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清华/中华学府随笔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ISBN:9787220047664
作者:葛兆光
页数:252页
书籍目录
一、序：走近清华
二、教授印象记
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清华
四、清华生活一瞥
五、关于清华生活的几封信（选录）
六、一九四八年的院系漫谈
七、考清华的经过
八、清华八年（节选）
九、忆清华国学研究院（节选）
十、论王静安先生的一次演讲
十一、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十二、记清华四同学
十三、第十二座雕像
十四、初到清华记
十五、清华园之菊
十六、水木清华
十七、西郊两大学
十八、今日清华园
十九、清华园考
……
附录 就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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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是书评，只是非常感慨这篇序，所以找来电子版贴于此。1952年院系调整后，曾经的“清华”就已经死了。诚如葛教授所言“没有了文科和理科的大学，再大，也只是跛足的巨人，因为那种广博的视野、自由的精神和活跃的风气，在仅仅充满了实用与实干的气氛中难以建立。”================================================== 虽然我在清华任教，但我并不是清华出身，现在由我来编这本管于清华的书，多少有些阴错阳差，这可能和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 以后变成单纯的工科院校，四十多年没有文科毕业生有关，因为这种文字的编选，常常是文科出身的人的事情。本来，出版社委托我编这本关于清华大学的随笔集，并先命名为“走近……”，想来是为了使读者对清华大学生出亲近的感觉，可是，我虽然奉命选了那些篇幅比较短小、读来比较轻松的文字，却把篇幅集中在了过去清华人的文字和现在的清华人对过去清华的回忆上，这不免没有让人走近清华，反而离现在的清华有些远而靠近了过去的那个清华。也许，清华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而我只在这里六七年，只能依靠昔日的文字重建清华的印象；也许，清华的过去很辉煌，使我们不免常常要用过去来要求现在，以寄托我们的将来。当然，也因为我不是清华出身，不免在 隔了文献看清华的时候，又会羼进许多自己的联想，寄寓着自己的希望，在印象、联想和希望中，重新回顾着清华的历史。不过，翻检这些跨越了几十年的关于清华的随笔杂文，也确实很难不让人说到历史。 一 除了几篇回忆清华师友的文章外，这里选了1934年《清华暑期周刊》第9卷8期上的《教授印象记》，一是因为它机智风趣，吻合出版社嘱咐的随笔编选标准；二是它短小，可以在不多的篇幅中让读者认识很多清华当年的著名教授；三是它还没有较多地转载或引述，选在这里也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资料。 早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一段话成了如今很多人常引的箴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人们一提起清华，就会引用它，举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其实，在清华历史上，够得上大师称呼的绝不止这四大导师，就说30年代罢，在《教授印象记》这几十篇相当有趣的短文中，你可以看到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而这只是当时清华大学并不完整的一个教师名单。不过，我选它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展示1934年夏天清华当时的教师阵容。 旧时代当然有所谓“师道尊严”，过去家里供牌位，“天地君亲师”，“师”虽然在最后一位，但仗着至圣先师孔子的余威，毕竟还能享用祭祀的香烟。时代渐渐变化，革命风潮席卷之下，孔子威风扫地，“师”也就渐渐没有了过去的威严。大凡激进情绪中，“旧”常常是被“破”的对象，而老师老师，“老”而且垄断了话语“师”，背后凭依的知识话语系统常常又总是“旧”，于是总是被革命、改造和嘲弄的对象。从《牡丹亭》中那个只会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腐儒陈最良，到鲁迅笔下只懂得“回”字四种写法和“窃书不为偷”的穷酸秀才孔乙己。不过，毕竟那个时代学生还是要学知识的，也还没有接受“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之类的教诲，所以在学生们自己写的《教授印象记》中，虽然有些调侃和揶揄，但大多还是透露出一种由衷的尊敬。如说刘文典，虽然“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但“说到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而对闻一多，虽然也半开玩笑地说他“丢下20世纪的新诗，一下子就翻回去弄那二千五百年前的劳什子，你说这个向后转来得利落不利落”，但是他也很公正地说闻先生是“用新眼光看旧东西，结果真是“倍儿棒’”。