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们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09-01
ISBN:SH10188-513
作者:(德)布莱德尔
页数:464页

作者简介

《父亲们》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作家威利-布莱德尔获得国家奖金的三部曲《亲戚和朋友》的第一部(另两部是《儿子们》《孙子们),以描写德国工人运动为主题,从1871年普法战争起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止,对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完整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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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此书是作者的《亲戚和朋友》三部曲之首,此作品主要表现得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通过约翰·哈特科夫一家三代的历程,表现着从普法战争到二战结束后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历程。  德国是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至今依旧如此,所以其工人运动也相当“发达”,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过三分之一的席位。可正因此,德国工人运动完全没有武装起义这一选项,一味的走上议会斗争的道路,最终在一战的炮火中彻底失败,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一起投票欢迎战争(欧洲各国也一样)。  约翰参加过普法战争,他内心最沉重的一件事是他押解过四名巴黎公社社员,把他们送去枪决。战后他毅然加入社会民主党,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工人与社会民主党的生活。  故事虽然以他为主,事实上还涉及到女婿卡尔·勃仑吞一家,他们也是后续作品的主人公。
  •     【今日收到三曲部全套,喜不自禁。下文转自网络】《忽然想起 威利·布莱德尔》作者:聂丽珠1971年,当中国正以社论、群众大会等形式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与一本书遭逢——德国作家威利·布莱德尔的自传性三部曲《亲戚和朋友》,这有点像一个巧合,因为我正在读的这部书与外面正在纪念的那个事件有一点联系,书的背景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书中主人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正是源于他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的经历。  在我当时的阅读经验中,它是一部很难归类的书,它的那种气质既不是苏式“无产阶级”的,也不是欧式“资产阶级”或贵族的,而这两种类型是那个时代的我对外国文学感知的全部,它们基本各有一套自己的语境,对此我虽不甚明白,感觉上却已经接受,但是布莱德尔的书打乱了这个格局,它让我感到陌生,仿佛它另有一个来源,这使它在我眼中显得很古老,好像比那些十八——十九世纪的书更古老。然而,奇怪的是,这部从文学分类上使我感到陌生的书中却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书中二十世纪初年德国汉堡工人——市民的生活情景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来自何处,什么时候我们这里有过这样的生活吗?比如,在那个已经逝去的1960年代也即我的童年时代,在我经常去的铁路工人区,某时、某地,我是不是碰到过这些事物:工会、俱乐部、扑克比赛、抽奖、集体储蓄?当你看到,工人阶级的生活不是和生产和斗争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这些事物联系在一起,是多么奇怪而又多么自然啊。似曾相识——是因为在我实际上并没有看清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已经从生活中消失了,1970年代初的中国与196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面貌已经大不相同,少年和儿童两个阶段的经验也极不对称,后者无法给前者提供足够的说明,所以现在我从书中被唤起的对“曾经有过的生活”的记忆是恍恍惚惚、无法落实的。仿佛这里有一种错位,一种在我们生活中走远了的东西在一本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更遥远的书中又迎面走来,让我从这里去看我没有来得及看清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不确实的,我现在所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各种细节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使我从书中产生的熟悉感变得非常扑朔迷离。  