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ISBN:9787213008542
作者:冯钢
页数:335页

书籍目录

目 录

序一…………………………………………………………………………张 琢

序二…………………………………………………………………………谷迎春

导言

上篇：发展理论的发展

第一章：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渊源

一、
18世纪的预言家

二、
19世纪的奠基人

第二章：发展社 会学的古典理论

一、
引言

二、
杜尔凯姆

三、
韦伯

第三章：当代进化理论

一、
非西方社会与“现代化理论”

二、
帕森斯的“新进化论”

三、
文化进化论

下篇：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理论

第四章：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

一、
引言

二、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

三、
关于“跳跃卡夫丁峡谷”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关于不发达的理论”

一、“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

二、“不发达”的发展

三、“依附”与“不平等交换”

四、
世界体系论

第六章：马克思与东方社会理论

一、“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二、国家和阶级

三、东方社会停滞之谜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作者简介

目   录

序一…………………………………………………………………………张  琢

序二…………………………………………………………………………谷迎春

导言

上篇：发展理论的发展

第一章：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渊源

一、
18世纪的预言家

二、
19世纪的奠基人

第二章：发展社会学的古典理论

一、
引言

二、
杜尔凯姆

三、
韦伯

第三章：当代进化理论

一、
非西方社会与“现代化理论”

二、
帕森斯的“新进化论”

三、
文化进化论

下篇：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理论

第四章：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

一、
引言

二、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

三、
关于“跳跃卡夫丁峡谷”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关于不发达的理论”

一、“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

二、“不发达”的发展

三、“依附”与“不平等交换”

四、
世界体系论

第六章：马克思与东方社会理论

一、“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二、国家和阶级

三、东方社会停滞之谜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导   言

20世纪，社会发展研究的焦点集中反映在占世界人口绝大部分的非西方社发展问题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状况以及这些地区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落后，已成为对人类文明事业的巨大挑战。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众多民族国家挣脱殖民统治枷锁获得了独立。但由此起步的社会经济发展却极其困难。这些国家为了寻求发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与在战后和平时期获得高速发展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反而越来越大。

“发展社会学”——旨在探讨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一门专门学科——最初产生于欧美。在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变迁理论一开始就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不过在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变迁理论的现实基础是16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以往的社会学家对非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又知之甚少。因此，发展社会学的主题就局限在把古典变迁理论所描述的欧洲工业化过程移用到非西方社会今后的发展上去。一度极为盛行的“比较研究”就是探讨那些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持有而为非西方社会所欠缺的各种“变量”，并将其作为推动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输入不发达地区。

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把一切社会发展都绝对模式化了。因而至多也只能被视为对西欧工业化经验的概括。显然，当代非西方不发达国家面临的时代条件完全不同于西欧工业化时代。18、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刚刚从西欧产生，世界经济结构才开始形成。而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已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不发达国家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及其面临的不利条件是任何一个已发达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再者，一切社会发展都必然是在其自身基础上的发展。非西方社会大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欧美社会的各种特有“变量”也是它们自己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这些“变量”的动力作用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得以发挥。能否将其移用于非西方社会，这完全取决于对这些社会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具体研究后得出的具体结论，而不取决于理论家的热情及理论本身的固执。

在社会发展理论中，马克思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对西欧社会历史所作的概括和抽象被看成是一切社会发展都必须与之适应的唯一“模式”，因而被一些人批评为“欧洲中心主义”。甚至“依附理论”也没能正确地区别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依附理论”之所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个理论中包含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一些观点。因此，尽管这个理论带有很大片面性，但是它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背景出发，揭示了“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历史联系，从而结束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随后继起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对“依附论”的继承和发展。与早期“依附论”者相比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所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独特理解。

