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0
ISBN:9787101030037
作者:(日)松浦友久
页数:327页
内容概要
松浦友久，1935年生。196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科博士课程。文学博士。现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主授中国古典文学。
作者简介
本书介绍了李白的出生地与家世，李白的蜀中生活、李白家室考、李白在长安的体验、李白在安史之乱时期、李白晚年考、关于李白“捉月”的传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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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并不广泛的阅读经历中，曾对一本题为《诗神远游——中国诗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的比较文学著作印象深刻。它的作者赵毅衡乃文革后国内第一批留美学者，依靠在美期间的便利条件，他出入于各大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历二十余年搜集多种材料，不仅描绘出欧美新诗运动的发展轨迹，并且全面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运动的影响——欧美现代诗人们从无数中国名家巨匠身上撷取诗意诗情，成就了西方诗歌的辉煌转型。感叹作者用功之勤外，另一个使我关注的是书中撰写有关李白诗歌翻译及其接受的情况。作为高耸入云的唐诗双峰之一，李白一直是西方诗人眼中“华夏”（Cathay）的典型象征，可以设想，奇伟瑰丽，灵动飘逸的李白就宛若从东方神秘国度远游至此，悄然从天而降的诗神，用一股清新自然之气强烈冲击着当时虽霸占欧美诗坛，却早已萎靡腐朽的维多利亚诗风，深深震撼了苦苦思索诗歌突围之路的欧美诗人们。号曰“谪仙”“诗仙”的李太白与此般美名相配，自是显得异常契合。从比较文学的视野折转回来，若说承继两希（希腊、希伯莱）传统的西方诗人“发现”李白、“发现”唐诗，是准备做一次诗歌理念“中学西用”、“古为今用”尝试的话，那么，李白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更是东方学者们擅长发掘的课题。毕竟，李白强烈的个性对诗歌形成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写道：“除了诗歌方面的卓越成就，李白还留给后代诗人一份重要的遗产：对于个人和诗歌特性的兴趣。仅仅杰出已不再令人满足，诗人必须既杰出又独特。……李白的艺术是完全自然的、无法掌握的及近乎神灵的。但是，李白不可仿效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李白的诗歌主要与李白相关，其目标是通过诗人的人物和隐蔽于诗歌后面的创造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 研究李白无所凑泊，飘逸灵动的个性，就不得不提及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先生。松浦氏毕生专攻唐诗，尤好李白诗歌，著有《中国诗歌原理》、《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等作，展现出李白研究的别样风貌。他对诗人性格、思想与诗歌的关系及作者与作品“距离”问题的探讨，主要体现在《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一书中。针对李白长期异乡生活的状态，松浦提出了“客寓意识”的这一新颖概念，成为本书的精髓所在。李白为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在异乡漂泊，却一直没能实现他始终怀揣着的“经世济民，功成身退”理想，“客寓意识”就代表了如李白一样生活长期处在游历漂泊之中的有志之士们于思想上形成的“客居”意识和“他乡”意识，也成为文学创作中使李白作品能贴上“李白”标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要阐明“客寓意识”，松浦首先从基本问题入手，对李白出生地和家世作一番追根溯源。他秉持了日本学者治学严谨细致的特点，不为先见所囿，详尽考察了关于此问题的多方论述，最终推断出他的观点。可以说，作者运用缜密的分析，一方面体现出他治中古文化史的功力，另一层也为后学者对史料进行辩证取舍问题上作了成功的示范。他以生平考证为依据，将李白客寓意识的主要来源分成三个方面。一是李白西域异民族的出生。在李白的身世问题上，松浦坚持“西域异民族说”，他认为李白出生于西域，其家庭是异民族，这就决定了李白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以及“在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交往中，就很容易产生所谓要积极地参与其中的‘参与愿望’与被疏远排斥在外的‘疏外感’二者相交织的独有的感觉和心情。” 二是蜀中生活，可以说李白在蜀中生活的时期是形成其客寓意识的关键时期。