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远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ISBN:9787530952290
作者:龚静染
页数:193页

内容概要

1967年生。在五通桥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居成都。著有诗集《影子》,长篇小说《少小》,主编《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等。

作者简介

本书通过对盐业重镇和川南水乡五通桥的独特描述,将厚重的历史与个人的记忆融为一体,记述了自清朝以来,一个工商业小城鲜活的风土、人物等‘地方小历史’,生动地勾画了五通桥独特的山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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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离家六年余的这个初冬,我在上海为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奔忙着。一封一封简历投出去,一场一场招聘会开下去。不知道现在在电脑前码字的我,明年此时会在什么地方,后年此刻在干什么,今后岁岁年年的生命轨迹怎样流转。但我清楚的是,我将离家乡——一个叫五通桥的小城越来越远。那些景象、那些往事越来越模糊。家乡之于我,将只是一年呆几天的短暂憩所;但是,它也将是我一生中最深邃、静谧、干净的思念。所以当我阅读龚静染先生的《小城之远》时,就像呼吸着家乡清甜的雾岚,抚摸着家乡每一寸温润的土地,那一片山水在脑海里如水墨画般晕染开来。我是那么急促地想一口气读完它,而又是那么害怕这种美好的体验像八戒吞吃人参果一样来不及细细品味。于是我强迫自己每天只看一些,尽管如此,还是三两天就看完了。这个冬夜里,我只想静静地回忆那个小城最古老的一个角落——老桥。据说“五通桥”这个地名源自“五通神”和“老桥”的结合。五通桥清时盐业最兴旺,当时制盐依赖牛马畜力,但牛易害牛瘟,盐商从江浙一带引进主管瘟疫的“五通神”,供奉在“老桥”档头的“五通庙”。两者合称,“五通桥”一名就叫开了。老桥在清时是四川盐业最繁盛的地带,“川盐济楚”时是西南有名的盐业集散地。我的老家便在这“老桥档头”。我的父母都在老街长大,我在这里成长到两岁半。从两岁半到上小学,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跟随父母回老桥呆两天,我们家叫“回两河口”或“回高头去”。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也时不时地“回两河口”看奶奶或外婆。老桥修建于乾隆五十八年,是一座二十多米的三孔石拱桥,是盐商灶户们为了盐业生产而建。据记载“盐业生产兴旺时期,石桥的两边各加宽5米,桥上筑起木楼,青瓦红栏,金字绿匾,茶房酒肆,商铺相连。桥上食盐运输马驮人挑,通宵达旦”。1917年,一场大洪水把后修的桥面冲去,木楼也被拆。桥墩四周保坎的青条石在文革期间被政府指令“右派份子”尽数拆去,一部分做了桥上的石栏杆,一部分不知去向。 桥南立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小石碑。石碑旁有很多胭脂花,夏天一到傍晚就开出桃红、纯白、淡黄的喇叭形小花。