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诸神》书评

中国人应该了解现代印度

印度是我们最大的邻居之一，也是今后200年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这是一本不错的描写现代印度的书籍。遗憾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西方人的介绍来了解印度？

不顾何“神”与怎样崛起

（长文，慎入）（一）最近忙里偷闲地又读了三本有关印度的著作。导师赠阅的《陌生的近邻》似乎更适合对印度知之甚少的人士用来扫盲（可惜我已过了这个阶段）；更早的两本，《印度慢吞吞》和《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则是颇为深入、细致的社会观察。尽管两者都讨论了印度自独立以来，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困境及其应对，且作者皆为“印度通”式的英国记者（《慢》书的作者之一涂立先生在印度供职二十余年，而《不》书的卢斯先生在五年的印度采访生涯之外，索性娶了个印度夫人），但两本书的视角与风格却迥然不同。《慢》书具有典型的BBC纪录片的气质（涂立先生与莱特女士供职于BBC。或者，用另一个较为贴切的说法，我曾将它比作印度版的《南方周末》），故事性与镜头感强，以“小”事件折射“大”问题。或许是浸淫印度文化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作者早已将印式“慢”文化内化于自己的叙述，或许是作者将读者设定为那些和他一样深谙印度国情的“资深印度通”，又或者仅为契合“印度慢吞吞”这个标题……总之，整本书都是“让故事说话”，作者自己则退居旁白之席，在有限的“戏份”里也多陈列事实或仅作技术性“串场”，对事实背后那些来龙去脉的道理却并不急于点破，而让读者自己去掩卷沉思。《不》则显然不同。无论是问题的提出、分析框架的搭建、比较视野的运用还是政治经济学解读有意识的贯穿始终，《不》处处体现了这位《金融时报》记者高屋建瓴、宏大叙事的野心（因此又被我称作印度版的《第一财经》）。书中固然也有很多具体的采访见闻，但作者安排给它们的“戏份”显然不及《慢》书：它们更多地服务于作者的宏观框架，而非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作者的见解与评论则是该书的“重头戏”。很多在《慢》书中“欲遮还羞”的道理，在《不》书中都能明确地找到答案：作者分别从经济、政府、种姓政治、（极端）宗教、政党政治、外交以及民生角度对印度社会做了全面的考察，而让读者对21世纪这个特殊节点上“不顾诸神”而“奇怪崛起”的印度有了堪称“全景式”的了解。（难怪偏重政治经济的《不》的中译本乃由青木昌彦与吴敬琏先生主编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文库”推出，而《慢》的中译本则被选入更重文学与哲学的南大“新经典文库”）撇开上述风格或视角上的差异，就内容而言，也是《不》更对我胃口。在《慢》书中，作者想要论证“管制不善（bad governance）并非所有困扰印度之问题的根源，但它毫无疑问放慢了印度充分施展其拳脚的步伐*”。然而十篇报道中有六篇是按以下逻辑展开：某一地区具体的某负面（乃至悲剧性）事件——事件背后反映出困扰这一地区（乃至整个印度）的某一（绵延数十年之）大问题——问题得不到根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政策不当或实施不力。由此，给人感觉便是论点的后半句得到了充分论证，而前半句获得的支持却少得可怜。考虑到印度发达的公民社会，作者也的确提到了NGO或民间运动对推动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贡献及努力。但其杯水车薪的效果反倒更印证了政府的巨大失职。（换言之，政府的缺位得严重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如此规模的公民社会之力量沦为“杯水车薪”！）相比之下，《不》的论述则讨巧许多。宏观的视角使政府治理得以成为论述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在无数大大小小的“铁证”下作者并未多加辩驳地承认印度政治的腐败与落后，并且从古代历史与殖民遗留、低种姓与高种姓、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王朝政治与“神圣家族”等多个侧面论证了政治不力的成因。（而在《慢》中，这些内容则以一种“暧昧”的事实散见于“从头烂到尾”、“打造数位海德拉巴”等篇中，直到结语处作者才略微点出了这种所谓“奈塔—巴布政权”对贪污、低效与压迫的影响机制。）但作者同样也比《慢》书更详细地记叙了印度业已取得的瞩目成就。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对比了印度内部的各种党派、执政思路，各种“主义”之后，作者将比较的视野拉大，加入了中国与美国这两大元素，剖析了印度与两国的互动及其对21世纪世界格局的潜在影响。在“中印崛起”不绝于耳并日益成为现实的今天，这种视野无疑兼具前瞻性与现实意义。（二）本书的标题，不顾诸神，也颇值得反复咀嚼。作者对此的题解是：本书题目的灵感……来自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包括尚未稳固的民主、多元化的传统以及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概言之，作者想要说的似乎是：印度之崛起在于不顾宗教传统之神。但这样理解是否准确，在我看来颇值怀疑，尤其在亲眼见证其首都街头几公里不见垃圾桶（箱），但却必定能在一公里内找到神庙，或者哪怕只是简单地划一块地、摆上神像、围上干菊花便供路人祭拜的“临时庙”之后——印度人对宗教、对神祗的虔诚似乎不容否认。那么，印度崛起中所不顾的“诸神”又当作何解？重读之后特别注意到作者在引言部分提到“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甘地、尼赫鲁以及安姆贝德卡（“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P.S. Dr. Ambedkar书中翻译成“安倍多伽尔”，我按自己旧习，仍翻作“安姆贝德卡”）。不禁觉得，“不顾诸神”中的神与其从字面上理解为宗教神祗，或许解读为这“印度历史三巨头”更为贴切？这当然是个大胆（甚或有失偏颇）的猜测，但通读全书，又发现我的“大胆”亦不无道理：不管是不是印度之本意，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的崛起或多或少归功于对“三巨头”之某些思想的背离。在展开具体的分析前，想要提醒的是：用这种新颖的思路解读印度的崛起，并非想要否认其在崛起中的种种问题。贫困、环境恶化、艾滋病、官僚腐败等不仅在本书中，而是在几乎所有论述当代印度的书中都能了悟一二，便不再赘述。（当然，“在印度，事情永远不会像它表现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看到的那么糟。”）（三）首先来看甘地。如果说甘地的非暴力是帮助印度走向独立的关键，那么，反物质主义大概就是他留给独立后的印度的最大遗产。的确，至今仍有为数众多的印度人以其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而自豪。但这种自豪早已无法理所当然地推论出“尊崇”；相反，两者正以一种“相安无事”的“奇怪”方式越来越背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攀升与全球化的深入使如今的印度人可以毫不遮掩对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的追逐。这新一代的消费群体“几乎无暇顾及印度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父母长期以来当做真理的信条感到不耐烦”。物质主义之风通过宝莱坞这一“消费品部门的共谋”而播散，最突出的影响便落在印式婚礼之上。婚礼甚至成为“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相互攀比的对象”，而“一个比较大型的婚礼，在向亲戚和朋友递送请柬时，会附送路易威登的包、露华浓化妆包、宝格丽丝巾或普拉塔饰品等”。此情此景，作者不无戏谑地说道：“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尽管反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国民思潮正日益消失，但被印度人尊为“国父”的圣雄留下的烙印远不限于此。另一个十分重要也颇具争议的“遗产”便是甘地关于农村的哲学，即“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中心”。尽管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哲学在今天的印度“已经成为孤儿”，但“作为一种社会态度，甘地对农村的见解……仍然可以从许多高级外交官以及法官口中听到，而在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中它也仍然是主流。”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恰恰导致了整个印度社会持续的贫困：一方面，农村的教育、就业机会常年由非政府组织提供，僧多粥少，政府却往往袖手旁观；另一方面，许多印度精英对农村的执拗固守（“尽管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事生活在农村的”），却也在无意间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四）比起甘地潜移默化的处世哲学，尼赫鲁总理在位16年则使其有足够的空间将思想具体化为国家政策（并通过其女儿、外孙的“王朝式执政”延续影响）。作者认为，尼氏留给印度的烙印有三，分别是民主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民主主义除英迪拉宣布紧急状态而中断19个月外大体无恙；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首先从经济政策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破灭。尽管尼赫鲁的理想是打造“费边社会主义”，但其思路却多少与中国有几分相似：拒绝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主张政府领导的国家工业化，重点建设钢铁工业和大型发电站……因此，其经济政策的失败对中国人来说也就不难理解了。印度至今为人称道的1991年经济改革则标志着对尼赫鲁主义的彻底抛弃。改革的直接动因来自印度外汇储备的告急；改革的第一波号角则是取消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同时以货币贬值与加大开放为条件换取IMF的资助。四年后，印度加入了WTO。尼氏“建立一个不受前殖民统治影响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梦想”终于破产。但印度活跃的中小企业以及日益加深的（尤其是IT服务业的）全球化参与度，如今却已是公认的“印度奇迹”的基石。相比其经济政策的惨淡结局，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梦想受到的冲击则小得多。表面上，印度宪法仍将印度定义为世俗主义国家；秉承这一宗教立场的国大党也一直是印度政治生活的中坚力量。但自20实际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梦想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国大党的迅速衰落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活跃上升的契机又是其结果，最终甚至导致了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的执政，直到2004年国大党重新赢得组阁权。印度人民党的执政遗产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宗教方面，其激进的策略的确带来了诸多社会动乱：印度独立后最严重的三次流血冲突中，印度教激进分子两次扮演了主角（1992年的阿约迪亚清真寺骚乱及2002年古吉拉特高得拉的暴乱），大大小小教派冲突更是不胜枚举。尤其是古吉拉特的骚乱更带有旁人难以想象的法西斯色彩。但从国家实力的提升来看，正是印度人民党对国防与科技的狂热第一次将印度带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之列。1998年瓦杰帕伊上台仅几周，就成功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进行了5此核试验。虽然对大国崛起的判断还包括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印度跻身核俱乐部无疑为其掌握了基础性的话语权。印度的核试验固然有地缘政治上的迫切考虑，但即便如此也很难想象在其“道德超级大国”的立场坚持下，（尽管其也在逐渐转向实用主义，）国大党会提出造核武的设想，罔论将之付诸实践。似乎只有瓦杰帕伊的印度教政府才有“用核试验向美国叫板”的勇气与魄力。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度信封尼赫鲁在独立以后倡导的道德外教政策而反对核武器的许多人，转瞬之间发现自己也在挥舞着三色国旗庆祝”（顺便提一句，瓦杰帕伊的核试验同样也是对尼赫鲁外交政策背离。）然而，不同于其激进的宗教政策与强悍的国防政策，印度教政府的经济政策较其前任要保守得多，甚至有向尼赫鲁“经济自给”回潮的倾向，直至被国大党的重新上台而中断。在辛格总理这位91年改革功臣的带领下，印度连续7年维持了6%以上的经济高增长（只有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下，增长率减缓至5.678%）。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以如此微妙的顺序先后增强，也算是世纪之交的印度至幸。（五）最后要提到的是当年印度制宪委员会主席安姆贝德卡博士。最初知道安氏是因其在制宪会议上与甘地就农村问题的分歧。如前所述，甘地始终坚持“农村本位”，但安氏则坚定地以城市化作为国家的出路。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他寄希望于城市化来实现低种姓与高种姓的平等，最终使得种姓制度彻底瓦解。尽管种姓制度确已被宪法明文废除，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乍一看，对安氏理想的背离似乎与印度的崛起无关；然而，若对印度日趋盛行的种姓政治作一分析，首先可以看到：纯粹的人数优势与储存选票库方面的高效迅速地巩固了低种姓政党在印度政治版图中的节节攀升。尽管这些政党在指定社会政策的能力与经验上皆有欠缺，并且更致命的是“低种姓领导人并没有通过强调下层社会的共同点，而将他们团结起来，反而更将注意力集中在将它们区别开的方面”，但低种姓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更多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显然是这诸多漏洞无法抹去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低种姓人群参政频繁对其生活带来的“梵语化”影响：低种姓的人们“正通过追随同样的神灵、进入同样的寺庙和庆祝同样的节日来复制高种姓人们的文化”。因此，现阶段安姆贝德卡的理想虽看似遥不可及，但毋宁说它正以一种背离其愿望的方式在逐步靠近其愿望所指向的结果。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才认为“历史终将站在安氏这边。”由此可见，印度在20世纪末的崛起多少与其对三位重要领袖的“遗产”之不同程度的背离有所关联。但若进一步追问为何“不顾诸‘神’”，我倒觉得这是印度从超越俗世的精神自满中“屈尊还俗”，更理性务实地认清周遭情况之后的一种必然调整。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或可称为“与时俱进”。但对这个词却应当报以一种审慎态度。“与时俱进”带来的成功并不必然能够容忍与传统更迅速更彻底的、肆无忌惮的背离，尽管很多时候，“传统”的确看似快步前进的束缚。我想，印度一定深谙此道，唯此，“进步”与“落后”的角力才能形成这样一幅（世俗）政经舞台上的日益强大与其（精神）宗教生活的稳固之间、缺乏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过程）与经济腾飞（的结果）之间、政治的腐败低效与民主之间，以及对他国（美国）支持其崛起的战略目的（制衡中国）的愤怒与利用之间微妙平衡的图景。亦即作者所言之“奇怪崛起”。（六）2009年，我在对印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对卢斯先生在序言中说的“印度总是向……充满好奇的外来人敞开大门……表现得毫无保留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我有着无比感激的、深深的共鸣。当年，印度也是以这样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对我施了魔法，让对其一无所知的我深深为之着迷。此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与印度有关的学术或非学术书籍，我的法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印度宪法及其农村基层自治，这个夏天在耶鲁又比较了中银改革前后的城乡不平等……随着对印度了解的深入，其中的瓶颈也逐渐显现：fact的东西看了很多（或自认为看了很多？），但其中的rationale还是知道得太少。在这样的尴尬时刻遇见这本《不顾诸神》，无疑我是幸运的：作者对个中facts的挖掘、对其背后rationale的总结都可谓全面而独到。而这也正是我（相比《慢》或其他我已接触过的论述当代印度的书籍）更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它不见得是最棒的（这着实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也有很多豆友觉得本书“浮光掠影”、“线索凌乱”、“不知所云”），但却是当下最契合我对印度已有的了解程度、进一步的了解需求，并能给我带来最多启发的作品。能以这本书作为上一阶段的终结奔向更深入的研究，对我来说，真是个很好的结果。下一站在哪？也许是Sunil Khilnani的The Idea of India (recommended by Dr. DU).*原文：We do not suggest that bad governance is the root of all India's problems, but ...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t's a brake slowing down a country with enormous but unrealized potential.

