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 ）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9
ISBN:9787213056468
作者:江勇振
页数:846页
内容概要
江勇振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著作包括：
《张君劢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新星出版社，2011年）；
《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新星出版社，2012年）。
书籍目录
目录（上篇）
前言/1
序幕/1
上篇镀金彗星，惊艳苍穹
第一章北大新星，造国之大学/23
从“国无大学，乃国之耻”到北大是世界最老的“大学”/27
德国大学理念的转借/31
德国、美国理念与传统书院的嫁接：北大研究所/38
美国制度的滥觞/44
沙滩、红楼、五方杂处的“拉丁区”/55
五四前夕北大教授的待遇与学生概况/68
学潮不断，戮力系北大于不坠/76
力挽教授为饭碗罢教之狂澜/94
第二章杜威思想，赫胥黎怀疑/113
进入实验主义门槛的前夕/115
杜威“实验主义”：芝麻开门/120
杜威思想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30
好政府主义/147
自由主义的真谛：胡适与杜威的分野/161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的史前史/178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189
第三章过关斩将，争文化霸权/208
用入学试题宣扬新文化/213
文言与白话之争/223
《新青年》：各自为战，三头马车/244
《新青年》的分裂：与共产主义交锋的第一回合/255
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268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279
第四章个人社会，政治与国家/301
易卜生主义/303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347
个人与国家/359
二十年不谈政治/375
联省自治/385
《努力》停刊与复刊的难产/394
下篇学问事功， 夙夜匪懈
第五章事功第一，行乐要及时/3
待遇世界第一，版税中国第一/5
食衣住行/16
胡适男性唱和圈的空间构造/37
教学相长/53
游刃有余的写家/78
宁可起早工作，戏不可不看/83
女性与爱情/87
身体、生病、肛门偏执/103
第六章哲学佛教，历史与文学/120
借西洋哲学诠释中国哲学/124
挪用、误用、滥用杜威以及西洋名词/129
套用杜威的观点来诠释中国哲学/135
“古代哲学的中绝”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50
用他山之石，攻禅宗史/177
实证史学方法的成型/190
《红楼梦》考证/199
第七章信达兼顾，翻译大不易/221
胡适的翻译哲学/225
胡适初译杜威/230
从《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到《哲学的改造》/236
《短篇小说》第一集/262
《短篇小说》第二集/288
第八章帝国主义，东西方文化/308
“哪有帝国主义！”/310
中国后来可居上/320
美国最好——俄国从来就不是选项/330
民族主义的抬头/352
革命有理/374
“浪子回头”/400
向西洋人传西洋近代文明的福音/418
幕间小结/430
作者简介
1.学界公认最权威最翔实的胡适传记
2.哈佛博士江勇振首次全景式再现“多面胡适”的巅峰十年（1917～1927）
3.“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胡适
4.纠正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罗志田等名家旧说
1917—1927年是青年胡适名满天下、如日中天的巅峰十年。他引爆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公众舆论，参与思想、政治论争，争夺文化霸权，时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短短十年，青年胡适一跃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公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本书大量征引第一手材料，跳出胡适研究窠臼，纠正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罗志田等名家旧说，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多面胡适”——
他如何借助北大推广白话文？
如何取代梁启超成为文化界大佬？
如何与陈独秀分道扬镳？
如何操纵媒体，塑造自己的“公知”形象？
如何挪用、误用、滥用杜威、赫胥黎、易卜生？
如何一度倡导法西斯主义？
如何提倡“好人应该当官”？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者？
如何努力赚钱，成为民国版税第一人？
如何及时行乐，周旋于众情人之间？
如何热衷暴露个人身体隐私？
如何成为一个处世圆通、人见人爱的社交明星？
发布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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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年初，《新青年》杂志刊发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9月10日，胡适到达北京，就任北大教授。由此，这两只安徽的“兔子”在另一只绍兴“兔子”蔡元培执掌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祭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随后掀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是时，蔡元培正当知天命之年，陈独秀年将不惑，而胡适恰逢青春，年仅26岁。江勇振先生的鸿篇巨制《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就从胡适进入北大写起，讲述这个留学生归国后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巅峰十年（1917—1927）。