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全六册）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ISBN:9787108014955
作者:钱钟书
页数:2761页
作者简介
此补订重排本对《管锥编》所收的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文章分别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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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一条条慢慢贴出来：1. 管锥编第一册 繫辭（六） 思辨之当然 (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 (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斯宾诺莎论【思想】之轮次、系连与与事物之轮次，系连相符 (Ordo et connexio 【idearum】 idem est, ac ordo et connexio rerum)，维果言思想之轮次当依事物之轮次，皆言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 ----------------------------------------------------------- 这里，钱钟书用 cogitatio 来理解 idea，完全违背了斯宾诺莎的原意，跟斯宾诺莎拉丁原文一对照，问题就出来了： 斯宾诺莎著,王荫庭、洪汉鼎译:《笛卡儿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B.de Spinoza,Renati des Cartes Prineipia Philoso phiae,Amstelodamensem, 1663.)，第 51 页： 一、所谓思想 (cogitatio)，我理解为在我们心中并为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 ... 二、所谓观念 (idea)，我理解为任何一种思想的形式，只要直觉到这个形式，我就意识到这个思想。 -
在我的心中，钱先生是一位大智者，又是一位大仁人。三十年前，他光凭几本新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便给了我这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外省编辑许多指导和帮助，完全是出于对学术——天下之公器的关爱，出于对我们这个历经坎坷的古老民族如何才能快点“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关心。这是真正的大不忍之心，大仁人之心，我永不能忘。 为了纪念钱先生，今发表先生1982年3月28日给我的第一信，并将先生托《读书》编者董秀玉转信便函同时发表。 秀玉同志： 又来麻烦你了——但是你也“咎由自取”。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费神至谢，即致 敬礼 范用同志前并问候 锺书上，杨绛同候，星期日晚。 函末署“星期日晚”，应在3.28晚饭后。原信封上四分钱邮票的盖销戳，“3.28.20”字迹清晰，“20”显示二十时即晚上八点钟，晚饭后去附近邮局正好赶上，即此便可见先生的热心了。 “咎由自取”当然是诙谐，意思是董秀玉带我上门，才惹来转信的麻烦。原来我于1982年3月奉召入京开会，会后见到董秀玉，她告云“钱先生很欣赏《走向世界丛书》，说是编书人如果来北京，愿与见面谈谈”。于是立马便跟她搭乘公共汽车去了钱家。 我自幼体弱，晕船晕车，很怕出门，至今连北京都只去过四次，八二年这是第二次。当时喜出望外，忘了在上车前服晕车药，很快开始晕车，发了晕即服药亦无效了。这就是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钱先生，却又不能不“走得匆忙”，以至“没有留下地址”的原因。 钱先生“抽空翻看了几本”的，即是我和董秀玉带去的《走向世界丛书》，也就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的李圭《环球地球新录》、斌椿《乘槎笔记》和张德彝《欧美环游记》。 下面便是董秀玉转寄给我的信。 叔河同志： 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 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点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我下月起，应中华要求，须校订一部旧作，怕没有工夫细看这些书，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供参考。 （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你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里似乎忽视了这点。李圭是南京人，最有名的著作是《思痛记》（讲太平天国事），记得胡适、周作人都在著作里称赞过（是否值得称赞，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君前年赠我所编中国《纪录文学集》也把这部书的译文收入。 （2）斌椿《乘槎笔记》。你在序文里列述以前中国人讲西洋的书，说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畲、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又特引李善兰为本书所作序文，加以发挥。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徐继畲不仅是“地理学家”，他还是个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尤其是他也为斌椿此书写了序文。他的《瀛寰志略》有不少常识性的地理错误，但是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引起当时人的攻击。