)的時候,發現中國人已經在這個荷蘭的殖民地從事著各種職業,如辦事員、經紀人、零售商、佃農、耕種者或僕人等,甚至連種植甘蔗這種給黑奴幹的活都幹,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有做大買賣發了財的。  中國人數量的劇增和取得的成功讓荷蘭人感到恐懼。174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聽到反叛的傳聞後對中國人進行了一場大屠殺,大約有2萬到3萬中國人因此喪生。荷蘭害怕中國皇帝會對其在廣州的荷蘭人進行報復,於是派了使團前往中國說明事由,並為此道歉。  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中國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復說:「我對於這些遠離祖國貪圖發財,捨棄自己祖宗墳墓的不肖臣民,並無絲毫的關懷!」  這個皇帝就是乾隆。  馬戛爾尼來中國的那年,乾隆帝已經80歲了——中國的官員都認為英國人是給皇上賀壽來了。  1793年6月19日,在出發9個月之後,英國人終於來到了中國的海面。他們在澳門停泊數日後,便北上天津,前往覲見中國的皇帝。但讓英國人不快的是,剛一上岸,他們的隊伍便被中國官員不由分說地插上幾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寫著幾個大字:「英吉利貢使」。無論在旗上還是禮品清單上,中國官員都把 「禮物」改成「貢物」。在天朝,給皇帝送禮從來都叫作「貢」。  馬戛爾尼並不認為自己是臨時的貢使,他是作為英國首任常駐大使派往中國的。但中國人從一開始就不接受這種區分,和對其他國家的使團一樣,他們對英國人採用的是同樣的措詞和禮儀。  問題很快又來了。中國的接待官員發現英國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頭,要知道,其他國家的貢使和傳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這次是馬戛爾尼。無論是他本國的禮節習俗,還是他的資歷性格,都決定了他不會向中國的皇帝下跪叩頭。要知道,即使在英國國王面前,馬戛爾尼也只是行單膝下跪禮,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會雙膝下跪。他聲稱,自己決不對別國君主施高過於自己國君的禮節。  乾隆帝聽到後很不高興,但英國人不遠萬里前來,他還是格外恩准了馬戛爾尼只單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馬戛爾尼好像取得了勝利,但也為這次外交失敗埋下了伏筆,雖然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點。英國人認為特使單腿下跪是對大國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適方法,但在中國人眼裡,這是一種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衝突,在禮節問題上展現無遺。  英國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謁見皇帝,不過,這個慶典不是為他們,而是為乾隆帝準備的,英國人和其他貢使一樣,不過是給節目增加點異國風味罷了。那天的拂曉3點鐘,在清朝接待官員的催促下,馬戛爾尼和他的隨行人員身著禮服向皇宮出發。英國人在一片漆黑中走了4公里多的路,據當時隨行人員的描述,「隊伍亂成一片,一些狗、豬和驢竟混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了——中國的動物都是夜中之王。」  4點左右,英國人終於來到燈火輝煌的宮殿前,但他們的隊伍已亂成一團。上千名的天朝官員、各國貢使和僕役,在無邊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來。英國人第一次見識到中國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圍看不太清楚,倒沒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國人的狼狽。在燈籠的微弱燈光下,英國人趕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過於失態。  在靜靜地等待中,天色漸亮,曙光出現,皇帝來了!全體人員呼喇喇地跪下,英國人也照樣做了,但只是單腿下跪。當大家在叩頭時,英國人只是低下頭;大家抬起身子,英國人也抬起了頭。當大家又重新趴下時,英國人又低頭;大家站起來時,他們也就站了起來。  瞧,多麼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這群人是多麼的無禮,大家下跪叩頭的時候,他們居然比周圍的人高出許多!  隨後,馬戛爾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遞了英王的信,並送了幾隻西洋表作為禮品。皇帝回贈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緻的蛇紋石禮品。接著,斯當東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禮,乾隆帝也贈給斯當東先生一塊與大使一樣的玉石。皇帝對小斯當東很感興趣,於是把小朋友召了過去,並解下他身上的一隻黃色荷包,送給了這可愛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經知道小斯當東會講中文,很想親耳聽聽,於是小斯當東用中文感謝了皇帝送的禮品。看來,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當東比那些討厭的英國大人懂禮貌多了。  覲見後,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國使團參觀行宮。英國人看到園內的樓裡都放著西洋的玩具、掛鐘和地球儀,感到十分掃興,因為這些東西讓他們的禮品頓時黯然失色。陪同馬戛爾尼遊覽的官員還告訴他,比起圓明園內西洋珍寶館收藏的東西,這些都算不了什麼。英國人一陣尷尬的沉默,中國居然到處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禮品物件。  不過英國人隨後也扳回了一局。馬戛爾尼發現了一些英國製造的音樂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館的藏品。福康安見馬戛爾尼對此興趣盎然,以為他從未見過這類東西。