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8年第一版
ISBN:SH10019-2572
作者:杨朔
页数:327页页

内容概要

杨朔
(1913--1968)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扬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扬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他作品的基调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等。
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
杨朔散文在写人状物时诗意浓厚。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
杨朔散文的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
杨文语言具有苦心锤炼后的魅力,象诗一般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主要作品:《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
杨朔(1910-1968),原名杨毓(王+晋),字莹叔,蓬莱城里人。当代著名作家。
杨朔的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杨朔幼承家教,7岁入小学读书,四五年级时已写得一手好文章,倍受师生赞赏。1927年去哈尔滨,在太古洋行作练习生、办事员,业余攻读英语,并受业于李仲都门下,研习中国古典诗文,曾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发表旧体诗。他清高狂放,纵情诗酒,常与三位好友聚而豪饮,赋诗抒怀,号称“四酒徒”。“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惊醒了他的诗人梦,“时常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耳边上轰隆轰隆响着敌人的过路坦克”,就象“从胸口碾过”,“心都碾碎了”。于苦闷中,他贪婪地阅读《铁流》、《毁灭》等书籍,接触中共地下党员金伯阳,“春风”“透进精神里了”。他针对日军建立伪满洲国,侵略、分裂中国的阴谋,有计划地选译美国作家赛珍珠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部分章节,登载于《大同日报》副刊,不久,被日军新闻检查机关勒令停载。1937年初,他被迫离开哈尔滨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其间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北伐》等进步书籍。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太古洋行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同年9月去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不为盈利,而为唤起民众”。同年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1938年春,奔赴山西抗战前线。临汾失陷前辗转到广州。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随八路军转战南北,写下许多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942年春,杨朔奉命回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从冀西出发,7月方至延安,会已开过,遂到延安文艺界协会,继续从事创作,后进中央党校学习。先后发表《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到宣化龙烟铁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1946年秋,杨朔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随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于华北各地,参加清风店、石家庄和平津战役,于戎马倥偬中写下大量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创作了反映华北解放战争的中篇小说《北线》。
建国初,杨朔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先后到东北和华南采访,创作反映解放军战士、铁路工人抢修铁路事迹的中篇小说《北黑线》和《锦绣山河》。1950年12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写出大量战地报道,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到大西北及东南沿海等地采访,发表《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散文、通讯。1956年后,先后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等职,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外事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创作大量反映亚非国家风貌和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优秀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
1959年杨朔于百忙中抽暇回故乡访问,应邀在蓬莱阁上为家乡文化界人士作了讲学报告。此后他又写下了描写家乡胜景的《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故乡山水、故乡人民的眷恋、热爱之情。
“文化大革命”中,杨朔遭到残酷折磨,于1968年8月3日含冤去世,终年58岁。杨朔一生创作成就巨大,其散文最为突出。他的散文,充满革命激情,结构严谨,语言精练、含蓄,极富诗意,为建国后人们公认的第一流散文作品。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朔散文选》,再版《三千里江山》;翌年出版《杨朔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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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青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说:“大家学得真快!”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倡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陀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意,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陀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烧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流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夹模式。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连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钟学语文备课手删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打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象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哪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锥心的创痛。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     小时候在书架里翻到的
  •     懷念小姨。
  •     御用作家的悲剧
  •     杨朔的文章读几篇就行了,反正都是一个套路的单调重复
  •     诗歌、戏剧、散文 杨朔50年代中期发表《香山红叶》、《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在发表的当时,以及80年代初,被看作是当代散文名篇,选入各种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本中。他是将散文当诗一样写,他所讲究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精巧,锤词炼字的用心,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而在写作
  •     挺好的,除了那些歌颂的部分
  •     我初中居然读得下这种书,佩服自己。
  •     歌功颂德的散文八股,命中注定会被历史掩埋
  •     弥漫着春晚气息的中学生范文选,这样的作家也能被迫害,党给的考验真难啊……
  •     一个有点多余的光明的小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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