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搖晃的中國

内容概要

張鳴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長於北大荒。出生趕上鳴放，故曰：鳴。

年幼時最大的理想是做圖書管理員，好每天有書看。及長，幻想當作家，變成文學青年。一輩子養過豬，做過獸醫，大學學的是農業機械，最後誤打誤撞，成了大學教歷史的老師，眾人眼中的學者。

一生碰壁無數，頭撞南牆不回頭，不是牆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長，從黑板報算起，寫過的文字無數，黑板報都擦了，小說都燒了，所謂的學術文字和隨筆評論，留下來的比較多，有些變成鉛字，好像有十幾本了，均遺憾多多。平時寫點時評。

年過五十，沒有長進，再活五十年也許能好些。

著有《直截了當的獨白》、《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等作品。

其中《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曾獲得2010年南方閱讀盛典最受讀者關注年度圖書（非文學類）。

书籍目录

目次

寫給讀者的序

小引　大變局裡的那些人

年表　1911年：中國與世界

序言　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還有一場未遂的武昌起義

芝麻開門

立憲黨人的起義

市民的武昌起義

蔭昌督戰記

瑞澂之徒

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閒話辛亥

第二幕　異哉！晚清！

惠州：一場好看的國際性起義

萍瀏醴：一場會黨主導的起義

紹興：一個體校的革命事業

鎮南關：起義故事

黃花岡：革命黨和老百姓

保路運動：都是鐵路惹的禍

第三幕　過場的角兒們

黎元洪：在黎菩薩與黎都督之間

馮國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小站練兵的風波

袁世凱與北京兵變：玩走火了的權術操作

黎元洪假手袁世凱：副總統殺了首義功臣

丫姑爺張彪：起義的真正障礙

吳祿貞：士官三傑之死

王金髮：山大王做都督

譚延闓：變亂的受益者

張宗昌：一個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吳稚暉的兩次「冤」的際遇

來了假冒的孫天生

第四幕　末世貴冑：王帽子底下的人

良弼：凡鳥偏從末世來

端方：名氣最大的犧牲者

載穆：一個殉節的滿人副都統

末世貴冑的貨與色

拿了洋槍，八旗兵也不中用

從洋槍隊到八旗洋槍隊

辛亥福州旗營的「似抵抗」

清末的殉節問題

第五幕　誰在革，怎樣革命

農民：不許革命

學生：學堂不能革命

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

幫會：趕個革命的熱鬧

蘇北之一：一場被清兵逼出來的革命

蘇北之二：殺吾仇者吾君也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個革命黨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變終

