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章节试读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5
ISBN:9787549536016
作者:许知远 主编,绿茶 执行主编
页数:256页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7页

梁启超在面临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革命还是改革的选择时说:“法兰西自1793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1870年始获飨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已来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这番在辛亥革命还未开始、共和尚待建立时发出的感慨没有被人记取,而是一语成谶。一百年前的1913年,是足以改变近代中国,完成新创共和国的一年,但恰在这一年,所有正面的力量,全部都被历史摔出了。中国历史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刺客与政客 - 刺客与政客

各种扯不清道不明的纠纷和误会,不管有没有参与谋划刺宋这回事,袁世凯跑不了背骂名。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64页

1913这专题挺不错,只是最后一篇访谈各种历史假设如果这个如果那个有点多余了。第三篇文章好,有理有据。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175页 - 日瓦戈的孩子

我错在何处?
我杀了人么?
我只是写下了我美丽的故土,
并让全世界为之悲悯。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76页 - 喧嚣与影响

公共知识分子,向广阔人群描述,分析变化的世界,挑战固化的思维。
二战后的世界从殖民化中独立出来的民族解放建国,再到超级大国间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而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除意识形态樊篱后生产力发展而来的地区民族和宗教的综合差异导致的混乱。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117页 - 历史的未来

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
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亟待重申民主政制凌驾于经济事务之上的至上地位,并且再度确立政府作为一种公众利益表述的正当地位。但是,它为了保证中产阶级生活形态提出的政治方案,它却不可以单纯仰赖福利国家的现存机构。这个意识形态有待以某种方式重整公共部门,使之摆脱在位股东的掌控,并由新的科技武装手段提供服务。它必须直言不讳地谋求更多的资源再分配,并为遏止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事务的主宰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
经济上,这个意识形态不应以贸然谴责资本主义本身为起点,仿佛旧式的社会主义仍然在待选范围之中。问题的要害毋宁是资本主义的繁复样式,以及政府插手帮助社会调节以适应变革的适宜程度。全球化应当被视作为有赖政治上精心约束的挑战与机遇,而非命定的悲剧现实。新意识形态不将市场视为其终极目的,而且,根据它们滋长中产阶级的能力,而非囤积国家财富总额的能力,适度地重视全球范围的贸易与投资。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57页 - 被打断的宪政立国之路

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国民党的党史也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非常片面的。其片面性在于塑造的主线只是孙中山、蒋介石这么一条线,而忽视了宋教仁所代表的那条线。宋教仁的政治主张是通过议会、选举参与袁世凯作为总统的中华民国。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书选题的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6页 - 共和为什么失败

中华民国这个早产的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既没有实力为旧制度颁发死亡证书,也无法迅速让共和政治的参与者统一签署她的出生证明。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234页

我觉得这幅景象既平淡无奇又具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平淡无奇是因为这个细节如此平常,它也许会是许多人人生记录中的一个小偏差。不过。如果病人是一位大帅,某种特别的惨痛就很明显了:这个人曾经经历北伐和西安事变的生死关头,他曾经梦想击溃日本人、压倒共产党并将中国永远嵌在世界强国的版图中,可他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摊潮湿中,等待每次公务会议结束。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146页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1页 - 发刊词

这种历史功利化的趋势从媒体进入基础教育。课本编纂者无时无刻不想着为过去的事件寻找现代的意义。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诗歌都被人为具有“借古讽今”的作用。在中国历史的课堂里,历史事件的发展遵循“繁荣—屈辱—复兴”的线条,因此历史不仅为今日提供参考坐标,同时还提供了合法性:今天是最好的、最新的时代。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3页 - 发刊词

我们怎么能够脱离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过去呢?即使历史真的是由稻谷市场的价格波动和某些职业的“阶级认同”推动的,也没有理由拒绝荡气回肠的关于时代的描述、对于历史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以及对于历史人物的细致描摹。
关于历史是什么,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朴实而又精彩的总结。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1页 - 全部笔记