对于马克思来说，“世界历史”进程开端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以及建立在普遍交往基础上的世界市场。这一历史进程无情地席卷了一切乃至最落后的民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把非西方社会不发达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被资本主义奴役的非西方社会之所以落后的内在原因应从这些社会自身的历史和现状中去寻找。“亚西亚生产方式”理论正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研究东方社会的一个尝试。如果说“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都只揭示了非西方社会发展的外部障碍而没能为消除这种障碍提供可行的方案，那么，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则为非西方社会从自身变革入手去探索发展道路指出了方向。当然，这种变革决不是去适应”模式”，而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和“世界历史”进程，审时度势，指定并实施一系列适应变化着的形式的具体发展方案。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谈“发展社会学”。包括它的理论渊源（第一章）、古典理论（第二章）和当代理论（第三章）。与一般谈论理论发展史不同，在该篇中主要揭示的是当代发展社会学如何把那些概括西方工业化历史的理论变成了为所有非西方社会制定的“现代化模式”。下篇论述马克思学说与各种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复杂关系。在第四章中，笔者力图恢复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这一思想至今仍被许多人指责为“黑格尔影响的残余”。这实际反映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误解。第五章讨论马克思学说对“不发达理论”的影响。第六章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及该理论在当代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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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是我读冯钢这部力作的总体印象。我常把自己的读书方法戏之为“篡改法” , 也就是说我常用我的理解、生发去延伸书本上的思想。必然, 这其中肯定夹杂某些只属于我而又不一定为人认可的感想、联想乃至于幻想, 把这些“ 想” 当然的思绪诉诸于文字就几乎是东拉西扯了。当下, 我拜读冯钢的书稿, 亦如是。“天”、“ 地” 之间占一头1987 年秋, 中国社会学工作会议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会上, 我在充分肯定我国社会学长足发展的同时, 也放了一炮: 综观我国社会学著述, 存在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倾向。着天者, 讲概念、讲逻辑、讲体系,指基础理论研究的精深,入地者,讲调查、讲实证、讲对策, 指应用理论研究的操作性。假如不注意反省这种倾向, 就很有可能出现低水平重复劳动的后果, 乃至于有损社会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形象。无独有偶。最近,我碰到一位主管某省新闻出版事业的官员,他也不无感慨地讲到, 目前社会科学理论读物最缺乏的是高精尖的学术专著和真正探入浅出的普及作品。话语不多, 却着实令人回味。对于我国起步伊始的社会学著作而言,有没有一个书稿质量间题呢? 我常扣心自问:我的书是占了“ 天”还是占了“地”?我看冯钢的《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是一部占了“ 天” 的好作品。粗略地说, 它有两大特点值得称道。一是选题重大起点高, 换句话说, 它是一部从战略理论上“入世” 的著作。在我看来, 社会学是杂家之学, 凡是有人类活动的领域它几乎都可以涉足, 正因为如此, 近两百年来中外的社会学家们对其研究对象都没能达成共识。也正因为如此, 每一位社会学家都可以顺手拈来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社会规范、社会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论一番。可见, 社会学理论研究选题庞杂, 是其一大特点, 这就难怪有人称它为“ 边缘学科” 、“ 剩余学科” 了。但是, “ 剩余” 不是多余！冯钢在如此多的理论研究选择中,单单潜心于发展研究, 应该说有功力, 有眼力, 有理论责任感。社会发展理论或称发展理论,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一个社会学研究领域。熟悉社会学渊源的读者都知道, 传统社会学有一个研究社会发展的老范畴, 叫做“ 社会变迁”。现在回头审视它, 可以说它的提出和结论是欧洲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迈步的一种精神产品, 直白一点说, 这种理论是管着西方社会发展历史的理论。二战后, 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宣布独立, 这既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一件难事: 民族要振兴, 国家要发展, 谈何容易?于是, 超乎于经济学上的生产力发展、超乎于传统社会学上的社会变迁理论——关于发展的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不仅包括了经济、政治,也包括了文化、生活方式乃至于价值观念。