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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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连绵，绣花烂漫，余近日体肤有如春日花蕾，若梅子争春，便独自居屋，闲读旧书摊拾来的《近代史研究》。没想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这三篇文章给了我一些启发，使我大脑里对于五•四时期中国文人的一些看法（包括精神与心理层面的）由模糊逐渐走向朦胧了（到清晰还需2个小时的时差）。唯物主义、近代化、洋化：虽然三篇文章并没有论及这几个词，且五•四前后唯物主义哲学尚未普及，但与此相关的观念：科学、哲学等已深入“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尤其是留洋的一代人（实际上，这批人最后成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流）思想的重要基础。很多人把近代化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过程，并把近代化与洋化几乎等同起来，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胜于我们的，中国人必须效仿西方才能走入近代化。传统与过去：最初这批文人对传统与过去的态度是持全盘否定的（直至后来发现这影响到自我尊严、自信的存在基础，才改正），想当初被认为是文学革命先锋人物的几个人：陈独秀：胡适等，使用的口号就叫做“文学革命”，所谓革命，是借用的词（应朔源于法国吧）。是对过去的断然否决。这对于深受外国思想影响的“革命青年”陈与胡来说，这时的反叛激情虽有盲目性，却是合理的。陈独秀提出了口号，并列出了要革的“传统之命”，胡适则近一步擂鼓助威“要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要主动与传统决裂。周作人以其做“人”的观念之文章，号称开始真正的思想的革命，要将被传统酷压在牢笼里的“真人”解放出来。后期的鲁迅，则借青年人的革命热情，用新颖的小说，把为传统所压迫而反抗的人称为“狂人”，而传统文化甚至连“赵家的狗”都不如，然而，却是穷凶极恶的，非革下命不行。这样一来，在新生代的主流意识中，借助这些留过洋的（陈、周是日本出身，胡适等是美国出身）人的现身说法，反传统就成了“恨传统”的遗传基因，保留至今，就如同闻一多在美国之所见，一些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西欧”。甚至“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为欧洲者”，当时此类人并不少（鲁迅也有此情结），现代人更是比比皆是。对自我的全盘否定，对历史的全盘否定是青年人易犯的错误，这错误一旦被继承，就成了大麻烦。这种革命后来又转向人身攻击，正说明了那一代文人本身受“传统之害”的制约与中国人名利心的熏陶。实际上，那时的文人并没有认真思考“革命后”的问题，尤其是人的精神延续问题，并不是说革了命人的头脑就可以“磁化”为一张白纸，然后可在这张白纸上勾画近代化的新蓝图。实际上，传统的和民族的东西是革不掉的（除非换脑手术）。后来胡适、周作人等深有感触，对彻底的革命进行了反思，不过，那时他们已成为影响不了大局的落伍者了。同我一样。文学与政治：让中国文人或普通的中国人不想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是一种人心所向的功利——当官有钱，荣光耀祖。这种传统思想再加上“思想不付诸行动就不有成果”，革命没有政权的支持不可能成功等理想主义的召唤下，文人们就更倾向于政治了。虽然蔡元培在看到政治的黑暗时，疾呼读书不为做官、学术应与政治分流、胡适立下“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宏愿，但这不过是旧知识分子的那份假清高，实利的诱惑和理想主义的粉饰最终使他们都成了政治的热心者，这也是中国传统上文人当官的思想承继吧。如同阳货对孔子所言：“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以及孔子自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实际上，在这些天天喊反传统的新派文人（留过洋）身上，传统的东西是摆脱不掉的。周作人、鲁迅也是如此。当不了官，入不了政的时候，就成了山中隐翁或讽时喻今的耿直文人了。实际上，这里面都有文功利心的色彩，没有一种踏踏实实去努力和去塑理想与自我的那种坚忍不拔与忍耐清苦的修行精神。所以，中国的文人与政治，颇有点官僚与金钱、良民与妓女的那种情结。所以，那时代的北京的学术文化中心，是以革命性与政治色彩为主的、纯学术立场是不存在的。权力和利益。可以说最初的那批文人在最初革命的时候，对权力和利益并没有放在心上。诸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与政治参与的深入，掩埋在内心里的那种愿望——生当作人杰，死当为鬼雄（鲁迅也如此），开始浮上水面。为信仰而争的波涛之下往往涌动着权力与欲望的暗流。胡适和周作人算是清淡为人之路的，但也免不了这种文人心态——魏晋和春秋时代文人也如此。五•四初期的纯朴终又被利益的世俗所取代。广大青年后来的行为——今天左、明天右，更多的是为了政治利益或曰权利的投机而已。中国人很容易掉进利益的泥淖里，传统小说的主题也如此（《古今奇谈》一类）。由此，胡适和周作人所说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即民初中国的文艺复兴最终为政治运动所替代，实质也可以说是青年人由追求理想到追求权力而替代（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经过五•四之后的文人，功利性较理想追求更浓了些，这也是他们彼此牙眦、彼此扬镳的原因。