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出版日期:2014-7-1
ISBN:9787100104165
作者:王健
页数:265页
内容概要
王健博士，2002-2005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导师袁毓林教授、李小凡教授）；2005-2007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导师沈家煊教授）；2007-2009年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导师游汝杰教授）。现任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2009-2013年 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sinotype项目博士后（项目负责人Hilary Chappell教授）。承担过数十个科研项目，有《涟水（南禄）话量词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从体助词“著”的表现看方言接触的后果和机制》（《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涟水话中的系词“斗”》（《中国语文》2011年第6期）；《常熟练塘话中的准体标记“开”——附论“得、过、脱、好”》（《方言》2008年第4期）等十多篇论文发表。
书籍目录
目录
序一（游汝杰）
序二（袁毓林）
第一章 前言
1.1 汉语方言区域研究回顾
1.2 我们的研究思路
1.3 苏皖方言概况
1.3.1 现代苏皖方言概况
1.3.2 从历史渊源看吴语、徽语和江淮方言
1.4 本文所用的材料
第二章 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1 三种动态范畴的定义
2.2 三种动态范畴在吴语中的表现
2.2.1 苏州话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2.2 常州话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2.3 湾沚话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2.4 吴语三地方言三种动态范畴表现形式比较
2.3 三种动态范畴在徽语中的表现
2.3.1 绩溪话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3.2 歙县话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3.3 祁门话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3.4 徽语三地方言三种动态范畴表现形式比较
2.4 三种动态范畴在江淮方言中的表现
2.4.1 泰如片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4.2 江苏境内洪巢片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4.3 江苏境内泰如片、洪巢片江淮方言三种动态范畴表现形式比较
2.4.4 安徽境内洪巢片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形式
2.4.5 安徽境内洪巢片三种动态范畴表现形式比较
2.5 吴语、徽语和江淮方言三种动态范畴表现形式比较
2.5.1 三种动态范畴比较
2.5.2 体标记与动词结合能力比较
2.5.3 助词“着”的比较
2.6 从历时角度看吴语、徽语、江淮方言三种动态范畴标记的来源与演变
2.6.1 处所介词结构的语法化过程
2.6.2 “着”的语法化过程
第三章 苏州话表体貌的“脱”及其在各方言中的对应成分
3.1 苏州话的“脱”
3.2 其他方言中跟“脱”相对应的成分
3.2.1 其他方言“脱”类词概况
3.2.2 常州话中的“落”
3.2.3 湾沚话中的“得[ɾəʔ]”
3.2.4 绩溪、歙县的“塌”
3.2.5 祁门话的“掉”和“失[ɕi]”
3.2.6 泰州、东台的“掉”
3.2.7 兴化话的“特[tʰəʔ]”、“去[tʰi]”和“掉”
3.2.8 南通话的“去”
3.2.9 灌南、阜宁、涟水、沭阳、合肥、扬州的“得[təʔ]”
3.2.10 六安话的“掉”
3.2.11 枞阳话的“特[tʰəʔ]、得[təʔ]、掉、去[tʰi]”
3.3 各地“脱”类词语法化的等级
3.4 全国其他方言区的“脱”类词
第四章 量词独用现象考察
4.1 什么是量词独用现象
4.2 吴语的量词独用现象
4.3 徽语的量词独用现象
4.4 江淮方言的量词独用现象
4.4.1 涟水话型方言量词独用现象
4.4.2 兴化话型方言量词独用现象
4.4.3 扬州话型方言量词独用现象
4.5 吴语、徽语、江淮方言量词独用现象比较
4.6 量词独用现象的共时和历时考察
4.6.1 量词独用现象在其他方言区中的分布
4.6.2 量词独用现象的来源
第五章 与动词重叠相关的几种句法、语义现象
5.1 北京话与苏州话动词重叠式表义功能和句法格式的差别
5.2 其他方言动词重叠的句法、语义表现
5.3 动词重叠式语义、句法功能差异的历史来源
5.4 从共时方言差异反观文献中的相关现象
第六章 与数量词连用的词缀“头”
6.1 做后缀的“头1”
6.2 做前缀的“头2”
6.3 做中缀的“头3”
6.4 跟数量词结合的词缀“头”的共时分布及历时蕴涵
第七章 结语：区域性共同特征的成因
7.1 区域语言学视角下的苏皖方言共同语法特征
7.1.1 什么是区域语言学的视角
7.1.2 苏皖方言的底层问题
7.1.3 平行发展造成的共同特征
7.1.4 方言接触造成的共同特征7.2 苏皖方言中的层次问题
7.2.1 汉语方言层次问题研究回顾
7.2.2 苏皖方言语法中的异源层次问题
7.2.3 苏皖方言语法中的同源层次问题
7.3 本书的成绩与不足
参考文献
附录 各地发音人、核对人一览表
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评审意见