了解才是最好的沟通

若说起印度，这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频率高的吓人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强奸案。去年看了晓说，高晓松谈到印度人的那种平和的心态，不禁想到，如果真的是如此平和，那如此多的强奸案又是怎么一回事。搜刮了一下读书时不经意留在脑海里的各种信息，也就大概有以下几点：印度等级观念严重的种性制度，印度教而不是佛教占据统治地位，一塌糊涂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发达的软件业和外包业，印巴分治及争夺克什米尔，各种歌舞片，大量的贫民窟和糟糕的卫生状况，人口即将超过中国。读完这本书，发现印度的复杂性依然超出自己的想象。不禁再次感慨，首先，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谅解甚至仅是理解怎么就这么艰难；其次，要实现大治的目标，面对如此众多零零散散的问题，又该究竟如何入手？上周看到罗胖说的保守主义。听完之后，心里对于保守主义其实也有了更多的认可。但心里还会问，理想派的做法固然不可取，而渐进式的改变，又要等到猴年马月呢？什么样的问题，是需要一个良好的顶层设计，而什么样的问题，又是需要一点一点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我们该对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民族和宗教心怀敬意，或最起码给予基本的尊重，但实际上我们在面对这些时，要么是自大，要么是不自信。普世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无法强求他人，只能祈祷，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上天能够赋予我们足够的智慧，让我们更加灵活，去避免灾难。而这一切的开端，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试图去了解别人，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去了解对方。

好的入门书

我们通常讲龙象之争，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无足轻重的问题。但认真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再过十几年，整个世界都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回归到根源，焦点仍然在人口和资源。中印两国的人口将会占据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至二分之一，但是两国对进口资源的需求将会使整个地球都不堪重负。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中印两国各自的发展历程，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改变。实际上，两国已经从60年代以来的对抗变成“竞争性合作关系”，我想，在两国政体、体制、社会结构大体不变的情况，经济合作和冲突将主导两国的外交路线——当然，在世界军事格局不发生大改变的情况下。尽管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但是两者的崛起仍然是“奇怪的”，尤其是印度之于中国来说。（同样地，印度人也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奇怪的）我想，对于前者来说，最大的原因在于印度的宗教和世俗社会的强烈反差。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绝对贫困人口。于此相对的是印度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软件科技产业。在世俗世界之外，印度的宗教世界是如此纷繁复杂，纯洁与污秽并存，这让每一个初到印度的人都产生深深的困惑。实际上，印度的宗教与世俗社会及阶层的分级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将宗教当成一个独立的因素来分析。卢斯的这本书实在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在一个广阔的范畴内让我们了解了印度了社会万象。有宏观有微观，除了要求读者的记忆力要好之外，如果真的想了解印度，做点读书笔记是必不可少的。我想我还应该读第二次。

种姓割据的印度

印度跟中国真的是一个德行，整个社会崇尚当公务员，而且公务员不能开除，这点比中国狠。公务员只能调职，薪水低，无官不贪。GDP在提升，但是社会大部分成员并未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传统仍在，但是年轻一代已经无视。高科技企业、功课毕业生世界一流，但是农业、制造业极度落后。不同种姓、阶级之间的歧视严重。英迪拉·甘地19个月的独裁统治，要求“效忠于”政府，摧毁了传统的道德，滋养了腐败。“在一个完全民主的体制下，封建的社会关系依然经久不衰。”本书最大的缺憾，就是缺一副印度全图。

差距咋就那么大捏？

之所以看这本书，是因为最近刚刚看完阉割版的中国近代史，副标题是《The rise of mordern china》。没过几天看到这本有关印度近代史的，副标题居然是《The strange rise of mordern india》,不免好奇，同样是雄起，印度的雄起为啥非要加个“奇怪的”呢？这本书看下来，大概对于印度近代历史的来龙去脉有个了解，只是这本书写得磕磕绊绊，找不到什么阅读的乐趣。毕竟作者是个记者，不像徐中约，人就是个搞历史的。书和书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捏？

中国和印度的奇怪崛起

如果你不了解印度，这无疑是一本绝佳的入门书。恰到好处勾起你对这个神秘国度的一丝爱，一丝哀愁。作为中国人，恐怕不自觉拿中国和印度比较。刚开始，或许会为印度社会的种种不合逻辑之处感到惊诧。不过认真想想，中国和印度何其相似：腐败傲慢的官僚、权钱交易的泛滥、法律完善却得不到执行、贫富差距不断增大。最大的相似点是，尽管国家内部存在如此多的不合理之处，经济却在飞速发展。当然，中国和印度也存在强烈的对比。中国高度集权的统治，极大的提高了治国效率，中印基础设施的差异可见一斑；经过共产党的革命，中国人人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对教育的重视使得百姓的总体素质提高；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宗教的包袱较轻。当然，什么都是相对的。印度民主国家的性质，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宗教的崇高地位，均保障了这个国家的稳定性。这个国家的进步或许不是一蹴而就，却是按部就班。印度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印度的精英教育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他们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令印度的IT业和服务业足以与世界任何国家竞争。而以低种姓为基础的印度底层百姓享受不到发展带来的好处，种姓和贫困令他们难以改变命运。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似乎更符合常识。庞大的人口为低水平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而中国人相对高的受教育程度，也确保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相较之下，中国底层的民众更有出头的机会。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平民打开上升通道。但与印度相比，中国机器化大生产式的教育体制却培养不出真正的精英，或者说足够的精英。这或许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没有精英的社会，缺乏向上提升的力量。中国缺的是民主，印度缺的是效率。好在，两国的领导层正在日益认识到这一点。

矫情的印度知识分子

刚上大学的时候在一本文摘杂志上读到一篇<<令中国知识分子惭秽的印度知识分子>>，摘自2003年的<<上海文学>>。文中描述的印度知识分子在城市里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却放弃自己的舒适生活像苦行僧般地到农村去做义工，几十年如一日地扶持弱势群体。比如文中的N律师，“帮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艺品”，他的老婆则极力阻止中国客人购买工厂化生产的精致印度民族服装，要求他们买农民手工制作的土布民族服饰。另一位S教授“他从来只用国产货”，“他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把这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说我们要警惕新的殖民化”。这样的精神当然令人感动，但当发现他们的行为中包含着浓浓的反市场、反工业化的情绪时，让人感到不是滋味。这些印度知识分子的行为很难说只是做样子、博名声，长时间的坚持必定有内心坚定的信念支撑。我丝毫不怀疑这些印度知识分子的真诚，我说他们矫情不是指责他们虚伪不真诚，而是在于—无论他们意识到与否—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强化了印度的不平等(也就是强化了他们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是对他们甘地式奉献精神的深深嘲讽。印度知识分子的左倾不是一天两天了。用杜赞奇的话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印度是殖民地，其现代化是英国强加给印度的，因此印度知识分子对西化持抵制态度。但实际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没有破坏印度的社会结构，相反英印政府的建立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得到了强化。原居社会上层的婆罗门因接受新式教育而成为英印政府的公务员和包税人(所谓的柴明达尔制)。其他种性的人则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婆罗门接受的新式教育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他们大都选择人文社会学科，鲜少有人选择就读理工科。这导致英国在印度建设近代工业时要从英国招募工程师。独立后印度的高等教育也不平衡，选择理工科的学生远少于人文艺术学科。原因在于婆罗门出身的大学生一心想着进入政府公共部门任职，而不屑于去做“劳其筋骨”的工程师，做这样的工作似乎有损婆罗门的尊严。独立后印度制定了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走上了议会民主制的道路，经济上却选择了苏式计划经济。从此印度经济的发展经历了45年所谓的“印度式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不到3%)，直到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后才渐有起色。为什么印度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如此之低？将这一时期印度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拉美对比，可知印度经济简直比拉美还拉美。拉美各国民粹主义与重商主义相混合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度的经济管制、贸易保护主义，政府将经济资源投注在高技术重工业行业，教育上轻基础教育重高等教育)或多或少的被各国军政府所终止，期间各国还搞过一些自由化改革。印度则在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如果印度的计划经济搞得好，那么它的经济也不会至于如此糟糕。然而印度受民主制度的掣肘决策拖延不决，政府行政效率又极低(只要看看印度低效的基础设施建设就知道印度政府的无能了)，印度的计划经济非常失败。最近印度国防部购买一批枪支弹药，因国产质量太差而实行国际招标采购，其国有企业之差可以想见。而就是这样差劲的国有企业，国大党内部高层还有人认为公共部门是印度经济的发动机。（印度国大党议员马尼.尚卡尔.艾亚尔“印度的发动机不是私人企业http：//www.infzm.com/content/84429）今天印度的经济结构极度畸形，制造业极其落后而软件业高度发达。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打着平等的旗号，实际上却强化了印度的社会结构，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重要的是在此种经济发展模式中，社会各阶层的发展机会截然不同。受过高等教育的婆罗门精英垄断了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雇员以及律师、教授这样的稳定而高薪职位。独立前就存在的私营企业主则受益于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管制，因垄断利润而发展壮大。身处社会底层的低种性阶层虽然获得了政党为收买选票而推出的微薄补贴(就是这些补贴，最大的受益者还往往还不是农民这样的社会最底层，而是经济状况还不错的城市居民)，但他们却没有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制造业的发展，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发挥比较优势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大批农村贫民学会工业社会中的生存技能和知识将农民转变为市民，积累资金与社会资本继续向上发展成为企业家，为下一代提供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与教育条件。将大批农民隔绝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许多优秀农民的才华因此被埋没，许多有教育潜力的孩童因为没有家庭教育经费的支持而被固化在农村从事与祖辈一样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因技术累积进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产业升级能成就规模庞大的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而印度当前的发展模式则将底层社会隔绝在现代社会之外，却依靠精英教育为上层社会培养了大批西化精英。而这样的经济政策是由谁制定的？是印度的知识分子制定的。印度虽然实行多党选举制，但选出来的议员和官员大都是社会上层的婆罗门，因为这些地方精英控制着其所在地的选民。国大党的成员就基本上是印度上层的知识分子，都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党的高层都有着高学历。长期掌控印度政权的国大党，其权力一直掌握在尼赫鲁.甘地家族手里。尼赫鲁死后，其女英迪拉.甘地继任总理，英迪拉遇刺后其原本不打算从政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出任总理。7年后，拉吉夫.甘地也遇刺身亡，国大党立即推举其意大利裔遗孀索菲亚.甘地为国大党主席。次年，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本应出任总理索菲亚.甘地因考虑到自己的意大利人身份而选择了放弃，但她一直占据国大党主席一职，掌握着国大党的核心权力，并且还在培养自己的女儿普里扬卡？甘地作为接班人。其权力世袭的程度在自称共和国的国家中，大概只有北朝鲜可以比拟。然而就这样一个在党内搞封建世袭制的政党却打着追求社会公平、平等的旗号，长期在国际左翼话语体系的包装下实行反市场化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这不很讽刺吗？更讽刺的是，他们被自己为下层民众服务的苦心孤诣所感动不已，他们的政策却恰恰加剧了底层民众的贫困。政治上的家族世袭与经济上的民粹主义往往相伴而生，经济上的民粹主义支撑了家族政治的延续，而世家出身的政治人物则继承传统的经济政策。此种情况并不是印度所独有的，而是在不少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除印度外，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菲律宾、拉美的阿根廷等国莫不如此，只是在这两方面各个国家的程度不一。