说到史禄国 的时候，学生虽然对他“满口称赞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制”很是不满，甚至说他是有“腐败的奴性——拥护皇帝”，但还是对他《北方通古斯族的社会组织》很是佩服，说它是“人类学上不朽的名著”，并呼吁“有趣味研究人类学的同学们，对于这个人类学专家和这部名著，你们不要轻轻地放过去了啊”，没有焚书连着坑儒，把老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不过，这种尊敬也不尽是天经地义。当获得知识是学生的使命以及“传道解惑”是老师的职责这一点还是大家的共识的时代，梅贻琦说的“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话就算说对了。老师的水平越高，学校的水平就越高，学校的知识传播的水准也就越高，当然学生的水准也会水涨船高。道理其实很简单，据说简单的道理是最准确的道理，但是这种简单而准确的道理有时却被抛弃，于是事情就会变化。我看到不少50年代初的考试卷子和毕业论文，那个时候的老师已经不太能够从“两个圆圆的眼瞳射出威严的光彩”，也不太能够“志气较远，锋芒毕露”，于是，在那些卷子上，我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他们知识的自尊，用政治的谦卑来面对学生。梁思成和林徽音在学生的专题报告上写着：“从北京店铺形式的演变上揭穿了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侵略之下，我们受到的损害的又一方面——西洋式建筑影响的流毒”、“从正确的立场观点上提出了问题，尖锐地揭穿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艺术与建筑各流派理论，研讨了我们可以借鉴的苏联卅年建筑方面的经验”、“从正确的艺术理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近代建筑与艺术反动本质的论点，明确地指出新中国建筑民族形式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理论水平极高。”真的是这样吗？ 也许是真的。当老师面对学生时，不再是以知识的传授者身份以知识作为评判标准，而是以政治同道者的身份以政治正确为评判标准时，他已经不再拥有那种知识的自信，因为他不得不使用他完全不懂的政治术语来说话，这时他只能谦卑，因为他没有权威，权威是者。当然更可怕的是，当教师打心眼里已经认同了这种权威，而且自觉地在复制（COPY）这种所谓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时候，他虽在传道而未必解惑。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人们普遍认同一个预设，老师是有知识的。但是，在那种照相式地复制思想的时代里，他却并不在教授他自己的知识，在不断抹杀学生的个性的同时，也取消了教师个人的、批评的思想。“庸才制造庸才”（Mediocrity produces mediocrity），记不得什么人这样说：“当大学是‘政治应酬’而不是‘训练人才’的地方时，其结果只能如此。” 不必再提那个学生不再上课、老师低头认罪、工农兵杀上舞台的时代，那个时代在摧残教师，也在摧残学生。可是，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的结束。从本世纪初以来，依凭“弃旧趋新”的文化取向，传统一直在瓦解。百年中，这种风气以革命的名义可以为所欲为地使斯文扫地，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忍心选那些充满了辛酸的回忆的文章，在那些文章里，我们会看到清华园的主楼前，工字厅中，照澜院的周边，曾经有过太多的无知、野蛮，也有过太多的屈辱，有一段长达十年甚至更多的不堪回首的历史。既然不堪回首，是否就不再回顾了呢？我不能在这里选录这样的回忆，但并不是想遗忘那段历史。我想说的是，只要知识的习得和传授不是唯一的目的，只要价值评价标准不是建立在知识和思想上，而是要靠诸如政治正确、劳动态度或经济效应等等来设定，那么“师”和“道”在学生心目中，大约永远不会有什么尊严。 二 历史在时间中流逝，活动却在空间中进行。我选了几篇描写清华园的随笔，其中没有选朱自清那篇耳熟能详的《荷塘月色》，虽然荷塘依旧在，年年荷花人面相映红，但是这篇散文人们太熟悉了，所以，改选了他的另一篇《初到清华记》。孙福熙的《清华园之菊》、紫丝的《水木清华》等，加上一篇王元照的《清华园考》，算是“导游”。 说到“导游”，这几年来，由于在清华任教的缘故，有朋友或客人来，常常就是当“导游”陪人逛校园。我总是有一条固定的导游路线，请人从西门进入校内，从荷塘边，走过原是近春园遗址的荒岛，沿着柳枝拂面的路到俗称工字厅的那个中国式庭院，看看有咸丰御笔的匾额，如果是春天，那当然要入内看一眼那两株极茂盛的紫玉兰，当然也少不了看看吴宓住过的藤影荷声之馆。出了工字厅，每次必看的是重新树立的王国维纪念碑，这块由陈寅恪撰文、梁思成拟式、马衡书额的石碑成了我每次导游的中心。只有在这浓荫遮蔽的石碑前，作为清华人文学科教师的自豪才开始浮现在心中。当然下面少不了要看最早的二校门和清华学堂，最后到图书馆，看看这座把传统与现代连接在一起的建筑。 图书馆是值得清华人自豪的。不仅是它的设计者把1919年、1931年的老图书馆和90年代新馆水乳交融地溶为一体。30年代的清华人提起它来就意气洋洋，“中文的十四万余复订本，西文的四万余册，杂志一千八百余种，在现今中国的图书馆内，亦是数一数二的了”。 