这部大作上篇404页，下篇441页，巨细靡遗地诠析了胡适这一时期的学术成绩、思想动态和生活情状。书中的内容丰富得要溢出纸面，这里只挑几个关键词稍作梳理，或可管窥一斑。关键词1：北大胡适自己很清楚，没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没有蔡元培主持的北大，他的人生完全会是另一个面貌。这里单说北大。可以说，胡适的“暴得大名”跟这所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恰如魏定熙在《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一书中所说，“北大就像一个麦克风，每个通过北京大学来发言的人的声音都可以被放大。”胡适早就梦想祖国有一所可与哈佛、牛津、剑桥相颉颃的高等学府，因此，他回国之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造国之大学”。胡适加入北大不久，就成为教授群里的超级巨星。他一人身兼文科三个研究所的专题课程，还担任英文门教授会主任。胡适参与了好几届入学考试的命题，便借此宣传新文化（上篇213—222页）。不幸的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学潮不断发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四运动——本书借杜威的视角来观察这场运动（上篇76—89页），可算是一个亮点。作者指出，“胡适积极参与校务，在在地表现在他对北大未来校舍、校园的发展计划上。”接着他介绍了北大搬到西山的发展方案，请茂菲（Henry Murphy）做校园建筑设计与规划（上篇91—94页），后来因经费问题不了了之。这个未能成功的故事一般较少提及，也是一个闪光点。关于胡适在北大的教学情况，第五章“教学相长”一节（下篇53—78页）做了详细的梳理，条理也很清晰。作者在比较系统地翻阅了《北京大学日刊》之后，在北大学制上还有一个新的发现：北大曾经一度实行三学期制，胡适初到北大时，9—12月为第一学期，1—3月为第二学期，4—6月为第三学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教育部把三学期制改成了两学期制。从1920年秋天开始，胡适的身体一直不好。1922年年底，他又病了，出院后向北大请假一年。1925年8月，胡适离开北京，11月在上海向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辞职，此后基本中断了跟北大的关系，直到1931年回北大任教。关键词2：实验主义胡适的名字除了跟“北大”联系在一块之外，跟“杜威”或“实验主义”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从日本到达上海，5月27日抵达北京，成为波涛汹涌的学生运动的目击者。杜威这次访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校友陶行知、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邀请安排的。杜威这才发觉，他的学生胡适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从事文字、戏剧的改革，翻译易卜生、莫泊桑之外，还是用白话而非文言写诗的第一人”。杜威在华的不少讲演，就是胡适站台翻译的。因此之故，胡适成了杜威在中国的代言人以及诠释者。“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就成了胡适为自己的思想来源所下的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总注（a global footnote）。自1919年3月9日起，胡适在西城手帕胡同教育部的“学术讲演会”上做了一系列演讲，题为“实验主义”，后来整理成文，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胡适对这篇文章颇为得意，声称“现在英文的论实验主义的书……没有一部比我这一本小册子的简要而精彩”。然而，胡适这篇东西还停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的阶段，用语生涩粗糙，行文东拼西凑，根本没有步入杜威实验主义的门槛。不过，杜威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和《哲学亟需复苏》两篇文章成为胡适“芝麻开门”的锁钥。到了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胡适才算真正入门了。（上篇113—130页）在江勇振看来，实验主义不仅塑造了胡适的治学方法，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胡适天下闻名的好政府主义就渗透着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不过，胡适和杜威之间也存在分野，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上篇161—178页），但行文枝蔓，不免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试着归纳一下他们的差异，不知道对不对。其一，胡适坚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谈的是“笼统”的幸福，而杜威对功利主义持批判态度，要的是“具体”的幸福（165页）。其二，在杜威看来，“民治”是“民有”与“民享”的先决条件；而在胡适眼里，“民治”只不过是“手段”，无关宏旨，“民享”才是民主制度的鹄的（175页）。关键词3：科学主义五四时期，胡适们有两个信仰，一是“德先生”（Democracy），一是“赛先生”（Science）。但揆诸实际，明显是赛先生压倒了德先生，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德先生”甚至成了敏感词。不消说，胡适是科学主义的大拿。他老人家一生都在示范何谓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归国十年，胡适最大的成就是在文坛、在文化的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第六章“哲学佛教，历史与文学”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胡适在这十年里的学术成绩。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有上部，但在20世纪初独领风骚，缔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典范。蔡元培、梁启超等都赞佩有加，此处不赘。