例如你常引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就骂过《志略》，我记得陈夔龙上过一个奏折,把徐继畲和魏源并举为洋务的罪魁祸首。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继畲，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我认为可以重新考虑。 （3）你删节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顾虑的必要么？假如有，似乎这套书里该删节的多着呢。 （4）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那些没有注明的其实都可以补出（例如77页“格郎局晒”是“grande duchesse”）等等，这且不去管它。注明的洋文里有些错误。76页“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141页“Holy（神圣的）”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张德彝的英语读音似乎常有问题，例如直到《八述奇》时代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惴尔者唱圣经人也”，就是把“Choir”的“h”误读出来）。120页“五（午）夜回思”，（午）不必加，“五夜”常见古诗文中，即五更。128页“敖尔柴斯特立邦”，“邦”必“那”之讹。191页“美万海西……美克万海西”，两“万”字必讹，请查对原本，因这里是对译“you”的音。你序里特意提到“侯爵德理文”那一节，那就是《乘槎笔记》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所提到“译唐诗”的“德侯理文”，原名MarieJean Léon[理文]d’Hervey[德]（他的Poésiesde I’Epoque des Thang等译作早被遗忘了，也许亏得近代法国小说巨著Marcel Proust,Sodome et Gomorrhe提起他的姓名）。 我在《抖擞》上发表的文章，蒙你夸奖并引为同道，是给我的鼓励。我有一个改定本在秀玉同志处，准备将来编入一本小集里。《观自得斋丛书》想已找着了。 贵社袁、高两位同志远道相访，我很惭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请你代我向他们道歉并致谢。 几次客来打断，写不成字，语不达意，请原谅。此致 敬礼！ 钱锺书，二十八日。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其实都是我的重大失误。如： （1）序文本应介绍作者背景，《环游地球新录》为最先出版（80.8）的第一种，于此竟付阙如。此固与当时有人不看好这套书（说一年最多只能出四五本，说编者不该自撰长篇前言）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腹笥馈乏，日本汉学家的书从来没见过，胡适1937.1.13夜写给周作人的信也是朱正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蒙先生指点，益知须多占有材料，始能争取话语权。后来八五年三月新版《环游地球新录》，我撰写并署名的叙论，字数便比钱先生所见署名“谷及世”（谐音“古籍室”，以免“突出个人”）的这篇多出一倍半；在加写的“痛定思痛”一节中，又将李圭家中遭难“男女死者二十馀”，他本人被太平军裹胁去做了“写字先生”，后据亲见亲闻作《思痛记》等有关情事，作了必要的介绍。 （2）总序两引魏源之言，而“只字不提徐继畲”；《乘槎笔记》有徐继畲和李善兰等人序文，又只引李序并加以发挥，都确实“轻重得失当”。我只看重魏、李的士人身份，又以为魏撰述在前，影响也大些，举以代表便行了。殊不知徐氏的《瀛寰志略》一书，也是据泰西地图册子，“就米利坚人雅裨理询释之”，“五阅寒暑”而成的；徐本人还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过京师同文馆，确是“走向世界的大官”，忽视他真的不对。读先生信后，深感自己率意为文的积习难除，写学术文还欠缺修养和能力，不能不努力再努力。 （3）《乘槎笔记》的刻本我有三种，第一种为“同治辛未镌，醉六藏板”，分上下卷；第二种署“三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纂”，不分卷；第三种署“三品衔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亦不分卷。一、二两种的文字相同，第三种则稍有删削。我写的序文全未介绍板本情况，只笼统写道：“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完全保持原貌……”钱先生质疑我有这种删节的必要么，对我确是及时的警勗。因为赴宴后“几疑此身在天上瑶池所与接谈者皆金甲天神蕊珠仙子非复人间世矣”二十九字，虽为第三种版本所删，“惟土人则黑肉红牙獉獉rr殊堪骇人使柳子厚至此必曰异哉造物灵秀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鸟”四十字，却三本咸同，是我“援例”删去的。我不分别作出说明，完全是在“删书衙”积威下养成的奴隶服从性自然流露。《走向世界丛书》纪录前人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历程，价值全在真实具体，有啥说啥，难道还能要求前清同治年间的官员按“三个世界”的划分，用“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说话么？猛省以后，我的脊梁就硬一点直一点，《丛书》就再没有删削原书了。不久前《小西门集》在上海被要求删改五十几年前说过的几句话，我即断然拒绝，宁可不出书，拿几千元退稿费了事。这一点点勇气，也可以说是拜先生之赐吧。 （4）“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这件事我实在是没能力做好的。我只在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未毕业）学过一点英文，做起来正如《兰学事始》书中描写的那几位日本医人，只诵习过几百言和（荷）兰话，便发愿翻译医学专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茫无可倚托”，遗漏和错误自然不少。