当今的中国, 当今的社会学恰恰需要这种理论研究。冯钢通过他令人信服的研究, 得出这样的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变革绝不是象西方“ 现代化理论” 所要求的那样去模仿欧美,不是把非西方社会变成西方社会, 而应是根据各国自己的现实条件, 根据各国自己在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中的具体情况, 灵活地判定符合自己发展要求的改革措施, 无疑, 这种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中国发展理论模式的选择。至此, 我开头讲这是一部从战略理论上“ 入世” 的著作恐怕不是溢美之辞吧?二是它思路对头多有新意。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在我国学术界西学渐进, 这不是坏事。可是, 假如用西学盲目地排斥马克思主义之学, 可不是一件好事, 起码是一种新的文化朦昧。恕我直言, 有的年轻学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程度远超过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理论研究工作呢? 在发展理论上亦如是。有的学者一谈发展就排斥马克思,至多是把马克思归结为 “单线论” 或“ 西方中心论” 。这起码不是一种好学风——你还没读全、读透马克思。其实,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著作中对于历史、社会的发展有着大量精辟论述。当然, 我不主张背诵条文, 而是领会精神。这一点冯钢做得比较好。我赞同张琢先生的评价: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 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探索及其为恢复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所作的不懈努力。我再补充一句, 这个“ 特点” 也正是木书理论价值的集中体现。比方说, 我国理论界关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与三阶段的讨论,旷日持久, 几起几落, 却少有理论创见。冯钢则从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世界历史” 思想的剥离、发掘中, 把所谓历史的“ 一般发展道路”、五种经济形态的运行与马克思关于历史哲学的理论联系起来考察, 从而得出了如下结论: 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明确的, 那就是通过对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 来把握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 反对用任何公式化理论来作为不研究具体历史的借口。这样的结论对于至今困扰在“ 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框架之中的思路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脱。理论上的“ 中国心”80 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理论界的文化讨论日盛一日, 事情并非偶然。在我看来, 这种讨论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变迁的精神附录。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到“ 打倒孔家店” 以至于当今的中国文化传统( 有别于传统文化) 优劣论, 可以归根结蒂地说, 种种文化之争都是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层次理论, 换句话说, 这是中国“ 土产” 的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全方位研究社会变迁的观念形态；文化讨论则是这种形态中层次高、底蕴深、难度大的一种讨论。回顾自1978年以来的我国历史, 人们清晰地看到,“文化热”是继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民主法制之后而起的。记忆中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有这样的见解:西洋文明输入之后, 最先为国人觉悟者是科技, 然后是政治, 最后才使人怀疑起伦理文化问题, 而后者不觉悟则算不上是彻悟。在我记忆中又是无独有偶, 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喻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一书中, 对此也有更详尽、更深入的论述。至此,我想说明, 文化的讨论势在必行, 理该继续深入下去, 遏止这种讨论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背离的历史倒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讨论。而实行起这句话来, 则是言之颇易、行之惟艰的。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 离不开对比, 离不开参照系。换句话说, 任何一种文化研究都是比较研究。在这种意义上, 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发展, 从深层次理论上说, 谁也绕不开韦伯, 因为他博大精深, 因为他影响广泛。冯钢对韦伯的研究尤其是对韦伯的文化思想研究是有成绩的。