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从口入》书评

前言：知识就是力量

“这本书是否是《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的续篇呢？”自2008年我在一次辩论或讲座上宣布我将着手一个计划开始，我就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是，亦不是，这本既是亦不是“孟山都之续”，即使它的题材显然与我之前的调查有关。事实上，这些书和电影——在我看来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就如同一条项链上的珍珠或一幅拼图上的碎片：它们是相连相嵌的，无须我刻意为之。我之前所做的工作引发了一些疑问，由此间接催生并滋养了这些作品。并且这些作品最终形成了同一条链条上的链环。在任何情况下，作品形成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渴望明白更多的问题，然后将积累的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有关化学工业的三个问题《“毒”从口入》是经过长期工作得来的成果，开始于2004年。当时我对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感到十分担忧：在Arte电视台播出的我的两部关于生物专利注册和小麦历史的纪录片中，我描述了跨国公司是如何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物和专业技术的专利。同时，我还在阿根廷拍摄了一部影片，盘点了转基因大豆种植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即孟山都公司著名的抗农达（Roundup ready）转基因大豆。我为了拍摄这三部影片四处奔波，同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号称以“喂饱整个世界”为目标的农用工业模式进行了思考。我发现这造成了单作模式的扩张，侵害了粮食的家庭耕作模式，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严重降低，由此将对人民的食品安全和粮食主权构成威胁。我同时也注意到著名的“绿色革命”因为大量使用化学产品（如农药和化肥），引发了自然资源（如土质、水源）的贫瘠化和普遍的环境污染。拍摄这三部曲必然使我关注到美国的孟山都公司，“绿色革命”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得益者之一：首先，因为它曾经是（并且后来依然是）20世纪主要的农药生产商；其次，因为它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种子生产商，并企图依靠获得专利的转基因种子（即著名的转基因生物）插手食物链。这家位于圣路易斯的企业为了持续在市场上出售高毒的产品，能够编造出那么多的谎言、采取那么多卑劣的手段，而不管其代价是对环境、卫生和人类的侵害。我无法形容当我发现这一切时是有多么的震惊。并且，在我创作这部“当代恐怖小说”——这是借用为加拿大版《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作序的社会学家露易丝•旺德拉克的说法——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不停萦绕着我。孟山都是否是工业史上的一个例外，又或者相反地，它的罪恶行为（我斟酌过我的用词）是大部分化学产品生产者共有的特点？然后，一个问题又催生另一个问题，我又问自己：半个世纪以来，这数十万种入侵了我们的环境和餐盘的化合分子是如何被评估监管的？最后，“发达”国家中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生殖障碍、糖尿病和肥胖症的发病率急剧增长，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用“流行病”这个词来讨论它们，而这些疾病的增长是否与化学物质暴露有关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决定致力于新的研究，调查从农民的田地（农药）到消费者的餐盘（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用塑料）这条食物链中所涉及的化学物质暴露问题。这本书不会讨论电磁波、手机和核污染，只讨论暴露在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食品之中的化合分子——我们“每天吃的面包”大量变成了我们“每天吃的毒药”。要知道这个主题是极具争议性的（考虑到与之相关的经济利害，这并不意外），我选择有条不紊地推进，从最“简单”最无异议的问题入手，即从农民因直接暴露在农药下导致的急性至慢性中毒开始，然后逐渐转向最复杂的问题，即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的化学产品小剂量残存的影响。拼凑拼图碎片《“毒”从口入》是长期调查研究的成果，动用了三种资源。首先，我查阅了一百多本书籍，有历史学家写的，也有社会学家和科学家写的，主要都是一些北美的学者。