MEMO

印度有非常严酷的劳工法。一旦雇佣，就一辈子很难被解聘。某些印度人认为印度可以绕开西方现代化历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城市化过程。印度的外交官们一旦觉得外国同行的公开言论没有给予自己格外尊重，他们就从不会善罢甘休。有时，印度的外交官更在意礼节而非实质。印度需要总是被提起它如何重要，总是被恭维它的文明何其深远。

手机书摘

very different多元宗教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种姓制度英语和相应的畸高的服务业中央集权和科举/分裂和官员世袭英国留下的法制精神一个右半脑的国度，相比之下国人的创造力实在太缺乏了a little different严格的劳工法更加nb的工程科技精英阶层更加年轻民族分争政府怕富人好面子的外交风格外国资本的抵制similiar农村是大部分同样缺石油农民工和贫民窟政治早熟，政府的腐败和贪污司法，警察系统的贪腐更严重政府怕洋人新富阶层的暴发户心理insight市场化改革时，政府部门也进行剥离，内部薪酬市场化改革走向一个现代社会，没有极端宗教组织是一种万幸

印度里寻找中国

当初是因为看菊与刀而发现这本书的，看这本书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度这个崛起的大国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来到深圳，你才有机会看到那么多印度人，他们在华强北穿梭，熟练的身形让你不得不甘拜下风，也许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去了解印度IT行业的进步作为一名普通的带有一点点民族自尊心的国人，我一直认为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汉唐一样，但同时也越来越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世界上最高的山脉的另一边，一个强大的印度也在崛起以前喜欢军事，知道甘地，以及非暴力不抵抗运动（好像是这个吧），这些都是看中国外交风云知道的。这个国家有苏联的支持，有中国所没有的航母，有着卓越的地理区位，是南亚最强大的国家，但却也有许多问题，如人口、贫穷、教育，以及老毛以前还差点打到人家首都的那段历史……同是文明古国，印度一度被完全殖民，而中国是半殖民，一直以来都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说不清的优越感，也许是盲目的，但是确也是说明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国一直走在印度前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也发现这个国家开始更多地出现在新闻上，发达的IT产业，超高的发展速度以及早己知晓的强大军事，这使我想认真去了解这个国家拿到这本书，心里想了解这个国家，想知道这个比中国早独立的国家，有着相似的近代史的国家为什么如此迅猛地发展起来，与中国比又有什么不同呢？以至于文中只要出现中国二字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印度和中国有着类似的问题：人口、教育、贫穷，但他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线，中国人通过制造业让大部分人富起来，而这个国家却是靠IT产业让少部分人带动起来；中国重视基础建设，印度人也有基础建设计划，但却一直因为腐败、种姓等问题而无法实现；中国有户口问题，而印度是种姓问题；中国是一党专政，印度是民主选举制……在印度身上无时不刻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但还是那句话，中国和印度只是走在不同路上的攀登者而己，中国与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印度有良好的体制，而中国有良好的宏观规划，因为所谓的民主，印度不得不在政治上妥协，但因此而造成腐败，但中国的司法体系的不独立也造成了腐败。“人治”了上千年的中国在制度、法律上却有许多漏洞，而印度政治、经济的精英化又使他们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如果将两国比作建筑的话，中国更注重打地基，说“摸着石头过河”，而印度则更注重图纸和框架，只是有一点“言”重于“行”，不知道这样比喻是否准确，但中印两国不同的发展模式确实都存在问题和契机，作为一个能够兼容并包的民族，我们应该更多去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而不该只是举着中国特色而闭门造车。中国近代的口号“师夷长技以自强”仍然适用于现代，在发现他人的优点时，深刻去探讨并认真去改变才是最重要的。推荐大家去看看。

印度"龟"和中国"兔"

印度"龟"和中国"兔"，这是来自书中最后一部分的作者的言论，他坚信，凭借着民主的体制，多元的社会背景等优势，印度龟终究能战胜中国兔。作者的结论对错与否，现在还言之尚早。但就书的内容而言，这是一本很值得一看的书，特别适合那些和我一样，对印度的了解仅止步于”印度阿三“，“软件大国”，“种姓制度”的人。当国人沉浸在“世界工厂”，把眼球紧紧盯在超德赶美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我们以前的穷邻居，也以每年6-9%的速度增长，而这种增长却不是建立在环境污染的基础上，而是发展软件业，服务业，高增值的制造业，相比之下，我们的GDP里面的“技术”含量有有多少呢？抛下了纺织，玩具这些产品，中国自主的产品还剩多少？同为人口大国，同样拥有核武器，也同样拥有腐败的政府，同时立志要在本世纪之初成为世界大国；一个为宗教繁多，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一个是在经历数次灾难后国民普遍信仰缺失的国家；一个有完善选举制度，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一个是和谐戴三表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实在有太多的同或不同。作者后面的一章中，对中印发展进行了比较，说了一段话，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就像两辆车子，印度有很多轮子，虽然速度不快，但是其中几个轮子出了问题，车子还能继续行走，但是中国只有一个轮子，走得虽然快，但是一旦轮子出现了问题，也就不能行走了。

一百萬零一夜——【No. 5】《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前幾年曾經紅極一時的電影——《Slumdog Millionaire》（中國大陸翻譯為“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講述了出身於孟買貧民窟的印度青年賈馬爾•馬利克，參與遊戲問答節目《百萬富翁》（who Want To Be A Millionaire），竟一路過關斬將地答到最後一道題目，這種與其未受教育背景不相符的豐富知識引起了節目主持人的懷疑。在警方的盤問之下，賈馬爾回憶並道出每一個題目與他經歷相關的往事，原來每個答案都與他人生中的重要事件相關。《Slumdog Millionaire》在2009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橫掃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八項大獎，而在香港，它被翻譯為“一百萬零一夜”。在《The Matrix》（也就是說我們耳熟能詳的“駭客帝國”）在香港的各大院線堂而皇之地掛上了“廿二世紀殺人網路”之名把我雷得七葷八素之後，“一百萬零一夜”是香港電影片名翻譯鮮有的令我眼前一亮之作：它把神話故事《一千零一夜》（亦即《天方夜譚》）和影片的主線——百萬獎金巧妙地聯結在一起，同時也寓意了一個貧民窟小子一夜之間變成百萬富翁，不啻是一個神話故事般的傳奇。眾所周知，《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地區流傳最廣，然而其中有大量動物寓言，是梵文文學，或者說諸如《本生經》等佛經集中常見的表現形式，於是也有學者認為《一千零一夜》和佛教一樣起源於印度。無論這種觀點確鑿與否，印度從遠古的阿育王和孔雀王朝，歷經貴霜帝國、笈多王朝、波羅王朝，至突厥人入侵建立德里蘇丹國，又至統一印度半島的莫臥兒王朝，乃至淪為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及至通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謀求獨立，建國後又進行科學化和民主化的變革，這個國家本身的歷史變幻就堪稱一部波瀾壯闊的《天方夜譚》。可是，在印度之外的世界，對於印度的認識似乎也僅僅停留在一些膚淺的標誌和符號之上，當談及印度的時候，人們就慣於簡單化地詮釋這個實則極為複雜的大國。譬如在《Slumdog Millionaire》之中，Hollywood著力渲染了孟買貧民窟的骯髒和政府機關的腐敗；譬如在香港，人們認為印度人只會出現在三個地方——重慶大廈裡開咖喱店、酒店門口當門童和建築地盤做工人，本來還有一個時常在TVB露臉的演員喬寶寶，不過前段時間也已經回國了；又譬如在華文網絡上，印度人總是以頭頂幾乎體重還重的大量行李、一個摩托車搭二十個人、看都不看就能把薄餅扔到油鍋裡面等滑稽、怪異等形象出現在搞笑視頻裡。我們常以“窺一斑而見全豹”自居，實則上是瞎子摸象。舉個例子，在我讀中學時期的歷史課本中，提及近代印度的章節主要介紹了兩個歷史人物，一個是上面提到的“聖雄”莫罕達斯•甘地，另一個是執行蘇聯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因而，長期以來，我的印象中，“聖雄”甘地和尼赫魯儼然是印度這幾十年來的代言人。然而，在印度佔大多數的低下階層之中，第一個被認可的“賤民”領袖安培多伽爾才是最受尊敬的人，因為他打破了“賤民不可被接觸”的種姓制度，並在1950年起草了印度憲法，把“不同種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寫進了法律，所以很多印度人家裡除了供奉各種神像，旁邊也會擺放一幅安培多伽爾的畫像。關於安培多伽爾的介紹，我是在英國記者愛德華•盧斯所寫的《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讀到的。這本書記敘了他在印度遊歷各地的見聞，並且輯錄了對眾多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物的訪問。書中還多處引用了兩部著作的內容，A.L.巴沙姆的《印度文化史》和阿馬蒂亞•森的《慣於爭鳴的印度人》，它們都是研究印度歷史、文化、傳統的經典，不同於這兩部著作重於“談古”，盧斯的這本書更多是“論今”，即告訴讀者當代的印度正在發生什麼，也展望了將來的印度將怎樣發展。《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被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IDEG）編入了“CIDEG文庫”。這個研究機構專注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發展戰略的比較，從中借鑒並學習，有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意思。印度時常被拿來和中國相提並論：同列於四大文明古國之中，印度河流域的遺址可上溯至西元前2500年，和中國人引以為豪的上下五千年文明正是在伯仲之間；同為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分別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第一、第二名，基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印度（尤其是北方邦的農村地區）的高出生率，印度的人口非常有可能在2020年超越中國；同在亞洲，甚至有一段接壤的邊境，所謂“一山不能藏二虎”，兩個地區大國因為“麥克馬洪線”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密宗流亡精神領袖的去向問題心存芥蒂；同是“金磚四國”之一，近年來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但發展模式卻大相徑庭，留給經濟學家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除了把這本極具參考意義的關於印度的作品列入“CIDEG文庫”，去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印度進行的官方訪問也足見中國領導層對這個領邦的重視。習主席首先訪問了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並且在當地出席了莫迪的生日宴。當時有很多新聞報道為了烘托這次訪問的重要戰略意義：古吉拉特邦是古時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處，如今中國大力推廣的“一帶一路”中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同樣繞不開古吉拉特邦。這個傳統的通商重鎮在上世紀60年代由孟買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邦，推行了很多革新性的經濟發展政策，類似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所以媒體引述官方的辭令說古吉拉特邦就是印度的廣東，並對其工業化程度大加讚揚。在盧斯看來，這種經濟騰飛的景象“表面看上去並不像印度”，他描述道：“在一家擠滿德國和中國設備的工廠里，一片片橡膠板和一袋袋炭黑變成了一個個輪胎，在用X射線找出瑕疵品後，它們將被送往印度各地或在3天內被運往海外。”盧斯的論斷蘊含深意，古吉拉特邦並不能直白地比作廣東，在經濟增長的風光背後，這個地方印度教和伊斯蘭教衝突和廣東沒有任何可以比擬之處，這也是整個印度種姓、宗教、黨派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的縮影。從浮光掠影的官方報道中挖掘下去，我們可以發現更多耐人尋味的故事。發生在十多年前的古吉拉特邦大屠殺，是當地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爭端的一次大爆發。事情源於上世紀90年代，一夥印度教徒前往阿約迪亞，搗毀了巴布里清真寺，因為他們宣稱這個地方是羅摩（羅摩在印度教中相當於耶穌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就是講述羅摩和妻子悉多的故事）的出生地。此後每隔一段時間，印度教徒都會前往阿約迪亞朝聖，並要求在此重建羅摩廟，但均被當地政府駁回。2002年初，一輛載著朝聖歸來的印度教徒的薩巴爾馬提快速列車駛進高德拉火車站，該車站周圍有很多穆斯林小販經營生意。傳聞車上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發生了口角，不久之後，其中一列車廂起火，燒死58人。印度教徒堅稱是穆斯林縱火（後來有調查報告指很可能是乘客攜帶的燃氣灶著火所致），並且發動了針對伊斯蘭教的屠殺行動，和印尼排華這樣的暴行一樣，此類事件往往伴隨對老弱病殘的虐殺，對婦女的強暴。當時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正是十幾年後同在此處和習近平主席握手言歡的莫迪，他被指責縱容暴徒行兇，而其時的印度總理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則發表了和莫迪的不作為遙相呼應的言論：“只要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處，宗教暴亂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瞭解莫迪和瓦傑帕伊所效力的政黨——印度人民黨，就不會對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處理手法感到驚訝。印度人民黨是印度教在政壇上的利益代表，和歷史更久悠久的國民大會黨分庭抗禮，前者更保守，而後者對於世俗化的態度更加開放。印度人民黨背後的力量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印度教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這個團體的歷任領袖和傳統印象中仙風道骨的“大師”截然不同，幾乎清一色是極具個人魅力，受過高等教育的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莫迪本人也在國民志願團擔任過宣傳幹事。雖然印度教在印度佔據了信仰人數上的絕對優勢，但其教義中的種姓制度把人分成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個等級，以及種姓之外的“賤民”，這本身也造成種姓之間的分化和矛盾，因此在政治上，低下階層的政治組織為了制約高級種姓，會和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少數派聯合，真正地履行了“敵人的敵人的就是朋友”這句話。西元前200年，考利底耶的《政事論》中便已提到這一點，雖然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中有異曲同工的論述，卻晚了一千多年。可見印度的政府體制源遠流長，雖然經過多次的政權更迭和外族入侵，其思想卻完好地保留下來。時至今日，像海德拉巴、班加羅爾這些現代化的城市，出現了很多精英階級，不僅低級的種姓可以通過努力躋身上流，而且出現了跨宗教的婚姻，這些在以往的印度，或者比較封閉的北方邦都是難以想像的。不過，不要以為IT、通訊等行業的興起能把傳統連根拔起，正如上文說到，最激進的印度教組織——國民志願團歷任領導皆為專業人士，在他們心中，對於印度傳統的認同和北方邦的農民並無二致。書中的軟件公司經理詹姆斯是典型的中產階級，但他和很多同事都會參加晚間講道，“有時只是冥想，並幫助減壓，”詹姆斯說，“但同時也是一種唯靈論。我們必須變得更加印度化，以增加我們的自尊。”盧斯在整本書的結尾記敘了一件小事，他在搭火車的時候遇到一個錫克教小男孩。可能是因為見到外國人的機會不多，這個男孩饒有興致地和盧斯聊天。盧斯故意考考他，發現他了解印度總理、印度財長、印度最大的河流、斯里蘭卡的首都乃至歐洲的首都、印度的動植物甚至美國總統，而作為交換，盧斯也頂住不斷襲來的疲倦和睡意，告訴了小男孩很多他想要知道的東西，直到小男孩心滿意足地睡覺去了。盧斯記起有人告訴過他：“印度總是會贏。”印度可以讓你在困惑不解的同時發笑。而對我來說，若能好好地了解這個神秘的古國，再在這片奇妙的土地上進行一次壯遊，勝過一百萬零一夜的喜悅。原文發表在公共號“失物之書”（thebookoflostthings），轉載請註明出處。