福大人於是傲慢地問,英國是否也有這些東西,但當他聽說這些東西就是從英國運入的時候,也感到十分掃興。  由於福康安的顯赫地位,馬戛爾尼想獲得他的好感,於是邀請他觀看英國使團警衛準備已久的操練,但被福康安拒絕了,他對此毫無興趣。馬戛爾尼在當天的筆記裡記道:「真蠢!他一生中從未見過連發槍,中國軍隊還在用火繩引爆的槍。」後來馬戛爾尼穿越中國本土前往廣州時,他看出那些寬衣大袖的國防軍,並沒有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拋棄了的刀槍弓箭之類落伍的武器。  半個世紀之後,鴉片戰爭爆發了,天朝的武器設備看來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觀。  英國人其他引以為傲的軍事技術也沒有得到展示的機會。回北京後,英國人曾想表演試射炮彈,但他們的炮兵很快被打發回來了,中國人告訴英國人,他們懂得發射技術。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英國人驚奇地發現,這些大炮與炮彈都完好無損地擺放在那裡,從未被使用過。於是這些「英國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個多世紀後,又被重新運回了它們的故鄉。  在中國期間,天朝並沒有對英國使團進行特別優待,相反,因為禮節問題——英國人竟然不給皇上叩頭——增加了乾隆帝對英國人的惡感。英國人根本沒有受到他們想像中的歡迎,相反,卻是天朝接待官員在熱情和禮貌下的極度厭煩和戒備,因為有人還因為禮節問題丟了官。清朝最終取消外國使節的叩拜禮,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馬戛爾尼後來再也沒有機會和乾隆帝見面,他們的外交請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黃色詔書的回應,僅此而已。正如馬戛爾尼的隨員安德遜所說的:「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裡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  這些狀況的形成,是當時天朝文化的必然體現。用乾隆帝的話來說就是:「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但這並不是乾隆爺的發明,明代已經有此說法:「中國之物自足於用,而外國不可無中國之物。」  狂妄的英國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懊喪之餘,英國人只好灰溜溜地離開北京前往廣州,他們的艦隊在那裡等待多時了。乾隆帝為了讓英國人見識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馬戛爾尼一行人由陸路返回廣州。但臨走之前,乾隆帝有點不放心,於是他下了一道密詔給沿途接待的官員:「英吉利夷性狡詐,此時未遂所欲,或至尋釁滋事,固宜先事防範。但該國遠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後。況該貢使等目觀天朝法制森嚴,營伍整肅,亦斷不敢遽萌他意。此時惟當於各海口留心督飭,嚴密巡防。」  英國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員陪同,在經過艱難的跋涉並領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後,他們終於見到了等待已久的「獅子」號與「印度斯坦」號,戰艦鳴19響禮炮,迎接他們的歸來。  對馬戛爾尼來說,這實在是一次極其失敗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過程中,卻發現清政府的貪污腐敗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給使團的招待費,當時算是一個駭人的鉅款(每天5千兩白銀),但大多數已被經手的官員克扣中飽。在馬戛爾尼來看來,大清帝國只不過是一艘外強中乾的「破船」罷了。  英國人還不甘心,但後來的遭遇還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勳爵再次率領使團來到中國。這次,我們前面提到的小斯當東已經長大,並和他的父親一樣,已經當上使團的副使。但他們遇到的,卻是父輩們同樣的問題。  覲見前,中國的大臣勸阿美士德屈從同意叩頭,但被阿美士德拒絕了。隨後發生了一場混亂,中國人和英國人展開了一場混戰,有人推,有人拽,到處喊成一片,要把英國人拉去見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擋著,抗議對使節動武。他的抵抗被彙報上去,結果嘉慶皇帝龍顏大怒,命令英國人立刻滾出北京。  也許,阿美士德被趕走的遭遇使英國意識到,靠談判的方法,無法改變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國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談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須試一下。  後來,倒是當時已經成為聖赫勒拿島的「長住居民」的拿破崙說了幾句公道話。拿破崙聽說英國使團要來島上順訪,很是責怪了英國內閣為什麼不讓阿美士德服從中國的習俗,他說:「在義大利,您吻教皇的騾子,但這並不視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國最高官員一樣對皇帝施禮,一點也不會有損名譽。」他還憤憤不平地說:「你說他準備像向自己國王那樣向皇帝行禮,但你怎麼能要求中國人服從英國的禮節呢!」  拿破崙畢竟是做過皇帝的人,他十分瞭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裡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須屬於同一世界,也就是說要具備同樣的心理結構。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狀況並非如此:兩者在對方眼裡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儀式在清朝皇帝眼裡純屬荒誕可笑的不可思議之舉,但英國人何嘗又不是這樣認為呢?  時間不會因為誰而停留,歷史也是一樣。該來的,它遲早會來,並不會因為古老帝國的孤傲和拒絕而改變歷史的進程。面對這一切即將發生的可能,我們的老祖宗們,他們準備好了嗎?  

