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与冷静》章节试读

《热烈与冷静》的笔记-第203页

对于鲁迅而言，政治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immoral），但绝对不可能是非道德的（amoral）。在这一“二分法”（dichotomy）之间，不仅容不下韦伯式“责任伦理”意义下对政治的看法，也不可能产生一些英国哲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在社会理论中对政治所持的观念——强调在相对意义下具有独立性的制度所能发生的影响力。……与韦伯所主张的——在政治上，应运用“责任伦理”处世行事，以及休谟所特别强调的——在政治与社会中关键在于健全制度的形成——构成鲜明的对比则是：鲁迅是以献身他执著的道德原则的态度来接触与处理政治问题的。

《热烈与冷静》的笔记-第199页

对比之下，主张根据“责任伦理”处世行事的人，特别注意到了世界之非理性与不完美的特质，并且晓得最善良不过的意图可能带来与原来目标正好相反的后果。他知道，相对而言，政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人在其中所采用作为手段的行动，不可老是用纯道德的尺度来衡量；他认为自己应为自己的行动可以预见的后果负责。只要他在经验世界中预见某些手段能够带来某些后果，而这些后果正是他所追求的道德性目的的构成部分；那么，即使从道德纯粹论者的眼光来看这些手段是有问题的，他也愿意妥协地使用它们，因为从政治范畴（或领域）的独立性角度来看，它们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由于他经常注意他的行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有产生那些后果并对其负责，所以他之使用从纯道德的观点来看有问题的手段，是与那些揭示未来完美无缺的世界将要到来的先知式的政治任务的手段，以及追逐权力的政治人物的手段，均不相同。先知式政治人物，用为达成崇高的目的来解释使用邪恶手段的“合理性”，然而他们对可以预见的政治行为的后果，却没有切实的责任感。被权力欲所驱使的政治人物，其生命中只有自私之一念，他使用一切能够找到的手段，为了权力本身而追逐权力。

《热烈与冷静》的笔记-第192页

“国民性”是从日语转借而来的，亦即“民族性”……他们（鲁迅、许寿裳）认为：“（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所谓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
鲁迅这一从负面来鉴定中国国民性或民族性的倾向，因受到政治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失望情绪极其使用以为最终是思想决定一切的中国传统一元有机式思想模式的深切影响，愈来愈往负面走去，足后达到必须对中国传统做整体性攻击的结论。在这战斗过程中，他一方面创作出来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下不朽的文学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另一方面，却从主张改造国民性与思想革命的观点出发，走向逻辑的死结。
首先，“国民性”或“民族性"并不是很有生机（viable）的分析范畴（category of analysis）。它有相当强的决定论倾向。如中国的一切，基本上，是由”国民性“——中国人的本质——所造成的，那么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其本质是不会变的，所以一切努力终将徒劳。这样有决定性倾向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自然不易提出有生机的改革计划。
另外，它本身不能告诉我们究竟是"原因"的探索或是”后果“的宣称。所以在逻辑上也易变成”没说什么的‘论式’“（tautological "argument"）。如果中国的积弊是由于“国民性”造成的，那么“国民性”是什么造成的呢？鲁迅曾说中国的国民性受到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很大，所以“国民性”有时是“后果”，而不是“原因”。但他因深受“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的影响，因此经常把代表中国人思想本质、精神面貌的“国民性"当作”原因“看待。
在这样的思想工作中，他走向了自我发展的逻辑死结：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认清重疴的基本原因是它的 思想和精神呢？（思想与精神即已深患重疴，自然不能发挥正常功能，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思想与精神，如何能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是思想与精神呢？）既然连要认清自己病症的原因都不易办到，又如何奢言要铲除致病的原因呢？
林毓生，热烈与冷静，页192-193.

《热烈与冷静》的笔记-第198页

Max Weber：责任伦理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意图伦理（或终极目的的伦理）the ethic of intentions /ultimate ends.韦伯对政治之本质所做的卓越分析，同时顾及到了这两种态度在逻辑方面及在实践方面所蕴涵的结果。“意图伦理”所根据的是一宇宙的理性主义，即认为宇宙的本质及其内的行为是理性的：相信善的意图将会带来善的后果（或云意志的诚笃有助于世界的和谐）。这样的伦理观念认为，政治行为的每一步骤都必须发自纯真的道德动机，所以，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唯一可行的路径是：任何政治活动都不许在道德上有暧昧之处，都不许使用在道德上有问题的手段。然而在实践的层次上，在诊治领域中秉持“意图伦理”的人，通常不知如何处理他发自善良意图的行动所带来的未曾预期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后果。他通常是要埋怨世界的缺陷或不公、别人的愚蠢、历史的命运，或说是天意，却很少会承认这是他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尤有进者，在经验世界中更常见下述的情况：信奉“意图伦理”的人们，往往经由对自己的意图之崇高与纯真的自我颂扬，便轻松而突然地放弃了思想上的逻辑一致性，遂把自己变成揭示未来完美无缺的世界将要到来的先知，并预见伟大的道德目标将经由极端不道德的手段的使用而或实现。因此，为了实现最伟大的目的，最不讲道德原则的手段被说成是正当的、可以使用的。他们认为为了使未来的世界变得永远完美无缺，为了使一切道德与不公正的手段都再没有使用的可能，他们有理由最后使用一次极不道德、极不公正的手段以达成这个最伟大的目的。

《热烈与冷静》的笔记-第46页

什么是解放呢？解放是指个人从压抑与束缚中挣脱出来。解放的思想蕴含着一个对人性的看法：它认为人愈返回人类未受束缚、未受限制的原初状况，人便愈有自由。个人自由是指一个可被承认的自由空间之内的自由活动。这个自由空间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个人的权利与活动范围可经由法律与伦理规则加以限定。
110页
事实上，民主与科学的关系并不是五四人物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没有自由，很难发展；而自由与民主当然很有关系，但却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联，民主没有法治，很难稳定发展，倒不是非需要科学支持不可。因受中国当时三重危机的压迫与中国传统一元式思维模式的影响，便很简单的一元化了。这样不正确的系统化了的观念遂变成封闭的意识形态。变成强度很高的意识形态以后，它产生了凝聚群众使其顺从的力量。如果这种奋斗只建立在误解之上，结果将很坏。

《热烈与冷静》的笔记-第226页

……中国人的“俗世”思想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儒家天人合一的概念引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超越的实在乃是内涵于宇宙之中，而人乃是这个宇宙中的有机部分。这个观点同笛卡尔式的认识论主观主义和现代西方的自然主义化约论成鲜明的对照，依据笛卡尔式的主观主义和现代西方的化约论，人已经从宇宙中异化出来，因此便只能由他自己的主观思想和意志获得生命的意义。儒家天人合一（或道心与人心合一）的整体论世界观（holistic world view）蕴涵着，人的生命内含超越的精神意义，这样的意义是要经由人的努力去发现的，而不是经由人的意志和思想去创造的。因为儒家深信人性参与天性，所以人具有天生的道德与理知活力与判断力，这样的活力与判断力使他能够认识到宇宙中“道”的意义。因此，旨在发现意义的努力，永远不可能是面对盲目无意义的世界，主观自我之内的一个异化行动。很显然，这个整体论的、内涵论的世界观阻止了世界的“脱魅”（disenchanted），同时也为人发现意义的努力提供了精神资源。终极地说，正是由于继承了这样的遗产，近现代中国人一直都以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投身到世俗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