不过，作者更强调该书“糅杂挪用、调和折衷的特性”，认为它套用杜威的观点来诠释中国哲学。在“红学”方面，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他的“自叙说”支配了《红楼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至今余波未息。或许可以这样说，胡适这一时期的学术工作，就是以科学主义为宗旨，以实证主义为方法。附带提一下，第七章检讨胡适的翻译，也是他回国后的重要成果，但疏于剪裁，冗繁得要命。关键词4：自由主义胡适在学术上奉行科学主义，在思想上讲自由论民主。《易卜生主义》就是这个阶段胡适的个人主义的宣言，也是他成长轨迹里一篇重要的文献。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时过境迁，必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昔日同一阵营作战，而今也不得不分道扬镳。这里说的是《新青年》群体。从“坐而言”走向“起而行”，陈独秀、李大钊开始拥抱马克思主义，组织政党闹革命。而胡适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间隙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掀起“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上篇255—268页）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最足以表现两派的思想分歧。一个反问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一个气得发抖：“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下篇310页）那个时代新旧杂陈，变动不居。胡适也有激进的时候，到了莫斯科，他甚至动了成立自由党的念头，要搞社会主义的试验。但江勇振为了标新立异，死也不承认。在他笔下，胡适钟情美国到了地老天荒的地步，“俄国从来就不是选项”。（下篇330—352页）而浪子也有回头的时候，北伐以后，胡适甚至一度右倾到法西斯蒂的程度，大声疾呼“革命有理”。（下篇374—381页） 蓦然回首，我们发现“胡适”二字包涵了太多的内容，甚至有点光怪陆离，就像1921年沈雁冰初见胡适的印象：“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深圳《晶报》2013.10.12http://jb.sznews.com/html/2013-10/12/content_2647849.htm -
尹敏志/文 1922年年底，在胡适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明手法”，欲擒故纵，使自己在最后一刻入选上海一家周刊评选的“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后，他志得意满地写信给美国女友韦莲司报喜。“成功这样容易”，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颇有些飘飘然：“那就好像一觉起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一样。”1917年回国后，短短五年间，天赋异秉的胡适已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写新诗，便是风靡一时的《尝试集》；做研究，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到三十岁，便已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如此暴得大名，唯有当年的梁启超可与之相媲美。但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骤然享有如此过当的名气是很危险的”。明末陆桴亭曾评价王阳明道：“吾恨其聪明多。”回看胡适的一生，亦可谓聪明太多，反受其累。恨其聪明读过江勇振的系列传记《舍我其谁：胡适》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的读者，会发现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的体裁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部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安排章节；第二部则以问题为导向，每章各研究一个专题，相互独立。这是不是体例不一呢？其实作者的匠心便蕴于此。1917年前作为学生的胡适，事迹相对简单，便于线性叙述。回国以后，感情、学问、事功不同方面皆大放异彩，再以时间为顺序不免混作一团，治丝益棼，分开叙述则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而且，江勇振非常热衷于反驳前人的错误观点，专题式体裁能够给作者足够的空间，将对手挨个挑落马下。在序言里，作者便火力全开，批评以往的胡适研究大多都是在炒冷饭。因为他们太相信胡适在书信、日记、回忆录里的一些“夫子自道”，不加辨析，“跟着胡适起舞，亦步亦趋”，陷入了“胡适说过就算主义”。殊不知胡适一辈子有“偷关漏税、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所以除了读胡适外，还要读胡适当年读过的书，在资料占有上超过或至少与他齐平，才有资格研究胡适。至于在大陆学者中流行的拿胡适作为针砭当下的工具，指桑骂槐，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的影射史学，更是歪曲事实，须一并廓清。在第一部里，江勇振指出：胡适虽然一直自称实验主义者，但他的治学根基实乃实证主义；留美期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克雷登（James Creighton）教授，而非哥伦比亚的杜威（John Dewey）教授。胡适继承了康奈尔客观唯心派教授的哲学观点，其名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从杜威的角度来说，“犯的是一种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余英时曾认为，1914年时，胡适虽然“还没有研究杜威的思想，但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若以江勇振的新研究结论来看，这绝对是未精研实验主义便下的错误判断。不要说留美时期，就是在回国后的前几年，胡适都未入杜威之堂奥，直到1919年与李大钊等人辩论“问题与主义”时，才真正跨进了实验主义的门槛。