内容概要

  金滿樓  原名金松,生於上世紀70年代,現居上海。本為歷史系,後修法學碩士,現為獨立作家與民間研究者;近年來專注於晚清民國史的通俗寫作,2007年後陸續出版《晚清帝國回憶錄》、《女人當國》等作品。

书籍目录

前奏:馬戛爾尼訪華的不愉快之旅
一、鴉片戰爭:林則徐的誤判與不對稱的戰爭
二、天京事變:權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
三、權力平衡:咸豐臨終安排的大漏洞
四、辛酉政變:于無聲處聽驚雷
五、和為上策:《中法新約》並非「不敗而敗」
六、並非偶然:維新變法為何說垮就垮
七、己亥建儲:觸發事變的宮廷禍端
八、禮儀之爭:教會為啥惹人厭
九、勾心鬥角:庚子年的外國公使面面觀
十、上諭問題:外國公使為何苦苦相逼
十一、非常事件:西摩爾聯軍強行進京與公使遇戕
十二、使館之圍:慈禧太后對列強宣戰未必成立
十三、趁火打劫:俄國入侵東三省
十四、光怪陸離:義和拳的眾生態
十五、喪心病狂:八國聯軍的殺戮、掠奪與報復
十六、懲辦禍首:庚子國變後的替罪羔羊

作者简介

  百年前,繁榮華麗的大清帝國逐漸衰敗;百年後,窮途末路的晚清秘辛始被揭曉。
  探究最真實的內幕,別再相信表面的歷史說法;史書中被刻意掩埋的真相,將赤裸裸的展現!
  百年前發生「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西方強勢入侵,清朝畏縮衰敗;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產生極大的衝突。在人人自危的亂世中,看似奸詐狡猾的袁世凱竟曾參與維新變法,企圖暗殺慈禧?一滴眼淚也可以引爆政變?義和團特地把鐵路拆光光戲弄聯軍?圍攻使館的炮擊居然只是起床號?八國聯軍戰爭是外國公使鬧彆扭所引起的?
  本書精心抽取晚清時期的三十二細節,全方位地分析各個事件的內幕,展示出一個古老帝國在全球化時代來臨前不斷掙扎與沉淪的滄桑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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