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从区域语言学的角度描写、分析苏皖两省境内的吴语、徽语和江淮方言的五种语法现象，比较不同方言点的异同，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从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和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在语法上具有类型差异这一工作假设入手，选取若干项具有典型的类型对立或差异的特征进行调查、比较，证实该区域的上述特征多不属北京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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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博士的《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他远道来信（电子邮件），嘱我写序；我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就方言语法的调査和研究，从师门学统和乡音瓦解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性、体验性的感想，跟作者和广大读者交流。回想起来，王健从2002年来北大中文系做博士生开始，就尝试从区域语言学的角度来描写、分析苏皖两省境内的吴语、徽语和江淮方言的有关语法现象，比较动态范畴的表达形式、重叠式及相关格式等语法项目在不同方言点的异同，探讨它们之间可能的关系：到底是纵向的同源历史演变关系造成的，还是横向的不同汉语方言之间长期接触形成的，或者是不同的汉语方言平行发展造成的，甚至是早先进入这些区域的汉语方言跟当地土著语（百越语等）互相融合，后来又跟其他方言（官话等）长期接触形成的？对于我而言，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工作，很好地践行了朱德熙先生倡导的贯通方言和历史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路线。众所周知，朱德熙先生早在1985年为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写的序中，就一方面肯定了德·索绪尔区分共时和历时给20世纪语言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这种学说的消极影响：把对语言的历史研究和断代描写截然分开，看成是毫不相干的东西。朱先生着重批评了这种思潮在汉语研究上的严重后果：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敢越雷池半步；不但不关心汉语的历史，而且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为了彻底地改变这种风气，朱先生身体力行，将共时的各种方言（包括北京活和普通话）之间的比较研究跟历时的古今汉语语法之间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先后对“的、者、所、之”等虚词、重叠式象声词、反复问句等语法问题进行了跨越方言和贯通古今的对比研究，写出了令人眼界大开的《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方言》1980年第3期）、《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1983年第1期）、《“的”字的方言比较研究》（1991年提交北美中国语言学年会论文，其主要内容写入《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兼论汉语同位性偏正结构》[《方言》1994年第1期]）、《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方言》1982年第2期）、《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这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一条贯通共时和历时的路子，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并使汉语语法研究走上了全方位、多视角的道路。当时，受到导师朱德熙先生这种思想的影响，师兄陈小荷做的博士论文是《丰城赣方言语法研究》（1989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师弟张敏做的博士论文是《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时蕴含》（1990年）。记得刚去北大做博士生时，张敏就告诉我，朱先生非常看重吴语，曾经问张敏：“你会说吴语不会？”张敏回答：“不会。”朱先生叹了一口气说：“那太遗憾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作为来自吴语区的人，不去观察、描写和分析吴语语法现象，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要饭。于是，我也悄悄地在方言上下功夫，先后发表了《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1993 年第2期）、《方位介词“着”及相关语法现象》（《中国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苏州话人称代词构拟中的时间差》（《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还跟王健合作发表了《吴语的动词重量式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从几种语法格式的分布地域看古吴语的北界》（《吴语研究——第三届国际吴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但是，我的研究兴趣被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所牵制，无法在方言语法的研究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在了解了王健对方言研究有很高的兴趣，同时具有较好的学术基础以后，就鼓励他以方言语法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且还希望他把方言语法研究作为学术生涯的主攻方向，趁着年轻力壮多做实地调査，争取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现在，拿起王健这本沉甸甸的稿本，知道他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望。说起来还真不容易，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他不辞辛劳，十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地去实地调査和核对，住过八块钱一个晚上的乡镇小旅馆，喝过好客的发音合作人自酿的烈酒。大概是为了让我分享他实地调査的快乐，或者见证他实地调査的辛苦，他好几次在奔赴乡村的公交车上给我打电话，说：“我正在赶往祁门（或绩溪）的长途汽车上。”同时，电话听筒中传来嘈杂的方言土音，有时还夹带着鸡鸭的叫声。