胡适自称有考据癖，他的假设与求证实不出乾嘉诸儒之矩矱，只不过安上了舶来的“科学”、“实验主义”名号，来迎合当时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风气罢了。这是他不愿抛弃“用结果成功来定义实验主义”成见的根本原因。但杜威不会同意将结果是否符合假设来作为真理的终极标准，因为就连选择和发现“事实”的过程本身，便已掺杂主观思考的因素了。所有用于“求证”的事实，都是有弹性的，是“经过人工处理的”——思考在经验的疏导下，不断地在不同观念间比较、选择、实验，这种“无休无止地思考问题的状态”才是实验主义的真谛。胡适经常在不注明来源的情况下，一面挪用、加工杜威（以及赫胥黎、易卜生、穆勒等人）的观点；一面又不时夹带自己的独立见解。江勇振说：“胡适的胆子之所以大，就在于他知道没有人会去读杜威的原书。”没有人会挑战他对实验主义的了解，此时他的名气与地位“已经到了他无须担心被怀疑、被验证的地步。”利用国内对于新理论的反应速度比欧美学界慢几拍的时间差，用一种“创造式翻译”的灰色方法做出“成果”，今天的很多中国学者，仍然在沿用当年胡适的办法。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先秦名学、禅宗史、红学等领域所做的研究，其原创性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胡适“聪明过人的地方”在于，他对西方理论采取彻底改写的方式，经过一番巧思后，再以洗练、优美的文笔出之。由于文章精彩，且紧扣当下，他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版税收入在全国数一数二。即使不算丰厚的稿酬收入，单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拿的280元丰厚月薪，在当时就足以养活北京的五口之家三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年龄只比胡适小两岁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元，勉强维持生存罢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1937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苦涩地回忆道：“我的职位是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所讲的话。”真是“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作自修大学计划”的简短记录，可知毛所说的“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也包括胡适在内，而且胡当时对毛的态度应该并不好，给毛留下了心理创伤。荣格（C. G. Jung）曾说，人的心理存在一种“潜意识补偿（uncon-scious compensatory）”机制，毛泽东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以及后来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1955年大规模的批判胡适，都可隐隐看到这一点。日正当中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裂。在陈独秀、毛泽东渐渐“左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则开始“右倾”，按江勇振的说法，甚至“法西斯蒂化”。正好从那年到1920年初，杜威受邀访华，在北大作了名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十六次演讲，由胡适担任现场翻译。但杜威的原文与胡适的译文之间，却存在一定出入，个别关键环节的表述甚至南辕北辙。此时的杜威已经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假定个人是己身利益最好的决断者，个人最大利益的相加，就是社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群体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一部分人会将自己的利益“披上社会以及道德的外衣”，名正言顺地损坏另一群人的利益，这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主因”。杜威批评道，国家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洛克以降的英美自由主义者却“只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没有善尽国家保障社会大众的责任”。翻译到这里，胡适打住了，接着当着杜威的面做出错误的诠释。胡适不但把这种团体与阶级之间的利益角力消弭于无形，甚至说“两方的冲突都是为社会整体利益”。江勇振尖锐批判道：“这不但完全违背了杜威的意思，而且根本是不知所云。”胡适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曲解恩师的观点，有其争夺文化霸权的个人考量。五四运动后，保守派一蹶不振，马克思主义者转而成了胡适的最大论敌。为避免借寇兵、资盗粮，他在公开场合都不愿谈社会上有不同利益团体或阶级。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防备和戒心几乎达到了某种偏执的程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中国工人被日本厂主枪杀、英国巡警射击游行群众的事实，他和昔日新文化运动的好友陈独秀发生了激烈争执。汪原放回忆道：“谈着，谈着，仲翁（陈独秀）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地克’（手杖）来，在地板上连连地笃了几下……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的大叔的袖子，连连的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可以说，此时坚决“反赤化”的胡适，已经丧失基本的现实感了。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杜威等人的反应是正视其挑战，承认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在对于“自由”、“权利”等关键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弊病。而这不是简单地补苴罅漏，援“社”救“资”就能够解决的。个人自由诚然是自由主义的基石，不可撼动，但群己权界究竟该如何划定？