江南：商團包辦的光復

上海之一：遠東最大商埠的易幟

上海之二：掠地的風波

浙江：咱們商人有力量

江西：假印章、破機槍和大都督

湖南：白條兒封官記

山東：藝人活演「打登州」

陝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奉天：一次會議葬送了的獨立

袍哥政府及其他

革命的會黨之災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龍套

革命中的文明與秩序

革命行進中的享樂

革命的帽子

革命知府與弼馬溫

剪辮子的風波

又見漢官威儀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五花八門的革命旗幟

第七幕　暗殺與炸彈

革命的炸彈旋律

暗殺乎，起義乎

暗殺團的骷髏

汪精衛：被一泡屎毀掉的暗殺

沈臧壽：詐取海門

袁世凱：遇刺與當國

第八幕　筆桿子和槍桿子

《民報》：頑童革命黨的塗鴉

《大江報》：不得不說文字獄案

《循環報》：一封假電報

《晉陽公報》：山西人的媒體政治

《國風日報》：報紙開天窗的故事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張繼：革命的棒喝黨邏輯

秋瑾：設計軍制

上了梁山的《蘇報》

有支同志軍是這樣練成的

招兵要招讀書郎

有槍沒子彈的新軍

在新軍與舊軍之間

新軍腦後的辮子

啊！海軍

第九幕　國人的民主旋律

預備立憲：中國第一個議會的誕生

臨時政府：搖出民國政府的搖籃

八百羅漢：頭一個國會那點事

小鎮議會：一次地方政權的小範圍選舉

自由擇君：底層民眾自發的衝動

幫會平等：革命後士兵的民主症

第十幕　革命經濟學

造反要花多少錢

革命錢緊

革命暴力催租稅

革命聲中的稅務司

股票建起革命軍

辛亥革命的五個岔口

革命的經濟學

革命：搖晃的中國

尾幕　　五光十色說民國

後記　我怎麼想起寫辛亥來

文獻　主要資料來源

附錄　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詞

作者简介

意映卿卿如晤，親愛的妳，我要離開妳，革命去了。

一百年前，25歲的林覺民，寫下感人肺腑的訣別書，給他的太太陳意映

因為這封信、這個名字、這個人，我們永遠記得辛亥！

一百年後，回頭再看：到底什麼是辛亥？什麼是革命？能夠直教人生死相許。

獨家奉獻《意映卿卿如晤：辛亥革命詩文》（隨書附送），特別挑選辛亥革命精采詩文！

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張鳴，通過《辛亥：搖晃的中國》

用事實消解神話，還原辛亥革命的歷史現場

從辛亥解讀出百年中國政治動蕩的緣由

筆法凌厲，揭露大變革中的人事景物

本書更特別附錄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字：首義、情勢、會黨、尚武、軍國、留日、八旗、殉節、商團、學堂、辮子、旗幟、暗殺、炸彈、報禁、新軍、國會、選舉、軍費、稅金

張鳴的歷史寫作，介乎學術與通俗之間，樹立良好口碑，風格日漸成熟而犀利，

這部《辛亥：搖晃的中國》，堪稱其代表作。

知名作家梁文道認為，張鳴寫史的方法像唐德剛，他的文筆是恣肆汪洋的、帶評夾敘的，非常好。而陳丹青則表示，讀者能不能找到真的歷史？現在有學者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在做這個事情，就是告訴讀者，大家知道的這些事情在當時不是這樣的。張鳴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故事從一場低烈度的革命，一個大變局的中國開始談起。

1911年，歲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槍響，將一個疲態盡露的老大帝國搖晃得如泰山之崩。

武昌發生的那些事，是一場意外，意外裡的意外。這場意外，毀了一個王朝，像扳道岔一樣，把古老的中國，扳到了另一個軌道上。

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了沒有君王的政治，在亞洲，第一次有了參眾兩院的民主共和國。

百年激盪，回望辛亥。大革命，過場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歷史的燦爛群星。

都督的樣兒，黨人的棒兒，名士的案兒，俠客的範兒，八旗的槍兒，新軍的彈兒，幫會的堂兒，暗殺團的膽兒……生旦淨末醜，神仙老虎狗，發揮得好與孬，都在改變著歷史。其中惆悵低徊與一拍三嘆，直追三國與先秦。

本書化繁為簡，以老辣筆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國大班底，追蹤這場中國內部的革命，呈現革命的創世記與諸神譜，講述對我們有特殊價值的一種重要真相。尚武中國，叢林之爭，槍桿與筆桿，暗殺與炸彈，造反與經濟，革命與保皇，立憲與新政，科舉與學堂，裡裡外外，再現原態。

本書特色

1、2011年，是辛亥百年，也是民國百年、建國百年話題掀起了巨大浪潮，本書聚焦於滿清王朝最後歲月、民國肇造第一篇章，領銜演出角色有袁世凱、馮國璋、黎元洪、張宗昌、譚延闓、汪精衛、張彪、吳祿貞、蔭昌、瑞澂、良弼、載穆、端方等等，有如一部從晚清到民國的百年動作大戲。本書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認為：製造過量的英雄，結局是沒有英雄。

2、這也是一部揭開百年真相的讀本！真相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辛亥：搖晃的中國》潛心研讀原始資料和真實案例，開門見山解析武昌起義真相，為什麼能成功於一次偶然的事件，當初這個看似必敗的起義局面，何以居然使得中華帝制大停擺？追尋歷史的真相，永遠是這麼重要。有人說右派文筆喜歡說真話，說經過思考的真話。細看辛亥革命全景圖，晚清民國大變局，歷史成敗關鍵也許只有1%，今天讀懂辛亥你會明白100%。