诸神的印度

最近读完《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英]爱德华·卢斯著，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11，CIDEG文库），对这个南亚大国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鉴于印度拥有古老的文明，拥有傲视全球的软件业和迅速崛起的整个服务行业，以及它对于中国地缘政治而言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了解和关注的国家。分享一下看书的小得：首先，印度的种姓制度。我们从世界简史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了解，印度按等级高低可以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每个种姓规定了人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其实，这四个大的种姓下面都有名目繁多的副种姓，副种姓之间仍有高低贵贱之分，并且对人和家族世代从事的行业进行了非常细致和严格的划分，一般所说的印度男女必须在种姓内通婚也是很严格地限制在副种姓的小范围内。而且，在阶层和社会等级之外，甚至还有一部分贱民，或者称为不可接触者，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种姓名称。比如，亚达夫是一个牧牛的种姓，贝迪亚是一个妓女种姓，马哈尔种姓的传统职业是行李搬运工、报信者和看门人，他们被禁止踏入寺庙，也不可与其他村民从同一口井中取水。这个种姓诞生了印度伟大的精神领袖安培多迦尔，他在去世前带领50多万名马哈尔皈依了佛教。虽然在大城市中，比如新德里和孟买，种姓的界限慢慢开始模糊，人们也可以从事种姓之外的行业，但这在整个印度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小，而且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仍是大逆不道，要极力禁止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同化能力，这也是它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深刻影响和主宰印度社会的原因。在印度，即使是以平等博爱为口号的基督教，以及在礼仪上追求平等的伊斯兰教，也不自觉或自觉地引入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根据种姓将信众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仿佛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在印度就存活不下去。我想，这可能是倡导众生平等并严格执行这一教义的佛教在印度式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另外，种姓制度通过横七竖八的繁复划分，为各个种姓阶层树立了不同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低种姓的人在经济许可和社会松动的条件下，争相以高种姓人的生活方式为模仿，那些以前他们顶多只能远远地看着的礼仪和规范，现在他们都学得像模像样。其中最令人头痛的一点就是嫁妆，在印度要嫁个女儿送房子送车都是正常现象，送蜜月旅行甚至美国绿卡也属于情理之中。即使这样，每年还发生几千例儿媳被婆婆虐待致死的事件。其次，在印度精英和贫民的分化非常严重，导致整个社会两极差距极大，几乎每个去印度旅游的人都没发忽略掉城市高耸的大楼和城市边缘大量的贫民窟以及整个印度贫瘠的农村。这个问题从印度独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和尼赫鲁确定的发展路线和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独立之初，尼赫鲁政府就将发展重工业和大学教育以及城市中的医疗为主导，而忽视它90%的饿得皮包骨头的农村人民，农业、基础教育和基层医疗。结果懂英语的精英人才，加上政策优势，使印度的软件业创造了奇迹。新德里和孟买的白领们，和全世界其他大都市的白领一样，过着最现代的生活。然而，与此相对，是农村持续的贫困、低识字率、高死亡率。印度的经济在服务业带动下而获得快速增长之后，农村的景象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这是因为，印度政府所颁布的农村改革触及皮毛甚至适得其反；各邦政府享有很高的自治权，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邦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在该邦占主导地位的种姓的利益；加上印度混乱、功利和以腐败著称的政治状况，几乎没有大范围的真正致力于改善农村与农民状况的举措；另外，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印度的精英人士普遍将农村视作印度独特精神的留守地，将印度农村看作是传统文化与信仰的最后净土，而不愿意改变农村的现状，对于农村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虐待女童和基础教育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随着经济发展能够自动解决的问题。种种原因导致了掌握权力的人面对印度广大农村触目惊心的贫瘠无所作为。而且，在印度教信仰中，是鼓励老百姓安于贫困现状的。今世的贫困被认为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罪孽，灵魂转世的许诺让人们安于和忽视此生的贫穷悲苦，甚至甘之如饴。第三，印度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上文所说最后一点与此相关，印度整个的精英阶层，和数量惊人的来到印度追求性灵解脱的西方人士，对印度文明，及其对于整个人类精神而言的意义都有着超乎想象的信心。那些到印度朝圣的西方人说“印度是最富有的国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印度也需要总是被提起它如何重要，总是被恭维它的文明何其深远（这一点值得我们警醒），它总是陶醉于西方人视其为“精神圣殿”的崇拜目光。他们深信，印度的信仰、文化和宗教将为在资本主义中迷失的世界指引未来的方向、提供希望的曙光。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说过：“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这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尤为喜欢。”最后一点，与种种的落后、腐败、贫穷似乎联系不上的是，总体来说，印度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现代社会。印度有18种官方语言、多种文字和众多的宗教流派。虽然印度教徒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在印度的历史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政府强迫民众的宗教信仰，但每次都被迫终止。它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绝对威权，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党派林立，国大党的支配地位也一去不返，现在印度的政府都是多党联合执政。印度拥有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选举委员会，直接受命于总理，其中的工作人员不会因为弹劾打压而被解职，这保证他们可以公正而高效地进行选举工作，从选票的收集到结果的产生。虽然现在的印度仍然充满了种种令人头痛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就像中国一样，它以古老的文明、广阔的疆土、众多的人民和巨大的经济潜力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有一个这样相似的对手近在身边，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警醒，了解印度

印度&中国

一本关于印度的非常有趣的书，现在总是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但是看了此书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相去甚远。作者行文流畅、妙语连珠，读起来非常有趣。

无法归类的笔记

感觉没有什么逻辑，不知道是翻译的原因还是什么。但是最后的综述很有论文的感觉。⊙20国集团　¶20国集团或者廿国集团，由八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 20国集团、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和十一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组成。¶source: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261.htm⊙中国GDP（2011）为日本（印度）的3倍左右，和美国拥有同样位数。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PPP)http://www.therichest.org/world/worlds-largest-economies/⊙很让人疑惑的是印度一直鼓励落后的手工业，即便是慈善人士，应该来说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国际视野，仍然主张做一些淘汰掉的，类似于中国大炼钢铁时代一样的劳动。可以理解劳动力素质比较低，中国的帮扶也会从一些低层次的做起。但是似乎印度是完全的希望那样，即便有更高效率的选择。⊙对比：印度VS 中国资金密集 ⊹ 劳动密集就业机会创造的不多 ⊹ 就业机会很多小型手工业收到鼓励 ⊹ 大型制造工厂高等教育 ⊹ 基础教育稳定性高 ⊹ 同一性高难以出现统一决策 ⊹ 威权言重于行

读《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后记

（2008年）11月27日才读完此书，其间时断时续，殊非读书之道。以后读书宜专，从头至尾，不可间断，乃能获得完整印象。人最难改的是品性。民族最难改变的亦是其民族性。印度历史上不是，今后长时期内恐亦不会是在世界上能够建立某种“文化圈”的国家。中国必须也必然会改变目前的这种束缚人性发展和民族自新的体制和制度。我们有超绝的政治智慧和世界上第一等聪明的头脑。世界的未来还是中国的。希望不是在说梦话。哈哈。27日夜于枕上草书。

