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酋长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
ISBN:9787100006873
作者:奥德丽•艾•理查兹
页数: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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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夫子网上看到的，作者不详，难道是曾穷石发在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那篇文章？-----------------------------------《东非酋长》[1]是英国女人类学家奥德丽·艾·理查兹[2]（Audrey I.Richards 1899－1984）于1956年主编的一本研究东非[3]14个部落政治发展历程的著作。 在中国人类学界，理查兹是个陌生的他者，尽管早在1986年经蔡汉敖、朱立人翻译完成的《东非酋长》于1992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显然理查兹和《东非酋长》的名字在人类学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相比较于同样研究非洲的福特斯（Meyer Fortes）和埃文斯－普理查德（E.E. Evans-Pritchard）等在人类学界的赫赫声名，理查兹无疑是被人遗忘的一名女人类学家。汗颜的是，作为人类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现在才在导师的推荐下，接触到理查兹的研究。在稍微了解了英国人类学学术史后，我发现，不仅是中国国内对理查兹和她的研究关注不够，即使是在理查兹的故乡，英国人类学界也少有她的位置：库珀（Adam Kuper）[4]用于梳理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之后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学术史的笔墨，更多地留给了福特斯、埃文斯－普理查德，以及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和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或许在库珀看来，与这些在英国人类学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者相比，理查兹的理论取向没有走出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的局限，而埃文斯－普理查德等新功能主义者，或在非洲部落，或在缅甸高地，以各自的研究，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决定论和布朗的社会决定论提出批判和修正，从而使人类学的功能理论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无可否认，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人类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影响，他们或者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或者参加过他的Seminar，即使他们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进行修正和批判，也是运用后者首创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和田野调查方法——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对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叛；或者是对马氏对个人需求的“理性”满足简单解释的批评（埃文斯－普理查德），或者是对布朗的“平衡”理论忽视社会的矛盾关系的否认（格拉克曼），或者是对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把理想型和现实混为一谈的嘲讽（利奇）。 这些在30～50年代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参与Seminar、并敢于对其导师直接“造反”的第二代功能主义人类学者，他们对这一学派的重新理解和解释，使功能主义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也使得他们自己成为社会人类学学科史上值得重要一书的人物。 理查兹得到的评价与她的同代人所得到的截然不同。与她的这些在30～50年代往返于非洲、缅甸的田野和伦敦、剑桥、牛津、曼彻斯特的学术场域之间，从不同角度宣扬功能主义并声名赫赫的同门不同，理查兹被认为对功能主义、对社会人类学没有特别的贡献，她在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研究无非是亦步亦趋地跟随马林诺夫斯基，为功能主义做注脚而已。[5]无可否认，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一代弟子，导师的确影响了理查兹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形塑了其田野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使她从剑桥大学的营养学硕士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6]从这个层面上说，理查兹的确没有超出其伟大导师的理论范畴。加之在战后的特定时代背景之下，她多半的时间在东非社会研究院渡过，与殖民地政府的密切联系，又使她被定位成一名为殖民当局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而出谋划策的应用人类学者。[7] 面对这样一位著作丰硕[8]，却并不为人所认可的人类学家，该如何看待她以及她的研究？她与马林诺夫斯基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使她受到功能主义的基本训练，一生受用无穷。但从其学术生命历程来看，理查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马林诺夫斯基主义者。1957年，她在“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Malinowski\'s Work”[9]中阐释了她对马林诺夫斯基的以“文化”为核心的功能主义的理解，虽然是对其导师学术思想的评述，却也可中窥得她自己的思想，从而了解其个人学术取向。在这篇文章中，她高度评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工作的主旨就在于对功能的解释，解释文化在整体系统中的角色。对于这一点，理查兹紧紧跟随导师的思想，她认为，相比较于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具体主义，马林诺夫斯基把“科学”和文化理论加入了人类学，这是他的最大贡献，她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马林诺夫斯基的努力，社会人类学根本难以成为一门区别于考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单独门类。 紧紧追随马林诺夫斯基的理查兹并非对其导师的理论全然认可。尽管二人都强调，人的基本需要是通过社会机制来维持。然而正是在对“人的基本需要”的进一步阐释上，理查兹与马林诺夫斯基出现了分歧：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是性，而理查兹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基于营养的满足，这一观点明确体现在她的博士论文Hunger and Work in a Savage Tribe[10]中。这与剑桥大学学习营养科学的经历给她的训练密切相关，她在以后的研究中，也总是格外关注营养对于社会运作的重要性。这是她与马林诺夫斯基最根本的不同，并且这个不同是她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之始就已经存在，这一观点贯穿她一生的研究生涯，未曾改变。 