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的革命》章节试读

《中间地带的革命》的笔记- 第一章 “以俄为师” - 第一章 “以俄为师”

应当指出，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政治观，尽管深受欧美日本民主主义或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但它同欧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观念仍是有相当距离的。其所谓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庶民政治等等，世俗的形式的理解，要比伦理的内容的理解多得多。人们注重的往往还不是这种政治制度的特定内涵及其本质，而是它的表面意义和实用价值。进而言之，人们往往是从传统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文化积淀出发，把民主政治同西方的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念混合在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股强劲的政治潮流，一股是民主主义的潮流，一股则是社会主义的潮流。前者以德、奥、俄三大专制帝国的垮台和远东中、日等专制国家国内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为标志，后者则伴随着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苏俄劳农政府的出现和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乃至社会革命运动的勃发，形成了大战后一时间澎湃于整个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潮。……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两大思潮正是中国对抗专制统治和列强欺凌的强大武器。不仅如此，面对战后各国社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浪潮，人们迅速把民主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的概念之中，确信二者或者相辅相成，或者亦步亦趋，而社会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共产国际二大：为殖民地革命开辟一条达到解放的新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还在从世界革命前途和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一心想着如何尽快摧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列宁和俄共多数领导人，未必是所谓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的观念里，保卫苏俄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就是维护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把俄国革命的胜利看成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在和进一步胜利的出发点、大本营，因此，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保卫苏俄而战，同样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由于苏维埃革命必须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统治才能达成最后的胜利，而任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除了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无法获得成功，因此，两者理当结成联盟。先从组织存续的情况看。1920—1922年间，中国至少出现过七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或政党。如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期间曾任全国学联领导人的姚作宾在1921年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姚作宾在1921年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中，称他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王觉源在《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一书中称姚之组织为“大同党”，发起人还有黄介民。
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有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在这一年由吴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目前可知其正式名称叫“中国YC团”，具体代表何意尚不详。，以及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建的“中华共产党”，和1920年8月以后由俄共帮助在中国上海等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只要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何以在上述多个所谓共产主义组织中间，最终只有俄国共产党直接帮助成立起来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生存下来，其他各种小组织或者被并入前者，或者渐自消亡，再无踪迹。1922年以后，“中华共产党”成员或转入俄共，或转入中共；“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大部加入中共；“中国共产主义协会”部分成员转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余均不知下落。毫无疑问，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渴望尽早实现社会革命的，但他们并不相信中国“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无产阶级”能够很快担负起这种使命。因此，他们一方面根据书面的认识，相信“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因而大力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认为领导革命和组织群众的，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并确信俄国革命的要素和原动力就是知识阶级，因而主张中国也只能以少数人的牺牲和革命来谋取多数人的幸福。他们一方面受俄国革命宣传的影响，相信社会革命绝不是搞“抛炸弹放手枪”的军事冒险行动，而应当是一种群众性的“直接行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靠“总同盟罢工”，“决不能成就社会革命”。于是，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也就是说，“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和理论条件，但是，时代和环境客观上促使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未来国家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共产党在远东各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以及中国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尽快根本改造社会的愿望，就不可避免地结合起来了。来自俄国的理论、经验和援助，显然大大满足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使他们能够运用主观的力量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和组织。不难看出，列宁在缺少有关东方落后国家的具体知识的情况下，不能不主要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尽管由于落后国家代表罗易等人的激进态度使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甚至使共产国际对落后国家的策略变得有些模糊和混乱，但列宁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仍旧坚持认为，东方国家的任何一种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都应该也必须在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服从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必然要在东方落后国家寻找真正有力量的、能够切实推动反帝革命运动的政治势力，以便能够尽快在东方掀起广泛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运动，动摇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此来促进过于迟缓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或至少根本遏止帝国主义对苏俄的进攻和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共产党人具体帮助下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然也要跟着改变自己的策略。
苏俄对华政策的不断改变，根本上是受其对日政策的需要牵制的。苏俄急于想要解除日本对苏俄远东地区的压迫与威胁，以至于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千方百计试图利用中国反日的实力派领袖，并与之结盟，至于这些中国军阀或政治家的政治色彩反在其次。他们力图通过在中国激进党派和劳动群众中开展工作，推动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并鼓动中国知识界对政府施压，改变敌视苏俄的政策。
很少人不知道中国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根本上是自身落后、分裂的结果。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争取实现统一与和平，进而才有可能发展实业，使国家臻于强盛。但多年来，知识界皓首穷经，献言献策，中国军阀割据，南北对立，以至兵连祸结的局面依然如故。陈独秀等之所以会明知俄国革命的办法可能带来梁启超等人再三警告的“攘夺变乱之患”与血流成河的危险，仍执意前行，根本上就在于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惨祸一直在阶级压迫中发生着，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世界大战根本就无法避免，与革命不革命无关。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与贫苦农民联合”的一种结果，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在理解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的“工农苏维埃”的概念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发生了混淆。很难认为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没有民族主义心理。中共二大召开于蒙古国宣告成立整整一年后，北京政府和国内舆论之反响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当然心知肚明。他们并没有马上对苏俄的做法随声附和，仍旧抱期望于在高度自治基础上使外蒙古回归中华联邦，可见内心中仍存相当幻想。但是，第一，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支部之一，承诺遵守共产国际“铁的纪律”和“中央集权”的组织原则之后，中共中央必须与苏俄严格保持一致，在民族政策上亦无选择余地。第二，身为共产党人，追求自身的民族解放，按照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理论上也应当赞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谋求自身的解放，这也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这里所谓“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其实指的就是张作霖，因为孙中山从1921年底开始，就与得到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公开合作反对吴佩孚。而苏俄最痛恨的就是日本，最担心的也就是中国亲日势力上台并勾结日本反对苏俄。尽管列宁的外交策略承认适当妥协的必要性，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信任，他们绝对不能听任孙中山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日妥协。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共产国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策略的极大矛盾性，即既要求中共贯彻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方针，避免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又坚持中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组织和宣传反帝主张，坚决引导国民党站到拥护苏俄的阵线上来，反对国民党与敌视苏俄的军阀进行勾结。基于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理解，特别是镇压商团叛乱的实践，孙中山深感“努力宣传，扩张党势”，以补国民党力量不足之必要。而所谓宣传，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以反帝的民族主义来壮大国民党的力量。