我完全想不到,在一部描写这个世纪初年(遥远的时代)的德国(遥远的地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吗?)生活的小说里,我看到的不是上流社会那种优雅浪漫的生活画面,也不是底层人们穷困、悲惨、哀婉的情景,而是一种我们熟悉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景象,比如书中充斥的这些词:“工人教育委员会”、“青年团”、“小组领导人”、“同志”,还有那些工人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很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了的国家里的情景,不过这种感觉又是似是而非的,在这些事物周围,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有皇帝、银行家、工厂主、宪兵等等。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并不使人感到不像样,不能接受,似乎它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或者事情可以是这样的。而且我甚至有一些觉得这种社会主义比起中国的社会主义来,有点更像——什么呢——实际上的样子?在书中我认识了那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们不像概念中的“工人阶级”,不同于苏联文学中的工人形象,他们给我的感觉毋宁更像市民——“小市民”,不过不是俄国文学中那种含贬义的小市民,他们没有那种粗野、阴暗的色彩,这是一种“整洁的小市民”,工作认真,行为文明,尤其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就在当下,而不是在遥远的什么地方:他们的工厂、工龄、技术、级别、工资、同事圈子、俱乐部,这些东西让他们津津乐道,他们从中感到生活的意义和自己的价值,并不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有什么不同;他们也关心党的事业:参加选举,关心选票、席位,订阅党的报纸,但他们做这些的时候有些像生活中的一项副业——这让我不能不觉得,生活达到某一水平的工人就是市民,他们的心理和兴趣就是一般市民的心理和兴趣,这无疑更接近我的某些经验。在我看来,这部德国社会主义小说与苏联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在描写社会主义斗争历史时很少浪漫激情的味道,虽然书中人物也经常谈社会主义的理想,憧憬未来的社会,但同时他们把这称为“对政治感兴趣”和“喜欢搞政治”,一种真理性的东西似乎也是一种世俗性的东西,好像它们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好像它们之间没有高下的区别。在书中,社会主义绝不是以穷人生活中期待的拯救性真理的面貌出现的,甚至好像也没有一般革命小说中的那种启蒙者的形象,固然,三部曲第一部《父亲们》的主人公约翰·哈特科夫因为倍倍尔的一席讲演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但这个“典型”的情节似乎也不说明什么,因为约翰·哈特科夫周围还有一大群人:妻子、儿女、女婿、同事等等,即许多的“亲戚和朋友”,他们经历性格各异,有些还是卑鄙之徒,也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又因为什么呢?对那些工人而言,接受社会主义只是接受一种平常的、对人有益的道理,他们参加党,就像参加俱乐部,或者一个大家都参加的活动。而党,它存在的意义好像是——除了大选时的宣传动员,还有偶尔领导的罢工——平时就是以组织的形式大面积介入工人的生活:俱乐部活动、集体郊游、集体储蓄,总之,靠集体约束来防止“个人堕落”,不让工人染上那个时代被作为严重的社会病看待的酗酒、赌博、挥霍等等恶习,让他们走上一条健康文明之路。所有这一切都散发着一种可感的平庸的气息,对于这种平庸,我理性上有些鄙夷,感觉上却并不排斥,在那个年代它让我私下觉得有些亲切,因为它们,我感到这个世界上毕竟有适度的、合乎人性的标准。《亲戚和朋友》的叙述风格是平缓的、从容的,尤其是它的第一部《父亲们》。《父亲们》描写的时间是二十世纪开始到一战爆发,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年代,祖父母和父母们的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工作、存钱、娱乐,日子就像伴随着汉堡的易北河水,仿佛可以永远这样流淌下去;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事业也在稳步发展,大选对工人来说犹如节日,选票的增加就像家庭储蓄的增长,使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看起来,二十世纪初年,欧洲的社会主义正平静地、有把握地走向它的未来,在今天回想起来,那时也有一种“历史终结”的味道,人类的前景似乎清晰可见,需要的只是努力和等待,同时也不耽搁眼前的生活。这种平静安适是一个可怕时代到来后人们脑中保留的最持久的记忆,就像黑暗前的最后一缕光线,它的印象是那么难以磨灭。