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
出版日期:2016-4-1
ISBN:978754730883X
作者:戴景贤
页数:512页
内容概要
戴景贤，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台北市。自高中时代起，即师事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钱穆，前后逾二十载。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获文学博士学位。自同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高雄）中国文学系迄今，并曾担任该系教授兼主任。现任该校特聘教授。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涵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曾获中山大学（高雄）研究杰出奖、杰出教学奖，并经遴选为该校“传授教师”(mentor)。
书籍目录
《程学阁著作集》发行缘起
壹 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
前言
一、《先秦诸子系年》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三、《国史大纲》
四、《朱子新学案》
结语
贰 钱宾四先生所关注之时代问题与其学术取径
一、钱先生所处之时代与当时之学术环境
二、钱先生所企图解决之学术难题及其主要工作
三、钱先生义理思想之根源及对此可有之哲学解释
四、钱先生之学术观念及其所显示之学术史意义
叁 论钱宾四先生“中国文化特质说”之形成与其内涵
一、钱先生学术中之“家言特质”与其价值思维之整体性
二、钱先生有关学术、思想、文化研究之关切焦点与其“中国文化特质说”之提出
三、“文化特质说”建构之条件与其史学意涵
四、钱先生“中国文化特质说”之来历与其思维架构
五、钱先生“中国文化特质说”所可能具有之启示意义
肆 论钱宾四先生之义理立场与其儒学观
一、钱先生义理思想之根源与其哲学意涵
二、钱先生之义理形态观与其对于三教之分疏
三、钱先生诠释中国学术史之基本角度与其研究重点
四、钱先生针对经学、理学、儒学所设立之义界区隔，与其时代划分
五、钱先生义理立场与其儒学观之于当时以及未来之重要性
伍 钱宾四先生有关历史与人性之理解及其学术意义
一、钱先生对于人类生存条件及历史构成之理解
二、钱先生对于社会构成之结构因素、功能因素与精神基础之基本分析
三、钱先生有关民族与文化关系之说明
四、钱先生对于历史目标与进程之看法
五、钱先生所企图建立之文化形态学
六、钱先生史学中之哲学成分
陆 论钱宾四先生研究历史之角度与其建构史观之过程及方式
一、钱先生研究历史之双重角度与其形成之来源
二、钱先生有关历史发展之“主体性建构”之设论与其当代意义
三、钱先生“史学观”中之动态论与静态论
四、钱先生“史学论”中之分野观
五、钱先生“史学系统”之完成与其史学工作
柒 钱宾四先生学术思想之总评价
一、钱先生学术思想于学术史之贡献
二、钱先生所形塑之学术风格与其启示意义
【附录】
一 流落人间者，泰山一豪芒———从学宾四师二十二年之回忆
二 无锡钱宾四先生事略
三 钱宾四先生著作版本目录
人名索引
书名篇名索引
语词语句索引
作者简介
本书为研究钱穆学术之佳作，是钱穆弟子戴景贤教授的力作。全书由《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钱宾四先生所关注之时代问题与其学术取径》、《论钱宾四先生“中国文化特质说”之形成与其内涵》、《论钱宾四先生之义理立场与其儒学观》、《钱宾四先生有关历史与人性之理解及其学术意义》、《论钱宾四先生研究历史之角度与其建构史观之过程及方式》、《钱宾四先生学术思想之总评价》七篇论文组成，从不同角度深入论述了钱穆的学术及与现代中国学术之关系。书后附录作者对从师钱穆二十二年的深情回忆、钱穆事略和钱穆著作版本目录，也极富价值，值得治钱学者深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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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宾四先生的考究 ——读戴景贤著作《钱宾四先生与中国学术》◎ 东渔戴景贤曾师从钱宾四先生，在后者的熏陶下，建立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之爱。他对恩师学术的崇敬，虔诚又不失创新，就像钱先生解读中国思想史的态度一样。在《钱宾四先生与中国学术》这本著作里，他本着以学术为中心的角度，解释并扩展了钱先生的思想体系。着重于钱先生同时期学者的学术考究，比较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著名学者的各家所长，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和断裂处，并凸显钱先生的独立角度，其对学术的认真态度，进而发掘自己的思想内涵。戴景贤肯定了钱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一是普及史论，二是独特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前有论文《钱穆》，针对其师的思想境界加以概述；今著《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针对学术的细节继续研究下去，得出统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构架模式。本书附录中，戴景贤提到同钱先生交往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得钱先生关照读书方法和专注点，这期间他攻读了钱先生所有的著作，感悟到，“先生既非先释“理”、“气”、“性”、“命”诸概念，亦非先择先秦、两汉以下之一时代为论，乃竟自生活中食、衣、住、行四事讲起。余从不知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尚可有如此角度，真可谓大开眼界。”从中可见其对恩师思想的专注，以及对师者学术的新奇角度所发自肺腑的崇敬。