《中间地带的革命》的笔记-山雨欲来风满楼（6） - 山雨欲来风满楼（6）

大多数人实际上仍旧鄙薄现实的政治生活，其所谓民主政治云云，多半只是陈独秀所谓“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的一致行动，是李大钊所谓“没有康格雷（国会），没有巴力门（议会），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只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会议。只要多少熟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史，就可以看出，这时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民主政治观念，还只是一个大杂烩。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民主观念，其实已经被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所侵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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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的共产主义不可能萌芽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探索与理解仅停留在太平天国的进阶版的阶段吗

《中间地带的革命》的笔记-第1页

苏俄对华政策的不断改变，根本上是受其对日政策的需要牵制的。苏俄急于要接触日本对苏俄远东地区的压迫与威胁，以至于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千方百计试图利用中国反日的实力派领袖，与之结盟
即使身处淞沪抗战前线，临时中央领导人首先想到的，也还是阶级斗争，是如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使他们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阶级中没好人，认为十九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他们甚至断言，十九陆军将领蒋光鼐、蔡延锴等人根本上是沽名钓誉，是图利谋财，是想“造成马占山那样的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
让中共中央绝路逢生的是，红军进入甘肃境内后，在哈达铺意外地看到了一张报纸，上面报道了陕北地区不仅存在着两支红军，而且还存在着一块根据地。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当即决定，停止悲伤苏蒙边界的计划，立即转向陕北
考虑到红军存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挽救华北局部领土丧失于一时，而是要在未来的阶级战争中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当然不赞同让红军在此时付出致命的代价，致使整个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从此失去实力的依托
“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果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华军事物资问题，主张：“根据我军历年抗敌的战绩，今后抗击敌伪的比例，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我军的实力，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连战皆败和衰弱无能……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之全部捐助数量的二分之一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最近所传美国政府愿依租借法案武装中国军队成为近代化的六十个师，则我军则要求应被装备二十个到三十个师
”共产党应的盟国捐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城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鉴于毛泽东拒绝前往重庆谈判，国内有爆发内战的可能，斯大林基于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的精神，以及在欧洲与英、美合作的经验，很快就致电毛泽东，要求他务必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和平的办法，使中国能够走上和平发展的道理。对此，毛泽东虽十分不满，但亦不能不根本改变原来对于形势的估计，并准备前往重庆
由于美、苏均表现出想要把国共两党统在一个政府里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政协会议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精英和民众的共同期盼，因此，毛泽东形式上也不能不表示赞同和欢迎。一旦具体涉及军队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的政治警觉性就又迅速提升起来了
中共东北局也建议重庆代表团暂时不要找美蒋谈东北停战问题。它报告说：苏军已明确表示，将全力支持我们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因此将尽可能满足我们在武器方面的要求。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作进一步的研究和磋商
还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利用有技术的日本人为我所用。1946年林彪部退到北满后，就征用了8000多名日本籍的医生、护士组建军医院、医治大批伤病人员。同时还大量利用日本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其他军事技术人员，组建自己的军工厂、航空学校和炮兵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