多年后,我在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中又看到了对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惆怅的、深情的感叹。对此我有疑惑:那个时代是否真的这样美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毕竟是在那个世界里孕育出来的,但它的到来带给人的震惊还是震动了我,我才知道,一种平静的理想有多么大的力量,在小说中,一战爆发导致了主人公——那相信社会进步,相信工人阶级的团结,相信人类和平能够实现的第一代社会民主党员——外祖父约翰·哈特科夫的猝死。    在我读这部书的时候,书中的那些东西有一个名称:修正主义;很多年之后,我又知道了一个词:民主社会主义。那个遥远的事物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时以新的面貌来到中国,每一次来,总是伴随着我们这里对它各种各样的“历史评价”。1971年纪念巴黎公社时,它的形象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而在后二十多年中,它又是某种比较、某种参照,甚至一度像是与我们失之交臂惟一的真理的化身,而某个时候,它又与自由对立起来,对于我来说,把这些历史评价用在我少年时认识的那个事物上总是有些隔膜的,我从评价中看到的更多是评价本身,而不是那个事物。这么多年来,我心中依然保持着那个来自于小说的完整的形象,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覆盖。    有趣的是,小说第二部《儿子们》的主人公,生于二十世纪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华德·勃仑吞和他那一代人——“儿子们”或“孙子们”,并不喜欢他们父辈的这个主义。小说开始,大战期间的某个星期日,约翰·哈特科夫的外孙华德和他的女伴出现于正在埃尔斯特湖边度假的汉堡市民中。这两个青年团“小组”的成员在人群中很引人注目,他们头发蓬松、装束浪漫,有一种飘飘然的味道,和大战期间的气氛以及那个忧心忡忡的成人世界很不一致,他们的打扮和态度里似乎有一种故意为之的东西。这两个年轻人去向有关部门申请举办一个讨论“德国的歌”的晚会。与主管的工会领导人的会面引起华德对那个父辈党的强烈不满,实际上,他的这种感觉积蓄已久。这两代人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与讲究责任、义务、纪律、服从的第一代社会民主党相比,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团员更富于个性色彩,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带个体性,是一种全新的人和全新的生活。大战时期的环境也为少年反叛情绪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集会、诗歌朗诵、郊游以及反战,是那个时期后方少年的主业,尽管他们每天有九个多小时是在车间里顶替上了前线的父兄们的工作,但他们真正的生活是在工作之外,在各种各样的小组里。他们像厌恶军国主义的国家和那些充斥于耳的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一样厌恶他们的工作,每到下班,这些车间里、商店里的学徒就迫不及待地脱去他们的工作服,换上鲜艳的改革装,成群结队奔向郊外。反战和游玩就这样交织在他们的青春岁月中。在那个年代,汉堡的郊外、附近的小城镇,甚至整个德国北部不知有多少这样的青年小组,那漫山遍野的徒步旅行者、数不清的候鸟们。  华德和他的同伴们不满意父辈党的理由大致有:第一,他们都是一些乏味的庸人,枯燥的事务主义者,谨小慎微、自私自利,他们的这些特征说明庸俗“已经侵入到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中来了”,更不用说大战期间这些人还背叛了社会主义者的反战立场,与政府合作、压制青年,已经成了彻底的反动派。第二,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知识贫乏,忽视理论,是一些目光短浅的粗人和经验主义者,这些人对于人类的历史使命这类宏大问题毫无兴趣,这使他们在青年们眼中很没有吸引力。让华德鄙视的这两点的特征,事实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是很典型的,比如我后来看到伯恩斯坦在某些方面就有些相像。从这里可以看出工人中产生的“务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那种知识分子的视野宏大的、真理性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分野。  仅凭上述两点,在华德眼里,这些人就不配做社会主义者。我发现,这些工人的后代比起他们的父辈来,竟然有些“思想贵族”的气质了。华德在夜校里学社会主义理论,他尤其热衷那些“真理性”的课程:历史、哲学等等,而在青年小组里,大家讨论的也都是哲学、科学和艺术的话题。华德羡慕那些历史上的“大时代”,那些激情四溢、产生无数真理探寻者、牺牲者的时代,他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在他眼中是可怜的,“陷落在冷酷的工业大权的手里”。在战争后期,华德热切地希望德国也像俄国一样发生革命,而他一次次目睹那些习惯纪律、习惯服从的德国工人的消极和延误时机令他失望之极。