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与选择》书评

他何以成为大师？

他何以成为大师？兼评詹姆斯·布坎南的《成本与选择》文 叶敏詹姆斯·布坎南属于哪个学派？至今经济学界仍在争议中。公共选择学派也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然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大师却渐渐地不认同布坎南后来的研究取向。在他一生的著作中似乎表现出两个布坎南，一个是经济学家布坎南，另一个是道德哲学家布坎南？从《同意的计算》、《自由的界限》到《自由、市场与国家》与《原则的，而不是特殊利益的政治》，对布坎南的定位一直在变。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何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尽管众口不一，却得到了最高的学术承认？在布坎南的贡献中，最受到承认的是他和塔洛克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以《同意的计算》的出版为标志。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一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即政府“失灵”。布坎南因此获得巨大的声名。这一贡献背后的理论支柱，其实表现在《成本与选择》这一“小书”中。至今为止，在布坎南的一生著作中，只有这本《成本与选择》堪称为布坎南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著作。《成本与选择》中文版只有148页，却挑战了我们的逻辑极限。在短短的不到20页的分析中，如雷贯耳的大师们，诸如弗兰克·奈特、科斯、威克斯蒂德、哈耶克、米塞斯以及沙克尔等，在本书中留下的却是错误、混淆以及逻辑的混乱，布坎南一一道出了他们的破绽。极其精彩的“舌战群儒”在这里上演。阅读至此，何其快哉！作为一种现实中成为存在的替代性选择，机会成本只存在于决策者的主观评价之中，并不存在所谓可测度的“客观成本”。据此，公共财政领域、福利经济学以及非市场决策领域各自受到了检验，错误的经济理论得到了澄清。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视角从未在主流经济学中得到彻底的阐述，这种立意事实上可以引发一场理论革命。布坎南写本书的本意显然是希望其他学者能追随他的工作，并一起在经济分析中构建一个对机会成本概念有着透彻理解的新的研究传统。然而，尽管布坎南处心积虑地表达出他对“成本与选择”的性质的深刻洞见，并将这些洞见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相联系；与他的理论在公共经济学问题上的具体应用受到重视并且影响巨大相比，作为理论支柱的《成本与选择》得到的只是经济学界的忽视。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反差？至今没有人能够与这个新的研究纲领对话。《成本与选择》是布坎南1969年的作品，深厚的哲学功底，使得布坎南在阐述这个新的研究纲领时具备透彻性，与新古典经济学近乎决裂。这种彻底性可能也是主流经济学未肯妥协的原因之一。建立在新的机会成本概念上的体系，显然有很多问题是待解决的，包括价格的决定机制，均衡的建立等等，古老的问题里透着生机。然而布坎南并未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而是沿着他的老师弗兰克·奈特的路径渐渐走远了。我们因此看到了一个道德哲学家布坎南。主观主义经济学与哲学的密切，正是它的生机与宿命所在。詹姆斯·布坎南著《成本与选择》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定价22元

主观的个体（读后简概）

所谓四两拨千斤，形容《成本与选择》实在恰当不过。《成本与选择》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是它清晰地指出了机会成本的内涵，并在此领域再次捍卫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本书中，布坎南自觉地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衣钵，通过经济学分析，最终回归政治诉求，表明了“自由主义”的观点。《成本与选择》从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切入，分析了由异质的资源投入而联结起来的相对成本与机会成本的直观关系。通过回顾伦敦学派以及哈耶克、米塞斯的思想，布坎南重新发掘了“选择情境”“替代性价值”等概念，复习了新古典模型中把成本与所放弃的利润截然分开是因为“将所有放弃的利润包括在成本中，对作为我们惯用工具的整个成本曲线分析工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铺垫都是为了重新树立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经济学”的大旗，并揭示出其与“客观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就在于，后者认为“所有个人都被假定为按经济原则行事”。布坎南攻击的主要火力点就是这个“经济人”的概念。不过在进攻之前，他先完成了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奠基，就是区分出“预测理论中的成本”和“选择理论中的成本”。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是纯逻辑的。“在选择理论中，成本必须以效用维度进行计算，在正统的预测理论中，成本是以商品维度计算的”。“成本在任意一种选择理论中都是纯粹主观的”，这句话不仅指出“沉没成本”的主观性，更在于提醒我们“如果在个人的决策中有着对非金钱或非经济因素的考虑，那么，客观测度到的边际支出就不是真正的机会成本的确切表达”。由此，“经济地行事的人”这个概念无法当作关于选择的理论的准则。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所谓“经济人”是被抹平主观性的没有个性与偏好的人！引申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成本分析，以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析为例，布坎南列举了三种模型，在最坏的独裁者模型中，决策的制定者不是成本的承担者，也不会是决策损失的承受者。在“最好”的民主模型中，决策制定者既是受益者，也是成本负担者。可以想见，在这个模型中，个人的选择会非常类似于个人在市场行为中做出的选择。但是，注意！“选择理论中的成本”是建立在主观性上的，是做选择的经济主体的“主观价值”决定了相应的选择成本。布坎南推论道：“只是在他（决策者）对其他人所放弃的享受一点也不感到可惜的极端情形下，作为个人同意通过公共物品决策的障碍，影响选择的成本才能以他在税收支付中的预期份额来衡量”。换句话说，只有当“民主社会”处在一个群体“无差异点”时，才能进行有效的成本分析。而第三种“混合模型”，则是真实世界中比较普遍的政治形态。很明显，布坎南的潜台词是，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也存在着对个体的漠视和权利侵害；即使是民主政府，也与民主的普遍性无关。解决之道就是“小政府”，因为政府的任何经济行为都是消极性的。在经济领域，政府做得越少，则弊害越少；政府做得越多，则弊害越多；政府不作为，则无弊害！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批判延续的也是以上思路，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章中，布坎南指出所谓制度安排“外部性内部化”，其政策工具就是对产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即“矫正性税收”是无效率的。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运转，其之所以无效率，“即使完全忽略经济计算问题，也只有在决策者能被训练成不按他们自身面对的机会成本进行决策的情况下，才能带来有效率的结果”，“社会主义企业中理想的管理者被假定为必定会完全按照非个人主义准则行事”。布坎南谑称他们是“经济阉人”，他最后的总结是“庇古式的个人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人，而社会主义官僚则是最纯洁的非经济人”。可惜这两种人都不存在！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全书中“庇古经济学与基督教伦理”一节中，布坎南少见地把经济学讨论延伸到了道德领域，他多少保留了“外部性”矫正的必要性，但是更倾向共同道德，因为“几乎所有的非市场行为中都有潜在的外部性存在，而市民社会的正常运转也高度依赖于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仅就这一点而言，布坎南在政治上多少是个保守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