笼统的“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面对理论更为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时，是否显得太苍白无力了？但胡适始终坚信，十八世纪边沁（J. Bentham）和穆勒（J. S. Mill）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理论在当下中国仍然适用。即在“好人政府”的引领下，在少数精英家长式的教育下，广大人民可以“化私为公”，上下一心为国家奋斗。若有不同意见分歧，“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以伯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认为“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典型“形而上学的一元论”，完全违背自由多元主义的立场，是一切乌托邦思想的根源，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江勇振将1917-1927年的胡适描述为“日正当中”，真是寓意深远。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与《新青年》同仁一起痛批“王敬轩”，摧枯拉朽；在与梁启超派系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把敌人打成“玄学鬼”，进一步巩固头号“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但正所谓“日中则昃”，在长期的论战过程中，胡适养成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纷纷扰扰的情况下，这是杀出重围的聪明策略，但后来却自食其果。从五卅运动到“四一二清党”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诸如“沪案只打死少数人”，“用的不是机关枪，只是步枪”，“中国是‘烂’民族，绝对欢迎西洋文化的侵略”，等等，还明确支持国民党屠共。胡适本意只是用禅宗棒喝的方式把日趋激进的学生打醒，但弄巧成拙，实际效果却是他以及自由主义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很快，胡适开始后悔自己1927年短暂的右倾法西斯化，对现实失望的他开始“超然”于政治之外。但从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便开始偏离他“再造文明”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
1922年年底，在胡适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明手法”，欲擒故纵，使自己在最后一刻入选上海一家周刊评选的“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后，他志得意满地写信给美国女友韦莲司报喜。“成功这样容易”，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颇有些飘飘然：“那就好像一觉起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一样。”1917年回国后，短短五年间，天赋异秉的胡适已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写新诗，便是风靡一时的《尝试集》；做研究，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到三十岁，便已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如此“暴得大名”，唯有当年的梁启超可与之相媲美。但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骤然享有如此过当的名气是很危险的”。明末陆桴亭曾评价王阳明道：“吾恨其聪明多。”回看胡适的一生，亦可谓聪明太多，反受其累。读过江勇振的系列传记《舍我其谁：胡适》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的读者，会发现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的体裁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部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安排章节；第二部则以问题为导向，每章各研究一个专题，相互独立。这是不是体例不一呢？其实作者的匠心便蕴于此。1917年前作为学生的胡适，事迹相对简单，便于线性叙述。回国以后，感情、学问、事功不同方面皆大放异彩，再以时间为顺序不免混作一团，治丝益棼，分开叙述则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而且，江勇振非常热衷于反驳前人的错误观点，专题式体裁能够给作者足够的空间，将对手挨个挑落马下。在序言里，作者便火力全开，批评以往的胡适研究大多“都是在炒冷饭”。因为他们太相信胡适在书信、日记、回忆录里的一些“夫子自道”，不加辨析，“跟着胡适起舞，亦步亦趋”，陷入了“胡适说过就算主义”。殊不知胡适一辈子有“偷关漏税、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所以除了读胡适外，还要读胡适当年读过的书，在资料占有上超过或至少与他齐平，才有资格研究胡适。至于在大陆学者中流行的拿胡适作为针砭当下的工具，指桑骂槐，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的“影射史学”， 更是歪曲事实，须一并廓清。在第一部里，江勇振指出：胡适虽然一直自称实验主义者，但他的治学根基实乃实证主义；留美期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克雷登（James Creighton）教授，而非哥伦比亚的杜威（John Dewey）教授。胡适继承了康奈尔客观唯心派教授的哲学观点，其名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从杜威的角度来说，“犯的是一种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余英时曾认为，1914年时，胡适虽然“还没有研究杜威的思想，但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若以江勇振的新研究结论来看，这绝对是未精研实验主义便下的错误判断。不要说留美时期，就是在回国后的前几年，胡适都未入杜威之堂奥，直到1919年与李大钊等人辩论“问题与主义”时，“才真正跨进了实验主义的门槛。”