现在印度的奇怪崛起

清真寺的塔尖上有时会突然响起呼唤穆斯林做晚祷的声音，加入到湿婆神庙的钟声中。各种各样的声音融汇成一种奇怪的刺耳的音调，萦绕在深红色的天空中，这是一种你只能在印度找到的混合物。近代印度的 宗教 政治 教育 的发展以及最普通人民的生活

精神之殇：不可理喻的印度神话

——《不顾诸神》书评by荔枝印度，这片恒河流域神奇的土地，有人如此形容它：“只要一下飞机就臭气熏天，直扑而来。”印度果真如丘吉尔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吗？甘地与尼赫鲁的执政区别同为国大党领袖，获得伦敦律师执照，主政印度，但尼赫鲁并非赞同甘地的每一句话。甘地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死守文化自豪感及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甘地的信条在执政中表现为印度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关税歧视，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立法规章制度，惩罚成功者。无论是18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末的中国，现代化工业过程对国力的增强是举足轻重的。而印度始终在甘地以及甘地之后的时代里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工业革命，由于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制造业，大量的劳动力依旧生活在农村。尼赫鲁由于受到英国费边社影响，笃信国家计划和社会主义，支持国有化。他的政府主导闭关自守的经济计划，得到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支持。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拨款1/3,195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拨款1/5，当时有4/5人口依靠农业生存。1950年韩国与中国、印度人均生活水平相当，50年后韩国人均收入1万美元，是印度的10倍。1951年印度独立后的首次人口普查识字率仅为16%，3.2亿人中有1/7的人会写自己的名字，人均寿命32岁。甘地与尼赫鲁的遗产尼赫鲁的遗产是保留了官方语言为英语，由于中产阶级使用流利的英语，比低种姓阶层更容易获得公立高等教育的特权，今天服务业和印度理工学院，以及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制药企业等已经成为印度最令人值得骄傲的领域。然而尽管这些领域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印度的农业现代化和制造业进程却不容乐观。其中变得更为困难的实质是思维模式。印度精英长期以来对农村情有独钟，甘地主义在特权阶级以及高种姓印度人中普遍存在。都市化进程的印度被视为对他们在文化与社会中传统支配地位的严峻挑战。泰戈尔曾说：“在印度农民开始重建农村，其使命是延缓民族自我消亡的进程，农村是印度人生命的摇篮，如果不能给予农村应该拥有的一切，就等于自杀。”最受人尊敬和最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来自上层种姓家庭，她是一位彻底的甘地主义者，将农村视为印度未来的中心，组织起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为农民争取基本权利。她本人也穿着土布纱丽，从城市住到村庄里，和村民们一起。她只吃素食，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有时候为了抗议而静坐，绝食。他们有抵制英国运动，他们希望印度在发展的同时避免城市化。印度真的养不起农民吗？1967年英迪拉甘地继任总理，当时刺激出口而卢比贬值，为了防止支付危机，申请国际援助。美国人靠船只来哺育印度。1991年海湾战争影响了印度，卢比再次贬值，为石油埋单成了这个国家长期的噩梦。2003年软件业收入终于超过了印度全国进口石油的费用。但是直到今天你依然能看到印度还有广大的贫困的农民呆在土地上，超过1亿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许多还要搬到城市，他们认为几百年生活在糟糕的贫民窟也比生活在农村强。就以比哈尔为例，比哈尔的人均寿命是全印度最低，1/10家庭才享有用电，1/40人拥有电视机，比哈尔地区占全国营业收入0.7%。印度缺粮吗？不。印度自己就是粮食出口国，印度的耕地条件优于中国。只要合理进行农业投资，处理好工业化，完全能解放大量农业劳动力。2003年公共粮仓储存6000万吨谷物，足够贫困线下的家庭使用。面对如此众多的贫困家庭，印度政府也不是没有作为。阿玛蒂亚森将印度政府政策的结果比作士兵们误杀自己人时用的词——友方射击。印度旨在降低贫困的面向农民的补助体系时，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了面粉和大米，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实际运行中它成为最高价格的维持体系，粮食价格过高冲击到了每一个人，最贫穷的人们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粮食上。印度缺钱吗？不。大量的财政被用来补贴投资高等教育，支付国防经费。1991年许可证制度取消后，中产阶级、高种姓和精英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是服务业、制药业和其他新兴的私人部门中的中产阶级。但同时有更多的变相许可证制度朝着社会底层发展，比如人力车执照限制，车夫们只好贿赂警察。集体行动的难题——腐败，没有真正的改革公众不能将对官僚体制的失望通过投票箱转化为对这个体系的真正改革。尼赫鲁扶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开发科技实力，而印度缺乏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点从印度航天与造船工业可以看出。在制药业、生物科技、服务业等领域能够劳动的工人人均教育水平超过中国。由于廉价制造业并不需要劳动者太高的教育水平，印度的基础教育的覆盖率不及中国，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让更多人摆脱了文盲的厄运，能够从事廉价制造业。因此印度的廉价制造业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的劳动大军4.7亿人中，不到7%的人被正式雇佣，仅3500万人拥有稳定工作，缴税。2005年印度的制造业就业工人700万，而中国已经达到1亿。同时由于最严厉劳动法，矿工都无法被解除雇佣关系，企业用工更趋于保守。在印度社会，高种姓是不屑于从政的。就拿泰米尔纳德邦和北方邦做个比较，前者政府更为高效，已建高速，吸引外资投资，有着大量就业机会，1/2为城市人口，该邦是印度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邦，90%的人口受过教育，69%的政府岗位是低种姓的。而北方邦有70%的公共资源被挪用，比哈尔邦只有10%的人口居住城市，50%的人受过教育。泰米尔纳德邦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十八九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泰米尔纳德传教，让低种姓有更多的上学机会。在民主之前这里的低种姓运动就已发展，通过权力大力扶持基础教育，妇女读报写字，为鼓励孩子有午餐计划，医疗干净。这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认同规划对社会的必要，向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提供公共服务，在城市中种姓冲突是被淡化的。由此可见，越是坚守甘地主义的地区，种姓冲突越厉害，而城市化进程反而能够消融种姓之间的冲突，吸引投资，带来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地方政府官僚的普遍腐败似乎在泰米尔纳德邦很少存在。而在其他地区，由于高种姓一直占据着特权位置，而低种姓长期以来生存在贫困的环境里，为了出人头地获得稳定的工作，低种姓更愿意从政。在印度宪法奇怪的311条款的保护下，根本不可能使一名腐败的公务员降职，更不用说解雇了。印度的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今天我们看到在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冲突中，警察袖手旁观因为他们是印度民族主义的一份子。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奋力争取排外的印度教。他们的前身是国民志愿团，成员几乎都有科学背景（高种姓），深受法西斯主义启发，墨索里尼黑衫党是他们的偶像。一旦两个都是原教旨的宗教相互排斥，就会引发不可避免的暴乱。尼赫鲁的世俗主义不是将宗教与公共生活各个方面分离，他允许每个宗教团体保留自己的民法（涉及结婚、离婚、出生、死亡和遗产继承等），它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这是印巴分治引起暴乱后对留在印度数百万穆斯林的一种必要妥协。1950年宪法规定个人权利和群体（宗教的）权利其中一条规定，政府要更改任何一个宗教群体的法律必须征得这个群体3/4成员的同意，政府很难干涉传统习俗。根据宗教区分印度人的权利，使得政党无法抵挡不同身份选票的诱惑，见风使舵。国大党吸引选票强调的是世俗、包容的印度民族主义和中立的经济体系。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吸收穆斯林和基督教以外的选民，印度教占人口总数已达85%。不过，如果所有的低种姓群体联合起来团结在同一个低种姓政党的领导下，将会永远统治印度，可是，低种姓之间也有种姓歧视。这些看似多元的宗教文化在印度人自己看来是值得骄傲的文化，他们相信他们的文化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精神运动使得印度成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可惜在我看来，这种反现代主义的、反物质主义哲学的、将农民永远束缚在土地上的种姓制度（它是一个宗教吗？）将是印度很难跨过去的坎，也许还可能成为灾难。因为它们已然阻碍了印度朝着物质文明、工业文明前进，并且让自己的教义超越宪法，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各自的宗教特权，固步自封，越发变得排外。正是因为没有自由，民主在印度充当了集团分利和寻租的工具。多神世界观和价值观，种族仇恨与歧视，以及自以为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印度发展的绊脚石。印度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被印度教-伊斯兰教-种姓制度打乱了。什么时候他们下决心搬开这一切，什么时候他们才可能急起直追。

看着书里写印度，脑子里浮现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

最近才读到这本书，还未读完却感慨颇深，书的前半部分写到了很多印度社会的问题，是很让人痛心的，脑子里浮现了很多类似的画面。其实中国社会的问题与印度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会使得问题的表现形式和人们对问题的回应不同。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官僚现象、潜规则等等问题在这本描写印度社会的书中暴露无疑，可以说这些中国社会问题在印度是极端化地表现了出来，作者感同身受的讲述或许能带给我们很多回想和反思，去探寻社会黑暗面的根源。

记者的视角

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作者考察印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观察印度的视角也比较高和广。这种条件下写出的书当然不会差。对比这本书，奈保尔写的印度三部曲更像是人文主义者眼中的印度。相信将两者结合起来看，特别是将该书与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结合起来看，读者会对印度有更深的了解。

浮光掠影

记者写的书，一般都会有细节丰富但缺乏深度的特点，本书也是如此。诚如勒口上的介绍所言，卢斯向读者展示了今日印度的政治、宗教、社会、文化面貌，有他的观察，有访谈，有一些佐证材料，但没有“纲举目张”的感觉，读起来很累（跟字太小也有关系）。书里举的许多例子，稍微改头换面，就像是在描写中国了，比如说：许多事都是在夜里办成的，因为那个时候政府的人都在睡觉。卢斯显然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审视印度这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他谈到他们的宗教，谈到社会精英对乡村生活的推崇，以及民主名义下的种姓政权实质时，我几乎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不屑的牢骚：“怎么能这么顽固呢？怎么能这么愚昧呢？”所以他错过了某位宗教大神的“左脑文化vs右脑文化”理论蕴含的启示：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西方提供了硬件，印度提供了软件，二者需要相辅相成，最终殊途同归。撇开他的职业所决定的叙事特点和他的文化所塑造的偏颇立场，他的这本书算得上是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立体式素描，也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印度的一个入口吧。我一直对印度很感兴趣。最古老的传统和最迫切的现代化意愿相互制衡，推动着它游游缓缓地前进。克里希那穆提曾说过，他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但是有一种安然自得的表情，只在印度穷人的脸上看到过，不过即便是在印度穷人的脸上，这种表情也越来越少见了。“印度”这个名字，会唤起许多刻板印象，比如说终日打坐的苦行僧、衣衫褴褛的人们赤脚在肮脏的城市穿行、冒着黑烟的拖拉机给牛让路、鼻子上贴着金箔头发盘起纱巾遮面露着肚脐跳舞的东方美女，等等等等。在印度已经为世界贡献了好几个诺奖得主，在印度IT精英已经攻占硅谷之后，上述印象理当被纠正、被更新。另外，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自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它的独立史同样是血与泪写就的，而且由于种姓制的存在，印度社会也在遭遇巨大的不平等。这些事实，也让我乐于知道印度人自己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经济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原汁原味的社会生态，可能在一些视印度为精神圣地的人看来，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伤心事。《阿凡达》就传达了对原生态的偏执向往。可能我自己也有偏见，我觉得一切群体都应该往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想一想与大自然亲切交流的那美人没有抽水马桶，我对他们的美好憧憬就立即烟消云散了。所以，作为印度人民的邻居，作为浪漫的世界主义者，我对他们的崛起感到由衷的高兴。扯远了。总之，这本书可以读读，但是一定还有比它更值得一读的印度题材读本。

