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书评

《双城记》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生于1812年，卒于1870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发表于1859年，是他创作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双城记》在问世之甫即遭到种种奚落。有传闻说狄更斯在阅读《星期六评论》上对《双城记》的抨击之后，竟然昏迷不醒，卧病数月。这当然是莫须有的谣言，但从中可以见出狄更斯受到的毁谤之甚。狄更斯因《双城记》获罪是因为他既反对特权阶级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罪恶，又对第三等级变本加厉的复仇方式提出指摘，小说的政治性和戏剧性结构同时遭到谴责。然而历史证明了这部作品的不朽，尽管作者的人道主义仍然是值得质疑的。《双城记》的政治性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早在1854年年底，狄更斯就曾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大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意外——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事的失利，国内的偶然事件——变成那次以后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这里“冒烟”的比喻指的就是当时同时潜伏于英国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间的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那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双城记》的写作，从原始意义上说有某种借前人车鉴以儆效尤的企图。狄更斯在自己的序言中提到卡莱尔及其《法兰西革命》。事实上，狄更斯正是以《法兰西革命》的描述为蓝本对历史进行衍绎的。从《双城记》描绘的特权阶级令人怵目惊心的残暴中读者可以非常迅捷地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导因，而从《双城记》描绘的以德发日太太为代表的劳苦大众令人更加怵目惊心的残暴中读者或许可以得到更多也更深刻的启示。《双城记》和《九三年》（雨果，以下引文出自郑永慧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相通之处从这一点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九三年》的那句名言或许也正是在狄更斯心中盘桓不去的：“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这样的人道主义理念在阶级与阶级兵戎相见的现实面前也许是苍白的，不值一驳的，然而以下论断在时间的长河里更是无可辩驳的：“革命的目的难道是要破坏人的天性吗？革命难道是为了破坏家庭，为了使人道窒息吗？绝不是的。1789年的出现，正是为了肯定这些崇高的现实，而不是为了否定它们。”（《九三年·沉思中的郭文》）《双城记》给每个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往往是两个小人物，西德尼·卡屯和普若斯小姐。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人道主义和牺牲精神的存在与高伟。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物的设置是为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最高命意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不妨说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是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最为用心的运笔。小说的戏剧性结构主要地就是为这两个人物的经营服务的。卡屯从容赴死以及普若斯小姐和德发日太太搏斗的章节因而也成为小说的华彩节段。作者希望以这种舍己从人的牺牲精神对抗仗势欺人和冤冤相报，以爱抵销恨，这种想法尽管极其不合实际，然而其良苦用心却永远值得宝爱。尤其在时序又转过了140年，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幕悲剧在那么多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间点上演了那么多次的今天，重读这部小说相信不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