孩子们喜欢把花掐下来“呜呜”地吹,小女孩把长长的花蕊挂在耳朵上,小喇叭就成了耳坠。石碑后面高坎上是两河口小学,以前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老爸老妈回忆说,学校操场正前方是一座戏台,毁于文革。戏台后是教师办公室,也就是以前庙的正殿,有非常粗大的柱子。袁子鉴《五桥山水记》中讲:“自两河口东行数十步,有五通桥者,旁有五通庙,因之得名。”大概这座寺庙便是五通庙,但也未可知,因为不远处的大水井也有一座寺庙。说到寺庙,东边不远的多宝山上有多宝禅寺,龚先生对其历史有详细考证。据我奶奶和老爸讲,多宝寺最终毁于文革,那时木料用大架子车拉了好几天才拉完,我们家还去买了一些庙瓦来添在自家房顶上。我还记得小时候爬上多宝山耍,石阶没有栏杆,往下望吓人得很,两边草丛里有一些缺胳膊少头的石菩萨。奶奶和外婆家住桥北老街西边,这一片是我的乐土。桥北东边一家住着代爷爷代奶奶。他们的孙女代双是我的玩伴。在我印象中,代爷爷总是在编渔网。代双的五爸是渔夫,养着好些黑森森的“老袜”(音),就是鱼鹰。代五叔划小船把它们载到茫溪里捕鱼,偶尔也在老桥旁捕。它们钻进水里捉鱼,片刻间,一条大鱼就被半吞进嘴里,脖子涨得老粗。我每每想起这个场景,喉咙就堵得慌。桥北西边第一家是罗爷爷家。他家临河的一间房屋是吊脚楼,临空的那部分楼板上放着吃饭的小桌。那部分楼板踩起来空空响,我在那里生怕吃着饭说着话,这间屋子就滚到河沟里去了。十年前的一天,外婆忽然跑到位于茫溪大桥桥头的佑君中学找我。外婆说:“你晓得不,雷雨红都死了的嘛。”我无法形容当时的震惊。雷雨红是罗爷爷的外孙女,罗二孃的女儿。罗二孃用自家门面开了个小商店,可能积蓄了些钱,就把女儿送到“河外头”的小学接受更好的教育。两口子很忙,就让女儿自己骑自行车上学。那天小女孩骑车过了老桥,在上坡时忽然掉到河里,死了。外婆专门跑来就是为了提醒我上下学时要注意安全。这个女孩比我小一点,有时也一起玩的。我的伙伴们都认为她名字的含义很优美:打雷了就要下雨,下了雨天空就红了。那天,我人生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失去生命的恐怖,第一次对人生无常有了模糊的认识。罗爷爷家旁边是苟家。苟爷爷是一位胖胖的理发师,老桥附近的人都享受着苟爷爷的理发手艺。我很小的时候,妈妈抱我去剃“胎毛儿”,只剩下脑门心上一撮胎发,似乎就是苟爷爷处理的。那之后,我不笑不发声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说我傻了。我现在常常疑心我的不聪明就是那件事吓的。苟爷爷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他的小儿子似乎因为家里反对他的恋爱而痴傻了,若干年前离家出走死在成都。苟婆婆在前两年也过世了。过世前,她住在牛华溪大女儿那里。早已搬到盐厂新村的外婆得知她的病情,专门和四孃一起买东西到牛华溪看望她。外婆说,以前她在河外头砖瓦厂上班,外公在乐山上班,妈妈和舅舅在读书,就剩年幼的四孃在家耍。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发现四孃不在家,也不在小伙伴那里,着了慌,到处去找,甚至沿着茫溪河找下去,没人。就在外婆失魂落魄地回来走过苟家时,苟婆婆在门口叫住她:“漆孃,你在找你们四妹啊?她跟一群人跑到花花桥去耍,自己跑回来进不了门。我喊她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现在倒在我们床铺上睡着了。”外婆说,想起这些老街坊还是对,在她走之前去看看也是应该的。