从五岁到二十五、六岁，李白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多年，是其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蜀中生活的体验中，松浦指出“对他的‘客寓意识’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就是他的父亲一生没有正式的中国名，而以‘客’这个通称来称呼。” 李白父亲的异民族移居者的经历影响着李白的客寓意识的形成和深化。三是谪仙称呼。“谪仙”这一意象本身的属性有三点，一是“才能的天才性、超俗性。”二是“对社会关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三是“言论举动的放纵性、非拘束性。” 这一称呼因与李白内在的性格特征相合，也为李白所接受并引以为豪。在李白此后诗歌中，“谪仙”这一称呼更强化了李白的客寓意识，日常生活中“谪仙”用例增加、创作相当多表现其意图的“谪仙歌”和“游仙诗”及成为宫廷诗人后常常有放纵不羁的言谈和举动而每每被宵小之辈诋毁中伤，待及承恩离朝后强化道教信仰，自觉接受道箓等表现 ，都说明李白对“谪仙”称号的喜爱与对“谪仙”精神的自觉追求。“谪仙”也随李白诗歌的流传，化入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成为李白形象之化身。种种条件下形成的“客寓性”是考察李白的诗风与其人生必不可少的一环。客寓的思想意识成了李白诗歌主基调，在诗风上便是用“飘逸”、“奔放”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来概括。客寓意识及诗思最鲜明的象征是李白第二次长安的生活体验，特别是以“谪仙”称呼为核心的，使李白的诗歌风格和言论举动自觉化的文学与社会体验。对于“谪仙”这一称号，传统文学史家只重视第一个意象，即“才能的天才性，超俗性”而往往忽略了后两者的重要性。“谪仙”之所以能恰如其分地形容李白并为李白所接受，更在于它将李白作为一个活泼而生动的人的特点描摹出来了。李白的确具有超凡的诗才，但他也有着同我们相近的七情六欲，有着被人喜爱或厌烦的脾气秉性。“谪仙”之名的后两个特质，便是“仙人”李白向“凡人”李白从容自然的过渡与延展。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关联，使“李白”终不至于高高在上而无法捉摸。李白未入宫之际，尝苦言“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这可称作“在野客寓”；而入宫后，虽然受到玄宗一定程度的赏识，但也只将他视作为盛世涂脂抹粉的御用辞臣，更加之“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只好自言“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此所谓“在朝客寓”。从中可见，“谪仙”的称号在李白受压抑的“客寓意识”进行质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极大作用。它使李白寻找到内心苦闷的一种突破口，让他“有一种充实和满足感”，“基本上被压抑和郁结盘曲的‘客寓意识’因同‘谪仙人’这一‘荣誉的’、‘具体的’观念形象相结合，便转化为自由、放纵、恣肆等因素”。 松浦特别提到了李白作为临时责任承担者而非持久的责任承担者所体现出的对非客寓因素的思考。李白人生的最终目的具有很强的超越性，与作为主体者参与人世活动的传统诗人们不同，这也反映李白长期浸润在道家思想氛围之中，信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价值观，并对物质外世界、“仙人”世界的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共鸣感与由衷向往。除点明了“客寓”观念给李白诗歌特点造成的重要影响外，书中还略引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窜夜郎与乌江六别宗十六璟》等言及妻儿的诗作，表明秉持“客寓”意识的李白在婚姻生活和家庭态度上都异乎于传统儒家教化下的士人阶层。“责任承担上表现的非持续性，非恒常性，就可以表现李白是个真正的‘客寓者’者。” 同为客寓者，李白与杜甫大不相同。这也是值得花费笔墨解释的一个问题。正因两人的巨大差异，李白的客寓意识才显出其在盛唐，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杜甫在客寓期诗歌中处处表现自己对异乡生活的不适应和漂泊远方时的孤苦境遇、悲伤心情，李白却选择一生浪迹大江南北，“……选择了比‘具有日常性、主体性、负责任的定居者’更好、更充实、更满足的‘具有非日常性、客体性、免责任性的行旅=客寓者’的生活方式。” 李白晚年立冢江南当涂“谢家青山”这一事实，象征着他行旅者生涯的完结。杜甫以偃师首阳山作为墓地则传达了他强烈的“故乡”意识和“定居者”思维，这与李白“以诗情作为故乡”是相对立的。两人“客寓者”生涯都是创作的高峰阶段，对杜甫来说，一个定居者受命运所迫处于客寓漂泊境地，因而，自身气质、体质与所处状况之产生的深刻冲突是他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名篇便是杜甫心境之真实写照。与此相反，李白的行旅生涯同其自身资质、客寓和漂泊状况基本相合，即使长期的游历和漂泊，也难以成为他客寓生活中促使他身心消耗的要素。晚年因永王案谪流夜郎的伤心之旅，在他笔下，甚至汇变而成漫游长江的件件趣事。《宣城见杜鹃花》堪称个中典范：蜀国曾闻子归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老杜的羁旅诗充溢绝望悲叹的乡愁，而太白《宣城见杜鹃花》则将怀乡之情与惜春叹老的淡淡感伤巧妙相连，又因种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诗句产生轻快的视听效果。