3、一段精采不輸三國的歷史！百年中國，回望辛亥──農民：不許革命；學生：學堂不能碰；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幫會：趕個革命的熱鬧；陝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山東：藝人活演「打登州」；浙江：咱們商人有力量；江西：假印章、破機槍和大都督；湖南：白條兒封官記……去臉譜化的歷史，檢討國民複雜人性；講細節性的故事，重尋百年變局源頭。革命者、立憲派、保皇黨、投機客，虛虛實實，停停漲漲，教科書上呆板的人被這些瑣碎撐起來，就有血有肉，活了。

4、一本書讀懂尚武中國！清末時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號召士人棄文從武。人們到了日本，尋找日本強大的原因，說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有這尚武精神。《辛亥：搖晃的中國》獨家奉獻1911年日本繪製的武昌起義地圖，特別附錄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字，首義、情勢、會黨、尚武、軍國、留日、八旗、殉節、商團、學堂、辮子、旗幟、暗殺、炸彈、報禁、新軍、國會、選舉、軍費、稅金，讀懂這些部落格摘錄，要比說一句萬惡的舊社會管用得多。

名家推薦

丁東：我覺得在大學裡張鳴是比較稀有的教授，民國時像他這樣的教授並不稀有，在當今大學裡，卻是太缺也太少了。

王學泰：張鳴的文章很好讀，很好看，更重要的是他很關心社會現實問題，很有見地。張鳴很多很小的文章，但揭示的問題卻很深刻。看他的書，可以使我開拓心胸，開拓眼界。

吳思：看透槍桿子，了解鋤把子，張鳴抓住了這兩個要點，中國歷史的真相就能說個八九不離十了。我對他的理解，有時候也經常是我對我自己的理解。

李零：讀張鳴的文章既可以做輕鬆的享受，也可以從裡面學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識，可以說是讀史的捷徑。

易中天：張鳴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歡的──有思想，有見地，有學問，無官腔，十分好讀。

徐慶全：幸運的是總有一些歷史書告訴我們一些道理，告訴我們怎樣認識社會，怎麼從歷史出發來認識現在的社會，張鳴的書也罷，吳思的書也罷，李零的書也罷，意義就在這。

秦暉：張鳴用材料和邏輯把很多問題講得很清楚，事實和邏輯結合起來就可以說清楚很多問題，是很有說服力的。

梁文道：張鳴寫史的方法像唐德剛，他的文筆是恣肆汪洋的、帶評夾敘的，非常好。

陳丹青：我們能不能找到真的歷史？現在有學者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在做這個事情，就是告訴你們，你們知道的這些事情在當時不是這樣的。張鳴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解璽璋：我覺得張鳴老師很好打交道，我們很歡迎像張鳴老師這樣的學者給我們報紙和雜誌撰稿。我覺得學者應該和媒體有這樣互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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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臺灣讀者的序／張鳴

我的這本小書，能在臺灣出版，出乎我的意料。原以為，像辛亥革命這種事情，雖然說是中華民國的起點，但時至今日，在好些法理上仍舊是民國人的臺灣人都不大樂意提民國的時候，這樣的書，還能賣出去嗎？畢竟，對於現在多數的臺灣人來說，那段歷史，不過是一百年前發生在大陸上的陳年往事。依我在臺灣逛書店的感覺，雖然說臺灣人對中國歷史也有興趣，但跟大陸一樣，似乎比較喜歡有皇帝的歷史，喜歡宮廷祕聞，喜歡官場暗鬥，也喜歡戰場金戈。對於民國，大概當年說的人太多，有些厭倦了。反正，現在關於民國的書，在書店裡已經不多見了。