发刊词
一是公众和很大一部分历史专业的学生从生活经验和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一种关于“真实”本身的激进的怀疑论观点。
(他们自豪于这种“不相信”的态度:大部分的记录都不可靠,大部分的历史都仅仅是为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甚至,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写作和研究的。他们一方面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写作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对某种全新的诠释感到迷恋。
二是长期以来关于历史的功利主义的看法:当面对现实的紧迫时,劳力士似乎提供了最直接的,快餐式的解决方案。)
诚然,对于过去的研究总会对今天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过分功利的看法却导致历史事实的扭曲,思维框架的局限,以及对于今天的不恰当假设。
我们的应有的历史应当是这样的:首先,历史一定是“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其次,历史写作和研究一定是对于当下的回应和参照,但是这种回应和参照应该是从容的。
专题
P16 辛亥之后的共和国基本权力架构,是北洋派、立宪派与革命派三足鼎立的联合政治。应夔丞活动于三种力量之间,而至1912年底,因与革命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帮会与革命党在南方的联合已经基本破裂。为谋求生存空间,应不得不倒向北洋系,在南方为北洋刺探情报。应主谋刺宋,这一极端行为的基本动机,或许就是要报复持稳健立场的革命党人。
P20 关于毁宋酬勋——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文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答应提供却迟迟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
P24 对于刺宋案第一个层面的情况,袁世凯和赵秉钧显然是知情的,赵秉钧默许或者逃避,袁世凯则大感兴趣。袁世凯感兴趣,是推动宋案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动因。
P26 武人对于喧闹的选举,议会政治,缺乏实践兴趣,他们更相信武力与权力是划等号的。袁世凯本能地认为议会选举,尤其是国民党选举大胜的结果,已经是危机中央政权了。
P27 袁世凯在宋案中起的作用——正是应说明他有关于宋教仁的丑闻物件,使得袁世凯非常关心要抛出这些物件来打击政敌。袁世凯一再向洪述祖询问宋教仁“物件”的下落,并表明他对于宋教仁相当之头疼和反感。在获取宋骗案“物件”失败之后,洪述祖投袁世凯所好,用暗杀手段,帮袁世凯达到铲除政敌的目的。此时,袁世凯与赵秉钧,百口莫辩了。
P34 从章太炎的视角观看,(孙中山,陈其美暗杀宋教仁)这个说法就很难成立。章太炎此时虽然与孙中山等人一笑泯恩仇……但是按照章太炎的性格,假如宋案真与孙中山,陈其美有关,……都会拍案而起,怒斥孙、陈。……他更不会知假作假,与孙中山一起一方面为宋教仁之死悲哀,另一方面替他们隐藏这样大的秘密。
P43 尽管革命派与北洋集团就正统来源有巨大的认识分歧,但就法统而言,双方都承认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当时使用的临时宪法。但这一宪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为约束北洋集团单方面制定的,立宪过程并无北洋集团参与。而当它一旦开始生效,北洋集团就发现处处受掣肘。
P44 南京方面“因人设法”……而对袁世凯来说,这个法从一开始就与他的实力不匹配,束手束脚。
P45 北洋政府的开局并不顺利。它面临着沉重的内外压力,如蒙藏分离势力与俄英列强勾结制造的边疆危机、遣散南方30万军队的财政压力、中原的白朗起义等等。面对内外危机,袁世凯迫切需要集中行政权力来应对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束缚日益显得难以令人忍受。
P47 关于当时政府与参议院的争执:政府取消部分议员资格,以致国会达不到合法半数,正当依据何在?而政府的反驳是:既然没有半数,就不合程序,连质问权也没有,政府没有答复义务。
P50 新《约法》下总统的权力——大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国务卿没有副署权;大总统除缔结涉及变更国土以及增加人民负担的跳跃需得立法院同意之外,行使各项权力不受立法院限制;大总统有无限制的停散议会权与否决权;议会立法遭到总统否决后,即便仍有三分之二议员支持该立法时,总统仍可拒绝公布法案……
P52 1912年宪制之所以很难行得通,是因为它无法面对中国迫切需要国家重建的情况。清朝的崩溃导致的是一场巨大的国家整合危机……要将中国拯救出这一困境,就需要真正具有整合力的中央政权。
(P59) 法律事实就是依据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生产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法律事实是一种能用证据证明的事实。这意味着法律事实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它还能用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通过了正当的司法审判,宋案之如何那就是法律裁决之事实了。至于自然真实,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到达。
P63 刑事判决不可能实现政治诉求,虽并不意味司法判决与政治诉求无关,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指孙中山像通过宋案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即二次革命)
P64 我们关注的中心议题,未必就是要找到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重要的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整个民族的意识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问题。这考验大家的认知,考验政治家的成熟,考验政治正义的诉求——不是个人野心,也不是个人野心,也不是党派利益。其实,个人利益和党派利益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放在什么样的框架下去实现这些利益,如果是放在法律、议会中去实现,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是付诸枪杆子,性质就全变了。
(P73)问题并不在于公务员阶级积极地削弱魏玛共和国的力量,而在于共和国没有能够让各阶层的公务员参与到民主的政治进程中来,从而能够抵抗那些试图推翻共和的力量。
访谈
P79 当今中国面临真正之困境——我们从未在中国社会内部建立起对话,又怎么可能与世界展开对话。
随笔
历史的未来(Francis Fukuyama)
P109 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源自国家保护黎民百姓个体权益的能力,而且国家的权能必须为对法律原则的坚持所制衡。
P110 共产主义者,他们宁愿放弃程序民主制(多党选举)而偏好他们所认为的实质民主制(经济再分配);以及自由民主派,他们相信在扩大政治参与度的同时,仍可以维持一个保全了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个人权益的法治社会。
P111 首先,工业化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准正日益攀升,以致很多工人及其子女得以进入中产阶级。其次,工人阶级的相对容积停止了增长,并进而开始衰减,这个现象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明显,这期间服务行业在所谓“后工业”时代经济中开始取代制造业。最后,一个新生的低于工业化工人阶级水平的贫困与弱势群体正慢慢长成——这是一个有少数民族、少数种族、新近移民,以及诸如女性、同性恋者、残障人士等被社会忽视群体所构成的异质杂糅体。于是势所必然的是,旧日的工人阶级已然蜕变为又一个内部利益集团,一个动员工会的政治力量,以图守住昔日苦战来之不易的战利品的利益集团。(这就是1984所描述的,老大哥一旦拥有剩余的资源,就要发动无止尽的战争来把这些资源消耗掉,以免人民富裕;这也是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由来,想当年太祖发动阶级斗争让大家一起受穷来保持党的“纯洁性”)
P114 公产乌托邦难以实现,是因为成熟资本主义所孕育的是中产阶级社会而并不是工人阶级社会。但倘若科技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正逐渐从内部掏空着中产阶级,进而使得发达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只能维持在少数群体中,则又该当如何呢?
P116 近数十年来,左派思想一致后继无人,他们未能明确地首先给出一个严谨的分析,说明当饱受经济变革之痛时,各先进社会的结构将何去何从,并继而提供一个有望保全社会的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
P117 此刻,试想一个神秘的无名作者,正在某个房子的顶阁,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大纲奋笔疾书,这个大纲行之有效地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具备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和稳固的民主体制的世界。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将如何名状呢?
琉球的故事(林忠泉)
P126 不过,认同意识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与他者接触与交流的经验。
政府、地理与经济增长(Jeffrey Sachs)
P153 A&R意图解释为什么国家无法促进经济增长时,他们表现得就像那些打算只用一张药方治疗所有疾病的医生。无论是患病的身体还是竞争力不足的经济,在任何一个多元因素决定的系统内,每种因素都能导致系统失灵。(评《Why nations fail?》)
P159 有时候,专制体制会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民主政体则会衰退不前。A&R有时候是对的,政治确实重要,糟糕的政府也确实能够扼杀经济发展。但理解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以开放的视野面对全球技术创新和扩散的多元进程,面对政治、地理、经济和文化借以决定世界技术流动的众多途径,这是真正的复杂情况。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 (方可成)
P179 中国人民的两类老朋友——前者在20实际上半段,怀着理想主义不远万里来中国,投身中国革命……后者是在1949年以后登场。他们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势下,与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政治家们。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发刊词 - 发刊词