胡适自称有“考据癖”，他的“假设与求证”实不出乾嘉诸儒之矩矱，只不过安上了舶来的“科学”、“实验主义”名号，来迎合当时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风气罢了。这是他不愿抛弃“用结果成功来定义实验主义”成见的根本原因。但杜威不会同意将结果是否符合假设来作为真理的终极标准，因为就连选择和发现“事实”的过程本身，便已掺杂主观思考的因素了。所有用于“求证”的事实，都是有弹性的，是“经过人工处理的”——思考在经验的疏导下，不断地在不同观念间比较、选择、实验，这种“无休无止地思考问题的状态”才是实验主义的真谛。胡适经常在不注明来源的情况下，一面挪用、加工杜威（以及赫胥黎、易卜生、穆勒等人）的观点；一面又不时夹带自己的独立见解。江勇振说：“胡适的胆子之所以大，就在于他知道没有人会去读杜威的原书。”没有人会挑战他对实验主义的了解，此时他的名气与地位“已经到了他无须担心被怀疑、被验证的地步。”利用国内对于新理论的反应速度比欧美学界慢几拍的时间差，用一种“创造式翻译”的灰色方法做出“成果”，今天的很多中国学者，仍然在沿用当年胡适的办法。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先秦名学、禅宗史、红学等领域所做的研究，其原创性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胡适“聪明过人的地方”在于，他对西方理论“采取彻底改写的方式”，经过一番巧思后，再以洗练、优美的文笔出之。由于文章精彩，且紧扣当下，他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版税收入在全国数一数二。即使不算丰厚的稿酬收入，单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拿的280元丰厚薪水，在当时就足以养活北京的五口之家三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年龄只比胡适小两岁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元，勉强维持生存罢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37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苦涩地回忆道：“我的职位是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所讲的话。”真是“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作自修大学计划”的简短记录，可知毛所说的“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也包括胡适在内，而且胡当时对毛的态度应该并不好，给毛留下了心理创伤。荣格（C. G. Jung）曾说，人的心理存在一种“潜意识补偿（unconscious compensatory）”机制，毛泽东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以及后来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55年大规模的批判胡适，都可隐隐看到这一点。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裂。在陈独秀、毛泽东渐渐左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则开始右倾，按江勇振的说法，甚至“法西斯蒂化”。正好从那年到1920年初，杜威受邀访华，在北大作了名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十六次演讲，由胡适担任现场翻译。但杜威的原文与胡适的译文之间，却存在一定出入，个别关键环节的表述甚至南辕北辙。此时的杜威已经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假定个人是己身利益最好的决断者”，个人最大利益的相加，就是社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群体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一部分人会将自己的利益“披上社会以及道德的外衣”，名正言顺地损坏另一群人的利益，这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主因”。杜威批评道，国家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洛克以降的英美自由主义者却“只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没有善尽国家保障社会大众的责任”。翻译到这里，胡适打住了，接着“当着杜威的面做出错误的诠释”。胡适不但把这种团体与阶级之间的利益角力消弭于无形，甚至说“两方的冲突都是为社会整体利益”。江勇振尖锐批判道：“这不但完全违背了杜威的意思，而且根本是不知所云。”胡适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曲解恩师的观点，有其争夺“文化霸权”的个人考量。五四运动后，保守派一蹶不振，马克思主义者转而成了胡适的最大论敌。为避免借寇兵、资盗粮，他在公开场合都不愿谈社会上有不同利益团体或阶级。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防备和戒心几乎达到了某种偏执的程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中国工人被日本厂主枪杀、英国巡警射击游行群众的事实，他和昔日新文化运动的好友陈独秀发生了激烈争执。汪原放回忆道：“谈着，谈着，仲翁（陈独秀）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那有帝国主义！’拿起‘司地克’（手杖）来，在地板上连连地笃了几下…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的大叔的袖子，连连的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可以说，此时坚决“反赤化”的胡适，已经丧失基本的现实感了。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杜威等人的反应是正视其挑战，承认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在对于“自由”、“权利”等关键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弊病。而这不是简单地补苴罅漏，援“社”救“资”就能够解决的。个人自由诚然是自由主义的基石，不可撼动，但群己权界究竟该如何划定？