韦伯是有曲解和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严重理论缺陷, 据此, 以往的某些书籍对韦伯缺少分析, 或者说缺少文化眼光。冯钢则是抓住所谓“ 韦伯命题” 进而抓住其理论核心——韦伯的主要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作为研究起点。所谓“ 韦伯命题” 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一副基本框架, 它的核心意思是说, 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先天就缺少资本主义的文化素质, 缺少发展资本主义的文化“ 内因” , 主张实行文化输入。可冯钢却认为“ 韦伯命题”并不是韦伯提出来的, 而是当代的理论家们对韦伯的曲解, 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来解释韦伯思想的结果。他认为, 尽管韦伯对中国、印度以及古犹太民族的宗教进行了东西方的对比研究, 可那只是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文化这两种精神现象的关系, 只是证明宗教价值观对人的经济行为有影响,不能把这种研究视为是给不发达国家“ 开药方” 。那么, 韦伯学术思想或者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冯钢的回答是: “ 探讨近代欧洲社会的理性主义性格”, “探讨西方社会的‘合理化’ 及其前途”。我不敢妄称这种见解准确,但我支持这种见解。那么, 这种见解的中心是什么呢? 直白一点说: 上帝是公道的,中国人的脑细胞并不比西方人少, 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 落后是内因为主, 但不是基因使然。我这种直白, 是不是有鲁迅先生当年讽刺的“爱国的自大” 味道呢? 我自信没有。因为我同时坚持并多处强调: 合金式的文化最有生命力。据此, 我又觉得冯钢对“ 资本主义精神” 的几点理解对国人是很有启发的, 即:“天职”的观念——把职业活动视为目的本身, 而非作为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成就”的观念—— 是职业成功的证明,“ 节俭” 的观念——消费不是目的, 赚钱活动才是目的。如果不是苛求前人的话, 如果不是带有文化偏见的话, 联系目前我国出现的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应该承认, 至少前两点是一面文化镜子。稍微联想一下近年来我国理论界“文化热” 的实际状况, 就觉察到冯钢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 对于西方文化能有如此冷静分析的态度( 人们尽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其实, 这也是他一贯的态度。在我记忆中, 去年冬天, 他所在单位寄来他的两篇论文, 要我写上“ 评语”, 据说有可能给他“ 破格晋升”。其中一篇论文是《世界文化危机与发展》, 有一个观点的大意是,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抄西方, 原因是东西方文化不仅有地域、民族之别, 还有时间差, 不仅有时间差, 还有一个当代西方文化的走向问题。用我的形象语言来表述则是, 戴人家旧文化帽子招摇过市者不是现代中国人。厚积而薄发我认为这是冯钢这本书之所以成功的基本经验。韩愈的古训确有道理, 可是, 做为今日中国之年轻学者, 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其中甘苦几人知!我很早就认识冯钢, 他自谦地说是我的“ 学生” 也不为过。记忆中是1984 年, 他从杭大毕业不久, 在浙江医科大学教书, 我刚归队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一天, 他来找我。办公室里不得谈心, 把他领到我院打字室的一个小间里“ 侃” 起来——原来, 他“ 不安心于现状” , 要跳槽报考硕士研究生,询间我报什么专业? 我脱口而出: 甭犹豫,当然是报考社会学。也许他是心中早就有底,也许是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反正结果他是走进又走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大门。此人不修边幅, 此人有才气, 这是我对他的总体印象。至于他如何“ 厚积” 如何治学,我了解一些, 可以写上一些话。不过, 我突然想起一个懒办法, 他曾有一封长信给我,不妨摘要如下, 既便于了解其人( 我读书时往往对作者心仪其人), 又对安于做学问者有所启发。“常常有人问我做学问的准则是什么?我说: 任何人都能写的东西, 不用我写; 任何人都不能写的东西, 我也写不了。我只写我自己认为该写也能写的东西。”“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没写多少东西, 除去翻译著作, 总共才十几万字, 平均一年3一4 万字。值得宽慰的是这些文章还受欢迎。有些朋友问我, 既然如此, 何不多写一点, 多赚些稿费呢? 我只有苦笑了。因为对我来说, 文章受欢迎的决窍或许正是在于写得少、写得不容易、写得‘入不教出’, 事实上那点稿费还抵不上我写作时的抽烟钱。”“ 我总觉得, 所谓选择了一项事业, 那无非就是将自己的存在价值体现在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上, 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所以,在学术工作中丝毫不敢马虎。每当决意就某一问题写点东西时, 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了解学术界时该问题的研究已达到何种程度,也就是要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和书籍。有时为写万把字的文章就需花几个月甚至多半年的准备时间。即便如此, 如果发现别人的研究已超过自己的水平, 或没有把握写出新意,就必须放弃写作计划。”“ 老一辈学者批评我们这代青年学者: 对西方一知半解, 对东方一窍不通。 这话虽有点刺耳但很中肯。我并不反时引入西方的学术思想或理论, 但我承认, 如果没有扎实的国学功底, 如果不了解本国的实际, 那么对西方的东西就难免一知半解; 或者满足于单纯的传播, 或者只是生搬硬套。而这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则拄往无济于事。”读者至此也许会笑我的懒办法了。然而写序言亦无定法。末了, 我要说: 我写不出这样的书, 但我称道这样的书。
