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求变的思想基础——梁启超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　　改革者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必须提出兴革的理想；革命者要改变旧有的政治，必须倡导革命的主义。兼具改革与革命企旨的梁任公，有其理想及主义。最早他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教育，便倾心于固有的“大同之义”，及至他在自修中接受了西方的人权言论，又将中西思想的相同处融会贯通，欲进中国于“民权政治”。这大致是任公的理想与主义。　　梁任公思想上的衍化，有其一定的进程。在他的幼年时代，虽然常受到父亲的呵斥，不得自视如常儿，实际上任公并无异人之处，仅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孩子而已。他自述：　　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蒙蒙然不知天下事。　　他的思想上的衍化，随着他所受的教育而改变。早年，任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学习的是帖括训诂词章，他的老师是他的父亲和祖父：　　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之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太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始正式进入广州府的学海堂，除训诂词章外，少涉其他，于他的思想并无启示：　　十五岁……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　　不过，任公对于固有典籍作深入的阅读，亦在其十四五岁这一段时间里。《輶轩语书目答问》对他颇有影响：　　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以后他见着康南海能有所应对，大多得力于此一时期对经史子集的阅读，其思想上能受到启发，亦得力于这时建立起来的根基。　　到了十八岁，得闻康南海名动公卿的清誉，因陈千秋之介而拜于康氏门下。以举人反拜秀才为师，通古所无。而任公思想从此大为开启，是他早年最大的转变：　　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弃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康南海以大海之潮音，作狮子吼，使任公自兹始知天地问别有学问。影响他最深的，第一是康氏的那部《长兴学记》。任公曾一再提到：　　稍长游南海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俯焉孜孜从事焉。……到那年起行游学的时节，他父亲琼山先生别无嘱咐，单给他一部长兴学记，说道：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发挥先师的微言大义，来训练后学的，内中所讲，便和我自己讲的一样，你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罢。……到了上海，在时务报馆里头，刚遇着浏阳谭先生嗣同寓在那里，正著成《仁学》一书，那稿本不过两三人曾经见过。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宝藏箧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细读，读了已不知几十遍，把那志气越发涨高几度，后来毅伯先生常对人说道，他一生的事业，大半是从《长兴学记》、《仁学》两部书得来。……　　《长兴学记》是一篇治学修养论。同时又发挥平等之义：　　夫性者，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故孔子日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时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　　主张与民同患难：　　易日：吉凶与民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既不能不与，则同其患，当经营之。……故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虽舜禹复生，无以易此。　　此两者对于任公都有极深刻的启发。　　第二是任公三十岁以前所爱谈的“三世之义”，他的求变思想的基础即在其中。康南海记其讲授三世之义说：　　光绪十六年……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义。……既而告以尧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又告以天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　　任公本人亦说：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　　其弟子得读〔大同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一部分。　　所谓三世之义，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是今文学家一派自中国典籍中发掘出来的救时主张，康南海据为政治运动的理论。康南海以为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有一定的程序。他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尧舜之治。他说尧舜之治，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假设；孔子是个政治改革家，也是社会改造家，设尧舜之治为理想的社会——太平盛世——而已。既然如此，他认为二、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据乱之史。自许有改进世运责任的康南海，不容中国长此永为据乱，他要将中国变为升平之世。　　康南海对于升平之世有其解释，他以为升平就是小康之治，正如《礼记》中所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他对于太平之世也有解释，那就是《礼运》中的《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予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虽然南海已幻想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却只主张言小康，不能言大同。他并没有说明不言大同之理，只说“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可是这大同之义，有点石成金之效，今为任公得闻，窍门为开，思想为之大变，救中国的沉疴痼疾，非此良药莫属。欣喜欲狂，锐意欲将之宣传。　　三世之义的太平之治，隐涵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意味，任公比他的老师的思想更为迈进一步，认为与其进小康，不如进大同。此后，他将三世之义，一一推移衍说，施之于政治，主张民主：　　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日多君为政之世，二日一君为政之世，三日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酋长之世，二日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君主之世，二日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　　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日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施之于教育，主张开民智：　　吾闻之，春秋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施之于法律，主张变法以因时制宜：　　孔子圣之神也，而后世颂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有治据乱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之律法，有治太平之律法，所以示法之当变，变而日进也。　　施之于经济，主张平货齐物之道：　　观时变者，商之事也……据乱以至升平之事也，若太平世必无是。……太平之世，自有平货齐物之道。不仅如此，任公在他的若干言论中，都曾引申三世之义。如论“群”与“独”：　　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论“陵人”与“公理”：　　吾闻之，春秋之义，以力陵人者，据乱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无是矣。地球今日之运，已入升平，故陵人之恶风渐消，而天然之公理渐出。　　论“强权之道”：　　一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第一界，亦谓之据乱世。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至世运愈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治者与平民与妇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有其强权，与昔之强者抗，而至于平等，使极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是为强权发达之极则，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　　论“中外一体”：　　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粗，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日有教无类。又日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亲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彝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今论者持升平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彝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让诸夏也。　　论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　　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乃至于西方的文明进步：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日蛮野之人，二日半开之人，三日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进化之公理。总之，三世之义，无处不在，无处不可运用。三世之义是任公求变的基础理论，是一切论辩的原理根据，甚至变成了公式。　　任公既得三世之义，即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欲进小康于大同。既欲进小康而大同，则又必须实现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是进化主义者，绝不保守，据此以要求进步；说孔子是平等主义者，绝不专制，据此以要求人人平等；孔子是兼善主义者，绝不独善其身，据此以要求开启民智；孔子是强立主义者，绝不文弱，据此以要求国人自强；孔子是博包主义者，绝不卑狭，据此以要求接受外来的文化；孔子是重魂主义者，绝不爱己一身，据此以要求自我牺牲。　　归纳他所发明的孔子思想，可以看出任公求变的思想更为条理化，他一面倡言三世之义，一面引证孔子的言行以为辅佐。他在《读春秋界说》中有：　　春秋之各例，犹天元一也。命天元一，所以待加减；设各例，所以待变例者，无不变者也。使其不变，则无所用其例矣。（界说八：春秋之例乃借以明义，义既明则例不必泥）　　这是孔子求变的例证，也是任公求变的例证。　　孔子既然待变，则一切无不变之理。然则何以中国二千余年竟停滞于小康的局面，而不能进于大同？任公亦有其个人的解释。　　他说孔子的微言之所以不传，与孔子的施教有关。孔子教人，有普通与特别之不同。“特别者，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普通者，所谓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是因材施教。某些人只可以教予《论语》，某些人则可以教予《易》及《春秋》。《论语》、《易》、《春秋》这三部书，深浅不同。《论语》是雅言，言小康，属于普通的学问；《易》与《春秋》，涵义深奥，言大同，属于高深的学问。才高者，可得《易》及《春秋》，才中下者，只能得《论语》而已。接受孔学的真传者，是孟子、庄子、荀子三人。此三人中，庄子和孟子属于高才，庄子得了《易》，孟子得了《春秋》；荀子才下，得了《论语》。　　中国二千年停滞不前，任公认为责任应由荀子一人负起。因为他传小康之治，汉兴以来，他的弟子控制了中国全局，主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义，重考据，这是中国不进步的症结。　　任公认为今天的世运已经到了大同之治的阶段，荀子一派误我中华二千余年，今日宜亟起求变，弃苟学而倡孟学。他认为“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　　孔子……立大同之义，以治今日以后之天下，在春秋亦谓之太平，亦谓之临天下，孟子所述皆此类也。大同之义，有为今日西人所已行者，有为今日西人所未行者，可决他日之必行者。　　而且孟子的经世宗旨在保民：　　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　　“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　　此义本于春秋，为孔子特立大义，后之儒家，惟孟子能发明之。……泰西诸国，惟美洲庶近之。　　“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　　井田为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贫富，论语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极则也……孟子一切经济，皆从此出，深知其意，可语于道。　　“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效”：　　孔子之言性也，有三义，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恶，亦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太平世之民性善。荀子传其据乱世之言，宓子、漆雕子、世子传其升平世之言，孟子传其太平世之言。各尊所闻，因而相争，苟通于三世之义，可以了无窒阂矣。