有没有一种梵

究竟宗教和科学谁更具有终极的真理意义，真还是让人困惑的问题。憎恶宗教狂热，但每次又会被那虔诚的眼神打动。器械的文明真如卢梭所说是人类的枷锁么？宗教真的能保留人类灵魂最后的安静么？印度在学西方的道路上多少保存了自己的文明精髓，如果都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先进与否是在抹杀多元化。每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路要走。如果非要有全世界可以通行的价值，我希望是真善美，而不是这种或那种主义。

伟人的政治遗产

翻看《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里面提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政治遗产，一方面尼赫鲁投资重工业，想让印度用一代人的时间改变贫穷现状，另一方面是他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贫穷社会里，他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农村教育的投资相等。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质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教育对于印度的发展并没有起到特别明显的作用。但是，如今在加州的高科技公司里，那些毕业于印度理工大学的人却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力，而这些人也帮助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迅速发展。当年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总算在这个时候有了效应。这让人想起毛泽东，他鼓励人民生育的政策给中国甚至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包袱，一个贫穷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不过如今的中国制造，恰恰就是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由此引发的廉价的劳动力，他的政治遗产此时也发挥了作用，帮助中国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

印度通！值得推荐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全面，权威，也许还要加上：很有时效——这是印度2006年的畅销书之一，延至一年后才出了中文版，出版操作算是快的吧。毕竟这不是《哈利波特》，出版商不可能追求如此的速度，而且中信出版社的翻译质量应该比较靠谱（新星出版社的新书翻译就差多了），因为操作的团队就是《比较》编辑部。如果你很耐不住性子，很想直奔主题看作者如何进行中印发展比较，那么请翻到最后一章“印度在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作者逐一盘点印度与邻国的关系，很自然也拿中印发展比较。其实这些要点也是老生常谈，譬如印度人口结构更年轻，未来20年其劳力资源将把中国远抛后面，而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过去，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印度储蓄率在上升而中国却在逐步下降。据2005年资料，已有上百家跨国企业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相比之下中国只有三十三家；美国近半面向高科技人才的H1B签证发给了印度人……当然，印度基础设施糟糕，官僚作风举世闻名，但是正如一个笑话所言：India never misses an opportunity to miss an opportunity,作者认为，印度的贫富分化阶层割裂日益严重，最关键的是看特权阶层能否克服自满心态，官僚阶层能否有改革的紧迫心态。作者接着讲述了一个印度小孩的故事：从我对面的铺位传来一个小孩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我转过身，看见一个锡克教男孩正在好奇地打量着我。我回答了他。然后他又问：“你来自哪个国家？”我又一次回答了他。“我曾给女王写过一封信，”他说，“她还没有给我回信。”他告诉我，他建议女王陛下应该多来拜访印度，这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他还给布什总统写过信，建议他从伊拉克撤军。同样，这一次也没有回音。通过询问，我知道他有10岁，在阿拉哈巴德上学。他的父亲是一名少校，没有和他们一起旅行。他母亲在下铺（印度的头等车厢常有四个铺位），这时起来告诉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赶快睡觉。然后，她把主灯关了。这个小男孩等了一会，直到确信他母亲已经睡着了，然后把台灯打开并照向我。就在我即将进入梦乡时，他又开始和我说话。“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今晚不打算睡觉。”我想尽办法劝说这个小家伙关灯睡觉，但是不论我请求、诱骗还是威胁，他都巧妙地驳回，而且不让我感到讨厌。因为他的坚持太过朴实。“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交谈一下，”他说。于是，我就同意考考他的知识面。我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从印度总理、财政部长、印度最大的河流到斯里兰卡的首都等，他答得不费吹灰之力。“我不是个大傻瓜，”他说。于是我又把问题转向问欧洲的首都，他同样觉得轻而易举。然后又问他印度的动植物，在这方面，他的知识要远比我丰富，接着又转到美国总统，如此等等。就这样一问一答大约过了一小时后，他突然决定要来审查一下我的职业和教育水平。他的问题都根据我的回答再做出调整，并逐渐开始构建出我的形象，然而这似乎更像一个罪犯。他还不时地把台灯照到我的脸上，察看我是否昏昏欲睡。最后，我和这位不知疲倦的拷问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以使他可以在任何想继续谈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这样他就允许我睡觉。但是，他太过于从字面上理解这项协议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枕头下的手机开始振动并把我惊醒。“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是否给了我假的手机号，”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对面传来，他用手机告诉我。我责备了他，但是立刻就后悔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说，有些垂头丧气，“再过5小时火车就到终点了，我们谈点儿什么呢？”于是，我们的谈话又重新开始。火车在印度北方不计其数的小镇穿行，每隔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一个小站。好几次我们都到月台上买杯香料奶茶，奶茶盛放在印度特有的土陶杯中。我逐渐对他无止境的好奇和有些早熟的智慧产生了兴趣。没有几个十岁的孩子了解如此多的东西。而且尽管他彻底地漠视我的睡眠计划，但仍然显得很有礼貌。他还颇有心计，每当我的眼皮快要合上时，他就问我：“再要一片饼干吗？”最终，在挖掘了他想得到的所有情报后，他宣布是睡觉的时间了。然而，晨曦已经初现，再过一小时左右火车就要到达终点。“我们真的该睡觉了，”他用一种温和的警告的语调说，同时以印度人特有的方式轻轻摇晃着脑袋，“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谈话，晚安。”不一会他就进入梦乡。而我早已错过睡觉的点，再也无法入睡了。不知何故我发现自己笑了。这种笑源自心底，然后慢慢地、静静地向上升腾，带着些许乐观的情绪，蔓延至全身，充满整个身体。有人曾告诉我：“记住，印度总是会赢。”印度可以让你在困惑不解的同时发笑。直到火车到达德里，我的笑意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书评人苏小和说，卡斯不惜篇幅描述一个年仅10岁的印度小男孩满脑子子的问题和他不倦的怀疑，这与中国无数的乖孩子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相信，作者这样写，是在向读者暗示，印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对世界充满了质问的孩子身上。确实，我在《印度斯坦时报》同行做客，他家可爱的小男孩也给我类似的惊讶，小男孩说着流利的英语，拼命向我展示母亲搜藏的中国水墨画，让我介绍其典故出处……可以肯定，这位搭乘卧铺的小男孩家境很好，在印度的中产阶级世界里，无论教育还是文化生活方式，仍然受惠于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与此同时，联想到我们常在新闻画面里看到印度火车顶棚满载乘客的现实场景，印度还有庞大的贫困人口，就在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城附近的贫民窟，还有祖辈三代无法上学的家庭，在印度，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发展看待自由》比我们的想象更有现实指导意义。本书讲述印度的权威性体现在哪方面：1）作者是英国权威政经大报《金融时报》驻新德里记者站站长，文章论述密切结合新闻热点展开，其采访活动也能接触新闻事件的核心人物。在印度，英国人远比美国人受欢迎，英国记者采访各方人物自然也是通行无阻，其一，印度人对于英国前殖民统治有念旧情节，而无怨恨；其二，源自冷战时期的印象，不少印度人仍然抗拒“美帝国主义者”——当然，时过境迁，美国如今是全球化时代的“超级大国”，仍然面目可憎。2）作者娶了一个印度太太，岳父是历史学家、德里大学教授，岳母是新德里政府的高官，信息源广泛，而写作中自然也会跟妻子讨论各类议题——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使不是部分纠正自己的看法，也是使自己的表述更为清晰。3）作者在《金融时报》任职期间，一度离开编辑部，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的演讲撰稿人，从媒体过渡到政府部门，从英国转向美国，如此的个人资历和职位，足以令他更全面地看待印度的发展。文风幽默：这一则不太好确认，毕竟大家没有什么机会阅读英文原版，而翻译就可能改变原作的文风。很抱歉，我还没有阅读中文版。只能就英文原版做此评价。

强烈推荐！

3点理由：1.作者对印度了解的深入程度令人赞叹；2.行文流畅，渐入佳境；以及3.翻译者的文字功底不错。

多点了解，少点偏见

我所服务的是家美国公司，也有不少同事是印度人，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除了一个中国通，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台湾朋友。考虑到这些印度同事还是受过相当教育视野相对广阔的，我们可以想象到印度国内的普罗大众对中国能了解多少。反过来说，我们何尝不是仅仅基于一些道听途说或者网上的见闻就对印度充满偏见，我这边有很多人提起印度不外乎就是脏乱差，好一点的也就是保留对印度文化的一些好奇（比如瑜伽），没有多少人真正试图去明白这样一个离我们近在咫尺文化绵延数千年的古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想些什么，他们依靠一种怎样的文化或者逻辑来做事和思考。回到这本书本身，正如一位书友提到的，多细节而少深度。所以它并不能完全胜任开启思维的角色，但是至少在开拓我们的视野有所裨益。让我们用尽可能平静开放的心态去尝试理解印度。龙象之争过于笼统，知己知彼才是上策。

不顾读者--奇怪的印度通的写作

好几次想停下来不看了，后来纯粹是为了不想落一个半途而废的名堂驽着头皮看完了。看这本书的动力是因为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印度和中国一样，古老的国家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很想通过一本书籍窥探这个过程。可惜看完这本书，只记得满满的文字，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章节和整体概念。作者是个印度通，但是可能野心过于宏大，想写出一本史书一样的宏著来，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种姓等等多个方面，但就像印度的咖喱饭一样，看完之后只浓稠的咖喱汁，酱乎乎的。但没清晰感觉到其中的主菜和材料，让我仍然是一头雾水。我还是希望能有一本抽丝剥茧的书，能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用比较宽阔的视野去描述现代印度的转型和变化。以此来对比和思路与中国的变化和发展。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收获，印象比较深的是印度的经济结构，与中国通过制造、纺织等行业带动大量劳动力发展不同，印度经济形成了很奇特的二元结果，一部分是大量生活水平一般的农村人口，另外一部分是通过软件、服务外包发展起来的中产和富裕阶级。这点与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里面的开篇描写是一致的。如果谁有好的解读印度入门书籍，还请推荐。

真正想了解印度的人应该读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印度的中文书中最好的一本，真正想了解印度，不是猎奇或对印度莫名崇拜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建议去过印度再读或回来后重读，和奈保尔的书结合着读。

值得一看

在上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有幸结识了一个印度同事和一个印度女律师，印度同事满身的咖喱味从十米开外就可以闻到，只要他从印度来公司不用看到人也可以知道。这个味道在印度德里的国际机场也可以闻的到。说到机场，上一次从德里转机，由于正赶上英国机场发现液体炸药，机场安检非常严格，我的同事带的橄榄油引起了机场方面的高度关注，五六个印度警察围着研究了半天，并找我问了很久才予以放行，不过警察的态度非常礼貌，机场服务人员也还不错，不过环境比较差。说到印度律师，很年轻的大眼睛女士，和现在的印度总理同姓。我在深圳请她吃饭，毛家饭店，可能是怕吃到什么禁忌的食物，她没有吃任何肉食，倒是把青菜和南瓜吃了个干净。印度人给我的感觉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都还不错，但做业务的同事说起印度人则是没有一点好感，狡猾、奸诈、拖沓、锱铢必较等等都是比较常用的词汇。不过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一看，其中有一句“印度人从来不会错过的就是错失良机”（大意）比较经典。

短评

2011-09-13 这本书大篇幅从经济宗教入手解释印度政治包括选举、军事、外交等现状，结尾小篇幅描述文化生活，偏向综合性、整体性的论述。因此，本书较适合的读者为对印度民俗生活有一定了解的人群，并不太适合对印度没有任何直观体验的读者，前者正可以通过这本书把零碎的见闻串联起来，而后者无法在阅读过程中取得丰富全面的信息而容易编入自己的主观想象。总之，这是本杂糅得还不错的书。

