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际书写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
ISBN:9787542612359
作者:刘禾
页数:253页
内容概要
刘禾，199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2001年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Magistrett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现任由执根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Helmut F．Stern Professor）。1998－2000年任全美文学理论书奖（韦勒克奖）和文学史书奖（列文奖）两项大奖评委，现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董事。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英文学术著作有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Token of Exchange（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即将出版有Semiotics of Empire哈佛大学出版社），中文著作有《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持灯的使者》（编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书籍目录
序
第1章 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中的一个语言盲区
第2章 个人主义话语
第3章 国民性理论质疑
第4章 不透明的内心叙事：从翻译体到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
第5章 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
第6章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附录 叙述人与小说传统：
中西小说之可比与不可比之悖论
后记
作者简介
现代思想史的写作能否落实在语言和语言之间所建构的“互译性”之初，落实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去研究？现代汉语本身即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产物，现代思想史的写作亦然。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问：汉语和其它语言之间的所谓“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
本书的研究重点，正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互译性”的建构中生成的。它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为这种跨语际“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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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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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对刘禾的《语际书写》和《跨语际实践》的批评（《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1。译者对翻译的不可靠性早有认识，六禾是在炒冷饭2。翻译对汉语的影响古已有之，尤其是佛经对汉语的影响非常大，而刘禾低估了。3。国民性是存在的，而刘禾认为国民性理论带有殖民主义色彩。我对王彬彬的批评的批评：1。话语实践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游戏，它更是关乎个人行动和民族命运的具体实践，在这一点上，刘禾的反复强调是有意义的，在她最近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对衍指符号yi的论述中，这种重要性非常清楚：它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索之一。2。刘禾特指的是现代汉语，如果抛开时代，那么对汉语影响最大的不是佛经，而是甲骨文，一直往上推往上推，只能落入诡辩的漩涡。3。王彬彬论证国民性存在的依据是他在日本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之前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的书。刘禾的论点正是，，这种国民性的建构和总结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王彬彬的批评正好为刘禾做了生动的注脚。批评的证据自动成了人家论点的证据，这么荒诞的“学术”批评我还是第一次见。而王彬彬最后说，小说的叙事者是虚构的，国民性是真实的，连“主体”的概念都不知道，暴露了他缺乏基本的理论修养。 -
刘禾的这部著作，基本沿袭了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写作思路，即通过对一系列现代文本和概念的解析，探究西方殖民主义强势话语下知识的生产和建构。不同之处在于观察视角，萨义德等人把注意力基本集中在欧美文本关于东方学的阐释，却很少关注这些文本之外的研究成果，这其实是在另一层面上肯定了西方对知识的垄断，身为研究对象的东方依然没有自己的声音。而刘禾把目光转向中国思想界，研究西方的现代理论如何进入知识分子的话语，知识分子又如何将其利用改造，以达到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语际书写》这本书，正是以跨语际的书写，也就是中西交流中的翻译为切入点，探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相关文本和概念的生成和流变。作者首先预设了跨语际的不可通约性和翻译的虚伪性，观点本身不足为奇，早有学者发现，六朝时期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便存在不少对梵语文本的误读和曲解，文学界也流行这么一句话：诗歌在翻译过程中丢掉的就是诗歌。作者进一步指出，翻译绝非一个单纯的学理上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产物。于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重点就被迫转移，从单纯对各个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介绍，转变为考察新词语的兴起，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当一个概念从一个语言进入另一个语言时，其意义与其说发生转变，倒不如理解为是在后者的地域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而其最终目的在作者看来，似乎都有意无意的隐隐指向了对传统的反叛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而在背后指挥一切的，便是现代性。