我的调查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一些才学卓越的大学科研人员们所完成宝贵成果，例如加州大学的劳动与环境医学教授保罗•布朗克、他的历史学家同事杰拉德•马柯维兹和大卫•罗斯纳、以及流行病学家大卫•迈克尔斯——他在2009年12月被任命为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的领导者，这是美国负责劳动安全的机构。他们的著作资料翔实，但很遗憾没有被翻译成法语，这些著作让我有机会接触大量全新的资料，帮助我把我的研究对象重置于一个大得多的工业历史背景下。正因如此我追溯到了“绿色革命”之前的“工业革命”，这两者就像同一个贪婪的怪兽的两张面孔：科技进步貌似给全世界带来了幸福和安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现代的农神，威胁着要“吞噬自己的孩子”。这一历史回顾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无法明白化学品的规范系统是如何被制定并在今天仍然运行无阻的——这个系统中饱含着工业家和公共职权部门对工人的不断藐视，为了这些所谓“先进”的企业对化学工业的狂热，工厂里的工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还从一些律师、非政府组织、专家、尤其是那些搜集了大量有关化工危害的资料的“顽固分子”那里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文献，丰富了这本书的素材。例如亚特兰大的奇人贝蒂•马蒂尼，她搜集了有关阿斯巴甜的大量罪证，我向她坚持不懈的精神致敬。当然，所有我在这里所援引的每一个独家或未被公诸于众的文献，我都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一个副本。这本书旨在展现一幅清晰的、甚至是确凿的画面，在我拼凑这幅画面的过程中，这些资料给予了决定性的帮助。然而，若是少了那五十多次个人访谈，这项工作同样是不完整的，为了我的调查，我走访了十个国家进行采访：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英国、丹麦、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智利。在我所询问过的那些“重要证人”中，有17个化学产品评估机构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CIRC）、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共同建立以评估农药毒性的农药残留联席会议（JMPR）。我还采访了31位科学家，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我想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仍然努力地为保持独立而奋斗，并捍卫着科学为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服务的理念。恶魔存在于细节中最后，《“毒”从口入》还是来自于信念的成果，我想要分享这种信念：必须夺回我们对盘子里的食物的主权、掌控我们吃下肚子的东西，如此才能拒绝那些对人体没有任何益处的小剂量毒药。如英国学者埃里克•米尔斯顿所言，在现行体制中，“是消费者承担风险，而企业获益。”然而，要能够批判这个“体制”的“种种”缺陷、并彻底地重新审视这个体制，必须先明白这个体制是如何运作的。我必须承认，要解码制定化学风险暴露标准的机制（“化学风险”这个专家们所使用的术语，语气被缓和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我们每个人都会接触到的那些毒药的 “每日允许摄入量”，或称“每日可接受摄入量”，这个众所周知的所谓标准是如何制定的，要解答这个问题真是项伤脑筋的工作。我对化学毒药的评估监管系统同样深表怀疑，这个复杂的系统总是在幕后运行、密不透风，这也是维持这个系统稳定的手段。谁会真的去窥探每日允许摄入量，即“最大残余限量”产生的历史呢？如果，偶然有一名记者或是一位好奇的消费者胆敢提出疑问，监管机构给出的回答通常都是：“这是个大概的数据。而且，你们知道，这是非常复杂的，相信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问题在于，当涉及毒理学数据时，这可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包括他们的后代的健康，“大概”在这里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反而相信“魔鬼存在于细节中”，我决定与他们对峙。我希望读者们能原谅我，若你们觉得我详尽的解释及大量的注释和引文是一种夸张的担忧。然而我的目的是希望，每个人若是愿意的话，都能成为自己的专家。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能够掌握严谨的理据，尽其所能地行动，对那些摆布我们健康的游戏规则施加影响。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被污染的食物链与被窃走的未来