在第一章里，大篇幅讨论钱先生对于中国二千年来皆是“封建社会”的质疑。对于关键的阐述，钱先生提出过“中国文化自有进程，其生命之延续自有形态”之说，而针对学术界对社会和儒家的质疑，在文中强调，“重点不外三项，即：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政治非专制，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学术非由孔子老子思想所支配而停滞，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社会非封建亦非由中国专制政治封建经济之形态所决定，或与之相协应。”钱先生这些论述经过后人的继续论证，已经可以作为正识，足见钱先生在前人的学术面前不会盲目屈从，有自己独到见解。且从钱先生持有《老子》晚出，比《易经》更晚的见解来看，表明钱先生并没有对古代学术一味地专断尊崇，而是持有对学术严肃谨慎的态度。戴景贤细致地论述钱先生诸多观念，钱先生认为，鉴于《论语》中只有“天道”的概念，没有哲学性质的讨论立说，也就不能将孔子立为哲学史萌芽奠基。但戴景贤一再强调，钱先生研究学术遵循的主体观念，仍是中国思想于世界最大之贡献在于“天人合一”。又指出，孔子的“天”明指上帝，后来的朱子延伸出“天，即理也”，以此推论一些新的见解“非先秦儒学所本有”，至理学家之后，儒学继续开拓了另一个层面。如此说来，学术研究是在后人的延续和分歧的过程中循序发展的，这也符合钱先生对学科的严谨态度。钱先生著有《朱子新学案》，推崇朱子，极其重视“朱子乃集后世大成”，然而钱先生对朱子儒学的专注，并不是盲目遵从儒家，有其独特想法。而儒家体系内的王阳明思想也属于特殊化议题，还有，“程朱”与“陆王”两派的融合及分立。钱先生本着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又诠释各家思想的“别异”和“会同”，扬所长补其短，以求真理显现。另外，此书后半部讲到钱先生怎么看待“三教”的融通和分立，比如“佛教”在“认识论”基础上，延伸出与哲学之间的通融。出现在此书中的现代学术研究者有很多，比如冯友兰，梁漱溟，欧阳氏、胡适等，戴景贤将这些学术家的见解摆出来比较，取意阐释，再同钱先生的理论相互比较，阐述钱氏学术与各家的不同。他在将钱先生与其他学术家的对照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作者的思想体现，学识所得，只有转换为自己的思想才会有所建立性。钱先生的思想是以中国思想史这个主体为出发点的，他说“中国历史乃是由中国人所创造出之一部历史。”这也是其他学者视其为“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端倪，戴景贤也归结钱先生的学术研究为：“钱先生一生之学术发展，由早年以迄晚年，亦正是由研究学术思想，而探讨及于民族精神，由民族精神，而申论及于文化特质”。如此，戴景贤推崇钱先生的原因在于，肯定其师在中国思想史的“精神层面”所做到的深刻挖掘，相信其师的思想必将纳入中西史学极具特色的一类。 -
文/凯风自南钱穆先生是一个完全自学成才的学者，幼时家贫辍学，后任职于家乡的中小学。后一生都致力于学术和育人。钱穆之于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就但单凭本书中列出的几本著作《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就足够历史研究者苦心孤诣地拜读了。本书是钱穆的学生戴景贤所作，作者从不同角度深入论述了钱穆的学术及与现代中国学术之关系，极富价值，不失为研究钱穆学术的佳作。全书由七个部分组成：《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钱宾四先生所关注之时代问题与其学术取径》、《论钱宾四先生“中国文化特质说”之形成与其内涵》、《论钱宾四先生之义理立场与其儒学观》、《钱宾四先生有关历史与人性之理解及其学术意义》、《论钱宾四先生研究历史之角度与其建构史观之过程及方式》、《钱宾四先生学术思想之总评价》。此外，书后附录作者对从师钱穆二十二年的回忆、钱穆事略和钱穆著作版本目录。本书对于研究钱穆先生的学术方法、学术立场、学术风格以及学术地位都会产生全方位的认知与理解。而不得不说的是，钱穆先生做学问和做人的气质是相同的。这也是钱穆先生为何能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因素之一。钱穆写《国史大纲》时正值民族危难之际。作为文人、学者、教育者的钱穆，她的眼光始终是顾及中国社会的大环境的。他力图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民族力量；从传统的文化力中寻找道德力和民族力。这种坚定的文学史观使当时的文学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多年的苦学研究使得钱穆的文学史观自成一派。想要站起来就要认识自己，在认识的过程中无论好坏都得接受。这就是钱穆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钱穆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单纯将目光局限在社会变化的层面，仍要注意文化层面的影响。除去社会经济层面，文化发展一样在左右着历史进程的进步。这些观点的发源，都来源于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钱穆老师。而这种思想文化内在动力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中国大陆这个被唯物史观统治的地区，最迫切需求的东西。这和他做人“敬理”的道理一样。真正的读书人应该了解一个时代，认知这个社会，同情这个时代人性趋向，并且超乎之上。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洪流中，钱穆先生秉持着通史致用，考史明辨的态度，抱着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温情，选择纯粹文化意义上的保守态度。余英时先生曾说：“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