钱先生给我指出的《欧美环游记》77页原文是：“是夕所演，系法朗西之戏文，齣名格朗局晒，译言大公爵夫人也。”译言“大”的“格郎”是grand我还明白，“大公夫人”英文则原本不识，“格朗局晒”该还原为grande duchesse更不知道了。76页的原文是：“言罢众皆举酒大呼曰，额卜额卜额卜，贺来贺来，以示宾主欢洽之意。”我从未出过洋，未听过洋人这样呼喊，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英文程度低，于是“望文（辨音）生义”，将“额卜”注成了“up”，将“贺来”注成了“hurrah”（印本又错成了hurroh）。至于“张德彝的误听误解”，还有他写到的外国人物的生平行事，要予以订正，进行考证，就是再努力几年十几年，我亦未必能行。思之再三，只好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取消脚注，不再事倍功半地还原英文，只在书后做一“人名索引”和一“译名简释”（今昔译名对照），这样至少避免了漏注和错注的毛病，守住了《丛书》质量的底线。仅仅此一点，先生对我的帮助即很大很大了。 先生信中说，他应中华书局的要求，要校订一部旧作，这应是两年后出版的《谈艺录》；又说，有稿件在董秀玉处，准备编成一本新书，这应是三年后印成的《七缀集》；他写信时“几次客来打断”（其中有一次恐怕还是“贵社袁、高两位同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的），可见先生当时确实很忙。忙中还能写出如此长、内容如此切实、词意如此恳切的信，连夜投邮，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进行指导和帮助，又确实罕见。他为什么能如此做呢？照我想，恐怕只能是为了学术，为了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大业”吧。 这就是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万不能及的地方——他的仁人之心，不忍之心，对民族和人民的不忍之心。 （2010.6.30） -
20世纪已经过去了，回想这一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很多感触。钟书兄比我大两岁，他的学识文章则比我高明得多，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去世前，虽同在北京，但我从未到医院看望过他；去世后也没有写过什么悼念文字。最近有朋友知道我在国外读书时就认识他，解放后也曾见过好几次，因此要我写篇文章纪念他。现在随便想到哪里就写几句。 我最早认识钟书兄是在1936或1937年。我是1934年去英国读书的。当时因为喜爱希腊罗马文学，就决定去牛津大学。当时在牛津大学读学士学位，可以先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学一年半，再学一门选科，如哲学、历史、东西方语言文学等，一共是四年，得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后，考上一二三四等，还要在每年的英国泰晤士报上公布。此外就是普通班，不必考和读希腊拉丁文，学期是三年，毕业成绩也不登报。我当时选的是四年课程。1934年秋，我到了英国伦敦，先找一位老师，教我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补习了五个月。次年春天，就去考过入学考试。考上了，因当时学院里没有亚非学生名额，又在伦敦等了一年多才进了大学。所以我到牛津是在1936年。钟书兄在国内已经读完大学，他作为庚款留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只要写一篇论文，便可得到文学士(B.Litt.)学位，一般通过研究论文是两年左右，也有用了三四年的。钟书兄因为底子好，大概只用了一年左右，就通过论文毕业了。所以他在英国牛津时间不太长，大概只有两年左右。离英后，他又去法国巴黎，得了什么学位，我就不清楚了。他回国大概是在1938或1939年左右，比我早一些。 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中国人并不多，最初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也有不读学位，只住在那里，利用当地较好的图书设备和较廉的房租的，如历史学家向达(向觉明)教授，我在英国的最好朋友，他就是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集抄写敦煌资料的。他有时去伦敦，有时住在牛津。他同钱钟书兄也是一见如故，作了很好的朋友。钟书兄到牛津是同他夫人杨绛同来的，季康嫂(杨绛)我当时也认识，初次见面大概是在他们两位家里。钟书当时同牛津的中国朋友很少来往。大家都觉得他比较孤僻，见面也没有多少话说。记得向觉明兄曾对我说过钟书兄对他们都不感兴趣，他说过除了向觉明兄外，只有"小杨"还可以谈谈。"小杨"就是指的我。当时中国人里有三个姓杨的。我年龄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杨"。我听了这话，当然也很高兴。 记得只有一次，向觉明兄拉钟书兄同一些中国同学见了面。在座谈中，钟书兄好像没有什么话，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谈一位法国女作家的书札集如何机智有趣，这位女作家是17世纪的瑟维叶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时代同一位侯爵结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与人决斗死了。她在守寡期间曾给亲戚朋友写了不少信，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千七百来封。信的内容大都是写当时法国宫廷中的琐事，从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风俗人情。我没有读过这部书，但记得当时钟书兄只顾得同我大谈瑟维叶夫人，而置大家不顾，回想当时情况很可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常去巴黎游玩。巴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歌舞剧院，叫作"红磨坊"(Monlin Ruge)。