其實，辛亥革命跟臺灣的關係，要比跟大陸密切得多。畢竟，這裡還是民國，而我們那裡已經不是了。現在的中國大陸還叫共和國，從名稱上，跟臺灣沒有太大的分別。據說當初確定國號的時候，曾經有個括弧：中華民國。但是，此提議遭到了致公黨的領袖司徒美堂的堅決阻撓，此老其實是在替他們黨的前任大佬陳炯明報一箭之仇，但是沒想到卻給後來的中共領導人留下了大麻煩。否則，現在大陸跟臺灣拉關係的時候，可以厚著臉皮說，其實我們是一樣的。有老外把北洋時期的民國稱為第一共和國，國民黨時期的民國為第二共和國，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第三共和國。自打辛亥中國掛了共和的招牌，到現在也沒有人能把它摘下來。但是，這三個共和國，內涵還真是有點不一樣。

雖然說，第一個共和國是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手創的。但是，這個共和國跟第二個國民黨標記的共和國，還是大不一樣。北洋的共和國，有點亂，但國民黨的民國，在制度上以黨治國，以黨代政的味道太濃，民主和自由都不夠多。所以，在一些研究者眼裡，這樣的民國有太多的列寧主義色彩，近乎一個獨裁政權。不過，這樣的評價從歷史來看，多少有點過分。國民黨的民國，有列寧主義的色彩，也有西化的色彩，甚至還有一些傳統士大夫和幫會的色彩。色彩過於斑斕，但不乏亮點。有人排列了國民黨高官中獲得歐美大學學位的人的名單，長長的一列，即使在今天，仍然讓我們這些大陸人感到有些汗顏和豔羨。也許，多少因為這個緣故，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民主化的轉型，才能這樣順利。

辛亥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第一聲。此後，中國似乎總是在革命。五四文學革命、倫理革命，然後是國民革命、紅色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國共兩黨的敘事中，革命已經成為一種近乎神聖的字眼。大陸這邊尤其過分，凡事沾濡了革命，就必定有正面價值，革命同志、革命戰友、革命友誼、革命伴侶……，凡是壞事，必然是反革命。一時間，所有的罪犯，都是反革命，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縱火犯、反革命強姦犯、反革命盜竊犯。到了這個份上，革命自己就把自己消解了。

今年是辛亥百年，海峽兩邊都聲言要紀念一番，我只希望，紀念不要變成單純的慶典，到了日子，各開一個大會，整一點隆重而且費錢的儀式就完事。凡是關心這件事的人，多少對那段歷史應該有點反思。辛亥的偉人，不再僅僅作為某種符號存在，對他們的回顧，也不再是說濫了的老調子——按魯迅先生的說法，老調子早晚會唱完的。

這本小書，是我作為一個沒有留學經歷的大陸學人，一段時間集中閱讀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出產的一種類似讀書隨感似的東西。這些年來，我似乎被裂成兩段，一段大頭，每日泡在從晚清到民國這段歷史中閱讀、爬梳和寫作，出產一點非驢非馬的文字；一段是小頭，經常給各種報章寫一點令某些大人物不愉快的時評。前者貌似學者，後者貌似媒體人，其實兩者都不是，時常遭遇尷尬。但是，兩種角色，還是經常在我身上打架，有時候，弄不好，兩者就串了。寫出來的所謂學術文字，怎麼看都像散文和隨筆。現在的時髦，叫做混搭。

混搭的結果，有時候會能贏得掌聲，但更大的可能是兩邊不討好。但是，沒辦法，我已經這樣了，人已年過半百，很難再回爐，把自己變成一個純粹的媒體人或者學者。好在，貨色如何，買家說了算。已經做了王婆，自賣自誇和自我貶抑都無濟於事，說到底，寫了書，是要給人看的。記得我生平的第一本書，就是關於民國的，1980年代末，放在「暮然回首」叢書裡一併出版。叢書的編者，告訴我此叢書後來出了臺灣版，但我那本被剔掉了，因為我對蔣公（中正）多少有點不敬。這次這本小書能出版，而且能在紀念辛亥的當口出來，說明臺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作為一個寫書的人，我喜歡這種變化。

爰為序。

2011年3月於北京清林苑

序

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個紀念日，到了紀念一百回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熱鬧一下。況且，1911年雙十這個日子，又是中國帝制告終的開始，走向共和的中國，經過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號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憑這一點，也值得慶祝一番。