我们平时耳熟能详见的一些概念，如“个人主义”、“国民性”，在传统语境中完全不存在，根本就是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话语的产物，是中西文明之间跨语际实践的绝好案例。从调和个人与传统的尝试，到新文化运动将两者相对立，标志着新话语权力的产生，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话语就此底定，民族国家也成为个人主义话语的合法部分。但后来的左翼人士则大都将个人与传统，或者是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混同，总之，就是社会进步障碍。于是个人主义话语得到了重塑，让位与民族国家，以便在新的历史语境里服务于新的政治目标。刘禾反对将这一过程看作是“救亡压倒启蒙”的表现，但从最终结局来看，“德先生”的完败似乎毫无悬念，救亡始终压倒了启蒙。至于“国民性”，同样是人为建构的跨语际神话。本质是将种族的先天性差异定性为理解人类区别的首要准则，为欧洲的种族和文化优势张目，也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国民性理论早在19世纪便已由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传入中国，如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反帝先驱们也不得屈从于这一欧洲人用来论证自身种族优越的话语，这也成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国家民族前途问题时遇到的共同困境。五四文学是高呼“改造国民性”的开路先锋。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医学术语充斥于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国民性改造成为一个关系到“政治卫生”的严肃议题。“中国国民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上至五四，下至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困惑所在，似乎果真成其为一大谜团。然而且不谈西方人对中国雾里看花式观察产生的种种偏见，单就批判国民性最为激烈的鲁迅而言，他笔下的最能表现国民性的代表性人物阿Q,便很可能是跨国界的角色，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笔下就存在类似的人物，而绝非中国独有。鲁迅的小说对此加以借鉴，为己所用，借以批判国民性，倒真是充分展现“拿来主义”的精髓所在。跨语际的障碍更是便于引进者在翻译和解释过程中上下其手，随意涂抹。总而言之，国民性身为现代性“神话”的理由在于，它并非客观存在的一种事物，而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之下的生产出的极具倾向性的知识体系，同时它又悄悄抹去了自身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让人误以为它是具有某种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这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充满睿智的言说：很多在表面看来古已有之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且发明这些传统的目的，相当程度上竟也是服务于创造和强化“民族国家”的认同，被发明的传统也“常常成为斗争的真实象征”。看来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概念，在西方左翼知识界得到了颇高程度的认同。这本书的作者不知是否也从中汲取灵感。但即使是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解构，被贴上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大标签。随后作者以刘三姐的传说为切入点，反思了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民俗学的追根溯源，其实是英国出于殖民统治的考虑，探究殖民地群体的所思所想的“君人南面之术。具体到中国，对立双方则换成了汉族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区域方言文化，民俗学就等于少数民族文化与野蛮部落之学。正如“东方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西方对立面而存在的，在西方的观察视角中被想象和建构而成的东方，甚至“民俗学”一词本身，就透露着蔑视与不屑的意味。顾名思义，“民”正是特指少数民族，是身为观察者的汉族所关注和剖析的对象，而“俗”字，似乎在潜意识中隐隐将其与正统、高贵、深刻，为学者们所认可和引以为傲的“雅”文化区分开来，意味着底层、草根、粗陋和不入流。如此学者们便很难不怀着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从事研究。与之相类似的，人类学的研究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对边缘群体想象之上。至于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缘群体，则完全处于“失语”状态，无法以主体的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真正的对话或论辩。梁任公痛斥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并热情呼唤国民史以取而代之。但真要做到却又谈何容易。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心声终究还是要依靠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代为传达，在这种语义传达过程中，很难不误解和歪曲发言者的本意，而且这仍然是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下所做的表述。简而言之，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本身就扎根于“现代”的土壤语境之上，刘禾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悖论，她写道：“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我们无法离开国民性话语探讨国民性，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个人认为，实现根本变革，除非将现代的知体系识全盘推翻，另起炉灶，代之以全新的知识体系，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果真让现代消失，则后现代和后殖民没有了批判对象，以及用于批判的一系列话语和工具，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实际上，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在文艺领域做过这样的尝试，刘禾在书中指出，共产党从延安时代开始大力推行的革命通俗文艺，利用的正是早期民俗学家采集开发出来的民间资源。