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治与外交

章节摘录

　　第2部分 日本政治外交与中日关系　　日本政治中的非正规机制　　自1993年夏天以来，日本政坛动荡不定。从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首相人选竞三度更迭。自由民主党（自民党，LDP）自1955年起连续执政38年，但在1993年夏被反对派联盟击败。自民党大佬小泽一郎退党，并另组反对党——新生党。凭借小泽一郎的支持，日本新党的细川护熙取代自民党的宫泽喜一当选为首相。然而好景不长，细川因涉嫌购买股票遭到议院查究，1994年4月8日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新党的羽田孜上台，不过任期更短暂，在位仅有59天。此后，保守的自民党出人意料地与它的老对手——社会民主党（社民党，SDPJ）联手，组成了一段“不合情却合理的婚姻”，以社民党主席村山富市为首组建了联合政府，将日本政治引向一个新的阶段。时至1994年下半年，包括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主社会党和五个小团体在内的反对党组成了一个名为“改革”的政治联盟。这个反对派联盟于1994年12月成立“新进党”前首相海部俊树（1994年夏退出自民党）出任领袖，决心打败自——社联合政府，重掌政权。　　这种走马灯般的政治更迭显然与长期以来人们对日本政治和决策过程的认识大相径庭。笔者认为，要理解这种现象，仅仅分析正式的政治架构是不够的，还要探究其幕后的决策机制，深入地考察日本政治的内部运作。　　正如费雪所指出，日本的决策机制对外部来说经常处于“隐蔽”之中；或者如吉野（M.Y.Yoshino）和里弗逊所说，通常“看不见”。雷裳在探讨日本政治模式时强调日本的民主以一种“西方人不熟悉”的方式运作，“政治盟友与对手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幕后磋商”。日本的决策机制牵连着广泛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体制、结构、政治机构和人际关系等。在日本政治出现空前大变动的情况下，就这一决策机制微妙且难以琢磨的特性加以细致研究，我们对日本当前及未来的动向才能求得较为准确的把握。鉴于此，本文将就日本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性——非正规机制——加以集中的分析。　　传统的研究成果通常认为日本的决策方式较为“模式化”，或者说“有规律可寻”，这意味着日本模式与西方民主社会模式相比，决策更为正式和结构化。然而，本文要强调的是，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方面的因素。下面，将侧重分析日本推行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非正规渠道及做法在日本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绝对不亚于正式的规制。非正规机制的概念　　肯尼思?华尔兹在其经典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了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分析方法，即把国际体系划分为三个层面：个人、国家和国际系统。这种分析方法对当今国际关系及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本文研究的对象不同，但笔者拟采用类似的方法，从层次划分人手来展开分析。　　本文将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分析日本的决策过程。（1）社会层面——社会制度和环境；（2）机构层面——政治行为体和组织；（3）个人层面——人际关系和寻求共识。考察的视角不仅包括一般政治机构，还关注社会和文化环境因素，这与那种从单一角度考察日本政治和决策的做法也有所不同。换言之，笔者不是从机构的视角单纯描述日本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强调“日本特殊”，当然更不会简单重复那些关于日本政治和社会的老生常谈，而是全面地研究日本政治机制，提供一种新的多视角的分析框架，以便揭示深植于日本决策过程中的复杂、隐蔽的运作机制。　　“非正规”这个术语的含义即“不正式、不规则、缺乏统一的形式”。更确切地说，非正规行为指的是一整套游离于正式国家机构（如立法、行政、司法系统）之外的非正规的政治活动，所以也被称作“政府外活动”。　　决策机制的概念是指影响政策输入和输出的一系列安排、活动、规则、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和特征。这些机制会影响甚至操纵决策者的行为和决策过程，它们是社会环境、政治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的产物。在不同层面，这些变量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方法来考察，例如多元论、社会网络、组织理论和政治文化等。　　这一研究特别关注非正规机制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社会环境和网络，非正规政治行为体和组织（“黑幕”，kuromaku）以及幕后寻求共识的活动（“根回”，nemawashi）。