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砲一響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麼失當，偶然破獲了革命黨的據點，又拿人又砍頭，而是當眾把繳獲的革命黨人花名冊給燒了，1911年十月十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槍聲，興許不會變成一場占領武漢三鎮的起義。因為革命黨人這樣零星的槍聲，已經響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成氣候的。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一個月左右，武昌新軍也來過這麼一回，但並沒有鬧起來。

從大的方面講，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緒死後，上臺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由著性子胡鬧，先是趕走了最能幹的袁世凱，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然後又張羅收權，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把漢人的權力收回滿人。革命即使發生，也成不了氣候。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在各地立憲派風起雲湧立憲請願的時候，親貴們不答應也就罷了，卻搞了一個皇族內閣，讓各地士紳們心裡涼到底──從此之後，中國的事，就由這些生在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紈袴親貴包辦，士紳們借立憲分權的希望，被徹底浸在了冰水裡。這麼一來，士紳們把個滿人王朝恨得牙根癢癢，本來聽不進去的革命黨人排滿的宣傳，忽然就入耳了，真是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儘管讓他們放火，他們還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們是樂於搧風的。辛亥武昌起義第二天，起義士兵群龍無首之際，逼來的黎元洪一言不發，死活不肯「從逆」，但作為湖北諮議局議長的湯化龍卻來了，一來就不走了，連帶著聽他指揮的商團，也參加了革命。正是由於立憲派士紳的幫忙，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爭得了外國人的同情，說服了黎元洪改變主意，甚至還策動了前來鎮壓的海軍艦隊的反正，因為艦隊司令的參謀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不僅武漢一地，立憲派幫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幫忙革命，有的地方，立憲黨人乾脆自己出頭。最初革命的十幾個省，實際上是革命黨和立憲黨人平分秋色。

儘管說，革命黨人一直處心積慮要策動革命，但革命的形勢卻一直都不夠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來，革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儘管革命黨在政界、學界、軍界有諸多的滲透，很多新軍官兵受排滿宣傳的影響，但革命黨人發動的大大小小歷次起義，好像沒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買會黨的起義，像是僱人造反，錢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義都在邊邊角角的地方，鬧與不鬧，都沒有什麼影響。而新軍的起義，動靜大了一點，但卻總也形成不了規模，要不就是時機總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每次起義，都沒有社會的呼應，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單打獨鬥──他們一直以為這樣個人英雄式的單打獨鬥可以喚起民眾，隻手打天下。為此，暗殺成為起義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從南到北，革命黨人都在試製炸彈，炸了這個炸那個，可惜，始終沒把民眾的覺悟炸出來，也沒有把清朝炸垮了臺。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儘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後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儘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餘，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餘。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餘，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塗，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後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地區譬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乾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模並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後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誇張）次數，大約一萬起。即使這個誇張的數字，放到這麼大的國家裡，實在算不了什麼。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於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於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菁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後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乾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裡，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訢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後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牟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這期間，也有人提出可以讓孔子後裔和明朝皇族後裔來當皇帝，繼續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後裔和明皇後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生後的中國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導致外國的干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確考慮過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為英美的反對而作罷。而革命過程的動蕩不大，也是外國干涉沒有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蕩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蕩。為此，他們不准農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乘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臺，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鎮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準黑社會的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麼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係。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後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係。

儘管破壞不那麼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後，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地農村的士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後民國制度運行之際產生的——民國來了，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麼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生，有賴於現存秩序的穩定。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裡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裡，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後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後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砲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砲、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並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並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纏（禁止纏足）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還不僅如此，辛亥之後，話劇叫文明戲，新式結婚叫文明結婚，放足叫文明腳，連腳踏車，都被叫做自由車。但是，民國之後，正如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宣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只是黨部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後，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很多在日本學了軍事的將領，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裝，筆挺精神，但平常卻喜歡長袍馬褂，甚至喜歡坐轎子，連上戰場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離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還相當遠。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民主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間已經進來，而且總會生根，所差的，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譬如法律制度，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易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實行共和，而且學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其實難免消化不良，但是，人們不情願看著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破產，不願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法原封不動地移植一個「最好的制度」，因為這樣，似乎就等於承認自己種族的劣質。於是，只能把混亂歸咎於變革的不徹底，革命不徹底，因此也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的結構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難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患著求新症，什麼東西，不求最合適，只求最新、最時髦。