尤其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更是将反对精英推崇民众的思想贯彻到了各个领域，如社会学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学科”被迫取消，再看几次政治运动的口号，“个个是诗人，人人是作家”、“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将对民众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看起来确实意气风发，但事后证明纯粹是一起发疯，实验的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更进一步，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根本就是源于西方精英分子的舶来品而已。大众终究是乌合之众，掌握统治权的永远只能是少数精英分子，雷海宗先生直言不讳的将统治模式划分为两种：独裁统治和寡头统治。颇具讽刺意味的历史现象是，知识分子本来是最先倡导民俗和民间文艺的群体，但到头来却成了最早受批判、被牺牲的对象。在这方面，中国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何其相似？有人对俄国知识分子做了这样的形容：老爷们造反，是为了要当马车夫。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们，却在革命成功之后第一个被送上了绞刑架。本身就脱胎于现代性的知识分子们一味否定权威，批判现代，到了极致，便等于否定知识分子自身，那么遭遇灭顶之灾也就不足为奇了。表面看来，这部作品似乎旗帜鲜明的站在现代性对立面，但行文间却无法摆脱与现代性的藕断丝连。证据就是还有作者在最后两章的叙述中，有意无意的透露出的女性主义立场，这应当和作者的女性身份有关。在对《刘三姐》的各种解读中，作者特别指出了被阶级斗争的主流分析话语所掩盖的，壮族女性与汉族男权的冲突。而通过萧红和萧军的作品比较，作者发掘出身为女性的萧红，在思想深处对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的共同厌恶。从萧红的作品来看，反抗男权她心目中甚至比反帝更为重要。站在女性的角度，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属于男性。女性只有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后，才能融入国民群体。无论当权者为谁，女性都无法将现存的父权——男权形象理想化。对她们而言，压迫的现实不变，只不过对象有所不同而已。女性的身体则被用于充当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工具。先抛开作者是否因为女性身份关系，对文本作过度诠释的可能性不谈，我们知道女性解放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提出的口号，在《语际书写》这样一本立场鲜明的打出反思现代性大旗的著作中，居然对一个由现代性衍生而出的议题如此念念不忘情有独钟，实在是颇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女性解放相对民族国家构建处于弱势话语的地位，再加上作者的女性身份，于是就将妇女解放其划入后现代阵营，还是证明了后现代毕竟脱胎于现代性，本身及其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总的来说，刘禾赋予“东方”很大的自主性，尤其在翻译实践方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发地、积极地从西方引入一系列现代概念，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解读和诠释，而非被动的接受西方的改造与灌输。初读本书，每章的开头很吸引人，有许多启发，但到中间细入讨论就有些不大充分的感觉，后来结论也是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遗憾。有人对此的评论是，前戏做足，中间疲软，末了匆匆收兵。当然，光是这“前戏”部分就足够吸引人，足以激发我们的思考了。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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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三·八妇女节收到的礼物，直到今天才一口气看完，收获颇多，特别是其中比较文学的视野之开阔、不落窠臼的评述之创新，叫人受益匪浅。尤其喜欢对“国民性”的诘问、刘三姐溯源和对萧红《生死场》批评中产生的回避的探讨三章。最近还在看介绍吴宓人生与思想的小书，对于学衡派以及其倡导的新人文主义的重估，本书也有涉及，待我了解了吴宓后再来细细识记与把握罢。 -
“问题意识”过载 -
虽然是十几年前出版的学术著作了，但观点并没有过时。书名有些绕口，书的内容却意外地深入浅出，也和思想史写法关系不太大。主要看法是，殖民地与殖民者在文化理论上的互动，不是单向的。书是单篇论文的汇集，切入点都很不错。 -
翻译原来不透明，话语背后藏玄机 -
第5章 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刘三姐”的个案研究，贯穿了现当代的民俗学史，这是我跟民俗学结缘的起点。不过，民俗学圈里没多少人在意这篇文章，还有老师曾经诧异为何刘禾执笔写了最新英文版《民俗学手册》中的中国民俗学史部分，在我看来她还真是个适合的人选】 -
跨文化、跨语言的理论写作和研究；语言的互译性；个人主义；国民性理论；民俗学 -
PDF -
眼前一亮 -
文笔透露出大而不当且空的气息。 -
这个写法，我猜你是天平座的 -
[大部分是翻译Translingual Practice] 20世纪主流文学批评的盲见，大都由这一类常识性的假设所致 -
谁都有一个“愣头青”地想要证明一些什么的时代。 -
刘禾道出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话语的内在意义的流动，以及这种流动背后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原因。更具体来说，本书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话语进行了深刻集中的分析，描述了这一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后是如何被再创造，再利用的。在理论层面上，它回应了萨义德的东方学，不是将跨文化交流理解成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一种压迫-反抗的二元关系，而是语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双向流动，双向创造的过程，由此该研究也被拉入了后殖民主义的范式之中了 -
后现代课让读的。 -
川外图书馆 -
读了三遍鸟，比那个译本好 -
到后来的跨语际实践有很大的修改痕迹 -
第一次知道刘禾还是因为历史系资料室里的一本《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