  •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是我读冯钢这部力作的总体印象。我常把自己的读书方法戏之为“篡改法” , 也就是说我常用我的理解、生发去延伸书本上的思想。必然, 这其中肯定夹杂某些只属于我而又不一定为人认可的感想、联想乃至于幻想, 把这些“ 想” 当然的思绪诉诸于文字就几乎是东拉西扯了。当下, 我拜读冯钢的书稿, 亦如是。“天”、“ 地” 之间占一头1987 年秋, 中国社会学工作会议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会上, 我在充分肯定我国社会学长足发展的同时, 也放了一炮: 综观我国社会学著述, 存在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倾向。着天者, 讲概念、讲逻辑、讲体系,指基础理论研究的精深,入地者,讲调查、讲实证、讲对策, 指应用理论研究的操作性。假如不注意反省这种倾向, 就很有可能出现低水平重复劳动的后果, 乃至于有损社会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形象。无独有偶。最近,我碰到一位主管某省新闻出版事业的官员,他也不无感慨地讲到, 目前社会科学理论读物最缺乏的是高精尖的学术专著和真正探入浅出的普及作品。话语不多, 却着实令人回味。对于我国起步伊始的社会学著作而言,有没有一个书稿质量间题呢? 我常扣心自问:我的书是占了“ 天”还是占了“地”?我看冯钢的《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是一部占了“ 天” 的好作品。粗略地说, 它有两大特点值得称道。一是选题重大起点高, 换句话说, 它是一部从战略理论上“入世” 的著作。在我看来, 社会学是杂家之学, 凡是有人类活动的领域它几乎都可以涉足, 正因为如此, 近两百年来中外的社会学家们对其研究对象都没能达成共识。也正因为如此, 每一位社会学家都可以顺手拈来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社会规范、社会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论一番。可见, 社会学理论研究选题庞杂, 是其一大特点, 这就难怪有人称它为“ 边缘学科” 、“ 剩余学科” 了。但是, “ 剩余” 不是多余！冯钢在如此多的理论研究选择中,单单潜心于发展研究, 应该说有功力, 有眼力, 有理论责任感。社会发展理论或称发展理论,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一个社会学研究领域。熟悉社会学渊源的读者都知道, 传统社会学有一个研究社会发展的老范畴, 叫做“ 社会变迁”。现在回头审视它, 可以说它的提出和结论是欧洲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迈步的一种精神产品, 直白一点说, 这种理论是管着西方社会发展历史的理论。二战后, 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宣布独立, 这既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一件难事: 民族要振兴, 国家要发展, 谈何容易?于是, 超乎于经济学上的生产力发展、超乎于传统社会学上的社会变迁理论——关于发展的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不仅包括了经济、政治,也包括了文化、生活方式乃至于价值观念。当今的中国, 当今的社会学恰恰需要这种理论研究。冯钢通过他令人信服的研究, 得出这样的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变革绝不是象西方“ 现代化理论” 所要求的那样去模仿欧美,不是把非西方社会变成西方社会, 而应是根据各国自己的现实条件, 根据各国自己在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中的具体情况, 灵活地判定符合自己发展要求的改革措施, 无疑, 这种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中国发展理论模式的选择。至此, 我开头讲这是一部从战略理论上“ 入世” 的著作恐怕不是溢美之辞吧?二是它思路对头多有新意。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在我国学术界西学渐进, 这不是坏事。可是, 假如用西学盲目地排斥马克思主义之学, 可不是一件好事, 起码是一种新的文化朦昧。恕我直言, 有的年轻学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程度远超过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理论研究工作呢? 在发展理论上亦如是。有的学者一谈发展就排斥马克思,至多是把马克思归结为 “单线论” 或“ 西方中心论” 。这起码不是一种好学风——你还没读全、读透马克思。其实,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著作中对于历史、社会的发展有着大量精辟论述。当然, 我不主张背诵条文, 而是领会精神。这一点冯钢做得比较好。