此外，理查兹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比较”方法给予了批评。她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比较研究方法，认为收集了足够多的材料就使简单的比较工作成为可能，这显然是不科学的，那样的做法得不出可靠的数据。库珀据此认为，理查兹倾向采用结构的比较方法而部分地抛弃了功能主义，这是她与功能主义阵营的最大区别。[11]实际上理查兹并没有刻意区分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反，她认为这两种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只是各人在运用上优先选择哪一种分析方法而已。相比较于“结构”（structure）分析，理查兹更愿意分析“制度”（institution）。她认为“制度”的各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这就与埃文斯－普理查德所认为的社会结构单独于文化而存在以及弗思坚持认为的社会结构是文化的替用品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来看，理查兹灵活地游走于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而非一个亦步亦趋的功能主义者。 在理查兹的时代，功能主义忽略社会变化、以平衡掩盖社会矛盾的做法已经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对于这样的批评，理查兹也予以承认，并对功能主义的前景进行了思考，她认为功能主义的困境在于（1）不能进行文化之间的“比较”，以及（2）功能主义为了强调平衡而故意对“变化”的破坏作用视而不见。她说，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的分析前提是不允许他们研究的部落发生任何变化。对功能主义的批评在理查兹的研究中得以体现，她着力避免上述功能主义的局限性。尽管她的研究兴趣在intuition，这并不意味着她把民族志对象看成是无时间的国家，1939年，她在北罗德里亚，研究土地、劳动力和饮食，关注到殖民接触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敏锐地指出功能主义忽略变化的声调可能来自于殖民当局的有意为之。她写到，非洲的原始民族食物的缺乏并非是原本的状态，而是来自于跟白人文明的接触。在其同时代的人类学集中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进行修正和批评的同时，理查兹的眼界却已投向不同文明接触给较低发展的文明所带来的破坏，遗憾的是，时代局限，她没有走得更远。 作为一名女性人类学家，理查兹在学术生涯遭遇到更多的困难。在理查兹生活的时代，社会上充满着对女性的偏见。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讲师时，工资远远低于她的助手——埃文斯－普理查德和Jack Driberg——工作却远远多于他们。[12]终其一生，理查兹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正教授（full professor），与她所作的工作相比，实在不算是得到公正的待遇。她在剑桥大学工作期间，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比如建立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但仍然过得郁郁寡欢。她的学生Jo Gladstone把个中原因归结为社会性的原因：剑桥对女性偏见，女性学者处于边缘地位。[13]而库珀则认为她得不到公正待遇的原因在于她与当时剑桥人类学的领头人福特斯之间的紧张关系。[14]无论如何，理查兹是一名没有得到客观评价和介绍的社会人类学家，她在特定时代的研究，对于功能主义，对于社会人类学，都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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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鸟。
走在边缘的女性人类学者 -
穷石姐写的比原文好，原文看得我烦都烦死了~ -
-_-终于想起这名字为什么这么眼熟了，王铭铭主编的那本西方人类学名著指南里出现过
>_< -
在孔夫子网上看到的，作者不详，难道是曾穷石发在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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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酋长》[1]是英国女人类学家奥德丽·艾·理查兹[2]（Audrey I.Richards 1899－1984）于1956年主编的一本研究东非[3]14个部落政治发展历程的著作。 在中国人类学界，理查兹是个陌生的他者，尽管早在1986年经蔡汉敖、朱立人翻译完成的《东非酋长》于1992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显然理查兹和《东非酋长》的名字在人类学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相比较于同样研究非洲的福特斯（Meyer Fortes）和埃文斯－普理查德（E.E. Evans-Pritchard）等在人类学界的赫赫声名，理查兹无疑是被人遗忘的一名女人类学家。汗颜的是，作为人类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现在才在导师的推荐下，接触到理查兹的研究。在稍微了解了英国人类学学术史后，我发现，不仅是中国国内对理查兹和她的研究关注不够，即使是在理查兹的故乡，英国人类学界也少有她的位置：库珀（Adam Kuper）[4]用于梳理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之后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学术史的笔墨，更多地留给了福特斯、埃文斯－普理查德，以及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和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或许在库珀看来，与这些在英国人类学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者相比，理查兹的理论取向没有走出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的局限，而埃文斯－普理查德等新功能主义者，或在非洲部落，或在缅甸高地，以各自的研究，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决定论和布朗的社会决定论提出批判和修正，从而使人类学的功能理论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无可否认，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人类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影响，他们或者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或者参加过他的Seminar，即使他们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进行修正和批判，也是运用后者首创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和田野调查方法——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对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叛；或者是对马氏对个人需求的“理性”满足简单解释的批评（埃文斯－普理查德），或者是对布朗的“平衡”理论忽视社会的矛盾关系的否认（格拉克曼），或者是对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把理想型和现实混为一谈的嘲讽（利奇）。 