这让我心里踏实，坚信有了这种脚踏实地、深入乡土的方言调査，他一定会做出令人满意的成果。说起来，这种大规模的方言实地调査，在当今中国尤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家知道，我国目前正处于迅速的社会大转型和城乡一体化的历史大变迁时期。在这种“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伴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村落的消失和乡音的瓦解。媒体上一个模糊的说法是，我国每天都会消失几个古老的村庄。可想而知，那里的方言土语也四散飘落。拿我的故乡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萧墅村来说，自1949年以后到60年代初期，陆续有操着官话的土改、四清等运动的工作组成员进驻，他们带来了零星的外地词语和读音。但是，由于他们逗留的时问短，对当地方言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到6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了一些上海和苏州市区的插队青年及其城里吴语，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待就是十年左右，好在每一个生产队只有两个知青，并且他们一般不跟本地人结婚，所以两种城里吴语也没有对我们本土吴语造成什么冲击。80年代开始，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一方面是收音机、电视等现代媒体的普及和学校普通话教学水平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口里普通话越来越多，方言土语越来越少；9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本地人进城工作或办企业；而大批来千灯镇的各种企业打工的外地人（主要来自苏北地区），在村里租房住下来。这样，形成了多数外地人跟少数本地人混居，强势的外地话和普通话包围弱势的本地话的局面。2010年以后，则更为彻底。整个由大大小小十几个古村落组成的萧墅村，连同周围的几十个自然村一起搬迁。几天工夫，房子夷为平地，村民风流云散、各奔东西，住到了周围的千灯镇、陆家镇、花桥镇、玉山镇等城镇。随之飘散零落的是一个个具体方言点的方言。当然，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止。在一个个居民小区中，本来十里不同音的人群又开启了新的方言融合进程。可想而知，在这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情形之下，再想找一些合适的发音人，调查某一个方言点的音系、词汇和语法，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单纯和容易了。有感于此，我认为，像王健博士这样的方言语法的大规模实地调査工作，显得尤其必要和及时，弥足珍贵。我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感慨，希望同仁们认识到当前方言调査和音档保存的迫切性，也希望王健博士能够抓住机遇，多做实地调査，多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2013年岁末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
王健的书稿《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比较研究苏皖地区吴语、徽语和江准官话的若干语法现象，内容相当深入，可以说是第一部研究方言语法的“区域方言学”著作，可喜、可贺。所谓“区域方言学”应是“区域语言学”(areal linguistics)的下位概念。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大都是地点方言的描写，也有将不同方言材料列成表格，进行排比的，例如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以及北大的《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等。此类字音表或词汇表为地区方言研究和各大方言和比较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起的跨方言比较研究，大都限于语音和词汇层面，也没有“区域语言学”的自觉意识。王健则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区域语言学的高度，选定地理上相连的苏皖地区，从事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区域方言学可以说刚刚起头，今后可以研究的区域还很多。王健所选择的苏皖地区的吴语，是北部吴语。北部吴语、徽语和江淮官话合为一个区域来研究是合适的。南部吴语则可以与闽语组成一个区域，因为两者在历史来源和方言接触方面，关系密切。客赣方言可以自成一区域，自不待言。广东可以独立成一区域，因为粤语、潮汕闽语、海南闽语和客家话在这一地区都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如此等等，可以开展研究的区域，不一而足。由区域方言学想到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跨方言语法研究和方言类型学研究，这三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跨方言比较研究，不过区域方言学的志趣是研究同一区域的方言接触及其结果；跨方言语法比较，并不强调这些方言在地理上的关联，似乎也不怎么追求类型学的“蕴含”关系；类型学则有较完备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这三个研究方向应该可以互相借鉴，相辅相成。它们不仅是汉语方言研究的新的增长点，也将大大提高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对语言学的贡献。王建博士2007年8月—2009年6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主要从事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兼任语言学学科的秘书，常起草有关学科建设的计划、总结，组织学术会议和全国语言学高级讲习班，各项工作勤勉有加，努力不辍，成效显著，有口皆碑。在学术上更是兢兢业业，多年来不辞辛苦，从事田野工作，孜孜不倦，终于结成硕果。故我乐意为之作序。2013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