而90年代资中筠先生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一开头提到的就是它，“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那所风格独特的图书馆……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稍后，曾昭奋先生的《图书馆静悄悄》又引用了资先生的这句话，还列举了曹禺、费孝通、侯仁之、吴良镛的事情和话语，说明了它的“诱人而伟大”。的确，我体验过在那个图书馆里的心情。自从我1992年正式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的老馆，并不仅仅是因为从事钻故纸堆的专业，而是这个老馆高大的墙壁、安静的房间和一种说不出来的旧书气味，加上略发暗黄色的灯光、磨砂玻璃的地板，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沉潜心境研究学问的地方。所以我在《学术的薪火相传》中也说：“我一向认为，图书馆是清华大学最好的建筑之一，因为它，在青青的春色里，图书馆浑然一体，蕴涵着知识、学术，也象征着一种传统与精神。” 其实，有那桐题字的清华学堂、镌刻了中文和拉丁文“行胜于言”的日晷、有陈寅恪撰写碑文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还用着“BVILDING”这种老式拼法的科学馆和图书馆，以及工字厅背后那个曾经当过溜冰场的荷塘和殷兆镛书写对联的水木清华，都“象征了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乎无痕的衔接与转换”。空间也是时间，时光流逝，把痕迹遗留在空间的建筑、园林和草木上，从传统到现代，虽然已是物是人非，但旧人与新人却同在一个空间中演出着他们的故事。在图书馆中，还可以看先生们当年看过的书，也许，心中还可以拥有同样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我在那篇《学术的薪火相传》中问我自己，也问他人：“今天的学校还能像这新旧图书馆一样，使自身和传统自然地接续起来，以一道围墙，把知识的尊严守护起来，成为学术的象征么？” 可是，就像我们在曹聚仁的《今日清华园》中看到的，当1952年院系调整，把文、理、法学院并到北京大学以后，当“弥漫大字（指大字报）盛于花”的时代席卷清华以后，当“主楼前，摆战场”的硝烟散尽以后，虽然时间已经把人们的记忆渐渐洗去，但创伤却没有那么容易抚平，曾先生在文章中说了一句很扫兴但很尖锐的话：“清华图书馆中那二百五十多万册藏书，则静悄悄地躺在书架上，很少有人问津。” 三 很想选梅贻琦的《就职演说》、《大学一解》，冯友兰的《清华的回顾与前瞻》、朱自清的《我所见的清华精神》、李野渡的《漫谈清华精神》及陈寅恪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等等文章，只是这些文章不太像随笔，只好作罢，勉强把《就职演说》和《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当做附录放在书后。不过，想选这些文章的意思，还是忍不住要在这里说。 据说，一个大学要办成第一流，除了要有高明的教授讲师、丰富的图书资料之外，更要紧的，是还要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传统、自由的学术精神与认真的研究风气。清华大学本来无疑是不缺这个传统、精神和风气的。在前面关于各种教授的介绍中，我们看到清华学术的自由与开放，有史禄国这样思想保守但学术前卫的人类学家，有“肯落伍，肯不跟着一班只会呐喊不会做事的人去抓住他们的时代精神”的陈寅恪，有讲辩证法的张崧年，也有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陶希圣，有研究抽象逻辑的金岳霖，也有研究劳工、立法和人口这样具体问题的陈达。穿中式长袍外加蓝布大褂的，西洋式尖头鳗气味十足的，苦苦读书写作到深夜不眠的，潇洒浪漫在舞场和球场上都风头很健的，在清华构成一幅自由的学术风气图景。学生们也很努力，不仅“清华的功课，绝难有侥幸的机会”，按照梁实秋的回忆，当时上课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读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就是图书馆的景象也可以作证，当时关于“泡”图书馆的学生有两个比喻，一个是“开矿”，图书馆好像是一座矿山，读书用功的人仿佛在挖掘矿石；另一个是“蠹鱼”，图书馆被戏称为“鱼窟”，学生仿佛蠹鱼一样在里面“吃”书。用选在这里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他们像一些辛苦的矿工，在这儿寻找细碎的金屑，像贪杯的酒徒，抱着那酒杯在这儿尽量的痛饮”。我曾经选编过一本清华大学三十年代人文社会学科的毕业论文，从那些水准令今天的教师吃惊的论文里，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学生的努力和专心。 这种传统当然后来也有延续，资中筠先生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说到的“每晚坐到闭馆，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宿舍”，回宿舍以后还开夜车的景象，至今还是如此。住在清华园中的我，有时夜过图书馆，看到灯火通明的窗内，满满的都是读书人，不免还想起当年焚膏继晷的大学生活。但是，和朋友或同事谈天，却总是听到忧心忡忡的话语，“清华园里可读书”？曾昭奋先生引起很大反响的短文其实就是在追问，为什么总是觉得这种传统和风气在渐渐消失？