德国的工人并不像华德那样向往俄国革命,在他们眼里,那场革命更像是一次野蛮暴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心目中文明的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相反,华德在夜校里认识的教师欧配德博士,一个生活优裕的学者,却是苏俄革命的赞扬者,他所输送的列宁主义观点对华德无疑更有吸引力。总而言之,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已经很难满意他们父辈那个温吞、渐进的社会主义了,它在那个时代显得那么暧昧和无力,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要求又要多得多,这也许可以归结为他们一开始就受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们不喜欢权威和管束,甚至不安于“工人阶级”本身所处的枯燥的工作环境,华德和他小组的朋友们后来几乎都离开了工厂,他们或者成了职业革命家,或者做了演员、海员及其他等等,工人阶级的革命或解放理论,其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让人先脱离工人的身份。  《儿子们》以华德·勃仑吞——一个社会民主党青年团员和后来的共产党员的经历来展示德国一战后期和1920年代的历史,那个年代的历史事件:基尔水兵起义、魏玛政府成立、货币大贬值、卡普暴动、法西斯势力的形成,经由一个青年团员/共产党员的眼光来解释,已经带有我熟悉的历史教科书味道,不过,华德的共产党员的政治眼光后面仍然情不自禁透露出一个汉堡市民的眼光,这种眼光观看事物经常用的是一种日常的尺度,所以无论如何它不会真正喜欢狂热、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不会喜欢血腥,它总是很自然地注意到战争与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物资匮乏、交通不便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烦恼,还有“解放”中露出的人性卑劣的一面等等这类“琐碎”的、似乎“小市民”才介意的事情。华德不会是一个俄国式的革命者,他对俄国革命的崇拜正如他对历史上那些革命的崇拜,是出自一种抽象的激情;华德也不可能不是如同他父母那样的一个“市民”,尽管他一度以年青人的偏激对他父母的“小市民气”有颇多的抨击,但“小市民”的理性、适度、爱好秩序、爱好正常的生活的本性是深藏在他骨子里的,共产党员的立场也不会改变他汉堡人的天性。    很多年后,我开始读到西欧城市的历史,再后来,知道了一个词:“市民社会”。汉堡是以商业和造船发展起来的城市,在十四——十五世纪,是北欧著名的商业同盟——汉萨同盟的中坚城市之一。这个城市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它自己的特殊气质和传统,商业和手工业时代的独立与自治,大工业时代的纪律与自觉,各种政党组织带来的活力,使它的生活中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有一种现世精神,这种精神通向现代政治,但又与政治狂热、权威、专断相背,在它后面,仍有一种均衡的东西存在。布莱德尔所写的汉堡生活积淀了几个世纪的文化,汉堡市民中有一些犹有古风的人,比如华德的姑父哥斯他夫·司迭克,一个善良的、爱好自然科学的木匠师傅,令人想到工业革命时代或更早的时候工人、工匠中的那些“业余科学家”,想到那个是自然和个人而不是政治和历史占据着生活中心地位的十八世纪的德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吞噬了很多东西,但它还没有消化掉所有的异质成分。    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孙子们》,已经是1930年代以后,时代越来越严峻,祖父母们那“日常生活”年代的平静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连一战和魏玛政府时代青年反叛的浪漫时光也瞬息即逝,华德·勃仑吞已经是成人,思想越来越“成熟”,立场与党越来越一致,而小说也越来越像我熟悉的革命小说了。在这里,我不再看到那种令我恍恍惚惚、似曾相识、无以名之的东西了,看到更多的是小说中、历史中熟悉的、有“名”的事物:阶级斗争、血与火、监狱、逃亡、反法西斯阵线、西班牙内战、德国入侵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占柏林、波茨坦会议,华德·勃仑吞的眼光变得越来越像一般性的历史眼光,仿佛他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少可能有自己的选择,尤其在他离开了汉堡、离开了德国之后,那种关注日常生活的“市民”眼光也随之丧失。但是,即使如此,这部基本是历史大事构成的书仍然保留了布莱德尔式的克制、不事夸张的特点,这与它在另一方面又想要达到的“史诗性”的调子之间有些不协调。布莱德尔总是羞于表达情感,他宁可更多平铺直叙地写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在熟悉的历史大线索下我还会看到很多不熟悉的细节,感到“历史陌生的一面”,比如在1930年代德国共产党反纳粹的斗争过程中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无休止的合作分裂的反复使我初次感到了历史的凝滞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布莱德尔所写的那些反法西斯分子也使人看到没有被简化掉的德国社会的多种层面。