我赞同张琢先生的评价: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 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探索及其为恢复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所作的不懈努力。我再补充一句, 这个“ 特点” 也正是木书理论价值的集中体现。比方说, 我国理论界关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与三阶段的讨论,旷日持久, 几起几落, 却少有理论创见。冯钢则从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世界历史” 思想的剥离、发掘中, 把所谓历史的“ 一般发展道路”、五种经济形态的运行与马克思关于历史哲学的理论联系起来考察, 从而得出了如下结论: 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明确的, 那就是通过对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 来把握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 反对用任何公式化理论来作为不研究具体历史的借口。这样的结论对于至今困扰在“ 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框架之中的思路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脱。理论上的“ 中国心”80 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理论界的文化讨论日盛一日, 事情并非偶然。在我看来, 这种讨论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变迁的精神附录。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到“ 打倒孔家店” 以至于当今的中国文化传统( 有别于传统文化) 优劣论, 可以归根结蒂地说, 种种文化之争都是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层次理论, 换句话说, 这是中国“ 土产” 的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全方位研究社会变迁的观念形态；文化讨论则是这种形态中层次高、底蕴深、难度大的一种讨论。回顾自1978年以来的我国历史, 人们清晰地看到,“文化热”是继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民主法制之后而起的。记忆中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有这样的见解:西洋文明输入之后, 最先为国人觉悟者是科技, 然后是政治, 最后才使人怀疑起伦理文化问题, 而后者不觉悟则算不上是彻悟。在我记忆中又是无独有偶, 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喻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一书中, 对此也有更详尽、更深入的论述。至此,我想说明, 文化的讨论势在必行, 理该继续深入下去, 遏止这种讨论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背离的历史倒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讨论。而实行起这句话来, 则是言之颇易、行之惟艰的。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 离不开对比, 离不开参照系。换句话说, 任何一种文化研究都是比较研究。在这种意义上, 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发展, 从深层次理论上说, 谁也绕不开韦伯, 因为他博大精深, 因为他影响广泛。冯钢对韦伯的研究尤其是对韦伯的文化思想研究是有成绩的。韦伯是有曲解和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严重理论缺陷, 据此, 以往的某些书籍对韦伯缺少分析, 或者说缺少文化眼光。冯钢则是抓住所谓“ 韦伯命题” 进而抓住其理论核心——韦伯的主要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作为研究起点。所谓“ 韦伯命题” 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一副基本框架, 它的核心意思是说, 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先天就缺少资本主义的文化素质, 缺少发展资本主义的文化“ 内因” , 主张实行文化输入。可冯钢却认为“ 韦伯命题”并不是韦伯提出来的, 而是当代的理论家们对韦伯的曲解, 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来解释韦伯思想的结果。他认为, 尽管韦伯对中国、印度以及古犹太民族的宗教进行了东西方的对比研究, 可那只是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文化这两种精神现象的关系, 只是证明宗教价值观对人的经济行为有影响,不能把这种研究视为是给不发达国家“ 开药方” 。那么, 韦伯学术思想或者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冯钢的回答是: “ 探讨近代欧洲社会的理性主义性格”, “探讨西方社会的‘合理化’ 及其前途”。我不敢妄称这种见解准确,但我支持这种见解。那么, 这种见解的中心是什么呢? 直白一点说: 上帝是公道的,中国人的脑细胞并不比西方人少, 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 落后是内因为主, 但不是基因使然。我这种直白, 是不是有鲁迅先生当年讽刺的“爱国的自大” 味道呢? 