我想，可能是清华已经很久没有了人文学科，那种学而不必致用的知识和思想，已经在清华大学不能成为主流了。 没有了人文学科，学术上的自由思想争论也就少得多了，犯禁忌的思想和学术能否存在，常常是对自由学术环境的检验，能否不带任何实用目的去探讨学问，往往是对认真学术风气的考验。“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于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一个叫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教授说。虽然工科理科也有思想的争论，但是，少了文科的存在和争论，大学真正的自由意义和纯粹的学术意味，就好像不那么货真价实。自然科学家出身的、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的康南特（J·B．Conant）在其题名为《理解科学》（On Understanding Science）的演讲中说，科学精神从何而来？“我们得从那少数深深浸染了苏格拉底传统的人身上去寻找，得从那些凭着原始考古方法首先获得希腊、罗马文化的早期学者身上去寻找，在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里，把冷静追求真理的爱好发扬起来的人，恰恰都是研究人文的。”我不知道现在清华的校长们如何看待这番话，于是我选了一九四八年的《院系漫谈》。那个时候清华有五个院（文、理、工、法、农），二十六个系，工科的实干、理科的冷静、文科的敏锐、法科的严谨和后来建立的农科的贴近中国，融汇为清华当年的精神和学风，在互相砥砺中摒弃了庸俗、实用和短浅。可是，仅仅四年以后情况就急转直下，正如资中筠先生说的：“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不但文、法学院，连理学院也分出去了，变成了纯工科大学。这项措施之为一大失误，而且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大约已成共识。从根本上说，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以其多学科，包罗广也。学固有专长，但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应是全面发展的。”资先生笔下留情了，其实没有了文科和理科的大学，再大，也只是跛足的巨人，因为那种广博的视野、自由的精神和活跃的风气，在仅仅充满了实用与实干的气氛中难以建立。 四 费孝通先生在《清华人的一代风骚》里写到汤佩松的回忆录。这本1986年写成的回忆录中，1948年到1986年的三十八年，“比他从学成到清华园解放的十五年（即1934年至1948年）要长得多，可是在回忆录里却只占了一百五十页的十八页”，为什么？其实，所谓回忆，一面是在心中用浓墨反复书写一部分历史，在无数的往事中搜寻着自己愿意记忆的东西，并把它凸显出来；一面是借助“遗忘”在心中抹拭另一部分历史，对于过去中的一部分，人们出于恐惧、厌恶，常常把他当做“不堪回首”的往事。费老用这样含蓄的话说：“这段时期对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经历来说，原是没有多少可鼓舞后人的事值得叙说的，如果把那些最好从记忆里抹去的事写出来，经历过的人不言而喻，没有经历过的人读到好处也不大，我看少说较好。”可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真的能够那么轻易地遗忘么？遗忘真的有抚平旧伤的好处么？仅仅抚平旧伤就能够治愈心底深处的隐疾么？ 需要直面历史，也需要面对现实。从1909年成立北京游美学务处，考选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到1911年建立清华学校，在西郊创立校园，再到建立“国立清华大学”，成了一个正式的大学，又到1952年把文、理、法传统归并到北大，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工学院，几乎成了college，然后80年代又惨淡经营地重建文、理、经管等科，清华的历史差不多已经走过九十年了。冯友兰在一九四八年和1988年讲过两次差不多一样的话：“由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不过，这个历史有太多的曲折和波澜，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感慨。据说，清华大学已经把远景目标定在2011年，也就是现在认定的建校一百周年，真希望以后的十来年中，清华不要再有这么多令人遗憾的事情，也希望在2011年的时候，也不要再想起来就觉得有好多“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毕竟时间对人很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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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走近清华》，“近”而非“进”。因为曾经做过的一个项目，所以这本书中选录的文字对于我而言并不新鲜，曾经看过许多。但必须推一下的是葛教授的序，曾经的问题依然还在，有的愈发成了劣疾。且目前似乎还无解，无法破。不破自然也就不立，身处其中，感觉有点悲哀，但我等庸人，除了一声哀叹，也无他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