即使不這樣，在情勢上，中國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個更合適自己的制度狀況中去。其實建立代議制民主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這樣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過渡的。可是過去的皇帝是滿人，是異族，而且已經在革命的論述中帶有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復辟，只能是遺老遺少的夢囈，一旦落到地上，連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都會因之而崩潰。一九一七年的張勳復辟，不僅毀了康有為的清譽，也使得一直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心灰意冷，從此放棄了自己的主義。其他的人，沒有實權的孔門後裔衍聖公做不了，有實權的袁世凱也做不了。誰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共和了，人們只能在「先進的制度」裡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進的制度。

中國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無法生存，也不是創造不出好的東西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也有值得稱道的教育，值得驕傲的文化，但是，國人卻很難在共和制度裡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儘管現在的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覺得民國還相當不錯，但是當時的人們卻很難滿意那種軍閥割據、國勢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的狀況。這個老大的帝國，在進入共和之後，沒有重建一個屬於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難抵禦卡里斯瑪權威的呼喚，很難抵禦再次革命、不斷革命的誘惑。革命帶來了問題，答案卻是只能在繼續革命中得到解決。一個原本背著過重的歷史包袱，又在清末歷史中飽受欺凌的民族，學習西方，包括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都擺不脫工具性的誘惑。所謂的革命，無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槓桿，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當無論如何都撬不動的時候，不是換一個槓桿，而是接長這個槓桿，用更激進的革命，繼續撬。

當然，當年的中國境況，說起來也很無奈。和平變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錯上，但是，誰也保證不了這個政府不犯錯誤。自一八六○年中國設立總理衙門以來，中國已經被拖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此後中國歷史的演進，總離不開世界歷史的拖帶，中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歷史走向，也無法決定什麼時候變化或者怎麼變化。同光中興，自己對自己說是自強運動，但實際上不過是洋務運動。此後的變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後抵抗，是義和團，結果被碰了個灰頭土臉，回頭看看，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清朝從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撲倒，在一個兩難之局裡。歷史，在這裡很無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國人反思的一個艱難的過程，一百週年的紀念，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但願，人們能想起點什麼，想出點什麼來，別白過了。

選文

造反要花多少錢

運動新軍起義，要比孫中山等人一貫的輸入型起義，花錢起義要高明些，算經濟帳，成本也低得。

幹事就需要花錢，這是經濟學的常識。但是，過去人們一向認為，做土匪打劫是沒本的買賣，只是風險大點，一旦失手，小命就丟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錢，拉起隊伍來，搶政權就是。搶得到就一本萬利，搶不到，大家沒飯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陳勝吳廣幹的事兒，一般也被視為沒本的買賣。

孫中山的革命黨，雖然據說他們也挺羨慕洪秀全的，但卻不能像洪秀全那樣，先打出旗號，再攻城拔寨，擄掠資財。他們的起義，有點像做生意，先籌集了本錢，買槍械，花錢偷運回來，還要花錢收買參加人員，從幫會到新軍甚至防營，連起義骨幹的活動經費，從交通住宿到吃飯的錢，都得事先準備好。好些革命黨人，原本就是職業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養活，一會兒錢鬆，一會兒錢緊的。籌集一大筆造反經費，實在不容易。但凡黨徒有產業的，多半保不住。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因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個革命富翁張靜江，也因為屢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產業，半死不活。據說，他跟孫中山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一萬、二萬、三萬、四萬、五萬，而孫中山偶爾給他發一個C或者E，他是窮於應付。不過，革命黨最大的財源，還是南洋。畢竟，革命黨拉捐款，只能靠海外華人，而華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東南亞，歐洲和美國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會中人，在海外資源最多，籌款能力最強的，還是孫中山。只有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最有人脈。需要提一句的是，當年的捐款，不盡出於海外華人的革命覺悟。好些捐款，實際上是個別華人對革命的一點賭博性投資。一些革命黨人在拉捐助的時候，往往會許諾給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後的官銜。當然，這些官銜，在革命成功後，沒有可能絕大多數都兌現。