理查德·多尔是一位来自英国的流行病学家，他因与烟草生产商不懈斗争而闻名，更曾在198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证明了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联。这篇文章后来被奉为“癌症流行病学的圣经”，而多尔本人及其合作研究者、他的学生理查德·佩多一起获得了女王封爵。多尔爵士作为公共卫生领域杰出权威人士的形象正是由此而来。然而多年之后，当研究者查阅这位公共卫生泰斗的个人档案时却发现，多尔爵士曾与化工企业孟山都公司有着长达二十年的合作关系。这个惊人发现最终令多尔爵士晚节不保，尽管仍然有人会为之辩护，但多尔的更多其他同行却指出了多尔爵士在做出上述研究时在样本的选择与研究方法上都是成问题的，其对一些特定人群的剔除使得化学污染物的影响在他的研究中显得极其微不足道。然而，与多尔爵士本人声誉所遭遇的重创相比，另一重危机看来更为严重，影响的范围也更大，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因为他的声誉极高，所有人都把他的话当作圣经。他的专业意见推迟了针对慢性病环境病因的政策，也推迟了对二恶英、氯乙烯等剧毒物质的监管政策”。事实上，二恶英迟至1994年才被列入“确定对人类致癌物质”也在很大程度上拜多尔爵士所赐。当然，也有受益者：化工企业因此而推卸掉它们本该承担的对慢性病增长的责任，更在受害者的集体诉讼中得以全身而退。对于仍然沉浸在科学技术许诺的美好图景中的人们来说，多尔及其与化工企业之间的秘密合作可一点儿也不美好，而不只一次拿多尔爵士说事儿的法国玛丽-莫尼克·罗宾则无疑是一个大煞风景的人，当然对于营造这个图景的人们来说也是。作为一名电视人，她固然看到了科学技术许诺的迷人图景，但当她带着她的观众和读者去观察这一图景时，又总是毫不犹豫地拿掉“柔光镜”而代之以“聚光灯”和“长焦镜头”。无论她的作品多么具有争议性都好，她做了我们身边许多媒体人做不到甚至不想做的事：深入事件背后去调查和记录多方声音，而非从资料库里寻找一些画面拼凑出所谓的“专家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她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说走就走的行动者。正是如此的行动力成就了她的《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也唤起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转基因农业模式的思考与质疑；而在《毒从口入》中，罗宾再一次出发，对工业化背景下的化学污染以及科学与商业亲密联姻的后果做出深入调查。该书披露了充斥于现代生活各个角落的化学污染给环境与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但它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开列一个长长的化学污染名录，而是提供给读者一种观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角度与思考方式。多尔爵士正是罗宾作品中的一个案例，但它的意义并不只是揭开一段陈年旧事。在事关公众利益的科学技术争议中，我们总会看到有一群自诩的专业人士或居高临下或平易近人地安抚我们不用担心，也不用焦虑，如此专业的事应该交给专业人士，也就是该领域的科学家来搞掂。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一“安抚”之辞至少包含了如下两重信念：一是社会分工细化所带来的专业壁垒以及据此而对“门外汉”的拒斥；二是对科学家作为心无杂念只想为人类造福的圣者角色之笃信。糟糕的是，秉持如此之信念的人面对多尔爵士的陈年旧事很可能会三观尽毁，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能会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科学与技术。事实上，科学与技术一旦离开实验室进入商业化环节，它将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环节，仅以科学（甚或仅以有利于科学的证词）作为判断的依据显然是不够的，而将由此引出的争议仅仅归于科学问题并交托给几位该领域的科学家来做出决定则是对公众利益的不负责任。更何况科学家作为造福人类的圣者角色的时代已然成为历史，身处利益场而潜在利益冲突得不到有效监管时，科学的证词原就是靠不住的。纵观全书，“追问”构成了作者有关化学污染调查的最突出特点，而追问的对象既有那些明显出了问题的环节——比如科学共同体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冲突、科学共同体与监管机构的诚信度与公信力；也包括一些看似寻常以至被熟视无睹的事——比如经常被科学人士拿来充当挡箭牌的“每日可接受摄入量”，书中对这一概念进行的追根溯源的调查，不仅呈现了一个关乎公众利益的概念之确定及被接受是多么随意，也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当公众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监管机构是如何令人失望地站到了企业一边。至此，该书的警示意义已然凸显：是时候重审与科学技术事务相关的利益冲突及其监管体系，进而彻底改变“企业获益而消费者承担风险”的风险管理理念了。这可能将是一场硬仗，在这场战斗中，作为风险承担者的公众所能做的便是“夺回我们对盘子里的食物的主权、掌控我们吃下肚子的东西，如此才能拒绝那些对人体没有任何益处的小剂量毒药”。这正是作者何以在书中如此追根究底并详尽陈述的原因，唯其如此才能“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能够掌握严谨的理据，尽其所能地行动，对那些摆布我们健康的游戏规则施加影响”。被污染的食物链让我们明白“恶魔存在于细节中”，而对细节的洞察则暗示了我们的命运：唯有行动，才有可能触到希望。

口香糖-美国绿箭

看看成分列表，赫然写着：阿斯巴甜，书中列的一种多点致癌物！第14、15章，从美国的许可，到全世界的许可。阿斯巴甜，与剂量成正比，淋巴瘤，白血病，肾肿瘤显著增加。于此对应的现实是，阿斯巴甜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多的食品添加剂之一，如口香糖。还有色素，也是致癌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