苟家旁边是我的小玩伴杨凡家。她家属于比较早富起来的,开了小商店,把房子翻修了。装修房子时,我们经常去她家“偷”天花板泡沫边角余料,因为上面有各种花型图案。他们家好像也知道我们在“偷”,但似乎也没有骂。我把偷来的泡沫锯成各种形状,拿回盐厂新村装饰了卧室的墙壁。杨凡家北边隔了小巷子便是一溜墙挨墙的住户了。这片住户的最东边是居委会,就是老桥桥头正北面的房子,上面挂了“五通老桥”牌匾的。这块匾不知道在哪个几角旮旯里躲过了历次运动,最近几年才被找到挂起来。这座宽大的房子以前是一个彭姓人家的药铺,当然后来被没收了,成为了老桥地区开批斗会和政治学习的地方。再后来又成了居委会和老年棋牌活动室。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一个老人在里面编大竹筐。居委会西边第一家是肖家。肖叔叔被别人称为“肖工人”,大概那时的工人身份很了不起。肖叔叔和胡孃孃平时在家叮叮当当地敲纸钱卖。我们当地的冥纸是黄褐色粗纸,在上面打出波浪形的花纹才能烧给祖先。没有打上波纹的纸,可以当手纸,我小时候没少在他们家蹭粗纸上厕所。肖家女儿肖红姐姐是我们这群玩伴的头儿,颇有声望,后来学习刻苦,上大专当导游,现在已经把他们家翻新了。他们家二楼的大床很古,上面有漂亮的雕花,似乎有葡萄图案,不知被卖掉了没。肖家屋后有块院坝,可以晾衣服、晒柴火。记得一次,玩伴们养的一条花纹特好看的小鱼死掉了。大家举行了一场仪式,把小鱼装在一个火柴匣里葬在院坝边。我特别心爱那条小鱼,认为它是我的,就偷偷地把火柴匣挖出来,重新埋在院坝的另一个地方。后来,也有人去挖,发现火柴匣不在了,这在伙伴中间成了一桩谜案。我数次想向组织坦白,但始终没有勇气。致使往后的岁月中,某些时刻我想起自己必须向大家坦白这件事,但又猛然意识到时光流年,肖红姐姐已是一对龙凤胎的妈妈,代双若干年前已去成都打工,其他伙伴甚至不知去向。肖家旁边便是外婆家了。一桩事情现在仍被家里人传为笑谈。我有一次帮奶奶去桥头打酱油还是干什么,路过外婆家,外公叫我,我没答应,径直走了过去。外公大叫:“硕妹,有香肠哦!”我就连忙折回去吃香肠了。外婆家旁边是彭歪嘴爷爷家,我只记得他送过我一架鲜艳的小风车。再旁边是大房子的谭婆婆家。有一年夏天的夜晚,一些街坊婆婆聚在谭婆婆家摆龙门阵,不知说到什么高兴的事情,大家笑得东倒西歪,还有人还笑得倒在了地上。再旁边是胡婆婆家,老妈的一篇文章里写到胡婆婆,说她的头发烫得一丝不苟地贴在头上,跳起脚来骂她的小儿子,河对门的人都听得到,实在是很形象。胡婆婆家隔一条小巷,是杨家。杨家女主人说话像在打锣,哐哐哐,我有点怕她。杨三姐和我四孃一般大,长长的头发很漂亮,是这一圈最早出去闯荡的人。九十年代初期就去了深圳,在电子厂上班。她写信回来说,以后有机会回家带一点厂里的东西给大家看看。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杨老二外貌和她妹妹完全不一样,回忆起她来就是一副瓜子沫粘在嘴唇上的样子。她很懒,没人在家也懒得烧火做饭。她平时也给五通轴承厂拈铆钉挣些小钱。大概在我小学一二年级时,拈铆钉是老桥一带人们补贴家用的小活路。奥利奥饼干大小的空心轴承,油光铮亮,圈上面均匀分布比针眼稍大的小孔。大家的工作是把无数小钉一个一个拈进小孔中。我当时的乐事是这家那家地帮人家拈铆钉,人家一夸“硕妹拈得又快又好”,自己就高兴昏了的。杨家旁是龙爷爷家。听老爸说,龙爷爷有个哥哥,以前是抗过日的国民党,在67年左右被红卫兵斗得乘不起火了,在家里上吊自杀。龙老六,我叫六叔的,有一次坐在老桥旁下河的大石包上钓鱼,我悄悄地在后面碰他的鱼竿,他以为鱼上钩了,赶快提起来,没有。他转头发现我在捣鬼,笑嘻嘻地叫我不要“费”(调皮)。