这些在30～50年代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参与Seminar、并敢于对其导师直接“造反”的第二代功能主义人类学者，他们对这一学派的重新理解和解释，使功能主义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也使得他们自己成为社会人类学学科史上值得重要一书的人物。 理查兹得到的评价与她的同代人所得到的截然不同。与她的这些在30～50年代往返于非洲、缅甸的田野和伦敦、剑桥、牛津、曼彻斯特的学术场域之间，从不同角度宣扬功能主义并声名赫赫的同门不同，理查兹被认为对功能主义、对社会人类学没有特别的贡献，她在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研究无非是亦步亦趋地跟随马林诺夫斯基，为功能主义做注脚而已。[5]无可否认，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一代弟子，导师的确影响了理查兹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形塑了其田野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使她从剑桥大学的营养学硕士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6]从这个层面上说，理查兹的确没有超出其伟大导师的理论范畴。加之在战后的特定时代背景之下，她多半的时间在东非社会研究院渡过，与殖民地政府的密切联系，又使她被定位成一名为殖民当局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而出谋划策的应用人类学者。[7] 面对这样一位著作丰硕[8]，却并不为人所认可的人类学家，该如何看待她以及她的研究？她与马林诺夫斯基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使她受到功能主义的基本训练，一生受用无穷。但从其学术生命历程来看，理查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马林诺夫斯基主义者。1957年，她在“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Malinowski\'s Work”[9]中阐释了她对马林诺夫斯基的以“文化”为核心的功能主义的理解，虽然是对其导师学术思想的评述，却也可中窥得她自己的思想，从而了解其个人学术取向。在这篇文章中，她高度评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工作的主旨就在于对功能的解释，解释文化在整体系统中的角色。对于这一点，理查兹紧紧跟随导师的思想，她认为，相比较于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具体主义，马林诺夫斯基把“科学”和文化理论加入了人类学，这是他的最大贡献，她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马林诺夫斯基的努力，社会人类学根本难以成为一门区别于考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单独门类。 紧紧追随马林诺夫斯基的理查兹并非对其导师的理论全然认可。尽管二人都强调，人的基本需要是通过社会机制来维持。然而正是在对“人的基本需要”的进一步阐释上，理查兹与马林诺夫斯基出现了分歧：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是性，而理查兹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基于营养的满足，这一观点明确体现在她的博士论文Hunger and Work in a Savage Tribe[10]中。这与剑桥大学学习营养科学的经历给她的训练密切相关，她在以后的研究中，也总是格外关注营养对于社会运作的重要性。这是她与马林诺夫斯基最根本的不同，并且这个不同是她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之始就已经存在，这一观点贯穿她一生的研究生涯，未曾改变。 此外，理查兹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比较”方法给予了批评。她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比较研究方法，认为收集了足够多的材料就使简单的比较工作成为可能，这显然是不科学的，那样的做法得不出可靠的数据。库珀据此认为，理查兹倾向采用结构的比较方法而部分地抛弃了功能主义，这是她与功能主义阵营的最大区别。[11]实际上理查兹并没有刻意区分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反，她认为这两种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只是各人在运用上优先选择哪一种分析方法而已。相比较于“结构”（structure）分析，理查兹更愿意分析“制度”（institution）。她认为“制度”的各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这就与埃文斯－普理查德所认为的社会结构单独于文化而存在以及弗思坚持认为的社会结构是文化的替用品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来看，理查兹灵活地游走于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而非一个亦步亦趋的功能主义者。 在理查兹的时代，功能主义忽略社会变化、以平衡掩盖社会矛盾的做法已经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对于这样的批评，理查兹也予以承认，并对功能主义的前景进行了思考，她认为功能主义的困境在于（1）不能进行文化之间的“比较”，以及（2）功能主义为了强调平衡而故意对“变化”的破坏作用视而不见。她说，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的分析前提是不允许他们研究的部落发生任何变化。对功能主义的批评在理查兹的研究中得以体现，她着力避免上述功能主义的局限性。尽管她的研究兴趣在intuition，这并不意味着她把民族志对象看成是无时间的国家，1939年，她在北罗德里亚，研究土地、劳动力和饮食，关注到殖民接触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敏锐地指出功能主义忽略变化的声调可能来自于殖民当局的有意为之。她写到，非洲的原始民族食物的缺乏并非是原本的状态，而是来自于跟白人文明的接触。在其同时代的人类学集中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进行修正和批评的同时，理查兹的眼界却已投向不同文明接触给较低发展的文明所带来的破坏，遗憾的是，时代局限，她没有走得更远。 作为一名女性人类学家，理查兹在学术生涯遭遇到更多的困难。在理查兹生活的时代，社会上充满着对女性的偏见。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讲师时，工资远远低于她的助手——埃文斯－普理查德和Jack Driberg——工作却远远多于他们。[12]终其一生，理查兹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正教授（full professor），与她所作的工作相比，实在不算是得到公正的待遇。她在剑桥大学工作期间，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比如建立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但仍然过得郁郁寡欢。她的学生Jo Gladstone把个中原因归结为社会性的原因：剑桥对女性偏见，女性学者处于边缘地位。[13]而库珀则认为她得不到公正待遇的原因在于她与当时剑桥人类学的领头人福特斯之间的紧张关系。[14]无论如何，理查兹是一名没有得到客观评价和介绍的社会人类学家，她在特定时代的研究，对于功能主义，对于社会人类学，都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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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可能是这篇了。。。 -
马林最杰出的弟子，应该改成“马林最杰出的写报告的弟子”。。。看着睡着了 -
对哦，指南，翻开，果然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