我自信没有。因为我同时坚持并多处强调: 合金式的文化最有生命力。据此, 我又觉得冯钢对“ 资本主义精神” 的几点理解对国人是很有启发的, 即:“天职”的观念——把职业活动视为目的本身, 而非作为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成就”的观念—— 是职业成功的证明,“ 节俭” 的观念——消费不是目的, 赚钱活动才是目的。如果不是苛求前人的话, 如果不是带有文化偏见的话, 联系目前我国出现的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应该承认, 至少前两点是一面文化镜子。稍微联想一下近年来我国理论界“文化热” 的实际状况, 就觉察到冯钢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 对于西方文化能有如此冷静分析的态度( 人们尽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其实, 这也是他一贯的态度。在我记忆中, 去年冬天, 他所在单位寄来他的两篇论文, 要我写上“ 评语”, 据说有可能给他“ 破格晋升”。其中一篇论文是《世界文化危机与发展》, 有一个观点的大意是,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抄西方, 原因是东西方文化不仅有地域、民族之别, 还有时间差, 不仅有时间差, 还有一个当代西方文化的走向问题。用我的形象语言来表述则是, 戴人家旧文化帽子招摇过市者不是现代中国人。厚积而薄发我认为这是冯钢这本书之所以成功的基本经验。韩愈的古训确有道理, 可是, 做为今日中国之年轻学者, 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其中甘苦几人知!我很早就认识冯钢, 他自谦地说是我的“ 学生” 也不为过。记忆中是1984 年, 他从杭大毕业不久, 在浙江医科大学教书, 我刚归队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一天, 他来找我。办公室里不得谈心, 把他领到我院打字室的一个小间里“ 侃” 起来——原来, 他“ 不安心于现状” , 要跳槽报考硕士研究生,询间我报什么专业? 我脱口而出: 甭犹豫,当然是报考社会学。也许他是心中早就有底,也许是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反正结果他是走进又走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大门。此人不修边幅, 此人有才气, 这是我对他的总体印象。至于他如何“ 厚积” 如何治学,我了解一些, 可以写上一些话。不过, 我突然想起一个懒办法, 他曾有一封长信给我,不妨摘要如下, 既便于了解其人( 我读书时往往对作者心仪其人), 又对安于做学问者有所启发。“常常有人问我做学问的准则是什么?我说: 任何人都能写的东西, 不用我写; 任何人都不能写的东西, 我也写不了。我只写我自己认为该写也能写的东西。”“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没写多少东西, 除去翻译著作, 总共才十几万字, 平均一年3一4 万字。值得宽慰的是这些文章还受欢迎。有些朋友问我, 既然如此, 何不多写一点, 多赚些稿费呢? 我只有苦笑了。因为对我来说, 文章受欢迎的决窍或许正是在于写得少、写得不容易、写得‘入不教出’, 事实上那点稿费还抵不上我写作时的抽烟钱。”“ 我总觉得, 所谓选择了一项事业, 那无非就是将自己的存在价值体现在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上, 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所以,在学术工作中丝毫不敢马虎。每当决意就某一问题写点东西时, 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了解学术界时该问题的研究已达到何种程度,也就是要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和书籍。有时为写万把字的文章就需花几个月甚至多半年的准备时间。即便如此, 如果发现别人的研究已超过自己的水平, 或没有把握写出新意,就必须放弃写作计划。”“ 老一辈学者批评我们这代青年学者: 对西方一知半解, 对东方一窍不通。 这话虽有点刺耳但很中肯。我并不反时引入西方的学术思想或理论, 但我承认, 如果没有扎实的国学功底, 如果不了解本国的实际, 那么对西方的东西就难免一知半解; 或者满足于单纯的传播, 或者只是生搬硬套。而这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则拄往无济于事。”读者至此也许会笑我的懒办法了。然而写序言亦无定法。末了, 我要说: 我写不出这样的书, 但我称道这样的书。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     可见冯头用功之深。可惜只印了1750册...
  •     冯头的书或许是唤起了我对“世界历史”的关切
  •     发展社会学经典之作
  •     (*¯︶¯*)为了写这本书老师他可是看完了马恩全集啊
  •     本书从圣西门、孔多塞、蒂尔戈到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的发展理论到文化进化论、不发达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全面厘清了发展社会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内容，更重要的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马克思。研究发展社会学，不得不读此书。
  •     冯头可用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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