本文在论述当中会引用类似这样一些日本惯用的词汇，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直接体会“日本风味”，使有关描述和分析更为传神。这些术语和引申的意义内涵丰富，从某种程度来说，了解它们对读者更好地理解日本政治和决策很有帮助。不过，这些词汇毕竟不是分析概念，所以并未多用。尽管在日本特定的语境里用英文很难完全表达出日语词汇所有的内涵，但为了避免混乱，对概念的解释和界定，尤其在理论分析方面，主要还是依据英语中的学术术语。　　亚洲社会中的正式权威与非正规活动的关联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派伊在《亚洲霸权与政治》一书中声称：“要发现权力的真正流向，就必须透过官方权力的正式安排，观察非正规关系的活动动态。”亚洲社会的非正规关系往往“产生实质权力，最终在政治发展中起到决定作用。”法尔在研究日本的权位冲突中发现，“为了铺平道路，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幕后活动”，他特别注意到日本谈判行为背后的准备工作（“根回L”）的重要性。赫尔曼也强调，日本的“机构外活动”“包围并支撑着正式的政府决策”。赫尔曼宣称：“只有将正式的政府决策与广泛的、非正规的、人际的环境联系起来考虑”，才能理解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成功。笔者相信，派伊通过非正规关系的活动来动态地考察权力的真正流向，法尔对“非正规幕后活动”的分析以及赫尔曼强调的“机构外活动”，都是对日本政治中的决策机制的直觉性的研究。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法律专家也很关注日本社会的非正规社会环境和非正规行为。卢埃林在《政治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人类学家通常关注日本社会的两大要素：其一是在正式组织框架内运作的非正规团体，基于阶级、爱好、年龄和教育背景而形成；其二是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更为宽泛的环境因素。法律专家厄珀姆认为，“日本社会冲突的特点是非正规性和垂直型”，而且“非正规性在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公民关系中都大有市场”。根据亨德里的观点，日本的非正规性也折射出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即根据情形不同，行为可区分为“建前”（tatemae，或者说是公开行为）与“本音”（honne，即真实感受）。社会学家中根千枝解释说，日本的工业化催生出一种新型的组织，其正式结构可能和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组织相似，然而非正规结构却未必如此，这是因为日本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　　个人层面上，人际关系和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非正规因素也吸引着日本问题专家的注意力。理查德逊和弗兰纳甘对日本政党的研究告诉我们，非正规关系和团体有时比正式的机构还要重要。柯蒂斯认为，日本政治和商业高层之间的“非正规关系”虽然不像许多作者所强调的那么重要，但“对政——商关系显然是有影响的”。坎贝尔对日本的预算政治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存在于执政的自民党内部的“非官方机构”，其作用就如同外部压力机制一样重要。　　虽然日本政治中的非正规因素（或者说政府外因素）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但是正如萨缪尔所言，尚未出现基于“实证”的、系统的研究。而且，这个问题也没有被纳入研究日本政治中的决策机制的理论语境里加以检验。这种局面也是事出有因。弗兰纳在其研究日本选举行为的新近成果中提出，对日本政治（如选举政治）和决策过程的研究里，社会环境（如社会网络）以及人际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有三点：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在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抽样中，个人的社会背景及其影响难以计量。其次是传统民主理论的影响，强调个人决策和利己选择，忽略社会外部的影响。再次，对西方政治行为（特别是选举行为）的研究历来都倾向于“将人际影响的作用最小化”。综上所述，笔者做这样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意在填补理论研究和经验之间的空白。　　在此要强调，以上论断并非意味着低估日本政治中正式机构和行为的重要性，只是要论证非正规行为是日本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日本的决策有制度化的“正式”的一面，政策输入过程向大众开放，也受到广泛尊重。如果读者认为只有非正规渠道值得关注，或者说战后的日本政治和决策只停留在非正规层面，那是不正确的。本文旨在考察那些在政策分析中历来重视不够的组织、过程、规则和活动，意在说明非正规过程是日本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至少与正式过程一样重要。客观而言，研究非正规机制的难度很大，因为它属于幕后活动。