我又几次三番地骚扰他,最后他忍无可忍地掉下脸说了句“硕妹一点都不乖”,我就想哭了。龙家的六叔、五叔、兰孃等都对我很好,只是现在都有些不太记得他们的相貌了。再往西是廖婆婆家。廖婆婆的姐姐嫁给了河对面一个中医医生。这家世代行医,尤擅小儿科。文革时,造反派非说这医生家有“变天帐”,几次去抄家,把家里的罗汉、花瓶摔个稀烂。有一次硬说地下藏有金子,掘地一人多深。廖婆婆的姐姐被五花大绑地游街,不久就死了。隔着稀薄的墙板就是我们家。爷爷奶奶1955年搬到这里。我们这一家基本上是“吃盐巴饭”的。我曾祖父是下井的,由于事故被永远埋在磨子场的一个井下。我七爷爷是盐灶上烧煤的。这是一个技术活,什么时候给盐灶抛多少煤,怎样的厚薄,都有口诀,也要凭手感掌握。我爷爷少年时在冠英场盐井房里赶牛,后来又回五通挑盐巴、煤炭。解放后,盐灶收归公有,爷爷成了盐厂的工人,被派到金山寺分厂挑煤炭花儿上山。这是因为烧盐后的废煤渣要及时处理,就在山中选一块地方堆积,渐渐地形成煤山,据说现在金山仍能看到这种废煤山。爷爷还在那里伙食团当过采购员。和奶奶结婚后,爷爷在磨子场也干过,最后在化工车间包装氯化钡。那个环境充满氯气、硫化氢气体,爷爷长期被废烟呛肺,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后来,爸爸、二爸、幺爸相继进入盐厂,一二十年后又相继下岗,再被“一刀切”。张爷爷、罗婆婆是这排房子的最后一家。张爷爷吃长斋,罗婆婆似乎有哮喘,我记得她清早咳嗽的声音。我在罗婆婆家和代双跳“嘣恰恰”,吃饭嗑瓜子,和张四孃跑“猫儿”。张爷爷家后面坎上,狮子山山脚,有一个“蛮子洞”。洞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挖来做什么的。爸爸说以前爷爷得病用过的针筒用箩筐装了,拖到洞的深处倒掉,也不知道有多深。四孃这样的大伙伴们和我这样的小伙伴们曾经称了瓜子和糖,爬到洞里面聚餐、讲故事,但也不敢往深里走。我这段时间在“研究”四川汉代崖墓和石棺,倒是经常想起这个洞。这排人家的茅斯(厕所)在张爷爷家西边河坎上,石头垒的,到处都是缝。涨大水时眼见得水漫起来,茅斯被淹了,当然污秽物就溶在水中漂流起来了,臭哄哄的。每家每户都忙着把东西往二楼搬,没有二楼的就往后坎上的高处搬。房间墙壁上留下每次涨水后的道道痕迹。人们洗衣是在老桥下的印石沟里。听幺爸讲过一个故事,一年冬天,哪家的娃儿在河对门的坎上耍,不小心掉到河滩上。刚好有个大娘在河这边洗衣。她大叫一声“我的幺儿啊”,三两步趟过冰冷的河水把孩子一把提起来,孩子命大没有死。这些人家喝的水以前都是去远处的大水井挑回来。84年左右,老爸托关系找了两根石油钻井队的无缝钢管,在罗爷爷家后的河坎上打了一口压水井。肖工人找人做了地上的压水筒、压水杆。压起来的水还送到盐厂化验室化验过,没有有害物质。这个小工程,每户人家只摊了六元钱。从此,压水井也成了大家淘米洗菜、摆龙门阵的地方。我跟着奶奶去洗菜,趁她洗菜的间隙,就双手吊在压水杆末端,挣扎着让它沉下去,压水筒另一端的水龙头就“滴滴答答”地出水。我读小学高年级时,就已经很少到老桥及这排房子玩了。奶奶搬到河外头了,外婆搬到后面高坎上的一排房屋里。我念完初中,外婆也搬走了。听说其他一些人也陆陆续续地搬走或病故。我已经不能准确地知道现在的老桥周围还住着哪些人。老桥的繁荣一点一点被时光侵蚀,我童年所经历的也许只是它末世的一些温馨了。我就带着这点温馨,奔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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