钱宾四先生的考究 ——读戴景贤著作《钱宾四先生与中国学术》◎ 东渔戴景贤曾师从钱宾四先生，在后者的熏陶下，建立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之爱。他对恩师学术的崇敬，虔诚又不失创新，就像钱先生解读中国思想史的态度一样。在《钱宾四先生与中国学术》这本著作里，他本着以学术为中心的角度，解释并扩展了钱先生的思想体系。着重于钱先生同时期学者的学术考究，比较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著名学者的各家所长，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和断裂处，并凸显钱先生的独立角度，其对学术的认真态度，进而发掘自己的思想内涵。戴景贤肯定了钱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一是普及史论，二是独特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前有论文《钱穆》，针对其师的思想境界加以概述；今著《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针对学术的细节继续研究下去，得出统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构架模式。本书附录中，戴景贤提到同钱先生交往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得钱先生关照读书方法和专注点，这期间他攻读了钱先生所有的著作，感悟到，“先生既非先释“理”、“气”、“性”、“命”诸概念，亦非先择先秦、两汉以下之一时代为论，乃竟自生活中食、衣、住、行四事讲起。余从不知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尚可有如此角度，真可谓大开眼界。”从中可见其对恩师思想的专注，以及对师者学术的新奇角度所发自肺腑的崇敬。在第一章里，大篇幅讨论钱先生对于中国二千年来皆是“封建社会”的质疑。对于关键的阐述，钱先生提出过“中国文化自有进程，其生命之延续自有形态”之说，而针对学术界对社会和儒家的质疑，在文中强调，“重点不外三项，即：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政治非专制，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学术非由孔子老子思想所支配而停滞，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社会非封建亦非由中国专制政治封建经济之形态所决定，或与之相协应。”钱先生这些论述经过后人的继续论证，已经可以作为正识，足见钱先生在前人的学术面前不会盲目屈从，有自己独到见解。且从钱先生持有《老子》晚出，比《易经》更晚的见解来看，表明钱先生并没有对古代学术一味地专断尊崇，而是持有对学术严肃谨慎的态度。戴景贤细致地论述钱先生诸多观念，钱先生认为，鉴于《论语》中只有“天道”的概念，没有哲学性质的讨论立说，也就不能将孔子立为哲学史萌芽奠基。但戴景贤一再强调，钱先生研究学术遵循的主体观念，仍是中国思想于世界最大之贡献在于“天人合一”。又指出，孔子的“天”明指上帝，后来的朱子延伸出“天，即理也”，以此推论一些新的见解“非先秦儒学所本有”，至理学家之后，儒学继续开拓了另一个层面。如此说来，学术研究是在后人的延续和分歧的过程中循序发展的，这也符合钱先生对学科的严谨态度。钱先生著有《朱子新学案》，推崇朱子，极其重视“朱子乃集后世大成”，然而钱先生对朱子儒学的专注，并不是盲目遵从儒家，有其独特想法。而儒家体系内的王阳明思想也属于特殊化议题，还有，“程朱”与“陆王”两派的融合及分立。钱先生本着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又诠释各家思想的“别异”和“会同”，扬所长补其短，以求真理显现。另外，此书后半部讲到钱先生怎么看待“三教”的融通和分立，比如“佛教”在“认识论”基础上，延伸出与哲学之间的通融。出现在此书中的现代学术研究者有很多，比如冯友兰，梁漱溟，欧阳氏、胡适等，戴景贤将这些学术家的见解摆出来比较，取意阐释，再同钱先生的理论相互比较，阐述钱氏学术与各家的不同。他在将钱先生与其他学术家的对照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作者的思想体现，学识所得，只有转换为自己的思想才会有所建立性。钱先生的思想是以中国思想史这个主体为出发点的，他说“中国历史乃是由中国人所创造出之一部历史。”这也是其他学者视其为“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端倪，戴景贤也归结钱先生的学术研究为：“钱先生一生之学术发展，由早年以迄晚年，亦正是由研究学术思想，而探讨及于民族精神，由民族精神，而申论及于文化特质”。如此，戴景贤推崇钱先生的原因在于，肯定其师在中国思想史的“精神层面”所做到的深刻挖掘，相信其师的思想必将纳入中西史学极具特色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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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相当多，强烈推荐 -
有新东西 -
本书作者是钱穆先生的嫡传弟子戴景贤先生，这本书从半文半白的写法，到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尊崇与温情，再到注重文化整体观和传统经史研究方法的治学思路，都深得钱穆先生的衣钵。尽管文笔非常文言化，但其论述与分析完全是站在大的思想史脉络和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上进行分析，读来颇为受益。对于钱穆研究者和钱穆作品爱好者的书友们来说，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
有点高深，读不懂的样子 -
书中记录了一小段故事，十几岁的戴景贤带着读书笔记拜访钱穆，钱穆问读的是何书？戴景贤回答说是熊十力的书。钱穆说，梁启超先生过世比较早，他没有机会拜见，熊十力他就比较熟了。然后翻看戴景贤的笔记，云云。可与之相互参详的是余英时拜望钱穆的时候，也曾提及熊十力的文章，钱穆鄙夷曰他也懂考证，余英时圆场说他学问水平不高。有些故事可以对比来读，也许能够读出一些好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