笔记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rra_Alfassahttp://en.wikipedia.org/wiki/B._R._Ambedkarhttp://en.wikipedia.org/wiki/A._P._J._Abdul_Kalam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nd_Trunk_Roadhttp://en.wikipedia.org/wiki/Rudyard_Kiplinghttp://en.wikipedia.org/wiki/Games2win(Alok Kejriwal)http://en.wikipedia.org/wiki/Thums_Uphttp://en.wikipedia.org/wiki/Aruna_Royhttp://en.wikipedia.org/wiki/Ramon_Magsaysay_Awardhttp://en.wikipedia.org/wiki/Nandan_Nilekanihttp://en.wikipedia.org/wiki/Rakesh_Mohanhttp://en.wikipedia.org/wiki/Shiv_Senahttp://en.wikipedia.org/wiki/Bal_Thackerayhttp://en.wikipedia.org/wiki/Lalu_Prasad_Yadavhttp://en.wikipedia.org/wiki/Mulayam_Singh_Yadavhttp://en.wikipedia.org/wiki/Yadavhttp://en.wikipedia.org/wiki/Mayawatihttp://en.wikipedia.org/wiki/Murli_Manohar_Joshihttp://en.wikipedia.org/wiki/L._K._Advanihttp://en.wikipedia.org/wiki/Sheila_Dikshithttp://en.wikipedia.org/wiki/Syed_Ahmad_Khanhttp://en.wikipedia.org/wiki/Darul_Uloom_Deobandhttp://en.wikipedia.org/wiki/Asma_Jahangirhttp://en.wikipedia.org/wiki/Sania_Mirza

谜一样的国家……吗？

首先我得说，这书的作者一点都不喜欢中国。这么说的话感觉有点奇怪，毕竟没人规定世界上的人都得喜欢中国。我也这么认为，之所以这么说只是想提醒下：作者在这本书里的主观情绪较浓，而这往往会导致我们的主观情绪。好了，说回到这书。印度我没去过，这几年的“印度热”让我或多或少的也对印度产生了兴趣，于是买了这书。谜一样的国家——很多人常常这样形容印度。我每次听到有国人这样说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笑：难道这不也是西方人常常形容我们国家的评价么？与其说我们国家有多“迷”，不如说是加诸在我们国家头上的“印象”太多罢了。印度难道不是如此？翻开本书，“英国”、“民主”、“种姓制度”扑面而来。前着没什么好说的，后者听闻不少，大致知道，中间的“民主”这次倒是认真的去百度了下：民主 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在看这书之前，我只知道，印度被美国选为中国的民主改革的榜样，好像还有什么“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的称号？但看过本书，或者对印度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种姓制度在印度也是同样普遍。而这种制度，是种赤裸裸的歧视制度，在底层低等种姓或没有姓的群族，从一出生就注定得过悲惨的生活，不能靠近其他种群，不能从事稍微好一点的工作，被高种姓的人歧视甚至杀了也是理所当然。虽然书中说目前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但我仍不明白，这种制度存在的国家，什么地方符合“民主”这个词的定义？可是本书的作者，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人，居然在说到这个制度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倒是提到中国和美国的时候感情比较激动，立场真是诡异。在经济方面，我倒是通过本书对印度的经济规模和强大有了点新的认识，不过还是模糊。主要是作者本身不是什么经济专家，所以没什么具体的数据或者理论。还有就是在提到印度的优势时，作者往往主观的把印度的大部分成功归功于“英语上的优势”，隐约能看见大英帝国的亡魂——我想是我多虑了。最后就是工人的好剥削：对于以前不能靠近其他种姓，不能从事正常工作的“下贱族群”，你想怎么用不是随你了？（我看到这条时，真是恶心得想吐）只是，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龌龊的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所说的语言有天从英语变成了中文，不知道作者会做何感想？最后，在提到大国关系时，作者居然完全不把欧洲放在眼里，哪怕他自己是个欧洲人。不知道是无视，还是出于隐藏自己态度的关系？而可怜的日本，更只有短短一句话：印度将在20XX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么话真的好眼熟啊好眼熟。看完本书，印度的形象开始清晰起来，可惜却不是作者希望的那样形象。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印度看看。虽然说有恐怖袭击，不过我们的国家也没多安全不是？

不可思议的印度

作者：岳占仁 发表于：《IT经理世界》2008年2月5日印度官方推介其旅游的网站，名字叫做“不可思议的印度”（www.incredibleindia.org）。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不可思议”的确是概括他们对印度人和印度社会第一印象的一个合适的字眼。“在印度，事情往往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这常常是你在印度生活最快乐也是最感到挫败的原因所在。”《金融时报》的记者爱德华·卢斯这样概括道。他曾经就一项巨型水利工程问题请求采访前总统卡拉姆，总统秘书跟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印度的总统从不接受采访。”正当他感到万分失望时，秘书又说道：“但是总统很乐意邀您喝茶闲谈。”卢斯曾经在2001~2005年在新德里工作5年，娶了一位印度太太，他的岳父岳母分别是政府官员和德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但即使如此，他也不能完全看懂印度。在《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一书中，卢斯力图结合自己在印度几年的近距离观察和切身体验，透过当前印度社会中种种看似充满矛盾的现象，揭示出这个南亚大国转型和崛起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基本趋势以及对世界的影响。理解“印度崛起”在许多人看来，印度崛起的过程是非常奇怪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现代化变革之后，印度社会依然笃信宗教；在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甚至公民识字率仍然相当低下时就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印度经济实现了可观的增长，但是却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印度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这似乎会构成发展的严重障碍，但是在过去十几年它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但是我们寻找印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时却经常感到困惑。1998年5月，印度5次核试爆成功后，一些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已经跻身大国行列。但是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巴基斯坦就以6次核试爆予以回敬，没有人会根据这一点得出巴基斯坦是超级大国的结论。另一个令印度精英们感到自豪的是一些经济数字。最近10年，印度经济基本上保持了6%~8%的增长率，去年印度GDP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第12个达到这一成绩的国家。但是，许多人对其增长模式表示担忧：与高科技产业的一枝独秀相比，由于基础设施落后、文盲率居高不下、政策环境不畅，印度的普通制造业一直严重滞后，这样的产业结构无助于解决这个人口大国面临的严峻的就业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真正禁锢着印度发展的是其片面的增长模式，印度亟需转变到“参与式发展”的新模式上来，印度政府应该下大力气改善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能够使人力资源得以扩展、使贫困者有能力有机会参与发展并且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回顾一下印度独立以来60年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其发展平台似乎才算是基本就绪。但是到今天一些问题依然非常突出，例如腐败而低效的官僚机构、僵化过时的劳工法、悬浮议会下政党政治对经济决策的掣肘、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都在困扰着它的发展进程。新德里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供水系统，供水公司每千米水管上的员工数是发达国家的15倍，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大部分城区依然缺水或者没水。市长计划将供水外包给私营企业经营，马上被舆论指责为“欺诈穷人”、“屈从于新自由主义势力”，结果计划被迫搁浅。卢斯评论道，“印度政治的一种惯用模式，就是反对者打着穷人的旗号进行抗议，却全然不顾这种行为的受害者正是穷人。”这也是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领域（例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等）长期无所作为的主要原因。“印度人就像沙滩上的一桶螃蟹，每当有一只螃蟹试图爬出桶时，其余的螃蟹就会把它拽回去。”因此，卢斯认为印度精英们胜券在握的感觉是过于乐观了，印度变化的性质和规模被夸大了。面向未来，印度的确有着一些显著的优势，例如多元化的传统、已经基本落地生根的民主体制、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科技实力等等。这些优势最终将推动印度以与它的规模相符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但是为了使这一结果更快更顺利地到来，印度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且需要进一步改革，以克服上述困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民主制度中的腐败和低效卢斯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写了自己对印度官员的印象。在他看来，印度行政系统内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从新德里最高行政部门的走廊到昏昏欲睡的地方官员的法庭，印度的政府机构和法律部门有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它们不会在你的生活缺席，除了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印度的经理们常需要花费15%的工作时间与政府巡查员打交道，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尽管已经简化了税制，但仍是世界上赋税体系最复杂的国家。印度企业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填写复杂的税单，和腐败的海关官员打交道。1999年，印度钢铁部向行政改革部发文咨询，公务员批注文件时可否使用绿色和红色笔（通常情况下是蓝色和黑色笔）。行政改革部经过几周讨论，将问题移交给印刷局。印刷局经过几周讨论，将问题返还给行政改革部，建议咨询培训与人事部。这样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讨论的结果，终于形成一个折衷的结论：初稿用蓝色和黑色笔，后期修改用绿色和红色笔。这个问题的解决用了近1年的时间。——这样的办事效率在印度行政系统中屡见不鲜。“如果卡夫卡的小说中出现类似的情节，批评家可能也会指责他过分夸张。”腐败的蔓延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一些政府机构为了贪污公款明目张胆地虚列开支项目，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虚构出许多子虚乌有的“修路”、“建造小型水坝”之类的工程，把账目上写明支付给参与这些工程建设的“幽灵工人”们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目前印度仍有3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保证这些人的温饱，印度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补贴机制，但是这一机制在官员们猖獗的腐败侵蚀之下发挥不了多少救助作用：许多补贴粮食早已被官员们通过各种渠道“转移”走了，亏空的部分用陈年的旧粮补齐；穷人本该免费取得的申领资格，必须向官员行贿才能够得到，而当他们拿着那张花钱买来的BPL（低于贫困线证明）到平价粮店领取救济粮时，经常发现领到的是已经发霉变质的粮食。印度官员的腐败和低效用“臭名昭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并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印度议会民主制度。印度为落实民主制付出了代价，但是正是民主制让这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的统一有了一个稳固持久的基础，也正是民主制让印度的思想文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现在世界思想界到处活跃着印度的思想家。经济崛起需要什么理由作为《金融时报》派驻印度的记者，卢思更多地是用发达国家的眼光来审视印度。也正因为如此，印度的崛起才显得有些“奇怪”。如果卢斯在中国生活几年，也许会觉得中国的崛起也显得有些奇怪，虽然我们的经济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很多没有得到很好处理的矛盾：官僚体系的腐败、权钱交易的泛滥、法律法规难以执行到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就像两辆车子，印度有很多轮子，虽然速度不快，但是即使其中几个轮子出了问题依然能够继续行走，但中国只有一个轮子（低成本竞争力），走得虽然快，但是一旦轮子出了问题就会遇到麻烦。不过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很难等到所有的车轮都非常合适的情况下再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在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中，多样的矛盾总是在所难免。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身的错误和缺陷。