前言

　　本书把美国、日本和中国三个大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这三个国家政治与外交的互动，外交政策发展及其制定过程。同时也就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了大国关系管理等一系列分析框架。提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就不能不涉及该地区的两大热点问题——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这两大热点地区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国利益纵横交错的关键地区。在这咀，既可以看到该地区各方发展的高潮与低谷，又可以看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我之所以把这本论文集命名为《大国政治与外交：美国、日本、中国与大国关系管理》，是因为这里既有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框架，又有现实政治中的经验论证。一般而言，如果从学术角度来划分研究框架，则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分支.而国际关系则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际政策的制定来看，历来就有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延伸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本书正是试图从政治与外交彼此关联的角度就国内政治、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　　由此可见，在学科领域的划分层面上，本书涵盖了国际关系和东亚研究这两大领域。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种研究方法来从事这个题目的研究。我认为较为有效的研究方法是“在理论指导下的经验研究”这一路径。我在为一位华人学者的关于中国外交政策智库英文专著所写的前言里，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了五个要素：第一，需要首先发展出清晰的研究问题。

内容概要

　　赵全胜，现任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并曾连任三届地区比较研究系主任（1999——2008年）；同时兼任哈佛大学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协调人。还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校外学术评审员。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并于哈佛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侧重亚太地区。 曾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欧道明大学等数所大学任教。从事一年以上讲学和研究的学术经历包括：东京大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太平洋地区研究员、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研究员。此外，先后在多所国际知名大学从事1—4个月的讲学和研究，包括：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中央大学、青山学院大学、立命馆大学、岛根大学、创价大学、宇都宫大学，中国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以及欧洲日本研究所。 其他学术兼职包括：担任帕尔哥瑞夫（Palgrave）出版社《现代亚洲的比较视角》丛书的主编；《战略研究》、《中国评论》、《香港社会科学期刊》、《孛国政治学刊》、《现代中国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出任多项国际学术项目评审委员，包括富布赖特项目、威尔逊中心学者项目、美国和平研究所项目、国家安全教育项目、改善世界秩序学术奖。并于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就关于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作证。　 英文专著：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解读中国外交政策》，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获得大韩民国文化部最佳学术著作奖）；Japanese Policymakin9《日本的决策》，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被美国《选择》期刊遴选为“杰出学术著作”）；以及三本英文编著，包括2008年出版的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Global Perspectives《从全球视角看中国崛起》，英国罗德里兹出版社（Routledge o 中文著作：《解读中国外交政策》，台湾月旦出版社1999年版；《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兼论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与中日关系》，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布什的困境》（合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华人社会政治学术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合编），台湾桂冠出版社2002年版；《分裂与统一》（编著），台湾桂冠出版社l994年版。他的著作还被译为日文和韩文，在东京和首尔出版。

书籍目录

前言第1部分 美国政治外交与中美关系大国关系管理：中美实力上下变动的内涵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的变迁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以中美1979年贸易协定的批准过程为例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应对和中美关系第2部分 日本政治外交与中日关系日本政治中的非正规机制日本的公共政策制定：生丝进口中的保护主义政策日本对华援助：双边重大政策的剖析从日本的视角看香港回归北京一东京-华盛顿三角格局下的中日关系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第3部分 亚太地区的两大热点问题与大国关系管理中国对朝政策及日本因素中国视角下的统一问题从经济多边主义到安全多边主义：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从共同管理的视角看中国的朝鲜和台湾地区政策后记

作者简介

《大国政治与外交》把美国、日本和中国三个大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这三个国家政治与外交的互动，外交政策发展及其制定过程。同时也就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了大国关系管理等一系列分析框架。提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就不能不涉及该地区的两大热点问题—一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这两大热点地区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国利益纵横交错的关键地区。在这里，既可以看到该地区各方发展的高潮与低谷，又可以看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之所以把这本论文集命名为《大国政治与外交：美国、日本、中国与大国关系管理》，是因为这里既有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框架，又有现实政治中的经验论证。一般而言，如果从学术角度来划分研究框架，则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分支，而国际关系则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际政策的制定来看，历来就有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延伸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国政治与外交》正是试图从政治与外交彼此关联的角度就国内政治、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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