凡是涉及錢財，就難免有糾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報》經費跟孫中山撕破臉皮大鬧，背後實際上是部分來自東南和中部同盟會成員對孫中山長期的不滿。在他們看來，把資金過多地投向孫中山的家鄉兩廣一帶，明顯是出於地域的偏心。但是，考慮到資金的來源，孫中山大概也只能這樣選擇，畢竟，南洋的華人華僑，多半來自兩廣。如果能在廣東占一塊地方，也便於爭取海外的援助。在孫中山眼裡，像武漢這種四戰之地，尤其是不能考慮的。所以，同盟會在章太炎事件之後，實際上處於部分的分裂狀態。部分原光復會的成員，在東南地帶自行其是。而來自中部的前華興會成員，也自己做自己的。當然，他們就沒法指望孫中山的籌款接濟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黨人策動了兩次他們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起義，一次是四月的廣州起義，一次就是十月的武昌起義。武昌起義是場沒錢的革命，起義前，當地的革命黨人為了弄錢，什麼招都想過試過了。最後弄到手的，還就是自己同志劉公藉口捐官，從家裡騙出來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兩銀子，他的同志給他剩了一點），用這些錢從上海買了些手槍和子彈，在漢口租界設立了據點，買了好些旗幟，還刻了起義後的都督印。這些錢還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義當口，由於據點暴露，手槍和旗幟、大印，甚至沒花完的錢，都丟給了清軍。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從外面買來的少許子彈。這些子彈，在據點暴露前就偷偷帶進了軍營，由於新軍子彈被控制，這點子彈最後在起義時，派了大用場。但是，起義者真正用來攻打總督府和其他據點的武器彈藥，還都來自於楚望臺軍火庫。可以說，即使劉公的五千元，也沒有多少派了用場。基本上，武昌起義就是一場窮革命，沒花錢的革命。可占了武漢之後，藩庫裡卻有四千萬元左右的銀子。真合算。

然而，四月的廣州起義，錢花得卻非常多。所需資金，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其中英屬東印度（即今天的馬來西亞），捐了五萬；荷屬東印度（印尼）五萬，暹羅（泰國）和安南（越南）各三萬，剩下的一萬大概來自美國。買槍械差不多花了六、七萬，其餘的用來招募人員，收買軍隊，再加上各項雜費開支，一共的花費，超過了預算四萬，前後共計耗費了十七萬多元。這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差不多是新軍一個軍兩師一月的軍餉了。廣州起義，拉沒有革命覺悟的軍隊，要收買。動員各地有革命覺悟的「選鋒」，每個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裝備，得花錢買，動員得越多，花費就越多，按人頭撥款。後來看革命黨人的帳目，每人帳下多少人，發多少錢，什麼用處，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義中，士兵住的是軍營，吃的是軍糧，手裡的傢伙，是朝廷給的，只是不發子彈，需要從外面弄點。甚至連起義，最後都是自發的，領頭人都沒有一個，更不需要管領頭人要錢。可是，我們知道，花了這麼多錢（幾乎耗盡了革命黨的籌款能力）的廣州起義，最後卻一敗塗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屍體，其實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錢，當然都打水漂了。

看來，造反能否成功，關鍵在形勢，不在錢多錢少，形勢比人強嘛。如果沒有皇族內閣和朝廷收回路礦權的東風，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運動新軍起義，要比孫中山等人一貫的輸入型起義，花錢起義要高明些，算經濟帳，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義之後，窮革命的模式開始複製，各地的起義，基本上都是沒本的買賣，而且大多都獲利甚豐。清朝新政其間各地攢了點銀子，也許都留給革命黨人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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