内容概要

张朋园   生于1926年。海内外知名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所长等职。

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书籍目录

再版序萧公权先生序自序绪论第一章 求变的思想基础——梁启超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二、　在西洋文化中求变——民权、自由、进化第二章 启蒙思想与鼓吹革命——梁启超戊戌之前的激进言论与志气一、　明倡民权二、　隐言族类第三章 新民、破坏、革命——梁启超流亡日本前期的革命言论一、　排满以兴民权二、　破坏以建民国第四章 坐而言起而行——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合离始末一、　孙梁始合而终离二、　自筹革命起义第五章 异曲与同工——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期的言行一、　言论转变的由来二、　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第六章 他山之石——梁启超与革命党论战的影响一、　论战述要二、　开明专制与约法训政三、　土地国有与国计民生第七章 言论界的骄子——自报章发售数字看梁启超言论的影响一、　《中外公报》二、　《时务报》三、　《清议报》四、　《新民丛报》五、　《新小说》六、　《政论》七、　《国风报》结论梁启超大事年表（清季）译名对照表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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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读者不必同意于书中一切的论断，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萧公权　　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前思想激进，有志革命。著者在当时（写作《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与做法。后来，任公转变放弃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任公曾说：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他的确是一位先知。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作者张朋园

作者简介

（本书）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读者不必同意于书中一切的论断，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萧公权

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前思想激进，有志革命。著者在当时（写作本书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与做法。后来，任公转变放弃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任公曾说：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他的确是一位先知。

——张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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