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

内容概要

顾裕禄，上海浦东人。1952年，上海震旦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毕业。1952年-1961年，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主办的《信鸽》报主编。曾参与首版《辞海》基督教辞目编写工作。1962-1966年主持由上海市宗教事务局牵头的上海天主教文史料工作。1982年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天主教研究。参加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专著编写。是《上海宗教史》天主教部分《上海天主教史》和《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的作者。在多种刊物上发表如《青浦县渔民教徒宗教信仰状况初探》等万字长左右长文和《耶稣会士在中国》等译文近20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宗教学会学术顾问。

作者简介

国内第1本论述中国天主教历史和现状的书。内容简而明，又有新见解。

书一开头，作者即有针对性地论述了天主教传人中国的年代问题和元代天主教。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天主教内曾有人把唐代景教传人作为天主教传人之始，又称元代天主教已颇盛行。作者认为，天主教(拉丁文Ecclesia)是基督教的一个大教派，景教 (拉丁文Nestorianimus)是基督教的又一个较小的教派。因此，不能把景教的传人说成就是天主教的传人，从而把天主教的传人上溯至唐代。元，方济各会会士孟德高维诺等来中国，北京、泉州设有教堂。因此说天主教在元传人，无不可。但元时景教徒、天主教徒都称“也里可温”，汉人中则既无景教徒，也五天主教徒。元亡，“也里可温”绝迹于汉人地区。汉人中有天主教徒，始于明末耶稣会士来中国。

关于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作者的观点是：这果然有西、葡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葡侵占果阿后，新兴的耶稣会领导人应葡王的要求，不断派会士来东亚。但明末，中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利玛窦乘葡船，经葡航线，从里斯本到果阿，又从果阿到澳门，但不能随意从澳门进人内地。他之所以能从澳门进入内地，是采取了“中国化”的新方法。他学习中文，穿中国服装，声称向慕中国文化，从而得到当地中国官员的允准，人居肇庆。之后，他结交上层，并用“学术传教”的方法，介绍欧洲世界地图、数学、天文学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声望。他又向万历帝进贡这皇帝所喜爱的时钟等物，从而以一个外国人而能留居北京。他用儒家经典著作中某些字句来证实天主教信仰。他获得了成功。中国人中有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的名士受洗，成了最早的中国知识分子教徒。

对明末清初天主教逐渐发展的原因，作者较侧重于明崇祯帝、清顺治和康熙两帝对使用汤若望、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异、张诚、白晋等历法、铸炮、外语、绘制中国地图等专长的需要。由于这需要，这三位中国皇帝对天主教采取了宽容政策。“崇祯末年，教传十三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国天主教徒人数上升至30万。

对天主教至雍正帝时遭禁的问题，作者扼要地叙述了天主教史上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即教徒可不可参加“敬孔”和“祭祖”这件事，明确指出这是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所导致的。利玛窦适应当时中国国情，把“敬孔”解释为“敬其为人师范”、“祭祖”是“尽孝思之念”，对教徒举行这两大礼仪不加阻止。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会土进入福建等地后则相反，他们不准教徒‘微孔”、“祭祖”，并向罗马教皇控告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欧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1704年教皇克来孟十一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敬孔”和“祭祖”的“通谕”，并先后两次派使者来中国，企图使这禁令在中国得到实施。康熙帝不许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改变了对天主教的政策。在看了第二个使者带来的教皇“通谕”后，他殊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晚年已改变原来的宽容政策，采取禁止的政策，继其位的雍正帝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只是这一新政策正式付诸实施而已。

近代，天主教重新发展。对此，作者用事实雄辩地证明这与鸦片战争后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关。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享受着种种特权。他们并控制着中国天主教，中国天主教一百三十多个教区中有一百多个教区的领导人是外国主教，中国教徒处于无权和受压的地位。对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医院，作者既指出其为外国侵华利益服务和是为了传教的目的，又指出这些学校客观上也培养了不少为祖国服务的中国知识分子，医院治愈了许多中国病人。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天主教有“洋教”之称，传教土被称为“大毛子”，教徒则被称为“二毛子”。作者认为，教徒中真正的“二毛子”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教徒并不是“二毛子”。部分教徒爱国思想较薄弱，是由于宗教消极因素的影响，有的教徒克尽爱国天职。作者生动地介绍了著名天主教人士马相伯、英敛之的突出爱国事迹。

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天主教内出现的支蒋反共现象，作者从共产主义诞生起教皇即进行反共活动到蒋政权建立教皇率先承认，二次大战后梵蒋正式建交，美国势力在中国天主教内扶摇直上，于斌(去台湾后，教皇封他为“枢机主教”)等人直接协助蒋打反人民内战，教会内大肆散布共产党“灭教”等谣言，作了一系列揭露，并指出这是天主教在中国人民中留下很不好印象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此书的下半部分，作者对中国天主教的历史性变化作了较完整的叙述。这变化来之不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梵蒂冈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它派驻在前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和在上海解放初任命的主教龚品梅等人执行这一政策。他们利用“神权”，不准教徒和共产党合作，走爱新中国的道路。但随着新中国形势的发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对天主教工作的开展，各地天主教徒中相继涌现出了一批敢于冲破教会的禁令、靠拢党和政府、走爱国爱教相一致的道路的那时被誉为“爱国教徒”的先进分子。在他们的倡议和推动下，自1950年冬起，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开展了起来。数年间，这一正义的运动克服来自敌对势力的重重阻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黎培里等帝国主义分子被驱逐了，龚晶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其他天主教内的反革命集团被肃清了。1956年，在爱国力量已在各地天主教内跃居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四川南充王文成主教等发起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57年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宣告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与梵蒂冈的关系、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决议。为贯彻这一决议，在这次会议后仅一年零二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天主教已有40多个教区自选自圣主教。这标志着中国天主教已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开始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对中国天主教的这历史性变化，作者着重指出，这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人们不应再用老眼光看待当前我国天主教。

“文革”中各地天主教无不受到极大冲击。对此，作者从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左”作了深刻的批判，文字语气相当沉重。

在书的末章，作者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落实、天主教堂的发还和开放、冤假错案的平反、中国天主教全国和地方爱国会恢复活动、各地教会恢复教务活动，等等；还写了天主教徒中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的好人好事，并断言，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好地贯彻，我国天主教徒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主义觉悟必将更加提高，必将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和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更多的贡献。

本书获得院科研成果(1988-1990年)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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