这发刊词写得颇有见地,也颇有诗意。谁写的呢?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第52页 - 从借壳上市到破壳而出----袁世凯宪制改革透视

“跳板论者往往假定,1914年宪制相比于1912年宪制而言,是一次大倒退。但纵观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中真正得以推行并促进中国国力增强的宪制度,基本上是更接近于1914年而非1912年宪制。孙文尽管反袁,他后来主张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道路,至少在前两个阶段都与1912年宪制毫无共同之处。而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与1912年宪制相去更远。国共两党都赞美1912年宪制所象征的革命的正当性,但在实践中又否定了它的现实可行性。1912年宪制之所以很难行得通,是因为它无法面对中国迫切需要国家重建的境况。清朝的崩溃导致的是一场巨大的国家整合危机;军权下沉,财权分散,精英有序流动的机制崩溃,边疆分离主义盛行,国外列强虎视眈眈。要将中国拯救出这一困境,就需要真正具有整合力的中央政权。而在中国并不具备强有力政党的条件下,议会制色彩过强的政治体系,并不足以打造具有整合力的中央政权。袁世凯从“借壳上市”走到“破壳而出”,绝不仅仅是个人野心使然,也是时势发展的结果。

《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的笔记-共和为什么失败 - 共和为什么失败

追寻理想的道路上受挫而变的急功近利这些都是难免的事。但是说"这正面的力量,全部被历史甩出了"这种伤感恐怕是有点站不稳脚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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