神在心中

国内影视作品中，印度人往往是以上海英租界包着头帕皮肤焦黄的巡捕形象出现的。余秋雨的《千年一叹》里，印度人是整天无所事事闲散在街头的赤贫群体。所以，在读《不顾诸神》前，对这个南亚次大陆上的国家着实没有什么好印象。作者卢斯曾是《金融时报》驻印度的记者。他是英国人，也是印度人的女婿，所以他对于这个国家的了解少了一般西方人善于的夸张和浪漫主义情节。驻印的五年间，他接触了印度的个阶层，走遍了印度的各个邦，最终成就了内容翔实文笔生动的《不顾诸神》。 　　引言部分，有一段泰戈尔的话：“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恰如钢琴在双耳失聪的人眼里，只有指尖的跳动而没有乐声。”古印度曾创造了世界上最发达的抽象思维体系，它有哲学的宗教，也有宗教的哲学。在物质主义压抑人类心灵，虚无主义迷茫人类判断的今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把印度的哲学当作一剂解脱精神痛苦的良药。书的开头，是对奥罗新村的描述。这个村落是由一个法国人在1968年建立的，她当年追随印度宗教精神领袖奥罗宾多高士，并以后者的名字为村落命名。这个村子里都是印度哲学的虔诚追随者，是一个大的精神修炼场所。村民大多是白人，当然也不乏东亚人和南美人。“精神圣殿”是西方人一直强加于印度头上的光环。这个名号至少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表明他们对印度思想超凡脱俗的崇敬，二是带着轻蔑态度看待它的反物质主义和神秘主义。无论是在往昔的殖民者还是当代的西方人，两种看法的分野一直存在。很多西方人认为拯救地球危机的最后希望就在于印度。这里的印度俨然已是超物质的精神化的实体。而且印度人往往乐于接受这样的看法，尽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印度也在为经济增长而卯足动力。 　　书中提到了影响现代印度的三巨头：甘地、尼赫鲁和安培多伽尔。他们的知名度也可以按这个顺序排。卢斯说，书名的灵感来自于尼赫鲁曾说过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而印度最大的优势正是其尚未巩固的民主。可这句话真的很值得商榷。 　　书中有两个章节专门是讲印度“臭名昭著”的种姓制度和持续升温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简单的说，种姓制度是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群体。其核心价值观念是“洁”与“不洁”，以此划分出高贵的人和不可接触者。后者即通常所说的贱民。尽管在贱民领袖安培多伽尔任制宪委员会主席时，印度宪法已经明文规定废除种姓制度，并在政府编制内为低种姓特意保留份额。但种姓仍然作为重要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存在于当今的印度。所以我们在关注印度时，时不时会听到高种姓虐杀低种姓的消息，这或许已不算新闻了。之所以我要加上引号，是因为西方人受天赋人权观念的影响，看待这项制度多偏于其残忍、僵硬和保守的方面。但真正意义上的种姓制度主要带有社群分工的意义，而略带有“物种”的意义。有趣的是，种姓这个词并不是印度的词汇，而是起源于拉丁语，原意为“纯洁”。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误解，以为高种姓作为特权阶层，往往是富裕的。其实不然，在印度农村里生活了大量贫困的婆罗门，而城市里也不乏富裕的低种姓群体。尽管身份和某些待遇悬殊，印度的独特在于这种不公正却深深影响了印度的民主制度。除了四个大的种姓以外，每个种姓还有许多的副种姓。同一种姓通常是聚居在一个地区的，而且低种姓之间并不是团结的，有些甚至是互相敌视的。当有人打着种姓的旗号并为每个种姓量身定做承诺时，往往很能赢得一个地区（基本上一个种姓）的多数选票。当今印度政坛活跃着低种姓支持的政党。咋看起来，低种姓群体在政治上，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事实上，这些政客只是在煽动种姓偏见和开空头支票，除了为自己谋取特权外，很少做些改善选民生活的事。最严重的是，这种民主运作方式，是在进一步分化各种姓，这违背了当年安氏的想法。当年他在制宪会议上与甘地产生了巨大分歧，主张通过城市化来解决种姓问题。如今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强化种姓之间的不平衡。 然而，因为经济增长的缘故，许多富裕起来的或正在富裕的低种姓群体正在模仿高种姓的生活方式。婆罗门的节日也开始成为其他种姓的节日。这种在事实上消弭差异的趋势被称为“梵语化”。　　胡适说过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姑娘。为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篡改历史是灌输一个集团政治理念的最好方式。1998年，印度教民主主义分支之一的印度人民党历史性地在大选中打败国大党取得统治地位。接着就是教科书大面积的修改，主要是为了证明印度原住民哈拉帕人会骑马。他们和一般认为的后来入侵的雅利安人是同一种人。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发动了针对穆斯林的暴乱。而当时人民党把持的政府却保持恐怖的沉默。 而也正是在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成功试爆了核弹，极大破坏了《核不扩散条约》建立的秩序。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印度的民主建设始终走不出宗教思想的阴影。在印度这样一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并一直延续的国家，对宗教的虔诚和对神的信仰深深根植于大多数人的心中。就像伊斯兰教徒会说安拉保佑一样，印度人也总是在祈求湿婆的庇护。尽管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印度在服务业和高新产业上的成就引人瞩目。我曾困惑为什么像印度这样一个识字率远远低于中国的国家，在通信技术领域还有钢铁制造业上却走在前列。卢斯先生在谈尼赫鲁的政策时，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解释。在他执政的期间，印度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竟和初等教育一样多。尽管当年遭到了很大的质疑，但随之建立的一批优良的理工类大学，为这个国家的崛起培养了无数的精英。他们的离岸通信技术和软件外包服务，每年都会挣来大笔的美元。而像塔塔这样的大集团，生产的优质钢铁远销欧美，还有它的邻国。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工厂的区别。外资在我国建厂造汽车，而我们用的是印度提供的钢板。 　　印度的神奇还在于其服务业占的比重竟然达到经济总量的一半。而这一比例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才应该具有的。一想到印度那巨大落后的农村地区，困惑到甚至觉得诡异。《V字仇杀队》的主人公V说，在面具之下的思想是不惧怕子弹的。圣雄甘地倒在那颗罪恶的子弹下已过了半个世纪，但他的思想特别是对农村的深深情结依旧是印度知识精英难以释怀的。甘地凭借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凝聚了印度农民。他重视乡村的传统并希望延续下去，维护乡村原有的风貌，以对抗西方现代文明和物质主义的强势。这显然有点理想主义了。他并不喜欢学校教授那些科学规范的课程，倒满心希望孩子们在成年之前学些简单实用的工艺。而安培多伽尔则希望通过城市化，打破传统乡村自治机构“潘克雅特”的压迫。他们作为三巨头中的两位，意见上的分歧对后世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使印度政府在解决农村问题上时常犹豫不定，而腐败更是在这一问题上雪上加霜。 　　在印度有这么一句谚语：“事情没有表明上看得那么好，也没有表面上看得那么糟”。能凝聚如此多的宗教和民族，印度已经是政治史上的奇迹。印度建国时，许多人都认为它不可能长久的维持，分裂是最后的下场。然而印度没有，正如尼赫鲁所说印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尚未巩固的民主。因为民主，各种力量能够彼此冲抵；因为太过多元化，民主有时又显得动荡不安。 　　《罗摩衍那》里有猴王哈奴曼，《西游记》里有孙悟空。如果宝莱坞或者三爷投资把他们放到一部电影里去，我想我是很有兴趣观赏的。PS:终于写了篇读书笔记，这学期过得，唉。。。。。。

理解印度的入门读物

如果你不了解印度，一定推荐你阅读。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记者眼中的印度，也算是比较客观的来看待印度，当然，更加期待一位印度作者对印度的深刻解析。第一，印度的种姓文化是我们不好理解的。第二，对于印度民主过程的描述，是典型的西方视角；第三，印度的多样化（准确的说是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中国倒是有很强的类比；第四，印度的崛起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龙象之屁股决定脑袋

http://bizchedan.blogbus.com/logs/47197195.html人们赤脚盘腿，坐在某位清癯的白袍智者面前，聚精会神于黑板上的教诲：集中、持续和合作。你多半会猜这是在练瑜珈。这是当今美国商界流行的印度式管理培训。你之所以这么猜，也正是这种培训的可疑之处。情商很重要，但来自多年生活的历练。狭义的管理和管理培训，应当具备某种可执行性。据说打坐的那群人中不乏GE等知名公司的当家人。近来美国商界又“发现”了印度式管理，为什么要说又？因为他们还发现过日本和中国式管理。那些东方管理经典，以<孙子兵法>和<薄伽梵歌>为代表，并非刚出土的文物。为什么直到此时，才成为某种可以称为管理的东西？国内有媒体把两本经典简单对立，理解为斗争和内敛。实际上两国传统文化都兼具这两面。<孙子兵法>非常地冷静，对集中、持续和合作亦有深刻的理解。中国还有儒的中庸，道和禅的超脱。而<薄伽梵歌>的缘起，教导内敛是为了克服王子畏战的心理，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Shiva)是毁灭之神。如果文化决定论成立，为什么中印企业分别只选择了斗争和内敛，而放弃了另一面？文化决定论的片面不限于此，总是“发现”文化对管理积极的影响，但往往历史越悠久的地方，文化越构成企业无法削减的成本，而非值得争取的收益。这不代表完全赞成泰罗(Frederick W.Taylor)开创的科学管理派。管理是门实践科学，不可能像工程科学那样放之四海皆准。在中国和印度的实践中，增长最快的都是外包产业，分别接包制造和服务，主要优势都是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产业链上服务业的成熟要晚于制造业，相应服务业外包和印度起飞也就十年，而制造业外包其实从战后日本复兴已经开始。中印的经济“奇迹”不仅来自国内改革的人和，更有国际产业变迁的天时。外包能够开展，发包方须有效地管理接包方。在制造业中，主要通过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来选择和监控接包方，双方流程相对独立。而服务业外包亦称为商业流程外包(BPO)，顾名思义，最终客户与发接包三方的流程始终紧密配合，主要通过规则实时地互动，而不是用标准事前事后监控。产品高度同质，外包属于批发，对于接包商，质量和价格毫厘之差生死攸关，发包方更会有意培养接包商之间的竞争以精益求精，不断压价。服务却天然定制，虽然外包地也是低附加值环节，还是相当地差异化，合作一段时间后，就比其它接包商具有明显的优势，发包方当然也倾向于“集中、持续和合作”。制造业外包如同4 x 100接力赛，首要地是每一棒尽力争先，至少不落后太多，其次才是平稳接棒。服务业外包如同舞林大会，首要地是和自己舞伴心有灵犀、形影相随，其次才对个人的舞艺横向比较。正是这种商业模式的差异，而非别的什么玄虚，决定了中国企业好战和印度企业内敛的文化。同处在价值链低端，被发包方管理，大部分企业甚至从未经营过完整的流程，所谓中国或印度式管理目前还只是美好的理想。而对于美式管理，与其嘲笑他们喜欢炒作概念，不如当做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引以为鉴，日本智者谆谆教导美国经理人质量圈等理念的时候，可曾想到有今天？也决定了未来的发展。产品有形，容易仿制，西方企业几乎在各行各业，都遭遇众多的中国低端竞争对手。流程相对独立，接包方做大以后，很自然想单干。印度商人通常不会这样和西方企业肉搏，除了难以模仿，流程依赖的原因，也许更重要地是客户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我更看好我们的企业。服务业的客户显然比制造业高端：组织比个人高、差异化比同质化高。中国企业潜在的国内客户就比印度多，何况人均GDP、基础建设水平等等本就高些。中国企业“出口转内销”，仍遵循已由西方证明的产业升级路径：从制造到服务。但由外包成就服务业，如何逆推国内制造业，并无先例。中国企业大有可为的一个方向是工业设计。在价值链上接近现有环节，又是集成了技术、工艺和客户体验的完整流程，比核心技术和传统品牌更具执行性，也不是很多国产手机厂商那种华而不实的换壳和降价把戏。能满足挑剔而善变的中国消费者，就有信心走出去。而直营海外客户，目前很多中国产品尚能保持，飘洋过海仍比西方本土生产便宜，主要的威胁是贸易壁垒。印度企业也许能将更多海外服务岗位转移到印度，但那些只能本土生产的高端服务，例如商业咨询，只有语言优势远远不够。耐人寻味地是，中国制造业和印度服务业正在努力开拓对方的市场。或者选择国际并购。虽然二者都以“互补”为并购的诉求，中国企业倾向于把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嵌入自己产品，这很难，也许应该考虑其它的国际化道路。印度企业更多地发挥流程匹配(合作)能力，较少涉及流程的运维和重组，这也许才是印度国际并购成功率较高的“秘诀”，但其长远的发展恐怕有限。国内有媒体报道了印度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似乎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其实都反映了公共管理的欠缺。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评价南亚都是“软国家”，所谓责任感是无奈委婉的说法。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越高，越折射出政府的GDP崇拜和监管不力。文化更多地体现在企业的外部环境。更深的层次，外包是用中印廉价的人力资源交换西方先进的商业体制。最近印度制造业风生水起，也许将要开创一种新工业化模式，激励我们亦扩大内需。真正的中国和印度式管理之兴，还需要两国产官学各界艰巨的努力，而非陶醉于美国经理人浅显的推崇。2007.3.5本文授权<21世纪经济报道>

不顾诸神，实际上还是被诸神所缚

看了这本书，突然就觉得共产党的好起来。狂热的宗教信仰，封建传统，集体主义，自我意识的缺乏，这些中国和印度几乎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革命，中国的今天，不会比印度好多少。所有狂热宗教信仰的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失去探求真理的真心，并且也不愿别人探求真理。宗教，是一个复杂问题。难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