无论是华德193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同志,他坐牢时的同伴,还是逃亡途中许多掩护他的人,这些人在投入一场严峻的斗争的同时,还保有自己原来的生活,他们是医生、按摩师、工人、店铺老板、会计师,政治立场并未掩去市民社会的职业、阶层特色,政治立场是这些普通人自己选择的,因此,他们所冒的风险、他们所要承受的生命代价才令人心惊。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当初在我看来琐碎枯燥、意义不大的“历史陌生的一面”的价值,它们拥有对后来我碰到的很多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德国民众在纳粹时代的失准行为,布莱德尔的描述接近那种把它视为平庸的犯罪的观点。事实上,在哈特科夫—勃仑吞这个汉堡工人—市民家族的“亲戚和朋友”圈子里,我几乎看不到真正的纳粹理论的狂热信奉者,大多数人对纳粹的顺从都是出自怯弱、自保、投机、轻浮、从众等等平庸的心理,同时还有德国工人中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东西:服从。这些一般化的人性特点汇入历史“大时代”,竟然造成了极端非人性的面目,以至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人们总想从“根本上”弄清这个民族为何会如此,从而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民族性格追究,但有时这种把对象放在太特殊的位置去审视的方式却掩盖了人们熟悉的东西。对一个外人不解的问题:人们怎样在一个别人看来那么邪恶和恐怖的政权下生活?布莱德尔的小说提供的回答是:他们一如平常那样生活。那些可怕的事情或者没有进入这些“小市民”的视野,或者他们对它视而不见。苟安是那样一种心理:它可以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越来越坏的环境,以至后来这都成了一种惯性,到最后,它甚至可以接受共同走向灭亡的结果。这一点,跳出来看会使人震惊,对处在那种环境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则是很自然的,但他们并不都是被洗了脑的怪物,并不都是没有正常的判断力,对于那个他们身处的世界,他们有内心的不满、抗拒、反驳、嘲讽,只是这些微弱的、片段的、不坚定的个体的心思和声音对于历史来说几乎不值一提,既阻挡不了自己国家带给别人灾害,也阻挡不了别人对自己的报复,而小说和历史的不同之处是使你看到和记住了它们。当年,看到小说主人公在胜利之际沉思德国民族的命运曾使我感到某种暗淡,使我印象很深的还有这个时候华德对他的儿子说的一段话:“战争时代是不正常的时代。你一定把人看得很伟大,同时却也很可怜。谁同一些人经年累月一起从龌龊和卑鄙、危险、血迹和死亡里面走过,那这些人就很难有所隐遁;那他就会把这些人看得很赤裸。现在,这坏时代过去了。维克多,从战时的经历里建立起来的一种哲学可能是错误的。”这与我在所有革命文学中熟悉的“千万不要忘记”的调子大异其趣,华德似乎既不认为战争伟大,也不认为“记住”很好,他的主张好像是:尽快回到和平生活,回到平常的眼光。某种久违了的、熟悉的、平常的“汉堡”的声音在这里又出现了。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即使不在革命的语境中,“忘记”和“反忘记”仍是一个关乎原则的问题,但我想华德所说忘记并不是要逃避责任、忘记教训,他是在重申被二十世纪的政治历史一再忽略和歪曲的普通人的价值,只有在这种价值的观照下,记住才可能是公正的。小说结尾1947年底,华德回到了他离开了十三年的老家汉堡,与他在经历了1943年的大轰炸之后幸存下来的母亲、妹妹相会,1948年元旦前夕,一家人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斯特劳斯的歌剧《蝙蝠》,那个“忘记”的调子再一次响起来:“谁忘了不能再改变的事情,这才是幸运。”听的人重复说:“不错,谁能忘掉,才是幸运。”    一部书,在三十多年中被我陆续读到的、碰到的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观念和问题所注释,而它也在注释着那些问题和知识,这种经久性是我根本料想不到的,也就是到现在,我才知道这部当年在我心目中已经很老了的书实际上离这个时代很近,甚至比我读它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要近。由远而近,这里的确有一个不同时空的问题。三十多年前,当我因为这部书的特别而记住它的时候,也同时记住了它的译者,那平实而又有一种都市味道的译文和张威廉这个既“洋”又老的名字在我心中与这部书一样,都属于一个已经过去了的、非常遥远的时代,因此,在2001或2002年的某一天,当我在书店里随手翻开一本德语词典,突然看到张威廉的名字时,心里不禁生出一阵惊讶和感动。    注:从网上看到,张威廉先生于2004年7月1日逝世,终年一百零二岁。也谨以此文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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