在那时常听到台上唱的一个流行歌曲，头一句唱词就是Tous va tréi bien,madaml la manquise(一切都会很好，侯爵夫人)。我每次听到这个唱词，就想起钟书兄在牛津那次高谈阔论，大谈瑟维叶侯爵夫人的情景。其实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 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一生常常被人背后批评指责的原因。 我们离开英国后，就好多年没有见过面。我在重庆、贵阳和成都教过几年英语课，后来就到重庆北碚，在国立编译馆翻译《资治通鉴》。听说他回国后，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因同某些教授同事关系不太融洽，就改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书，后来又去到上海。日本投降后，我也同编译馆去到南京，差不多就在这时，他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当时好像是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主编了一本图书馆内部的英文学刊，刊名是希腊文，意思是《爱好读书》，大概同现在的《读书》月刊差不多。他向我约稿时我正对中西交通史有兴趣，写过一些汉魏到唐宋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东罗马友好关系的读书笔记。又曾应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贺昌群教授之约，在学校历史系当过一年教授，教东罗马史，后因学生罢课请愿，反对内战，只教了几堂课，没教完一年而终止。由于上述原因我就给他寄过两篇英文稿子，大概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这两篇英文稿子他的学刊也都登载了，他还寄来过那两期学刊。不知道这个学刊到底出版过几期，也许两三期后也就停止了。我们后来见面从未提起过这件事，别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好像也未提到解放前他在上海主编过一本英文学刊。 总之，解放前他回国后的生活经历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不少不愉快的事。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围城》，虽是讽刺小说，并不都是真事，更不是自传，但是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在那个时期的遭遇。 解放后，听说由于朋友的推荐，他被调来北京主持翻译英文毛选的工作。我当时还在南京，正热心处理民主党派和政协事务。大概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我，说中央也想调我去北京，参加翻译毛选的工作。我当时婉言拒绝了，说我只懂得翻译文学作品，翻译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同南京统战部同事的关系很不错，我又刚买了一所小房子，预备在南京定居，北方老亲戚太多，也怕找麻烦，这样我就失去了一个同钟书兄共事的机会。1952年底我还是被调到北京，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见到过钟书兄，也不清楚他当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在完成了翻译英文毛选工作后，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又听说他很怕开会或被人访问。我自己情况也不太好，心情也不很愉快，因此也没去看他。记得只是在他搬到三里河南沙沟宿舍后，去过一次，但也未久留。还记得有一次《中国文学》英文版忽然要我翻译司空图的《诗品》，我译完了，说对于译文没有把握，他们就决定送去请钟书兄审定一下。他看了送来的译稿，只提了一点小意见，我也没有去见他一面。 1989年我曾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听人说起，忽然高起兴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我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的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信笑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在他没有生病住院之前，记得也还见面过一两次，时间都很短，而且有许多别的人在一起，没有多谈话，只记得当时他就感觉每年怕过冬天，有点气喘病什么的，每到天冷就要犯病。当时对这话没有多在意，不料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他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精彩短评 (总计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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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過，很有收穫。 -
搬家丢了，谁有，我买 -
90年代买了，浏览之后知难而退 -
灵光 -
翻过第二编。 -
没想到居然是他老人家见证了我的毕业时刻。 -
没读完，但“想读”老变成“在读”，郁闷。 -
最适合做案头书的书。读完后遗症是随便看谁的诗都会不自觉地找到意象/句法的对应。而其实对待这书的最好方式，其实是一个以钱先生的分类为基础铺展的一个开放式wiki，不断对词条和新例证进行修改和补充。集无数人之力来丰富这曾经的“一人之学”。 -
中华书局的便宜呀 -
一遍怎么够，两遍怎么够，三遍四遍后就变查工具书了。 -
补记 -
音韵，训诂 -
“饼”；英法牛肉；掺假； -
第二本下集《太平广记》，钱钟书是搞文学研究的，小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