笼统的“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面对理论更为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时，是否显得太苍白无力了？但胡适始终坚信，十八世纪边沁（J. Bentham）和穆勒（J. S. Mill）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理论在当下中国仍然适用。即在“好人政府”的引领下，在少数精英家长式的教育下，广大人民可以“化私为公”，上下一心为国家奋斗。若有不同意见分歧，“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以伯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认为“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典型“形而上学的一元论”，完全违背自由多元主义的立场，是一切乌托邦思想的根源，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江勇振将1917-1927年的胡适描述为“日正当中”，真是寓意深远。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与《新青年》同仁一起痛批“王敬轩”，摧枯拉朽；在与梁启超派系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把敌人打成“玄学鬼”，进一步巩固头号“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但正所谓“日中则昃”，在长期的论战过程中，胡适养成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纷纷扰扰的情况下，这是杀出重围的聪明策略，但后来却自食其果。从五卅运动到“四一二清党”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诸如“沪案只打死少数人”，“用的不是机关枪，只是步枪”，“中国是‘烂’民族，绝对欢迎西洋文化的侵略”，等等，还明确支持国民党屠共。胡适本意只是用禅宗棒喝的方式把日趋激进的学生打醒，但弄巧成拙，实际效果却是他以及自由主义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很快，胡适开始后悔自己27年短暂的右倾法西斯化，对现实失望的他开始“超然”于政治之外。但从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便开始偏离他“再造文明”的目标越来越远了。2014-1-15初稿2014-1-17定稿（已发表于第664期《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精彩短评 (总计2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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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写的书。 -
老毛病：抖机灵、拖沓，看多了就不耐烦了。当然闪光的地方也不少。 -
太用力了 -
开头回应批评者 库恩范式 日正当下 -
当然是就翻了标题劲爆的几个部分。不过关于肛门偏执云云，为什么痔疮要多写腿肿了要少写，因为前者比较痛吧！（至少看起来比较痛啊。）而且类似的内容在前人日记中真的不少见，倒是后来者的“身体禁忌”更应该成为研究对象吧。至于关于吴宓的一节，我倒是也很感兴趣于其特殊的癖好，但我就是不懂他的日记、自编年谱，怎么算做“庙堂文学”呢？所以这就是简介所谓的“有血有肉”？ -
基本是胡适某些方面的思想分析加若干生活琐事钩沉，工作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断片，对时代和交游没什么把握，除了一点北大日刊外基本没有涉及报刊和时人著作中的史料，大幅偏重英文材料和档案，抓住一点新东西就任意引申开来，不及其余，实质十分单薄，却堆砌了很多关系不大的枝蔓，诘屈聱牙，难以卒读。不厌其烦地分析胡适哪里误读误译了杜威赫胥黎易卜生，如何不老实，如何浅薄，简直不是在研究胡适，是来黑胡适的，而且对几个同行学者也一样恶意满满，不放过任何一个能讥刺一番的机会，可见人品和文品一样恶劣。 -
【目前大力宣讲胡适的人，尤其强调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品德上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江勇振：胡适‘’是維多利亞後期的思維。如果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的話，那未來的中國就要回到19、20世紀之交。這是科幻小說裡的時光隧道思古的幽情，不屬於嚴肅思考中國的現在與未來的範疇‘’。 -
比第一部质量有所下降，旁支过多，欠打磨，还有删改空间。 -
胡适传 -
我觉得作者研究胡适，同样也继承了胡适严谨地“拿证据来”的态度，以至于把很多之前学者草率的结论一一推翻批判，而有些地方真的不必如此冗长。当恐怕是作者沉浸研究、写作中的自然状态吧，不足为外人道也 -
学界公认最权威最翔实的胡适传记；纠正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罗志田等名家旧说。 -
如果你想追求真实，那你连自己也不要相信 -
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观点，有廓清成见之功，但是。。。文笔实在太繁冗了。 -
全书尾巴收的不好 材料不多 -
终究还是弃之不读，实在是读不下去了。 -
突然发现他们这一代人“逼”我们活得真实~~~ -
作者似乎是掌握的资料太多，写起来各种跑题的感觉。但对还原一个多面的胡适还是很有益处。 -
对胡适先生的治学还是人际的交往都十分佩服 -
太阳一出照西墙，西墙背后有阴凉。光鲜胡适背后到底是什么？无论作者给出的答案可靠性有多大，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角度。 -
确实很用力，看起来不比其他写胡适之容易。但总体来看，瑕不掩瑜。 -
强力推荐 -
先夫万岁 -
江勇振先生在谈及胡适的几次论战时，重复强调过“论战”目的不在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打倒对方，取得文化上的霸权。想想现时互联网下的多次论争，其“战”的意味也颇为浓厚：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话语权力。 -
胡适的巅峰十年，记得当时老师讲课说，新文化运动的座次，胡适理应第一把交椅，无奈跟了国民党，所以陈独秀、李大钊反而排到了前面。 -
比第一部还啰嗦 -
不知是夸胡适，还是贬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