这不正是只有“客寓人间的天才诗人”才能吟诵的绝妙佳作吗？总结起来，李白“客寓意识”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是生来气质；第二是因系异民族、移民之子而培植的疏外感，同时，由异民族、移民之子身份造成不能参加科举至仕对此亦有影响；第三是因“谪仙人”称呼而加大力度与幅度的自由和放纵性（天生资质和客观环境相触而成）。那么，这种意识对李白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客寓意识贯穿李白一生，那种异常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情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条主轴。其次，因为客寓就很容易获得身心自由，李白具有放浪恣肆的气质和不畏权贵的傲骨，再加上因免去为主体而获得的身心自由，因而使其言谈举止动作的幅度增大。最为重要的一点，李白的客寓意识也为其诗歌创作呈现了关注对象的多元化和手法的客体化。以自己常为客=行旅者=非固定的存在，这一情况使得他在意识上不大可能对某一特定对象痴迷似地执着于其中，“必然向着相反的方向运作”。有关李白性格、诗风的代表性评语（“飘然”、“飘逸”、“奔放”）最能直观地把握李白“精神状态远非那种专注某一点”这个特征。也就是说，以对纷杂对象进行多元思考为基调，以客体化、普遍化手法描绘对象的真实——李白诗歌的这一倾向同他一生的无法消解的客寓意识紧紧相连。第三章结论中说道，“客”这一个词对李白的诗歌和生涯来说，极富象征意义，无论是他的名号，他的翰林经历还是他的后半生，都表明了李白“在万里的行旅之中体会着‘客’的自由和寂寞” 。“客寓意识”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为一些国内学者接受并用来分析其他的诗人的诗歌创作。如李德辉的《客寓意识与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一文 ，根据中晚唐文人创作中的“客寓意识”在文学作品中形成的特殊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国诗论史上，“知人论世”影响颇大。《孟子•万章下》有一段从交友之道生发开来，涉及文学批评的精辟阐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即谓“知人论世”说。太白人格超迈，心容寰宇，自是“天下善士”，又钟情上古，不屑流俗，可为“论古之人”；因此，品太白诗不能止于揆情度理，悟其三昧，更要与诗人心契神交，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融入到诗人的精神世界中，惟有如此，才能懂得李白客寓生涯的丰富广博以及由这种难言之苦乐勃发而成的浓郁诗情。松浦友久先生于他的后期研究中提出“客寓”之说，在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各时期的生活经历、生卒年等问题上大做文章，我想，也可以看作“知人论世”的海外余音吧。松浦友久曾言：“与研究对象产生共鸣，对研究对象怀有很深的情，这是一种很好的境界，能达到这一点的话，即使研究上有些失败，心里也有满足感。”松浦先生“陪伴”李白走完了一程“客寓之旅”，而跟随着松浦先生的我们想必也会和他一样，发出如下之深切感叹：“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比较文学史上，‘旅途人生’、‘旅人社会’这种看法，都并不少见；然而，就诗作和人生的整体来看，类似李白那样在诗作和人生总体上将‘旅人=客子=客寓者’贯彻到底的诗人却很少见。‘流寓者李客之子’确实成为了‘永远的客子（旅人）’，这是偶然呢，还是必然？” 也许，李白就像庞德《诗章》中所描绘的“天堂之风” ，不作停留，没有终点，只在“诗迹”点滴中再造属于自己的心灵故乡。这股风挟带着客寓游子的欢乐忧愁，涵盖所有葱茏的想象，从中华大地吹向四方；它塑成了一位失败者的伟大光辉形象，于其所经之途，也绽放出诗歌殿堂中朵朵灿烂之花。 -
夜饮兴至，忆青莲名篇，状而摹之。又忆及弱冠之年读李长吉之马诗二十三首，徐而学步，缀得笑傲江湖诗十三首，自是少年心气，焉知天地之大。思及此，间揉杂之，始成此曲。岂不闻，香山射鼓鹧鸪飞，知落谁家旧庭院。岂不闻，野渡无人花自谢，犹有碧水惜落红。千古悠悠寻常事，与君共饮一杯茶。莫道此夜须沉醉，惟愿长伴甘露兄。炉铛煮沸江河水，玉盏盛来五岳茗。陆夫子，玉川生，将饮茶，清风兴。君我琴箫鸣，笑傲江湖第几声。但见汉家陵阙外，古道萋萋蔓草青。绝尘一骑银铃笑，放舟西湖不老情。篱畔菊舍持壶饮，古今笑谈慰平生。夜色茫茫说寂寞，饮却一杯心镜明。青釭斩，绿绮行，小楼一夜听风雨，且付相思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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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梁森的李白 其实不能算读完 但我已经不想让它在 在读 里待着了 -
不得不佩服日本学者的严谨和对事业的热诚啊 -
大爱~ -
生平考证居多，诗思探讨较少。末章谈李白杜甫李贺三人去世传说之差别有点意思。 -
喜欢客属意识！给我写论文很大启发 -
举重若轻点铁成金。特别是前面几篇 -
好看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