在后一时期，文人的劣根性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这种文人的悲剧性结局有社会的、历史的因素，也有其个人承担的责任。不深思此，是无法改良内心里的。五•四学生运动：五•四是第一次中国的学生运动，发生的原因或许很简单，起到的作用无论是否被夸大确是一个“核聚变”的过程。不过，就运动本身的意义来说，目前所赋予的是太多了。我参加过六•四运动，就我从始至终的心态来说，仿佛是如下的过程：青春的火热为理想之光所点燃变成盲目与冲动的无畏激情，然后是无知无觉的盲从、更多的热情在于对运动过程的参与，多少还有些虚荣心理，甚至还有功利和权力欲的潜伏。过后则是忿恨恐惧与否定的接继过程。否定后是虚无主义，这之后完全成了功利者了。五•四时的青年也是如此，最初的激情是纯美的、可以肯定的，其后的分化就显出上下九流之分了。象柴铃小姐在美国针对记者的提问：“你如何看六•四”时所说：“别提了，过去不过是渣滓”一样，象她那样的人连最初的理想之美恐怕都没有，或许完全是功利与虚荣的，所以当她失去之后，她就会说出那样的话——因为她本身就是渣滓，她最大的成果（六•四给予的）是最终在美国嫁了个老外，但她的人生是空白。因为她否定了过去的一切。五•四之后的青年也常如此，倪焕之里面的人物也有此类，我身边也不乏这种人。当他们经历过烈火之后，他们确实被浪淘为土，他们嘲笑自己的过去，说那时的理想和冲动是青春之傻，而这之后，即所谓看破红尘，再之后，是变本加历的“捞”。民国时的一些写这些青年的小说很有代表性。今天是共产党，明天是三青团，后天是国民党，谁给利益就跟谁。然后是撕毁人格的互相攻击——这是文人们的事了。所以，学生运动是有局限性的一种运动。五•四之后的学生运动多为政党所利用，有罗曼•罗兰在7月14日里所说的：“将他们投入水里再去救他们的”意思，三•一八惨案就有此嫌。但是，青年学生——尤其是充满理想的青年学生是没错的，且他们的精神中是极美的。关键是在他们之后的人和在运动之后的他们。在中国，往往被利益和世俗所牺牲——如果一个人，他若是持否定的态度说自己的过去时，他就彻底变成一个俗利者了。口号与狂热：这种东西很多人写了。这里只想提到文人有趣的事。胡适曾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辑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闻一多也说自己的大江国家主义，与别人的不同。总之，每个文人都想自立门户，自创宗派，自当领袖（鲁迅与口号之争也如此）。狂热则是一种被煽动的热情，是不会长久的。最终还要被“反攻倒算”。总之，这些反映了当时社会、文人、思想等方面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过激否定，来自于对西方文化的盲从，来自于传统文化底蕴的盲然失措，来自于无法摆脱的自我否定下的传统心与自我认同的矛盾，来自于外来文化侵略和占有后的刺激。虽然一些文人其后进行了反思，并日益走向了成熟——但大多都是胡适和周作人之流的乌龟壳里的自我欣赏（我也如此），没有把深层次的原因总结归纳，而终究在矛盾中了却了一生。这是一代文人的悲剧结局。不过，更可悲的是社会。它陶醉在权力争夺的游戏中，流尽了不成熟的年青人的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我本来以为世界主义是我们现今讲国际经济一体化所倡导时尚的思潮，没想到那个时代，尤其是一战后，就已经很流行了。其实古希腊时代也流行过，但最终未能抵御民族主义的冲击。可以说，这又是一个矛盾体，是永远不可能溶合的。没有民族的，就不会有世界的。但世界主义永远替代不了民族的东西。闻一多在美国的感受得到的结论是：没有强盛的民族，世界不属于你。正如希腊的世界对于希腊是民主和平等的，对于异民族则只有奴役一样。一战后美国人的“诺言”更证实了虚弱的中国不可能被世界所接受，西方人出售中国的利益就如同在自由市场卖人肉包子一样无所顾忌。所以，在悟解各民族均为自己的利益和民族只有自强才能获得尊严的道理后，文人的思想才开始转变。才开始对西方，直至西方的各种文化进行反思。但为时已晚，潘多拉的盒子已在中国打开。可恶之处在于包括青年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能随时把一个“主义”作为赢得利益的工具。盲从的人反而是有珍贵人格的了。那些新宗教的创造者其实是任何屁主义都不信的。在反俄集会上，共产派与国家主义派的拳斗就说明了人心之可笑。不过，有一些人是纯理想主义者。总评：民族的自尊、自信与自强只能来自于民族的自身——自省或向外扩展，任何对外界的依赖都是“一场空”。五•四以来的文人之思想演变说明了这一切，但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却很少（包括胡适、周作人、鲁迅等）。前期的这些人受洋文化的影响欲借西洋利器拯救中国，后期则分化为堕落者、逐利者、权利主义者、消世者。胡适、周作人等晚年注重挖掘本民族的优点，也有些癌症病人追忆青年时代健康体魄的怪味道。其实，本质上他们在心理上还是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的（我有吗？）。况且中国文人的功利心还在于不想付出“愚公移山”的努力就欲实现“智叟移山”的理想，这就是一种不良心态。就如同某人对那段历史的评价说：“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历史、思想博大精深，极富理性的古老民族及其理想家们在这历史的关头竟然显得如此幼稚和天真，就好象狄德罗所形容的那架忘记了世界上其它任何事物的发了疯的钢琴。”这段话在现今对唯物主义的迷崇同样适用。我说这是这个聪明而古老的民族“贪小便宜”的心理所致。不过，我相信中国会变好。因为，不管历史的必然是什么样，毕竟，还有象我这样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