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章节摘录

　　第二节明代夷夏观的特征　　明朝的建立，这种所谓“一统华夷之盛”，而“功高万古”的伟业，①无疑为纠绳宋辽金元夷夏观的偏执和分野，走向整体性综合，乃至较为全面地实践孔孟夷夏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外，因退处塞北的蒙古游牧民族的侵扰，一直是内地农耕文明生存的威胁，故在长期形成的防御战略中，凸显保守和内敛的倾向。于是，整体综合与保守内敛，便成为明朝夷夏观的基本特征。它们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明初夷夏观特色的彰显及其指导下防御战略的形成。　　明朝奉行“敬天法祖”，故明初太祖、太宗和宣宗的思想取向及其举措，为后代执政者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如朱元璋于建国前之吴元年（公元1367年），为挥师北伐而颁布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又称《谕中原檄》），便浸透着对孔孟夷夏观的崇重和同仇敌忾的华夏民族意识。檄文虽认为，“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然而，这种表面上承认“北狄”曾入主中国的所谓“天授”说，不过是替天运循环已有新的主人，朱元璋“恭天成命”，北伐中原“复汉官之威仪”，所做的一种铺垫。檄文宣称：“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需要指出的是，华夏民族意识和天命帝王心态的如此张扬，全然是在孔孟夷夏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檄文开宗明义：“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继而，指斥元朝“冠履倒置”之罪，首在淆乱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理纲常。至结尾处，宣布：“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①诸如内中国而外夷狄，彼此纲常礼义之区分，此乃传统夷夏观平素的主张。而昭示非华夏族类的蒙古、色目人，只要接受中国礼义之教，当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的承诺，显然是韩愈（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法的变通，其中蕴含以中国礼义同化异族的深意。这种既厘清夷夏之间的差别，又突出文明更化作用议论的综合，正是孔孟精神整体性的回归和再现，具有指导现行政策的意义。　　此后，对于上述原则，明太祖有进一步的阐述。其一，将元明易代，自己以布衣而得天下，皆归于天命或天意。如说：“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天实厌之，以丧其师。联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②又谓：“朕起寒微……安有三军六师以威天下？岂料应图谶，有天命，众会云从，代君家而主民。”③更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④毫无疑问，在已往的夷夏观中，如天地区分夷夏说，五德转移说，图谶说，均带有超越人世的神秘的色彩。而朱元璋将夷夏政权的更迭和华夏礼义的复兴，统统归结为上天的意旨及其眷顾，这不啻强化了传统夷夏观的神秘和宗教的性质。　　……

内容概要

沈定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学术专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007年增订再版）。

书籍目录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趋同与辨异（上）》

导言

第一章 中国传教团继任监督的确立与耶稣会内部的论争

第一节 利玛窦继承人的选择和确立

第二节 耶稣会内部关于“天”、“上帝”称谓的论争

第三节 中国“天”、“上帝”与西方天主（Deus. God）信仰的同一性、差异性和互补性

第四节 金尼阁维护适应策略的行迹及其贡献

第二章 佛教、基督教之争与“南京教案”的缘起、衍变及其影响

第一节 佛教与基督教的对立及彼此势力的消长

第二节 “南京教案”前夕双方的互动和性质的变化

第三节 “南京教案”的爆发、经过与影响

第三章 《崇祯历书》的编纂与欧洲科学革命的影响

第一节 历代治历传统与明朝历法的败坏

第二节 “以西法为基础”的崇祯修历计划

第三节 欧洲科学革命成果与中国传统科学范式的变革

第四节 会通超胜、民富国强的原则和理想以及新旧历法之争

第四章 基督教和西学在浙闽地区的传播

第一节 杭浙的基督教中心地位与西学对浙东学人的影响

第二节 艾儒略在福建的传教活动及基督教本土化的进展

第三节 构建福建基督教会核心的中下层士人及其特征

第五章 闽浙儒释人士对基督教、西学的排拒和 《圣朝破邪集》的出版

第一节 以福建下层士人为主体的反基督教斗争

第二节 闽浙儒释反教势力的联合与《圣朝破邪集》的出笼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趋同与辨异（下）》

编辑推荐

沈定平编著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趋同与辨异上下)》涵盖明末至南明七十余年间中西交往的历史，通过对五组矛盾现象的解析，揭示文化交流的实质和特征。

作者简介

该书乃前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的续篇。前著时间断限大致划定在利玛窦病逝前后（公元1610年），故本书叙述便始自利玛窦临终前对传教团监督的选择与确立，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前，涵盖了明末及南明七十余年间中西交流的历史。本书通过5组矛盾现象的解析，来揭示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基本线索及其特征。

主要包括：耶稣会内部有关“天”、“上帝”称谓的论争，明朝士大夫中掀起“南京教案”与编纂《崇祯历书》的分野，闽浙中下层人士拥戴或排拒基督教的斗争，基督教不同派别围绕中国礼仪之争，辽东战争期间引进与阻止西洋大炮及炮师的对立。

凡此表明，坚持反映文化互补性的和平与平等交往的原则，跟激化文化差异性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图谋，成为利玛窦时代以后，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宗教派别斗争的焦点，也是贯穿这一时期基本的历史线索。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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